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家谱编修一直是民间行为，主流学界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此是不关注的。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关注起来。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所长钱茂伟教授致力于史学史、公众史学研究，他主持的“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列入2017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这表明当代家谱编修研究得到了主流史界的认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围绕相关问题请教了钱茂伟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已有一些家谱整理和研究项目，我们注意到您主持的“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项目与其他家谱研究的学术关注点有所不同，请您介绍下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

　　钱茂伟：近年来的国家社科立项中，共有17个家谱类项目，重在老谱整理与研究，而当代新谱的整理与研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与技术研究”是第一个关注当代新谱理论与技术研究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新谱的编修，如放在时代变迁中谈家谱编修问题，重在修谱人的变化、修谱观念的变化、修谱体例的变化，这是考察家谱编修史的核心线索所在；家谱编修队伍研究；当代中国家谱编修理论研究史。第二部分是当代中国新编家谱类型研究，研究1950年以后家谱编修的新趋势。第三部分是公众史学、数字化与新谱编修理论研究，如民众家谱观念研究；公众史学与家谱研究；家谱编修质量与法律问题研究；新家谱数字化和网络化研究；家谱编修与民间文化中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继续讨论当代家谱编修项目之前，我们想了解下您的治学路径。请介绍下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哪些？哪几位前辈学者对您的治学有较大的直接影响？

　　钱茂伟：在近30年多年的史学研究中，我擅长整体规划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思考，即先划定一个圈，作宏观与整体思考。在此基础上做专题研究，最后整合成一本书。明代史学、浙东学术、明代科举、国家理论、王应麟、公众史学等专题研究均有这个特点。从时间顺序来说，首席专家关注了以下几大研究领域：

　　一是以明代为核心的中国史学史研究。1984年始，发现明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于是重点关注明代史学研究，前后持续达20年时间。出版《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标点整理《皇明通纪》（中华书局，2008）。

　　二是以国家理论及其应用为中心的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后，追随姜义华先生等诸师，关注国家理论研究，先用之于科举研究，成博士后报告《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中间成《中国国家理论研究》（将刊）。近年续成《明代科举家族研究：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14年）。2012年，出版《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这是用国家与社会理论思考史学之作。

　　三是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构。2005年，将国家理论施之于史学，形成史学的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在编纂论文集《史学的国家视野与民间视野》时，发现史学的国家视野是一个相对成熟的领域，而史学的民间视野则是一个十分薄弱且更值得关注的全新领域，于是关注民间史学研究。此前关注到了宋元以来的通俗史学传统，此时发现了梁启超的君史、民史理论的精髓所在，最后结合美国发明的public history，将之整合成中国公众史学。2012年以后重点建设公众史学，承担首个公众史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出版首部《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创办中国公众史学网（2014年），创办“公众史学”微信号（2016），首拍《公众史学》慕课（2015），首开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公众史学”（2014）。

　　四是浙东学术研究。继承仓师关注浙东史学研究传统，1987年到宁波大学工作以后，关注了浙东学术研究，形成一个重点关注领域。《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担任副主编）、《姚江书院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王应麟与中国传统学术形态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王应麟学术评传》（中华书局，2011）。

　　五是浙江历史文化研究。2005年以来浙江省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结合政府的时需，由浙东学术研究扩大到浙江历史文化，与人合作，承担了2个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出版《遗民史家谈迁传》（2006年，与柴伟梁合著）、《一诺九鼎——朱葆三传》（2008年，与应芳舟合著）。又与人合作，承担了宁波市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宁波通史·元明卷》（宁波出版社，2009年，与毛阳光合著）。

　　1984年随浙江大学仓修良教授读硕士，治中国古代史学史；1997年随华东师范大学盛邦和教授读博士，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2000年进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期间，追随姜义华、张广智、樊树志诸名师，关注中国国家理论研究。仓师的治学内容特点是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综研，是一种典型的“大史学”关怀。以前出版《中国古代史学史》《方志学通论》，刚出版了《谱牒学通论》，完整地体现了他三史共治风格。盛教授重视史学的理论思考，而姜教授则直接提点了国家理论研究，使我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家谱的？何时开始关注到当代家谱编修理论和技术？

　　钱茂伟：我关注家谱，始于1984年。仓师治学的内容特点是国史、方志、家谱三者综研，去年刚积集出版了《谱牒学通论》一书。

　　首先关注的是传统家谱研究。1997年10月起，与王东教授合著《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专列《敬宗睦族的教科书：中国的家谱》章，基本建立起系统的传统家谱体系。

　　借助家谱，做相关的家族史研究。《明代的科举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2014），此书主要根据四个版本的《镜川杨氏宗谱》写成，其中一章专门探讨《镜川杨氏宗谱》编修史，是一个家族家谱编修个案史（2013）。通过杨氏家谱，思考了传统大家谱的不足。将大家谱编修问题归纳为五大方面：一是编修成本过高；二是史料征集机制被动；三是编修单位过大；四是谱系图缺陷大；五是人物信息量过少。

　　结合新出版的几部家谱序跋及影印出版的家谱丛书，指导研究生赵敏完成了硕士论文《明代家谱研究》（2016）。

　　另一方面，加强家谱的创新研究。撰写《我对家谱新修的设想》(1998年12月17日），主张改革传统家谱，编纂新式家谱。从此，走上新家谱创新研究，同时身体力行，2009年以后在大学生推广小家谱编纂。在探索基础上，完成《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小历史》及《新修小家谱的意义及体例》，形成“大家谱”与“小家谱”二分概念，设计出了适合现代核心家庭体制的家谱建构，称为小家谱或百年家谱。

　　用家谱精神改造村史，成为公众社区史，主著《史家码村史》（2017）、《江六村史》（2017）。这两部村史的写作，除了口述史，就是依据史、陆两姓宗谱编修而成的。

　　从学理上提升家谱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发现新谱的创新意义所在，撰《基层政府与家谱编修：当代村谱出现的意义》。“村谱”，就是以村为单位编纂的多姓联合家谱。“村谱”的出现，使家谱由一姓向多姓转型，解决了基层政府与家谱编修关系问题，村级政府可直接出面领导村级家谱的编修工作。这是一项民心文化工程，值得广泛推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与其他家谱研究者相比，您觉得自己对家谱的学术关注点和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

　　钱茂伟：有别于新编家谱的专门史（如社会生活史）研究，笔者的家谱研究，一则重在家谱理论与家谱史研究。新谱的历史研究解决家谱行业发展史的建构问题，新谱的理论研究解决新谱编修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理论与技术难题。二则从公众史学、网络史学入手。引入公众史学与网络史学，使家谱的编修实现现代转型。通过新谱历史的梳理，理论与技术的研究，提升新谱研究水平，使之进入主流的学术界。

　　在研究视角上，有三大特点。一是传统文化与公众史学相结合。家谱新修要放在传统文化复兴与公众史学新兴的思潮中加以联想。公众史学的引入，可以大大革新谱学观念。前人受传统国家史学观影响，总喜欢从家谱中寻找大人物。这样的思路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从公众史学角度来看，它是普通人的家族历史，记录了普通人的名字与历史，这才是最为重要之处。只有名字，有胜于无。某些家谱传记少，这可能与家谱的档案定位有关，也可能无人会写。如果有传记，就理想多了，这正是今天要求用历史学精神改造传统家谱的理由所在。引入公众史学，可以使家谱编修由通代转向当代，由研究转向生产，由少数人参与到多数人参与。

　　二是家谱文本与编修主体相结合。修谱者与家谱文本，是构成家谱编修史的主体内容。会涉及详述编修群体，可以为称谱师群体。家谱是人来修的，所以，修谱人才的修谱观念、修谱机制决定修谱状况与水平。对这些修谱队伍的口述采访，可以获得第一手的实践经验。他们有经验，有时不会总结，需要谱学研究专家加以提炼。

　　三是纵向的历史思考与横向的理论思考相结合。放在时代背景中思考新中国家谱编修的嬗变，从理论的高度思考其得失。家谱向来是按姓氏编纂的，家谱编年从来没有人做过。家谱编年可以了解各地发展规律，可以制成分省分县家谱编修规律表。不同家族要隔三十年左右修，不同家族编修的时间表不同，综合在一起就有群体观察效果。本团队的优势是家谱理论思考，不断思考体裁的创新，顺应时代，提倡小家谱编修。由于是建立在家谱个案研究上的，所以家谱编修史会更为成熟。

　　在研究路径上，也有三大特点。一是由个案整理而群体专题研究。坚持由新编家谱个案而群体分析原则。偏重对新谱本身的研究，如体裁、体例的变化，内容的创新，参与人员的变化，这是基本的考察指标。个案整理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做家谱的学术研究，必须有相应的学术资料。当代作品学术资料的积累，可以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并不必研究人员事事亲力亲为。只有了解更多的家谱个案编修史，才能对当代中国整体的家谱编修史有全面完整深刻的理解。

　　二是从间接研究而直接研究。传统的家谱文本解读，完全是由学者操控的单向解读，是间接研究。而当代家谱研究是一种直接研究，可以与主编直接对话，梳理其问题，给予更有学理的说明，提升其水平。家谱本身来就是民间的，研究人员的眼睛自然应向下。修谱实践生活远比家谱文本丰富，只要不断到民间调查，就可搜集到丰富的修谱实践资料。修谱一线人员需要高校专家的支撑以增加思考的力量，而高校专家也需要一线修谱人员的经验与探索。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合作模式。

　　三是从特色家谱中寻找家谱的创新。由于时代的不同，必然导致修谱风格的变化。当现代人重新接续家谱时，发现原来的家谱模式适应不了现代社会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会寻思改革。如此，家谱自90年代以来，不断处于创新之中。小家谱、村谱的出现最为典型。家谱核心的世系图，也在不断改革之中，吕有凯的“三代系表户主编号法”、靳新的“年轮式世系图”、崔丙书的“家记图”，均属创新较大者。其他细小改革的家谱更多，这需要我们从已经出现的家谱文本中加以发现、提炼并推广。

文章来源于

作者：曾 江 查建国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