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之影响，当然大过时装设计，但各种理论和评述方式，跟时装一样，也都是有流行的。流行大喇叭时，满街都是扫地裤;流行七分裤时，人人都露着脚踝。

枝节的变化之上还有个大概念，统摄着缤纷的细节。例如古代女装，总原则是“隐”，现代时装的原则是“露”。所以从前用各种方式让女人的美从隐中现，现在让女人用各种方式，变着花样露。露肩露颈露胸露腹露脐露臀露腿露膝露踝露脚背露脚跟露脚趾。

学术研究亦然，一个大套路出来，各家论文写手就分别头脚肩颈、脐腹臀趾一一论析之。一时蔚为风气，谁也不以为可笑。若干年后，看着自己当年照片的爆炸头、AB裤才哑然失笑。

一

1979年美国学者马若孟(Ramon H. Myers)与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合写的《汉学的阴影:美国现代中国研究近况》即哑然失笑地指出：美国许多关于近代中国的著作，都局限在“现代化范式”与“革命范式” 中，狭窄且千人一面。我们学术界把套路称为范式，它还有个英文名，叫paradigm。现代化范式，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合时宜，想现代化，就须摈弃。革命范式，则想用马克思与毛思想取代传统价值观。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渐注意到此种错误并开始转向。想说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非断裂关系。或指明变革者仍有传统观念，或申辩保守传统的人也对现代西学也有了解。“传统/现代”之架构已松动，但并末完全瓦解，只是原有分析架构的修正。因为所谓“进步/保守” “西洋、现代/中国、传统”“变革/守旧”“工业社会/封建社会”“民主、科学/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思维概念仍然充斥于各种论著中。只不过重点已由“从传统到现代”转移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罢了。

全面批判“传统/现代”思维模式的，是1984年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说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早期是以西力冲击、东方反应为主轴，以正面角度来呈现西方的扩张，而以负面措辞来表现中国对西方的抗拒。1970年后，史家则发展了帝国主义理论范式。

这套范式，仍是西力冲击说，只不过在价值判断上换了位，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因此，根据现代化理论，中国只有走向现代化，才能摆脱贫穷愚昧与落后;而依帝国主义理论，只有走向革命，反帝反侵略，才能真正改善中国的处境。
 这两种，柯文都不同意，他提出了另一个模式，亦即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史界走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研究。

它所包含的观念，大致如下:

(1)清末民初的社会状况，主要并不因西方冲击而形成，乃是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构使然。例如人口压力、领土扩张、农村经济商业化、社会各阶层日增的内政挫折感等。故主要应由中国内部来看中国的历史，而不是从西方外部来看。

(2)所谓从中国内部看，还可以从空间上研究各省、府、区域、城市;

(3)从阶层上展开探索。开启区域史、地方史、民众史之研究。

(4)因中国历史及社会复杂，须结合各种社会科学人才与方法，始能务实地说明中国历史。

二

以上描述的前两阶段，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这就西方人来说，自是难免，他们本来就是西方人嘛!可是，柯文更指出:“种族中心观念所造成的扭曲，另一较不明显的来源，厥为中国人本身。不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的历史时，都相当依赖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架构。”

在大陆与台湾，正如他所说，和美国的情况没什么不同。大陆主要采用帝国主义范式，台湾主要采用现代化“冲击与回应”范式，两者都使用着西方的词汇、概念、分析架构，全部变成了西方中心观点，仿佛洋人。以致连洋人都抱怨我们“使西方史家无法获取局中人有参考价值且不同于局外人的观点”。  

80年代以后，美国史学界已对前两种范式展开批判，而走上了柯文所讲的第三条路时，我们也未赶上，仍在不断覆述老话。

因为两岸对近代史的解释刚好调换了位置，台湾开始流行帝国主义理论，大陆则出现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论述。越是自命开明、自以为激进的知识分子，越是如此。

所谓现代化论述，是说近代中国之历史，主要是因西方冲击，而使中国逐渐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由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之历史。而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社会的封建落后因素，对现代化之进展，起了滞后的作用。所以进步的知识分子，都要向西方现代学习、都要向中国的社会“启蒙”、都要打破传统，或对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例如中国和日本，在面对西方之挑战时，现代化之迟速，便成为极重要的论题。相关之文章论著，不知凡几。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显示了东方国家也能现代化;而戍戌变法之失败，则显示中国回应不良。为何中国会如此回应不良呢?典型论述是:传统中国“全面的凝固和结构上的扎实稳定，根本抑制了它在面对西方威胁时，做快速的反应”。

但若从帝国主义理论的观点来看，日本之所谓现代化，较中国成功，并不是什么国民性、文化因素、社会条件、企业家族伦理、日本思想家善于调和世界性与本土性等日本内部的社会或传统因素使然，而是:(1)“中国承受了西方列强的全面冲击，因此无法回应。日本得免于帝国主义的支配，部分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形态特殊”，帝国主义对两者的压力并不相等。(2)日本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发展模式，靠着对外扩张来增加资本，以侵略掠夺来达成现代化。中国则未采这个模式，只想通过内部改造来现代化，当然不能成功。

过去台湾研究近代史者，完全是前一种观点，从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近代中国的变局》以来，都是这一套。80年中期始出现许介麟《中国人观点的近代日本论》这样，借径于世界体系理论依赖理论，而趋近于帝国主义范式的论述。

大陆则反是。如钟叔河整理了晚清人西游的记录，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严家炎等人发展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谓此时中国文学正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走向世界，总主题则在于“改造民族灵魂”;金观涛提出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论;苏晓康等制作《河殇》，呼吁摆脱黄河与长城意象，走向海洋;李泽厚痛责“封建糟粕，阻挠了历史的前进”，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功能⋯⋯ 。

三

对于如何超越陈旧的论述，两岸不但缺乏兴趣，甚至还不太能觉察这些论述对中国近代史已构成了严重的扭曲。以致早应被反省超越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论述，竟继续扮演着时代新宠之角色。

最能代表此一有趣现象的，就是黄仁宇大历史(macrohistory)系列。

黄先生从《万历十五年》以后，一系列号称大历史的论著，一直写到蒋介石。其基本观点，谓历史自有其长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以中国历史来说，商周是封建时期，秦迄清末则皆为中央集权，但因这种官僚政治( b u r e a u c r a t i s m ) 并不能进行“在数目字上管理”，故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之挑战时显得左支右绌。

近百年来，因中西文化摩擦接触，“中国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了”，才终于完成了可以在数字上管理的条件。毛泽东建立了这条件的下层，蒋介石建立了上层，改造了整个中国政治经济之系统。长期革命既已成功，今后当然只有循着这条路子，参与18世纪后已成为世界一般趋势的资本主义社会。

黄先生可说是当今最热心的资本主义辩护史家，而其作品之广受欢迎，也显示了这种论述和社会基本意识紧密结合的状况。但大历史、放宽历史视界云云，只是一面幌子，只不过是要说:“中国近五百年历史为一元论”，都处于一个停滞、内敛、不容产生现代型经济的传统社会。若更拉长时间来看，第一帝国秦汉和第二帝国唐宋，也都同样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都是“前现代”的。

为何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出现现代化的负因素(negative influence)?作者只能乞灵于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1957年的《东方专制主义》。

魏特夫认为东方诸国以农耕为主，农作物需要灌溉，灌溉则要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经全民动员之后便造成了一个管制的社会，此即是东方的专制的起源。惟此社会的专制政体本身虽不受任何限制，却仍不能控制人民生活的全部。故在各村镇间仍不免留下空隙而造成“乞丐式的民主”。

黄仁宇接受了他这一见解，并予以补充，认为:“防洪治水，还只是引起中国中央集权地理因素之一。季候风与农产的关系，也是促成中国早期中央集权的主要原因。”除了地理因素之外，制度本身的因素，则:“《东方的专制》还有一个有意义的见解，则是说明这种专制政府，‘继续不断地向全部平民提出财政上的要求’。这也就是说大部分税收都是直接税，既不像封建制度一样由诸侯附庸进贡的方式支持皇室，也不像现代政府一样以公司所得税、间接税、累进税作收入的大宗。向中央政府直接供应人力物力的负担的乃是全部平民。这种特点，也是中国历史上顶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

因为这样，所以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最后的目的，也不仅是增进国富，而且要使全民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环境而生存。”

这老掉牙的东方专制论之余绪，至今仍在市场上领取风骚，岂不令人浩叹?

四

当然，说近百年来中国史，即是一部面对西方挑战的历史;着重叙述改革、变法、维新、革命者如何改造传统(或用封建、专制、半封建半殖民、父权、中世纪等形容词)社会与文化，乃是整个近代史研究的基调，我们并不能独责黄仁宇或任何人。

可是借由上面的说明，却可以帮助我们赫然觉察到:原来大陆、台湾、海外华裔学者所用来分析描述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正是西方人所看到的东方中国。我们以为是在谈着自己，而实际上乃在说着他人。就像我们有时会说:“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或“台湾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岛屿”一样，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看。

而可哀的是:这个观点与视域，现在连西方人也感到羞歉了，我们竟仍使用得心安理得。

五

我在1986年出版《诗史本色与妙悟》，即呼吁开拓诠释学以重建中国文学理论。1987年出版《思想与文化》，批判近代史学的各种解释模型，提议建立新的中国文化史学。其后又陆续发表《传统与现代:当今意识纠结的危机》《传统与反传统:以章太炎为线索论晚清到五四的文化变迁》等文，质疑现代化理论在近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解释效力、检讨近代流行的传统观。又出版了《文化符号学》《近代思想史散论》，想替已在东方主义论述中逐渐不晓得如何自我辨识、自我称呼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自我发声……

自己都渐渐对于这样喋喋不休感到厌倦了，但环顾学界，整个近代史的诠解，却依然如故。对我的呼吁，如未听闻;对外国近代史学界早已转向的趋势，缺乏兴趣;对文化界反省东方主义的思潮，不甚注意;对近代思想及文学史料，仍草草视之，仍套用现代化及帝国主义理论等声口在发言。

如此景观，实在令人丧气。

反省的声音当然也仍会在角落中响起。如蔡锦昌《东方社会的东方论:从名的作用谈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再造》、朱耀伟《后东方主义:中西文化批评论述策略》等都是。

朱氏延申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指出所谓东方或中国，其实只是西方殖民者塑造出来的形象。20世纪前半，许多中国人在研究中国时，却根据这个东方主义态度，一再复述主流(西方)论述既定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不能发声的客体，且自己在压抑真正的中国论述。以致中国或东方已被凝结于西方的视野中，完全丧失了主体性，被西方压倒性地支配。

中国论述这种已沦为少数论述(minority discourse)，与黑人、女性、少数民族、第三世界论述相仿佛的处境，令朱氏不安。他企图从解构、后殖民、诠释学、后现代等学科资源中去发展一套与东方主义不同的“另类中国诠释学”，抗衡既有的中国论述。

因此他反对以西方的观念、术语、理论诠释中国文学经典，“在一方面我是相信借用西方概念去处理中国材料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我怕我们却被迫去如此做。不遵照支配性论述的游戏规则的中国论述，最多只会被认为是‘神秘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中更会被全然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假如我们不能进入西方论述之中，从内为中国的诠释系统发音的话，任何努力皆只会被主流文化视为他者，沦为边缘的、神秘的、诡异的，甚至不能理解的”。

由这个立场，他把“中国诠释学”分成若干类:

( 1 )可以对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及其对诠释和理解的问题之贡献引以为鉴，从而系统地处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诠释问题。

(2)也可以强调中国诠释系统之“中国性”，而这种“中国性”是西方所不能理解的。但这种策略似乎对拓展比较论述无甚裨益，使中国论述沦为不能与外来文化沟通的神秘他者。

(3)也可以将中西传统并置。但如此并置可能会让支配性的一方扭曲了“他者的论述”。

(4)“相互的陌生化”(mufual defa- m i l i a r i z a t i o n ) ，亦即经常对我们的构建方法作出质疑。把所谓“中国诠释学”看作一种质疑既存的支配性论述范畴的工具“让中国通过现代的论述，来在某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进入现在，从而质疑西方论述实践中所容许知识生产及播散的过程”。

朱氏自己所主张的办法是第四种。为什么呢?他从福柯那里了解到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觉得“要重建文化，我们得要有自己的论述。我们自己的论述却得借用西方的声音，因为合法性是论述的条件，也是由主导论述所支配的条件。

所以要为自己发音，我们无可避免地要借用西方论述。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主导系统的西方论述所开展的本文及政治性空间中发音，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抗衡姿态去形成另一种论述，拓展出自己的论述空间”。

他的理论有些夹缠，行文有点诘屈謷牙，坚持借用西方现代论述，然后由其中开拓不同于西方的抗衡论述，更易使得读者在一大堆“论述”“他者 ”“文本性”“暴力等级”“位置”“解构”及外国人名书名中打转。但其中确实处理到了相当关键的方法问题，值得注意。

在我们这个现代化观点居主流势力的社会里，要反省有关东方主义之问题，不免被视为“种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仍有遗老遗少心态”，引起许多防卫。但其实问题不需如此看。任何研究者，都有必要自我反省他所使用的思维架构、评价系统、术语及理论，也应该要觉察他这些装备的使用效度。

这是一位研究学问的人基本的态度和能力。听见“近代中国史即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这样一句话，自然就该追问:“近代”是什么意思?用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吗?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吗?近代人曾向西方学习吗?所谓向西方学习，是只作描述语，还是用作指向词，指抛弃东方，如“脱亚入欧论”那样吗?该不该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之事例为何?我们以为曾向西方学习的人真要学西方，以抛弃东方吗?被指应予抛弃的东方古代社会，据说是封建专制或父权的，封建是啥意思?什么叫专制?指摘中国是专制社会的来历和论据各如何?以完全认同“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来治史，是否符合现代化范式所自我标榜的客观、价值中立原则?⋯⋯

没有这样的追问，能称为学术研究？

近代史，在我看，即是这样尚未学术化的领域。对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事件、文献、论题，如魏源、王韬、黄公度、晚清小说、五四运动、中日现代化之比较等等，恐怕都应重新展开研究。

针对这项建设性的提议，我想再提供一些操作上的方法:

(一)、放弃西化派、传统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革命、反动等各种标签，不再以此为认知指向。

例如梁漱溟，能用文化保守主义来辨识吗?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我国无产业革命，“中国无革命之因，亦为中国无革命之果。这就是说:一面由于经济之不进步，而文化和政治不变，同时一面亦由于文化和政治之不变，而经济不进步了。正为两面交相牵掣，乃陷于绝地”，不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观点吗?

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所根据的或许是《春秋公羊学》及其所理解之孟子学，而非现代资本主义;其所宣扬之孔教、大同理想，更是超越了现代资本主义，又与西方社会主义不尽相同。说他早年向西方学习而晚年保守反动，真是不知所云。

至于陈独秀，固然是革命分子，固然曾倡言“废汉字，代以世界语”，但他所做的中国文字研究，如《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实庵字说》《连语类编》《晋李静韵集目》《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文字新诠》等，其意义又岂仅革命一词、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语所能概括?

即如所谓东方主义，亦未必能概括晚清民初批评中国长期停滞，或云中国为封建专制社会者。因为这些指摘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观点，不全然出自欧洲中心的东方论，更常见诸西方人对西方历史的自我理解。

西方人对其中古时期、封建社会、父权结构的负面措辞，和他们批评中国古代，其实并无本质之不同。因此论者可能只是挪用西方人的西方论，而未必即为运用了西方殖民观点的东方论。

诸如此类，一切混杂于西方史学传统、东方主义、现代化理论、帝国主义革命论之间，乱七八糟的标签，都应尽可能放弃不用，或重新质疑其有效性。

(二)注意中西对举论述中不曾涉及的广大领域。过去的讨论太集中在中国和西方有关系的部分，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外贸易、义和团、外交关系、传教问题、通商口岸之生活与制度等等，仿佛晚清到民初的这一段历史，就是由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串组而成的。

由此观点看，诗歌在晚清民初波澜壮阔、成就非凡的发展，就只注意到一个“诗界维新”、一个白话诗的尝试，其他绝少讨论。词，没有维新或革命的问题，就更没人管。词话，只关心《人间词话》，因为据说其中含有西方新思想。古文、骈文，什么都是这样，观看之视域，可说狭窄极了。对于与中西对举论述无关的许多新生事物，也缺乏关怀。例如清末出现的《洞冥记》，主张玉皇大帝退位禅让，选出关公继任，影响民间鸾书甚巨，台湾现今不少教派都与此有关。其他如天德教、一贯道、同善社、悟善社、世界红卍字会等宗教之崛起，白莲教之分化转变，佛教之复兴，道教之仙学化，不也是极为重要的事吗?谈近代思想史为何不讲?又如戏剧，论者只注意到文明戏的兴起，只注意钱玄同等人改革旧剧之意见，却罕能留意整个传统戏剧是要到三十年代才发展到高峰的事实。“传统”戏名角出、剧码戏本不断重编新修、表演方式不断改进创新而经典化，乃是在所谓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之后，也是在所谓传统已被打倒之后。

诸如此类，都是中西对举论述中所难以觉察的，领域广大，内涵丰富，不宜淡漠视之。

(三)讨论“重估价值的时代”，应首重估那个时代的价值。五四以来的言论和价值，正当重新估一估，而不是照着说一说。

历来研究晚清以迄五四运动者，多半只是顺着他们的思路、依循他们用以批判传统的价值观在说话。很少重估他们的批判是否有价值，并检讨他们的价值观之价值。这不是研究，只是抄些资料来复述而已。

不错，当时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借着重估传统之价值，来突破桎梏，追求自由、民主与科学。但此种作为之性质与策略，不是无可争辩的。批判吃人的礼教，口号很响亮，然礼教之意义与功能只在吃人乎?诗界维新、白话诗运动，在艺术上真走对了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民主与科学，然而提倡民主与科学之后果，真无危机吗?民主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灾难，提倡诸公是否须尸其咎?没有这些观点，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百年前的陈年往事?述史论史之意义何在?

何况，正如博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一书所说，对于工业革命，“无数诗人、思想家与作家都刻画出它的残忍性。英国学者与皇家委员会都一致谴责工业革命的恐怖”。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变，常是西方文学家思想家反省的起点、批判精神的立基处。如博兰尼本人即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就是文明的灾难;法西斯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皆源于自律性市场之兴起。可是我们却几乎完全以正面论述来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视为摆脱网罗的喜悦起点，这行吗?

欲总体改造、重新出发的中国近代思想及文学研究，操作技术当然还多得是，但重点是大家得先换换脑子。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高校人文界》2020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