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村卫星分布地图

作者是李友东，此文是作者为《清流集——郭济生学术研究45周年纪念文集》所写的序言，限于篇幅，有删节。文章可作为段义孚两篇理论文章（《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与《段义孚演讲译稿｜人本主义地理学之我见》）的具体实例，可以加深对“地方”理论的理解。

从地图上来看，周村不过是一个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在祖国九百六十多万的国土上，只是沧海之一粟。与中国国内的几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相比，它也没有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名人与古迹加持。与国内现在的知名大都会相比，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令人目眩神迷。但我认为，写周村的历史仍旧很有意义，因为对于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周村人来说，它就是“世界”。

▲什么是“地方”？我们为何要写地方史？

写“地方”的历史，我觉得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书写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变迁？它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何意义？它对于写作的人们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可汇聚为一个：对每一个周村人来讲，“周村”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填写履历表或档案中的籍贯或者出生地时，常会轻松、快速地写下“周村”这两个字。然而，它的含义并不仅仅是表明，我们出生和来自的那个客观物理空间，它或许也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我们，需要更加自觉地认识自己与周村这片土地的“联系”。它让我们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成长在哪里，自己身上的诸多文化特征，是由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制造”出来的。

从每到春节，我们会想到要“祭仙”，焖“酥锅”；要“守夜”“拜年”，到正月十五要看“看芯子”“闹花灯”；再到我们街头巷尾遇到邻居时，问候“吃了么”的行为方式；再到或许只有谈恋爱时才发现的自身“直男”特征，多多少少都与我们在周村“世界”中的成长有关。也由此，不能不加深对它的认识。

从上大学时开始，我就从我偶尔涉猎的经济史中，开始注意到周村的名字。在为自己的家乡能登堂入室，进入知识精英视野而感到高兴的同时；随着年岁日长，我也开始觉察到学术中的那个周村有些千篇一律。它常被学者们归类为华北经济网络或某个区域中的典型市镇，罗列的也只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统计数字，包括此地物产多少，交通如何，交易额有多高。看上去虽然也蔚为大观，但总感觉它并不是我生活过的周村。它只是某一类研究类型中的一个例证，由此也就泯然众人矣。

所以，对于常能接触到学术与现实两种不同“周村”叙事的“我”来说，周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因为除了前述那个学术中的周村外，还有一个周村人每天都在用五官与心灵所经历体验的，感性的、文化的和想象的周村。它既可能位于过去，也可能位于现在。

以我的生活体验而言，我有着在周村“世界”生活的立体鲜活体验。因而也就形成了一幅在周村生活的个人地图。它既有西到白云山，东到马尚，南到王村，北到黑土这么一个模糊的“边缘”。也有一个我所经历的周村“世界”的明确“核心”区：从小学途经的太乙门里街、水胶场；再到初中的崩星地、油坊街、元宝湾，老龙湾，青年路；再到高中的铁道南、309国道，丝绸路，青年路；这些很具有地方特色的名字，构成了我与周村一起成长、也一起变化的地名星座。

这个周村的世界，是有颜色的，既有春天西山的橘红色落日、夏天淦河中的清澈溪水与混浊洪水，也有秋天西大桥河滩的苍黄芦苇，和冬天铁道南的黑色荒野与斜坡白雪。

这个周村是有气味的，既有春末夏初，途经芙蓉街下满树芙蓉花开下的甜香；也有周村酱油厂每日下午弥漫四方的醋香；以及新建路上槐荫树下，水煎包的香味；还有大街上老酒馆里陈木味、泥土味与酒味的混合。

这个周村还是有声音的，从小时候住在太乙门里街，常能在夜深人静半梦半醒间，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再到后来住在水胶场的朝阳街，时不时地在院子里就听到外面“换豆腐”“换鸡仔儿”的声音，再到后来外出求学每年返乡时，在周村火车站下车，人力三轮追着喊的“老师，坐车不？”的乡音。

这个周村还是有触感的。从五六岁时跟着大人在下河赶大集，在那条大街青石板路快走时，油亮却又凹凸不平地面的“硬感”；再到小学经过朝阳街，摸到老宅屋后曾用来栓骡马的石孔，冰凉黑黢黢中呈现的沧桑感；再到初中下河摸鱼逮虾时，淦河两岸用来铺堤的那些残破的明清石碑，清凉中带有的变迁感；然而印象最深的，却是高中冬天沿着309国道骑行上学时，看到远处覆盖着白雪的白云山，于冰冷的风中展示的那种冷峻的“前途不知何处”的迷茫感。

以上种种，此后就成了一种神奇的记忆矩阵。无论是在周村以外的哪里，可能仅仅是因为异地某种太阳光西下的角度，亦或是冻土初开释放的气味，又或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句口头禅，只要有与在周村生活类似的哪怕一丁点儿特征，都会勾连起对周村这个地方的全身式记忆，以及悠然而生的各种情感与记忆。

显然，“地方史”中的“地方”说起来很简单。但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我们居住的楼宇、街道，到我们行经的道路、植物，再到我们的体验与生活，都构成了与我们成长关联最为紧密，最带有个人情感与温度的“周村”“地方”。每个人的视角不同，经验不同，对“地方史”的解读也就不同，也由此反映了“周村”多姿多彩的视角。因此它非常值得周村人不断书写。

此前郭济生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半自传式、半地方史的小书，名叫《於陵少年》，就带有这种蕴含情意、书写地方变迁的风格。我很喜欢那本小书。它勾勒的是郭先生本人在水胶场附近成长的过程，从中可以读出作者对于自己成长环境的细致观察，对于左邻右舍的浓厚深情。虽然并非是以学术著作、历史著作的面目出现，但也恰好因为此点，更好地保留了为当下史学看重的，对水胶场这个“地方”的“情感”与“体验”。法国哲学家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意》中曾言，从地下室到阁楼，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塑造我们的思想、记忆和梦。看到我们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就如同透过一首诗歌，感受到房屋空间里最深的诗情与意境。这也正可以解释作者为何以那么多的精力，投入周村地方史、文化史写作的深层原因。郭老师所描写的那个水胶场，与我小时经历的水胶场，已经有了较大的差异，这也凸显了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书写“地方”这个“熟悉”空间的价值与意义。

正因为对生于兹长于兹的“地方”怀有浓厚深情，方才能不顾时间成本，而不断投入地方史写作。正是有郭老师，有郭老师的一批同行人，一批追随者，周村地方文化之林，才得以茁壮成长。

▲地方史与文化资本建设

对于当下的周村城空间景观来讲，日益呈现出以东门路为分界的“新城”与“老城”对比。东面是日新月异、如火如荼的新城建设，西面是维持原貌，重视保护的老城。在加速发展的周村城市化中，如何能在颇具活力与希望的新城区，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的老城区之间，建立联系与传承，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地方史探讨方向。这个新课题的意义在于，它既能促使周村人民生活更加现代化，又能维系周村作为一个百年老城的文化魅力。

在城市化过程中，当各个城市的地标建筑，诸如高楼、超市、连锁店、影院的面貌越来越趋同的时候，人们已越来越分不出自己身处何地，“乡愁”越来越淡薄的时候，就越容易丧失对一地的认同感。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地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迅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打造出一张亮眼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名片，维系人和地方的感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保护好、利用好老城的文化遗产，并用这些遗产作为团结周村人的文化资本，并融入新城区建设，从而迸发出更多的精神活力和经济能量，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在这方面，地方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通过地方史工作者那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所催生出的地方叙事，才能有意识地从本地历史文化遗存中，不断选取故事讲述并加以传承，从而挖掘出文化矿脉，并源源不断地为现代知识经济，提供最需要的文化创意。这种因果关系，在现代学术中，被称作文化资本的积累。

倘若一个地区有深厚的文化资本，将有助于维持这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平和的社会环境。故1990年代以来，深受发达国家和我国政府的重视。以发达国家为例，在法国、德国的城市化过程中，都特别注意维系新建筑与老建筑，新城区与老城区的传承关系：它既可能是在新建筑的墙上，有意保留某块此地之前旧建筑的砖石；也可能是在新建筑大厦的大堂之中，有意保留某件属于旧社区的老家具，甚至可能仅仅是保留了过去此地某所旧房子中的家具清单……

在以上这些旧有遗存展示的旁边，都要付之以相应的说明或照片。建筑师、历史学家与在地居民，都将这些符号视作一张可以与快速逝去的过去，取得联系的记忆地图。从而在城市新移民与本地旧居民之间，搭起一座可以相互理解的桥梁，以此促进城市化过程中的多族群融合。所以，有意识地保存各种过去的故事，并不是一种恋旧癖，长远对来看，对地区发展很有好处。它能够让“地方”的居民产生一种引以为傲的团结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此地的环境也就显得越和平、越有活力，并有自信地包容外来文化，产生各种创新，从而推动当地发展。

从最早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到方兴未艾的作为中学校本资源开发的研学旅行，再到今天快速变动社会所需要的文化资本建设，地方史无论何时总能散发其独特的魅力。这种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延续，正需要有一批对地方有责任感与热爱，而不断从事写地方史写作的人。只有长期生活在此处，对此处有着浓厚感情、并由密切联系的人，才会自觉地将履行这种责任当做自己的日常，才会抱有极大的兴趣，去寻找各种值得挖掘的故事和有意义的景观。

2005年，郭济生老师结合於陵古城遗址实地，曾给我讲解“千年古道走成河”“玄鸟图腾”等乡谚典故，直到今天，我还对此场景记忆颇深。郭老师正是热心于为周村地方史添砖加瓦的乡贤俊儒群体中的一位代表，他们不但热心于发现，还热衷于宣传，保护与传承。正是通过他们的热心与努力，才不断地让周村的文化资本日渐丰厚。

▲地方史写作让熟悉的“周村”产生不一样的魅力

地方史的最独特魅力，大约是能给自己熟悉的场所，增添“陌生感”与“新鲜感”，通过故事与时空维度的观察，从而令这个自己最熟悉的地方，散发出不一样的魅力。

周村，并非是一座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有其独到之处。即使凭借我仅有的一点地方史写作经验，也让我发现，周村的很多变化、转折、仪式、乃至景观的背后，都有国家乃至全球大变动的影子。这让我有一种讲述周村本地故事，亦需了解遥远深层次结构力量的慨叹。譬如周村芯子与明代“大槐树”移民、燕王扫北等传说的联系；譬如周村火车站与德国侵华、与袁世凯的联系；譬如周村的一战华工输出，与五四运动的联系；譬如邹平靠近周村，与梁漱溟选择邹平搞乡村建设的关系……诸多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公私合营等世界、国家的“大事件”，都曾扰动周村的“小世界”，也都能在周村找到相应大事件的痕迹与遗留。也因此亦造就了从地方看历史的独特魅力。但这些都需要有人去挖掘，只有挖掘出这些文化意义，我们才能看到周村的特殊与不一般。而通过领悟这些故事、历史，我们才能重新认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空间的意义。

可以说，地方史正是我们每个人，“体验”神秘历史之海的最重要渡口。对于我们个人而言，通过阅读或写作地方史，对“地方”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既有因对地方历史故事的重新挖掘与展开而产生的陌生感，也有因为某种新发现而感到的欣喜；但不管怎样，它都会让我们体验到我们对这个地方历久弥新的情感。可以说，地方是我们对所处的这个空间的最深层，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体验。我们熟悉一个环境，仔细体味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然后对这个环境的历史产生兴趣，又因发现其不同之处，而更加热爱这个环境。

正是由于生活在地方知识中，正是由于这些地方经验的教育，我们才能够由近及远地跋涉，走向更远的世界。我们正是通过认识“周村”是什么，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在“地方”观察、反思到了种种“熟悉”，也在周村外部世界体验到了各种“陌生”，正是这二者之间产生的距离与张力，才生长出“我们”自己的世界观。这个“我们”中，既包括在小商品批发市场上遇到的那些商户，也有在太乙门里街买菜时碰到的居民，更多的是在丝绸路上相遇，或在银座超市中打过照面的那些“陌生人”。能为同一个“地方”的人，书写历史与故事，并得到读者们或许当面的肯定或批评，这是其他任何的历史写作都不具有的一种体验。与那种统计年鉴式的、冷冰冰地周村分析相比，我更喜欢“地方史”这种带着感情与记忆从事写作，并与读者可以直接交流的写作风格。这是任何非本土的学者所做不到的。故值得赞许和支持。

在外地工作后，每次回老家时，我都会抽空到大街上转转。在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除了外地的游客，我也常看到很多周村人带自己的孩子来参观。虽然他们未必能言说自己是在做一件传承周村历史与传统予下一代的伟大工作。但这种发自内心顺乎自然的做法，恰是周村地方史、文化、传统能够赓续相传，连绵不断的源泉。郭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以及那些热爱周村地方史的乡贤才俊们，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民心所向的事业。

正是历史叙事让我们现在所居住、所生活的环境，变得立体而有纵深。没有了历史，再悠久的街道也不过是旧了的砖墙木窗而已。但有了历史，却可以从中品尝诸多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或许生活于周村的人，看了这些地方史的文章，会对自己居住的空间，产生不一样的观感，加深了自己对待家乡一草一木，一庐一舍，一街一巷，一水一山的认识，那么这些文章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遵郭老师嘱，写这么多，谨以此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