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难理解；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才使得这一命题具有“荒谬外观”。——李学智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爱德华·卡尔

“历史”与“真历史”

李学智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这句名言常被引用，其所要表明的是，人们的历史认识受到现实社会生活的强烈影响，一切历史认识都会打上现实社会的烙印。

但学界诸多论者在引述这句话时，均将“真”字去掉而成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黄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辨析》（《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叶帆：《历史的层次》（《人民日报》2010年3月19日，第007版）；彭刚：《历史学家的境界：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谈起》（《北京日报》2013年4月27日，第019版）；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3期）；等等。

克罗齐

克罗齐所谓“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笔者见诸国内的两个中译本：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其所据版本为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23)；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其《译后记》称：鉴于商务印书馆版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系据英译本译出，特根据经作者修订的意大利文版重译此著）。此外，陈铨、金重远则曾将此语译为：“每一种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克罗齐：《历史和编年史》，《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译自“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1921）。笔者以为，引述克罗齐这句话时将其中的“真”字去掉，或有所不妥。

克罗齐称：“人们称作或想称作‘非当代史’或‘过去史’的历史，若真是历史……则也是当代史”，“在历史著作的实际中，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证实，并获得丰富和清晰的例证”，而他所做的是要“改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荒谬外观”（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上述所胪列之论者引述这句话时为何去掉“真”字，令人不解。笔者以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难理解；而“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才使得这一命题具有“荒谬外观”。实际上，古往今来，社会历史思想从神意史观、英雄史观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史著作从着力叙述帝王的征战、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到梁启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年鉴学派的“整体史”“社会史”，乃至“从下往上看”的历史，说明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人们历史认识的发展趋势无疑是在不断地进步与深化，逐渐趋于“真”。正如克罗齐所言,“在历史著作的实际中，这一命题的正确性很容易证实，并获得丰富和清晰的例证”。如果引述克罗齐此语时将“真”字去掉，改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中所蕴涵着的意思就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不再是克罗齐的原意。故这样的引述是不能接受的。

西方学界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如是观者不乏其人。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曾谈到，历史上的一些伟人，“他们的言行远远地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只是后人才认识他们的伟大”，并宣称：“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6页）。根据卡尔所言，历史认识受到现实的影响，非但不是被迫的，而应是主动借助于现实社会的观念，不仅不是一种无奈，而且是必须随着时代发展修正以往的历史认识。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亦强调现实社会状况对于认识历史的巨大影响：“人们有时说，历史是一门关于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妥当……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某种现象，如果完全没有与当代相通的共同特征，如果未经过事先的筛选，又怎能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张和声、程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布洛赫对历史认识之当代性的强调表明，人们所认识到的历史知识，都是经过现实社会这一张筛子“筛选”过的，其于现实社会对人们的历史认识所具有的影响是持肯定态度的。

中国学者亦有类似的认识。戴逸指出：“当前的生活经验能够使人们更深地思索过去，对历史上的功绩和失误看得更清楚，体会更深刻”（戴逸：《失去了的机会——为朱雍著〈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一书所写序言》，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十八世纪的外交和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对现实生活的体验、观察，确有助于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在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以往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中，关于孙中山思想及革命活动中存在的缺陷问题，长期以来鲜有涉猎。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史学研究中对前人的认识和评价更为全面、公允。茅家琦等著《孙中山评传》专设一节“经济思想、政治谋略之不足及其理论的局限”，论述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切合国情之不足”“政治谋略之主要失误”及“理论的局限”等种种缺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3—955页），这样的评传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孙中山。而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的重大变化，关于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命题的提出与确立，则是随着当代国际政治、国家关系的演变，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提高，而对那段历史所做出的更符合历史真相的当代评价。

当然，此中的问题也并非如此简单。李剑鸣将克罗齐此言称为“克罗齐命题”（李剑鸣：《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并且认为，“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的‘当代性’的论述，确实是对史学的一种富于洞见的观察……但这并不等于说，现实对史学的一切要求和影响都是正当的”（李剑鸣：《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7页），而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王立新亦认为：“现实对美国史研究的介入无疑有其积极意义……在美国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从正统解释、修正解释、后修正解释到新综合解释的演变等。通过对美国历史不断重新书写，过去被忽视群体的经历得以呈现，被淹没的声音开始被倾听，女性、底层民众、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对美国历史的贡献得到承认。这样的历史书写不仅赋予美国史学以旺盛的生命力，而且也符合民主政治和史学正义的要求”。但其同时认为美国历史学家过度的现实关怀（present-mindedness）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首要一点为“研究者放弃了中立立场和对客观性的追求，试图操纵过去以满足现在的需要，利用历史书写来争取群体利益和促进政治议程，导致历史研究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泛滥，历史书写沦为身份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工具，这样的研究越多，离历史的真相越远”（（王立新：《要现实关怀，但不要现时主义——李剑鸣教授〈“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读后感》[EB/OL].http://www.acriticism.org/，2016-09-14）。这就是说，即使正确的理论方法，但若向前多走半步，就可能转变为谬误。如何纠正这种弊端，“避免让现实关怀滑向‘现时主义（presentism）’”？王立新提出诸项具体方法：“要尊重事实”；“要让现实关怀停留在选题阶段”；“要避免时代倒错”；“要学会‘了解之同情’”；要致力于描述和解释而不是评判(evaluation)；如是等等（（王立新：《要现实关怀，但不要现时主义——李剑鸣教授〈“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读后感》）。 以笔者陋见，现实社会对史学的“要求和影响”，虽然肯定不“都是正当的”，但却是难以摆脱的，因为史学家作为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人，无力、无法拒绝“当代”的影响，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论“第三种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页）。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到底恐怕还是要从“克罗齐命题”本身中去寻找。即以美国史的研究为例，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现实对美国史研究的介入，“带来美国史学的空前繁荣……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从正统解释、修正解释、后修正解释到新综合解释的演变……”这太好了！若仅仅如此，没有任何问题了，都“真”了，“真”到此为止了，那下一个“当代”的历史学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难道“当代”的史学家们就真是“真”得不肯给后来的同行们留下一些什么可继续做的事情吗？

卡尔

其实，古往今来，每个时代的人只能做“当代”能做的事情，解决“当代”能解决的问题。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还要延续，还有下一个“当代”，史学家们就会不断地对过往的历史作出新的、“当代”的、“真”的解释。之后，人们又将意识到历史书写中存在或出现的新的问题了，又不“真”了，怎么办？这个任务自有下一个“当代”来完成。还是卡尔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卡尔：《历史是什么？》第115页)。 絮叨至此，不知是否将“真”字的必要和漏掉之不当说清楚了。但笔者也不得不指出，即使是此著意大利文版的译者，虽然在此译著中将克罗齐的这句话译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其在译著的《丛书总序》及《译后记》中数次提及这句话时，也无一不将其引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不要那个“真”字。如此，他人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引述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许也就无须过多指摘了。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样承认真理的相对性，认为“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但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真实的，也是客观的，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实是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的一种客观存在，所以，“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所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克罗齐命题中所蕴含着的历史认识论方面的合理性虽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西方学界的历史相对主义，在阐明了人们认识历史真相过程中存在着巨大困难这一事实之后，进而否认历史真相的客观性，这就走过头了，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李学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8年3月15日。转自“近代中国研究”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