2020年的明史研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公开发表的专题论文达400余篇，涉及元明或明清研究的论文有2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部，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也相继召开。具有成果丰富、视角多样、方法多元、创新较多等特点。因篇幅所限，恕本文不能一一提及，只能就其研究的热点、重点、视野及趋向和不足展开论述。

一、热点问题

所谓“热点问题”,是指那些研究成果数量较多或关注度较高、研究深度有显著推进的明史重要论题，分述如下。

(一)皇权、政治制度与万历政治

此前研究明代皇权转移，罕见讨论其“合法性博弈”者，赵轶峰《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史学集刊》第1期)专门就此展开探讨，认为围绕皇权转移形成的“具有制度、文化、时局综合含义的更替规范和社会期待”,一定程度上具有“降低皇权随意更迭的约束意义”。高春平《明代监察制度与案例研究》(商务印书馆)认为明代监察体系是由中央、地方和厂卫三大部分构成，其效果呈现出“前紧”“中松”“后垮”的变化，最终引发农民起义“算总账”式的监督，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张金奎《锦衣卫监察职能略论》(《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锦衣监察与科道监察具有大体一致的功能，且互相制约”；尤其指出锦衣监察的主要手段虽是“秘密侦缉”,“但执行者仅限于行事校尉，且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由此纠正了人们以往对锦衣卫标签式的纯负面认识。李小波《论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史学月刊》第10期)首次专门研究了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认为其创设于洪武，由“礼部主持，参议者至正统末年固定为九卿堂上官和六科掌印官”,“明代前中期言路顺畅，与这种专门会议有直接关系”；至嘉靖中期，“渐趋弛废”。在概括万历政治特点时，人们一般将张居正任首辅的前十年与此后的万历时期分开界定。田澍《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明亡于万历”新解》(《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这样认识万历政治是“偏颇”的，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开始，防止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式的人物便成为万历政治的最大特点”,对此，张居正和亲政后的万历帝都切实做到了，但明朝也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为人们理解“明亡于万历”的含义提供了新视角。

(二)国家治理

以往人们多从制度层面探讨国家治理，方志远《明前期国家治理中的民生关怀》(《历史研究》第3期)则从“民生”层面予以探讨，认为明太祖视“民生”为“立国之根本”,至少在明前期“右贫抑富”是十分明显的政策倾向；进而指出“民生”成为关乎国家制度及其治理“是非成败”的决定因素，具有很强的鉴戒意义。关于明朝迁都北京的主因或意义，以往研究一般聚焦在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的结合上，田澍《明朝迁都北京与多民族国家治理》(《学术月刊》第12期)则将迁都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认为此举是明朝“主动适应唐以后多民族交融局面的具体表现，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元朝残余的侵扰，另一方面能够整合农耕和游牧两大区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保甲制度是以往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薛理禹《明代保甲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则对其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研究，指出“保甲制大范围兴起并逐步完善”是嘉靖年间在地方官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对维护治安虽有一定功效，但因明廷并未在全国强力推进统一建立，故至明末，其基本上仍是地方官应对治安形势的“权宜之计”。以往研究边疆治理主要集中于军事、设官建置和行政制度层面，蒋金玲《边疆治理视阈下的明代边疆文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独辟蹊径，认为“明朝在边疆地区兴办儒学以化导边人，施乡约行旌表以感召边民，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边疆文教体系”,从而实现了对边疆的有效治理。

(三)军事制度

本专题进展主要集中在对“军解”与“佥妻”制度的研究上。周晓光、刘永晋《明代军解研究》(《安徽大学学报》第1期)首次对明代“军解”制度及其实施进行了专门研究，指出承担“解送军丁”任务的人户受到远调之苦、吏弊之害、重勾之累等扰害。张志军《何处买军妻?——明代佥妻制度研究》(《古代文明》第3期)首先对明代军士“佥妻”制度进行了研究，指出“早期佥妻主要用来辅助完成清勾军政”,弘治后则“逐渐脱离清勾军政独立存在”,“佥妻”加重了地方社会的负担。几乎同时，刘正刚、高扬《明代法律演变的动态性——以“佥妻”例为中心》(《历史研究》第4期)对该制创立、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察，认为明朝颁布军人携妻同往卫所的事例始于洪武二十四年，正统元年颁布更为专门的军士“佥妻”例，此后被纳入正德《大明会典》；尽管其在实行中出现了假妻、强买妻等弊端，但因其具有“稳固卫所”的作用，故一直沿用至明亡。

(四)边疆与海防

胡凡、胡珀《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遣使黑龙江地区考》(《学习与探索》第2期)针对史籍对自朱棣即位至宣德九年间明廷遣使招谕黑龙江地区具体情况的“记载不详”,对明廷先后“遣使达二十三批次”的时间、规模、目的和效果等进行了逐一考证，为证明明朝此间稳固控驭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提供了更加翔实的证据。鱼宏亮《跨越地理环境之路——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游牧社会与农商社会》(《文史哲》第3期)指出明代九边既是边防重镇，又承担着重要的贸易职能，延绥镇、榆林卫等陕北地区实际成为“沟通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西部沙漠丝绸之路以及南方高山丝绸之路的三线交汇之地”。周松《嘉峪关变迁与明代交通地理之关系——基于史源学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首次系统梳理了嘉峪关的创立与变迁，指出其应创建于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之间，而非“洪武五年”,其最初职责主要是边防检查；明中期后，随着关西诸卫内迁，嘉峪关便成为明朝西部边防的最前沿、军事重镇和交通中心，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欧亚陆路交通的状况。刘建莉《边地秩序：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地区的“内”、“外”之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认为在云南西南边疆地区，“‘奉节制’、‘供差发’与‘法令所不及’成为区分‘内外之夷’的关键”。李淮东《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系统梳理了洪武二年至八年“明朝以和平方式将西藏纳入版图”和永乐加强统辖和治理的过程，指出明朝在西藏“设有大量军政机构”,并对其“政教首领进行册封，既有封又有贡，是严格意义上的羁縻统治区域”。肖立军、张汉青《明代浙江省镇营兵制下海防建置探略》(《台州学院学报》第2期)认为嘉靖浙江倭寇猖獗，形成了“省镇营兵制”的海防格局，抗倭主力“戚家军”便属此建置。

(五)货币与白银

邱永志《祖宗成例：“洪武货币秩序”的形成》(《史林》第2期)指出“洪武货币秩序”主要包括单一的新型纸币体制、禁金银政策、禁铜钱政策、官方主导折兑价体系等内容，并考证“明廷自洪武末施行‘禁钱’政策，大体维持了半个世纪以上，直至天顺时期方正式解禁”,从而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明前期的货币政策是钱钞兼行”的陈旧认识。仲伟民、邱永志《十六至十九世纪中日货币流通制度演进路径的分流》(《中国社会科学》第10期)进而指出“明朝中叶，政府的货币主导权出现明显下移，突出表现为政府货币发行权动摇的自下而上的货币称量银化，以及政府弱化了对核心货币白银的管理干预能力”,这完全是“在市场力量崛起的背景下货币制度缺失、贡赋体制吸纳、良劣币竞择的动态演进产物”。万明《“江口沉银”所见明朝与大西朝的货币财政——基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分析》(《中华文化论坛》第4期)认为“江口沉银”为“明朝与大西朝实行货币财政”和“明代白银货币化完成”提供了实物见证。以上成果皆从不同角度将明代货币与白银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六)郑和下西洋

邹振环《际天极地云帆竞：作为“大航海时代”前奏的郑和下西洋》(《江海学刊》第2期)高度评价郑和下西洋具有世界意义，指出其联结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成就“完全可以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大探索相媲美”,其在航海技术和对海洋了解及航路等方面都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做了重要知识准备。以往研究很少注意马六甲海峡、满剌加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万明《马六甲海峡崛起的历史逻辑——郑和七下西洋七至满剌加考实》(《太平洋学报》第3期)对此作了详细考证，认为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必到满剌加，第一次下西洋就消除了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为该海峡和满剌加王国的兴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彭勇《重实证，跨学科，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郑和下西洋研究》(《暨南学报》第8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郑和下西洋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认为其具有“重实证，跨学科，全球化”的发展特点，对传统史料的整理研究及新史料的利用“都呈现出很高的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但要继续深入，还有赖于在实证研究、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全球化视野等方面达到更高水平。

(七)社会生活

陈宝良《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人民出版社)细致诠释了明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各个层面的动态变迁、特点及其原因，对人们深入理解明代社会及其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是迄今解读明代社会生活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刘耀《从日用类书看晚明民间社会的医疗理念——以“医学门”“养生门”为中心》(《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对以往学界很少关注的民间医疗理念作了专门探讨，认为晚明民间日用类书中的医学、养生二门载有大量医疗和养生知识，蕴含着民间社会追求经济实用、“以养代治”的医疗理念。以往制度史研究多偏重于对制度自身的探究，撒海涛《重审明初礼俗改革对回回人的影响》(《中国穆斯林》第6期)则研究了明初礼俗改革对色目人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禁色目人“自相嫁娶”并无多大实效，“明初回回人更多应是族内通婚”；“禁胡姓”则使其形成在回民内部用回名和在主流社会用汉名的文化传统；“禁胡服”又使其形成宗教服饰内隐于宗教生活的特点。

(八)中西文化交流

谢贵安、谢盛《明代大同西式火器的引进、仿制与应用初探》(《山西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大同镇本为封闭之地，但嘉靖后却率先成为西式火器引进、仿制、改进并应用的重要地区，说明当时的明朝并不封闭。肖清和《嫁接与改造：晚明汉语天主教文献中的神与鬼》(《宗教学研究》第2期)指出晚明天主教将中国传统的“神”解释为“天神”,将“鬼”解释为“魔鬼”,固然是为了传教，但也丰富了中国的鬼神思想。方红《融合与共生：利玛窦〈交友论〉著译策略探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利玛窦著译的第一部汉文西书《交友论》融合了西方伦理与中国儒学，不仅对其传教具有深远影响，也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有所启示。

(九)文献研究

史料永远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而文献又是记录史料的载体，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如鞠明库、王何芮《张良知〈中都储志〉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第2期)指出《中都储志》是嘉靖“南京户部员外郎张良知编纂、后人补辑的一部记载明代中都粮储的专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张献忠、朱候渝《晚明疫病的流行和瘟疫理论的新发展》(《济南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吴有性《瘟疫论》“破除了将瘟疫混同于伤寒的传统理论，详细分析了瘟疫的病理病因、传播途径及其治疗方法，极大推进了对于瘟疫的科学认识”。南炳文《辽宁省图书馆藏〈大明光宗贞皇帝实录〉考论》(《史学史研究》第3期)确证辽宁省图书馆藏《明光宗实录》相比通行的黄彰健等校刊过的红格本是“更好一些的版本”,因其抄写于天启年间，卷首所收文件多于国内所藏红格等本，正文缺漏和错讹较少，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高寿仙《〈皇明条法事类纂〉成书问题蠡探——以〈明代档册〉为参照》(《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皇明条法事类纂》所辑成化、弘治间的大量文书“内容本身并无疑问”,但“现存钞本很可能是晚清时期誊抄成书的”。陈时龙《王恕的六谕诠释及其传播》(《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王恕注释明太祖“圣谕六条”是首次将其从《教民榜文》中独立出来，开启了明清两代士大夫不断诠注“六谕”的历史。上述研究对于提高人们利用相关文献的精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热点，大多属于近年甚至多年来持续不衰的话题；而国家治理、中西文化交流等则是2020年进一步增强的热点，反映了明史研究的持续升温。

二、重点问题

所谓“重点问题”是指那些在选题角度和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具有特色，特别是研究结论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问题，分述如下。

(一)政治史

不同于此前研究，李小波《晚明文官会推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学术研究》第5期)认为万历后期“文官会推”形成了吏部预拟提名、九卿举人、科道专司纠弹的格局，并催生出“吏部所拟提名需先征求科道意见的变例”,“干扰了正常的行政运行”。陈宝良《明清幕府人事制度新探——以“幕宾”“幕友”“师爷”为例》(《史学集刊》第4期)对明清幕府人事制度进行了新探索，认为明初即有幕府存在，而在“出现专敕的总督、巡抚之后”,因其无专门衙署，需自聘属员佐治，故幕府趋于兴盛；中期以后，“文武官员聘幕成风”,入幕之人称为“幕宾”,又称为“幕友”“师爷”,其在明代“大抵已经承担刑名、钱谷、书启三大职掌”,但尚未达到清朝“系统归类”和有专职幕席的程度；主宾关系是“幕主得幕宾之助以治事，幕宾得幕主之脩金以糊口”。黄谋军《明代犯罪武职调卫考论》(《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首次追溯了“调卫”的法律史渊源，指出这是传统徒、流刑在明代卫所刑罚中的具体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黄群昂《明代兵部尚书与武将关系考论》(《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明代兵部尚书在军事决策与行政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武将权力被逐步削弱，最终导致明末武将反弹、文武相争局面的形成。吴兆丰《模范与教化：循吏文化与明中期镇守中官善政塑造》(《西南大学学报》第4期)首次对明中期出现的地方士民褒扬镇守中官的现象进行了考察，认为这既是镇守中官制度化且受循吏文化模塑和影响并与地方官绅交融互动的表现，又反映后者试图以此收到“感召和规劝宦官美政的效果与努力”。传统观点仅把嘉靖朝“宦官不彰”归因于“世宗驭内侍最严”。王剑、朱文宇《祖制重现：世宗勤政与嘉靖朝政治文化——以嘉靖朝宦官政治为中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认为除此之外，更是世宗“勤政”的结果，并指出这种“勤政”是对仁、宣理政常制的回归和严格意义的君主专制。汪小虎《明代颁历制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首次对明代颁历制度作了系统研究，认为朝廷颁历是颁发“官方法定时间制度”,而非颁发“时间节律”；明代颁历对象有三：一是亲藩阶层，二是普通官民，三是藩属国(以朝鲜为例),前两者体现了强化皇权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体现了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华夷秩序。

(二)教育与科举

代表性成果，如陈宝良《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明代秀才的学校生活和在社会诸领域的活动进行了空前详尽的考察，揭示了下层士大夫生活与制度、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丁修真《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证正德以前南直隶乡试以《春秋》中试者几乎为徽州士子所独占，嘉、万之后，苏、常、镇等地士子也分别占有一席之地，为人们深入认识“专经考试”对不同地域习经风气和人才分布变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翔实案例。张献忠《晚明科举与思想、时政之关系考察——以袁黄科举经历为中心》(《中国史研究》第4期)通过梳理明后期重要思想家袁黄坎坷的“科举经历”,考察了“晚明科举与思想、时政之关系”。吴恩荣《明代科举士子备考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首次系统研究了科举士子备考应试的各个方面，认为随着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出现了士子业举“功利化、浮薄化”和明中后期转向以自学、私学、书院、立会结社为主的现象。

(三)经济史

代表性成果，如何孝荣《简论明代的商业政策》(《历史教学》第4期)认为明中后期尤其是后期确立的恤商、通商政策，使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到空前水平；但始于明初的“抑商”政策一直是阻碍商业发展、延缓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因素。范金民《明代江南田宅买卖的“找价”述论》(《史林》第5期)认为明后期江南各地田宅买卖盛行“找价”之风，是官府的实践操作和买卖双方之间长期博弈的产物，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是“应天巡抚海瑞滥受民间词状的结果”。宋坤、张恒《明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的发现及意义》(《历史研究》第3期)认为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的发现证明其“曾在江浙等地运行十年之久”,是“黄册里甲制度的确立起点”。叶锦花《户籍择改与赋役规避——明中期泉州盐场地区多籍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第6期)首次考察了明中叶福建泉州盐场人群通过不当手段获得多重户籍以获取优免、降低应役负担的现象，说明户籍赋役制度成为当时民间套利的重要资源。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财政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选取在地方财税征收和赋役改革具有代表性的浙江和南直隶地区为探讨对象，对其田赋、里甲公费、上供物料、均徭役等主要财政项目的收支结构与变迁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了明代地方财政运行的基本原理，并重新审视和诠释了一条鞭法改革的现实动因与历史意义。

(四)区域史

对徽州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仍是重头，杜勇涛《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安徽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人丁丝绢事件”说明“徽州阖府认同”并非天然存在；如果它对朝廷无害并为乡人带来好处，即可长盛不衰；否则就会崩塌，最终依仗的仍是朝廷的干预和裁处。范金民《明代徽州木商经营活动述略》(《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明代徽州木商形成了以家族集群或地缘组合形式从事运销经营的特色，明中后期已成为全国最有实力的地域木商，标志着徽州商帮的形成。徐国利《明清徽州人地矛盾问题再研究》(《史学集刊》第3期)将徽州府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户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等统计数据，与其他府州及全国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明中后期徽州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不断加剧的结论，并认为这是迫使徽人大量经商的基本原因。郭睿君《明代徽州契约文书所见“中人”报酬——兼与清代的比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明代徽州“中人”的中资占比多在2%左右，自明至清，其支付形式逐渐从实物、钱物混杂变为几乎皆以银钱酬谢，中资占比平均水平清代总体高于明代。李志翀、王世华《内助之功：论明清徽商妇对商业的贡献》(《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明清“徽商妇”通过佐夫起家、主持家政、参与商业活动等方式为徽商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同时也收获了家人感怀、政府旌表、青史留名等精神回报，但这种回报“对比徽商妇的付出和牺牲都是廉价的，甚至大多数徽商妇连这种廉价的回报也得不到”,故其“具有历史局限性”。相比以往研究“徽商妇”的成果，内容更加全面，持论也更加公允。刘道胜《明清徽州赋役征收中的图甲自催与图差追比》(《史林》第6期)认为明后期徽州基层赋役征收，形成“图甲自催”和“图差追比”相互配合的新格局，是前人未曾提到的。

(五)家族史

代表性成果，如杨茜《明代江南市镇中的“主姓”家族与地域认同——以常熟县为例》(《历史研究》第2期)首次专门探讨了明中后期江南市镇“主姓”家族的角色演变及其与市镇发展的关系和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认为15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一部分市镇“主姓”通过科举实现了向士绅阶层的转型，其地方保护意识与相关行为影响和反映着市镇的自我认同，也影响到州县日常的行政管理。时亮《明代陈埭丁氏回族进士家族成因与贡献述论》(《回族研究》第3期)对罕见的回族三代进士家族——福建晋江陈埭丁自申家族进行了专门研究。常建华《隐逸与治家：明万历浙江〈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探析》(《史林》第4期)首次对明人张邦聘纂修的《重梓遂邑纯峰张氏宗谱》进行了研究，认为该宗谱揭示了万历浙江遂安纯峰张氏宗族的生存样态与宗族治理实践，其所收《家训》“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的意识形态”,“显示出家国一体的特色”,是“宗族的乡约化行为”,反映了“宗族与官府共同治理乡村社会”。高寿仙《百年沉浮：明代锦衣卫世家骆氏兴衰史》(《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彭勇《明代卫所制度设计与军户家族记忆的历史书写——以湖南新田骆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史学集刊》第6期)分别研究了湖南宁远县的骆氏家族，前者考实锦衣卫骆氏先后有三人分别在嘉靖初、万历末年至天启前期、崇祯末执掌锦衣卫；后者则厘清了骆氏家族分为锦衣卫籍骆氏和原籍骆氏的各自发展轨迹及相互关系。

(六)灾害与荒政

苏新留、邢祎《明末大旱及其对河南社会的影响》(《中州学刊》第3期)首次对明末河南大旱及其影响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崇祯时期河南大旱及引发的蝗灾瘟疫之重、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和后果之惨，历史罕见，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别是民间富户也尽力救灾，但效果有限，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鞠明库《论明代海盐产区的荒政建设》(《中国史研究》第4期)首次对明代海盐产区的荒政建设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明代海盐产区灾害防治的制度及规范化程度不如农业区，一旦遭遇严重灾害，常无法为灶民提供及时有效的粮食救济，地方政府亦因海盐产区管理的独立化，不愿施以援手，故灾荒期间灶民的境遇比地方百姓更为艰难。何欣峰《明代疫灾应对机制研究》(《中州学刊》第12期)专门对明代疫灾的应对机制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明政府完备了应对疫灾的上报、祈禳、救治、赈恤、生产和监察等机制，起到一定效果；但由于医疗资源不足、防范意识淡薄、疫病知识缺乏、救灾制度僵化、政治腐败等，有明显局限性。

(七)中外关系

南炳文、时培磊《明代朝贡交往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烟台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明代对外交往存在“三大负面问题”:“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观念”、“厚往薄来”的错误政策、“内外勾结行贿受贿的现象”,持论全面而中肯。刘祥学《“四夷来朝”与明初百年对外关系的变局》(《历史研究》第6期)从明朝自正统开始对“四夷来朝”的赏赐“由慷慨逐步转为计较”的变化，得出“以提升、维系朝廷颜面为目的的‘厚往薄来’政策是难以持久的”结论，令人信服。万明《明代中国与爪哇的历史记忆——基于全球史的视野》(《中国史研究》第2期)确证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必经爪哇，两国由此进入全面交流的高潮，并对以后历史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杨海英《明代万历援朝战争及后续的海运和海路》(《历史档案》第1期)对此前学界研究薄弱的万历援朝战争及后续的海运和海路状况作了专门探讨，认为东征前期明朝已开通从登州至辽东，“再从辽东延伸到朝鲜西海岸的铁山、义州、平壤及庆尚南道等地”的海路，不仅基本解决了东征后期的粮饷问题，而且战争结束后，“朝鲜义州等仓还有‘支剩米豆二十余万’”。孙卫国《明抗倭援朝水师统帅陈璘与露梁海战》(《南开学报》第4期)认为朝鲜君臣对明水师统帅陈璘出任中朝联合舰队总指挥心存不满，水师指挥李舜臣也有怨言，但其作为先锋官，听命于陈璘，终于取得“露梁海战大捷”,故陈璘当为首功；朝鲜人有陈璘夺李舜臣之功的说法，不合实际；不过，此后陈璘越来越成为朝鲜君臣追思的对象。张杰《明亡清兴过程中的朝鲜因素》(《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认为天聪元年清太宗以战争强迫朝鲜订立盟约，建立起稳定的贸易关系，极大缓解了后金政权严重的物资困难；随后又征服朝鲜，彻底解决了东顾之忧，得以全力与明朝争夺天下。

(八)宗教与民间信仰

赵殿红《教士与官绅之间：明末耶稣会江南地区开教及活动考述》(《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首次系统梳理了明末耶稣会传教士运用“适应策略”,在南京、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和苏州、镇江、扬州、湖州、松江、常州、宁波、淮安、嘉兴、金华十府的传教过程，使以上地区的教堂及教徒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并指出这一成就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始终得到各地官绅的帮助分不开。程思尹《佛道格局视野下明清河西道教的发展及影响——以张掖、永登为中心的考察》(《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认为明清河西张掖、永登二地在官方主导下，将道教宫观与儒家祠祀共同布局于城镇卫所堡寨内部，逐渐形成人口聚落核心区以儒道为主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念，客观上对守御疆土、促进民族融合发挥了多重作用。陈支平、鄢姿《明代关于“天妃”封号的论辩》(《史学集刊》第2期)通过对明朝士大夫围绕明廷赐妈祖“天妃”封号争议的考察，认为这是由“传统儒家祀典观念与现实政治社会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异所引发的”。张传勇《明清城隍神的等级性及其表达》(《南开学报》第3期)认为明初以国家典制的形式，确立了城隍神与阳世地方官幽冥共治的关系，成为官方神道设教的重要工具，对后世城隍信仰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出版与文献

章宏伟《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详尽研究了明中后期同属太湖水系的江南地区出版业勃兴的盛况，认为这是在优越的自然、商业和社会文化基础上实现的，并指出16世纪中期以后，印本逐渐取代写本在中国书籍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何朝晖、郭冲《明代后期出版物对政治生活的介入》(《明清论丛》第19辑)指出在明后期出版业大繁荣的背景下，参与政治斗争的各方都积极利用出版这一传播手段，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揭示了当时出版业的一大特征。李小林、李旭东《〈明史·河渠志〉“黄河”篇辨误数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1期)对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明史·河渠志·黄河》16处讹误或行文不准和缺字进行了校勘。郭培贵《〈明实录〉庶吉士姓名考误》(《明清论丛》第19辑)考证《明实录》记载庶吉士姓名讹误共21处。孟凡松编著《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的滇黔地区武职选簿进行了研究性校注。马庆洲辑校《明代历科状元策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汇集明代87科殿试策问和86篇状元策文。陈维昭、侯荣川主编《日本所藏稀见明清科举文献汇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日本藏明清时期稀见科举文献13种，其中明代10种。皆为研究明代科举提供了可信的原始文本。

三、研究趋向与不足

综观2020年的明史研究，除上述主要内容和特点外，还表现出以下发展趋向。

其一，老题新作、提高精度。如高寿仙《政治与法律的交织纠缠：明嘉靖初李福达案探微》(《史学月刊》第8期)纠正了以往认为此案是“阿旨定案，铸成冤狱”的认识，得出恰是“避免了一桩大冤案”的新结论。再如，陈生玺《再论李岩其人——顾诚〈李岩质疑〉辨误》(《文史哲》第5期)根据李自成进北京后时人的各种记载及最近在河南博爱县发现的《李氏家谱》,考证“确有李岩其人”。

其二，不断拓展新领域。如展龙《从国家治理视域拓展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28日)主张把传统的“灾害史”拓展至“国家治理史”层面进行研究，因灾害最终考验的是国家的治理能力，只有从“国家治理”视域出发，才能真正弄清灾害的生成机制和治理全貌。又如刘明鑫《明代会试考生路费资助制度考论》(《历史档案》第4期)把科举与经济联系起来，首次专门研究了明代会试考生的路费资助制度及其广泛影响。

其三，不断开拓新视角。如张献忠、朱候渝《阅读史视角下的〈传习录〉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8期)从“阅读史”和“阅读群体”的视角研究了王阳明《传习录》在明清两代的广泛传播及由此引起的思想变迁。

其四，长时段、宽视野。不少成果还把明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全球化视野下进行研究。如李治安《在兼容和划一之间——元蒙汉杂糅与明“配户当差”治天下》(《古代文明》第4期)认为明“迁民、授田、屯田、国家直辖役使等，效仿秦西汉；诸户计与役种相匹配及世袭等，直接袭用元华北体制”。胡明《明清河南区域粮食种植结构商品化与集镇城镇化研究》(《中国农史》第1期)认为唐代粮食种植以粟、麦、稻为主体，而明代河南大量种植以小麦为代表的商品性粮食作物，则开启了明清以小麦、稻、豆等为主，以高粱、玉米、粟等为补充的更加商品化的种植模式。赵国壮《论中国糖业经济的“明清变革”》(《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明代的制糖技术模式“上承宋元”,又“基本规制了之后制糖技术的发展方向”。邹振环《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明清江南史不仅是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对全球史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是沟通、整合中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一个很好的实例”。樊树志《重写晚明史：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在贯通明清和全球史的视野下，认为晚明大变局“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上述认识皆给人以通透深入和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五，新史料的不断扩展。如契约文书和田野考古资料的不断涌现，稀见文献的整理与影印出版等。

其六，跨学科及新方法的运用。如殷田园等《明代生命损失型地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第2期)在全面系统整理现有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数据库和地震死亡人数评估模型等方式，探讨了“明代生命损失型地震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得出明前期处于生命损失型地震发生较少的稳定时期，中后期处于生命损失型地震发生较多的波动时期等结论。所有以上表现，都使2020年的明史研究在众多方面把研究的广度、深度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毋庸讳言，明史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成果数量虽多，但精品偏少。二是有些领域还亟待加强研究，如对各重要制度及其实施样态变迁的考实性探索，又如“白银货币化”或“货币白银化”哪种表述更能准确反映明代货币发展的实际，等等。三是各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史实还需进行扎实考索，如不同时期“倭寇”成分的变化、明廷“禁海”“限海”与“开海”等概念的确切含义、科举会试南北中卷开始实施的时间等。四是还有许多重要史料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如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第三版序》(《中国史研究动态》第1期)指出迄今仍有“海量的契约文书还没有被研究者利用”。

期待明史学界能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以期取得更加坚实、丰硕的成绩。

文章刊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5期。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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