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例如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分期、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史与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五朵金花”的讨论。

所谓“五朵金花”，指的是当时史学界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五大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和争鸣，后汇编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等一系列论文集。虽然“五朵金花”讨论距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其中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及理论意义仍然值得探讨。

第一，从长时段、整体视野关注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力求对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社会形态的演变作透彻考察。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没有定于一尊，但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有助于从宏观层面把握历史进程。历史不是琐碎事件的堆积，而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宏观考察，人们将无法看清历史内在的、有机的整体进程。关注长时段社会形态的演进，更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根脉所在，更能精准把握中国历史的文化特质、精神气韵和内在规律。

为集中反映“五朵金花”讨论的盛况，推动研究进一步深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历史研究》编辑部汇编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是其中之一。图为该书封面

第二，运用跨学科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在“五朵金花”讨论中，学者们力行跨学科研究，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借鉴理论和方法，用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在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学科壁垒越来越森严的今天，打破壁垒，推进跨学科研究，有助于人们从不同视角拓宽并加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刻地了解历史、借鉴历史。在这一点上，参与“五朵金花”讨论的前辈学人做出了榜样。

第三，注重社会经济史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特征，这在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主要通过研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来探讨中国古代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通过讨论，井田制、屯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官田制等历代土地制度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劳动者身分、赋税徭役制度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得以发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近代转型的研究。为了探寻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地点和发展规模，学术界集中精锐力量广泛搜集明清及近代的农业、商业、手工业资料，积极推进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史尤其是江南区域史的研究，无论是在资料搜集、领域开拓，还是在方法探求、历史认识上都有长足发展，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

第四，促进历史研究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五朵金花”中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中国农民战争的起因、特点、性质、发展阶段、失败原因、历史作用、农民政权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注重民众史研究，不仅契合了20世纪初以来史学界倡导研究民众史的号召，而且促进了研究视角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转变。可以说，农民战争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史学完成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结构性转换的重要标志。“五朵金花”关注下层民众，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呼应、相衔接、相符合，对发展新时代中国史学、为治国理政提供史学镜鉴也有重要意义。

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中国历史科学，必须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良传统，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在这一大背景下，重温“五朵金花”的学术成就及研究理路，就有很多有益的深刻启示。

其一，借鉴“五朵金花”经验，继承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兴起与“五朵金花”的争鸣都为中国社会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持。但一个时期以来，历史研究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呼应有所削弱，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受到一定质疑。同时，一些研究忽视对历史进程中规律性认识的探求，碎片化现象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深度及其作用的发挥。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五朵金花”无疑继承和发扬了这种传统。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格局下，历史研究更要充分借鉴“五朵金花”的学术经验，继承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重构学术与现实的关联。

其二，回归历史规律的探求，加强历史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加以区分，意在提醒人们关注史学本身的问题，以更好地促进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此后史学理论越来越受关注，而对历史理论的探讨却事与愿违地被边缘化。“五朵金花”恰恰是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宏观、整体考察，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探研历史理论问题的方法与经验。在学习借鉴世界优秀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更要深入中国历史进程当中，去探究中国历史自身的文化底蕴、发展动力、演进规律，开辟新时代中国历史理论研究新境界，探研能够有效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理论体系。

其三，开辟研究新领域，生成新的学术增长点。虽然“五朵金花”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存在一定的教条化倾向，但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都站在求真、求是的立场上展开讨论。他们在交锋中展现了崭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方法，开辟了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刺激并促进了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增长点。新时代中国史学研究能否如“五朵金花”一样，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代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治乱兴衰规律等，展开深入讨论？若能如此，必将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历史的创新性认识，有助于提炼我们自己的概念、理论和思想，从而在整体上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有深刻阐释和把握，加快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构建。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