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同礼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是多方面的。他是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有过重大贡献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图书馆界，谈起袁同礼先生，大都是从他对中国图书馆学方面的贡献来说的，很少有人从建立中国的西方汉学文献目录学的角度来看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也很少有人考察他在西方汉学史上的贡献。直到近年来，随着《袁同礼著书目录汇编》的出版，学术界才开始关注他在这个方面的贡献。这里，我们侧重从此一角度对袁同礼先生的学术贡献做初步论述。

一、袁同礼对《西方汉学书目》的编制

袁同礼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袁同礼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定永久基础的辉煌一生。其嘉言懿行，将成为世世代代中国图书、文献、信息情报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和典范，历劫不磨，归于不朽。”袁同礼主持北平图书馆以来就十分重视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认为“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为文化交通之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东方学图书成为收集和馆藏的一个重点。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一文就指出：“外文图书方面，举凡东西洋学术上重要之杂志，力求全份；古今名著积极搜罗，而于所谓东方学书籍之探究，尤为不遗余力。”所以，从北平图书馆建馆起，袁同礼就将西方东方学书籍作为重要的收藏内容，这自然包含西方汉学著作。1932年收入汇文学校所藏美国毕德格（W.N.Pethick）关于东方学藏书500多册。“1934年，先生乘赴欧洲之便，在西班牙购入Santa Maria先生旧藏东方学书籍，内有200余种十七八世纪出版的书。”同时，他组织北平图书馆编制东方学和中国学书目，“如1935年至1936年度，《馆藏图书馆西文书目》和《馆藏中国问题西籍分类目录》出版，后一目录共收录书籍6000种，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书末并附有人名和书名索引。专题目录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学术的发展。”1957年，袁同礼受聘于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在此期间完成了一系列汉学书目，从而奠基了他在西方汉学的学术地位。

二、袁同礼《西方汉学书目》的学术特点与贡献

正如当年考狄书目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一样，袁同礼的《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汉学书目〉》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成为研究西方汉学的必读之书。它的学术贡献大体可从以下几点加以说明。

（一）袁同礼的《西方汉学书目》促进了美国中国学

考狄汉学书目编制时，美国本土还谈不上有正规的中国学（汉学）研究。而且考狄书目毕竟只是到1894年，袁同礼在自己的序言中开篇就指出这一问题，急需一个新的书目来补充考狄书目的不足。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等一批欧洲汉学家移居美国后，美国的汉学研究才逐步发展起来。同时，在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进入美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一代青年汉学家开始来中国访问，美国中国学逐步兴起。袁同礼的书目恰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西方汉学进展，这样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就成为其重点内容之一。如周欣平所说：“袁同礼先生的这部著作正好为20世纪前50年的美国汉学研究文献体系做了一个总结，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它反映的正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段美国汉学迅速崛起的历史。”所以，如果说考狄书目主要反映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的早期研究进展，那么袁同礼的书目则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的研究进展。

这种变化在目录中也反映了出来，例如关于抗日战争就有30页的包括了中日条约、日本侵华战争、日本进攻上海、国际联盟有关日本侵略中国文件、1937年日本侵华文件、汪伪政权材料等，这不仅反映了袁先生的爱国之心，也看出在目录的选择上，西方汉学学术研究的变化。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目录收集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英文文献，例如陈伯达所写的《毛泽东论中国革命》（Mao tse-tung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Peking，Foreigen Language Press，1953），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Thirty yes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eking，Foreigen Language，1952），王明和康生的《今天革命的中国》（Revolution China Today，New York，Workers’Library Publishers，1934）。当代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袁同礼书目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恰好和美国中国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一致。袁同礼书目和考狄书目由于时代不同，在收录的书目上已有很大变化。当代学者认为：“《西方汉学书目》中收入大量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和文献，就是这个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写照。所以，今天我们说袁同礼先生的这本著作是对美国汉学研究兴起与发展所做的极好诠释，实不为过。”

（二）袁同礼的《西方汉学书目》首次收录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

袁同礼书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收录了大量中国学者、特别是留学西方的青年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目录，这是考狄书目所完全不具备的。在考狄的时代，中国学者能用外文写作的寥寥无几，所以在考狄书目中仅有辜鸿铭、陈季同等极少的中国人的著作。晚清后留学大潮涌起，一大批中国青年学者开始在西方学习、读书，并开始在西方文献中留下他们的著作。这些人的著作进入了袁同礼的学术视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了西方汉学的一个重要变化。考狄做书目时，传教士汉学家还是主体，到袁同礼书目时，职业汉学家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主力军。以往，我们在研究西方汉学发展时，往往将目光仅仅局限在西方汉学家，其实，20世纪西方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学者开始进入西方汉学的阵营之中，并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杨联昇、余英时等人的著作中多有提及这一点。但在今天的西方汉学史研究中尚无系统的从历史和学术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整理。20世纪西方汉学的发展与国学的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既有如桑兵所研究的那样，西方汉学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反之，也同样存在着中国学人的学术活动对西方汉学发展的影响，这点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中尤为明显。

袁同礼先生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在他的《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汉学书目〉》中如此大规模地收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西方文献中，尤其在西方汉学文献学中，恐怕是第一次。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上，中国学者也开始成为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林语堂、方志彤、洪业、王际真、陈世骧等一批学者开始在西方汉学界崭露头角。袁同礼在《西方文献里的中国——续考狄之〈汉学书目〉》完成后，连续做了《胡适先生西文著作目录》《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学欧洲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显然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从中可以看到袁同礼既希望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通过留学活动做一个文献和目录上的梳理，也希望说明中国学者在西方汉学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希望在以后的研究，后来的青年学者能充分利用袁同礼先生的书目，从学理和历史上梳理清楚这段历史，进一步从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发展的贡献角度，研究西方汉学与中国学术交错的相互影响史。

（三）袁同礼的《西方汉学书目》在目录编目上更为合理

袁同礼的书目在编制上也较考狄书目有了很大的改进。在他的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考狄的书目尽管对读者有着重要的价值，但“几十年来，汉学研究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这些新的成果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也是很陌生的，需要来填补这个空缺，他的续编就是为此而编辑的”。面临编制西方汉学书目这个新的问题，他也认为自己的目录编制或许也是主观的，但是尽力满足新的需要。

上面我们已经介绍，考狄书目主要是从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编制自己的书目体系，而袁同礼书目则更注重书目分类的系统性和逻辑关系，使其更为严谨。袁同礼书目是按照“书目与参考书”“总结性著作”“地理与游记”“历史”“传纪”“政治与政府”“陆军、海军与空军”“法律法规”“对外关系”“经济与工商”“社会状况与社会问题”“哲学”“宗教之一”“宗教之二”“教育”“语言”“文学”“建筑与美术”“音乐与运动”“自然科学”“农业与林业”“医药与公共卫生”“东北各省（满洲）”“蒙古与蒙古语”“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澳门”等28个大类排列。每个一级类目下，又分为二级类目，在二级类目下又有三级类目，这样层层推演，级级相连，使整个书目分类十分清晰。

袁同礼书目的这套分类方法主要来自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分类法（LCC）。这套分类法，在袁同礼赴美国前已经比较熟悉。“袁同礼的图书分类思想，最早是受到《杜威十进分类法》（DDC）的影响。DDC于1910年传入中国。由于杜威分类法具有简明的标记符号，能容纳新的学术著作，各级类目逐级细分，层次清楚，比较详尽，在当时引起了图书馆界的重视。袁同礼在当北图馆长之时，聘请了刘国钧负责对DDC 的改订，使之符合中国实际。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为袁同礼所重视，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审定并推广到全国使用。此外，袁同礼早在国会图书馆实习期间，已对《国会图书馆分类法》（LCC）有了一定的接触，而此次书目编撰工作又是他在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完成的，因此，LCC的分类体系必是他参考的重要依据。对比《书目》和LCC的分类体系，我们可以看出《书目》前21个大类类名，均可在LCC中找到，或合并类目、或分立类目。”他的书目中的“总论性著作”“法律法规”“历史”“教育”“自然科学”这些书类名称都是按LCC的大类名来设立的；而像“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这类类名则是将LCC的“哲学、心理学和宗教”“语言和文学”分类拆开，变成独立的类别。

袁同礼的汉学书目分类也有自己的创造性，对于一些严格分类和学术研究重点相冲突时，他以学术为主来分类，从而更方便学者的使用。“在地理分类下，为方便计，不能仅从字义上去理解，例如，敦煌考古大发现和新疆考古发现一起并列在新疆下，而不是（完全按照地理位置去理解）列在甘肃下，这样的分类理由是，分类体系必须有裁决的，它并不需要所有读者的认同。”

（四）袁同礼的《西方汉学书目》推进了中国典籍翻译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典籍的外译十分重视，相当多的学者投入到中国典籍外译的学术事业上，但由于这些从事翻译的学者大多没有西方汉学史的学术训练，因而对中国典籍在域外的翻译成果与进展所知甚少，导致目前不少翻译项目都是重复性的翻译，而且质量也未必有已经出版的中国典籍翻译做得好。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认真研读袁同礼先生的这本目录。当年他在编制这份目录时，对典籍的翻译书目十分重视，举例如下：

所以，系统地整理袁同礼书目的中国典籍翻译书目，对当下中国学术界所展开的典籍翻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三、袁同礼的《西方汉学书目》与中国留学史

目前中国留学生研究中的一个重大不足，就是缺乏对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基础性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大量的研究著作仅仅是建立在对少数知名留学学者的研究上，无法为留学生史提供整体的面貌。袁同礼书目在中国留学史研究上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在汉学书目中提供了中国学者西文人名的中文名。在考狄书目中是没有中国学者的名字的，这不仅仅是作为学者的人名，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人名，全部采取拼音方法来解决。中国学者在阅读和翻译西方汉学历史著作时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还原这些中国学者的汉语人名。传教士汉学时期，每个传教士在不同的地区传教，对中国人名的拼音系统完全不统一，这使我们对这些中国人名一筹莫展，无法判定。即便到19世纪后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出现，西方汉学的中国人名拼音系统开始走向统一，但这个系统仍有很多问题。

袁同礼作为中国学者，深知中国学者在阅读西方汉学著作时所面临的困难。因此，他在序言中就将这个问题的解决作为他的书目的一个重要问题提出。他说：“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作者的数量在西方语言文献中大大增加了，但在他们的标题中并未出现他们的中文名字。”这样，在如何辨识这些中国学者的名字时出现很多困难。袁同礼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来考证这些中国学者的名字。李书华写道：“守和利用其知识与经验，先由各有关刊物或书籍中，找出中国留学生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之西文姓名、论文题目、获得学位地点和年代，及论文发表的刊物名称。如疑某人似有博士学位而未查出者，便函请原校查覆，或向熟人询问后再查。多次亲自访问欧美各大图书馆和各大学，以证实其找出之结果是否正确？再次为填入论文著作人的中文姓名与其生年，此系最困难之事。中文姓名可查出者，均分别填入；其查不出者，则函托熟人代查，或托熟人转托友人代填。”在《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的自序中，袁同礼曾谈到这项工作的难度：“没有标准的罗马化拼写方案，相当多的作者并不完全按照中文发音对其姓名进行罗马化拼写，缺乏相关的参考工具书，基于上述局限，可以想见，要辨认出作者的中文姓名是何等困难。”为查找到这些中文人名，他动用了各种关系，与汉学家通信，甚至给使馆写信。在编制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目录时，他函请蒋复璁代填中国留德学生的中文姓名：“兹有留德同学数人之中文姓名，未能在留德同学名单内予以查明，用特奉上，请就所知者，赐予填注，凡不知者，并盼转询其他友人，早日赐覆，感荷无似”。信函附件所询Chang Pao-yuan、Liang Chiang、Li Huan-hsin、Liang Ssu-mu等人，“最后在《中国留欧大陆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分别标注为张宝源、梁强、李焕爃、梁师目。此外，他还与蒋彝（ 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郑德坤（ 考古学家）、查良鉴（ 法学家）等一大批相关人士通信，多为询问著者的中文姓名、生卒年、中国留学生名单等，或请求代填某些目录作品的细节信息。”

袁同礼先生的书目在西方汉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者这样评价考狄书目和袁同礼书目在分类上的贡献：“我们认为考狄《中国学书目》博大精深、复杂多样、兼收并蓄；袁氏《续考狄中国学书目》严谨细致，凡收入者必考证，条理分明，检索便捷。这两种书目各自存在局限，它们都是对于所有种类的有关中国的论述的全面普查，它们意在记录和描述，而非选择和排斥。这两部书目都以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受到西方汉学界的一致好评，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必备的重要参考书。”实际上，由于袁同礼书目在后，考狄书目在前，所以，无论是在编排体例上，还是在收入范围上和在索引系统的编排上，袁同礼书目都在考狄书目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将西方汉学文献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恒慕义（Hummel，ArthurWilliam，1884—1975）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在考狄书目以后，学术界一直希望能出版一本接续考狄书目的汉学书目书，现在袁同礼先生实现了这个理想。袁先生并不是仅仅通过复印本来做的书目，而是对这18000本书全部亲自过眼翻阅。他曾遍访美国各地及欧洲各国著名的东亚图书馆，几乎对每张卡片及原著都一一核对，以辨真伪。他对袁先生的学术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西方汉学书目》所著录的文献比任何一家图书馆的目录都要全面、准确。这无疑是对一部专题书目的最高评价。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更应记住袁同礼先生在西方汉学研究以及在西方汉学文献学上的贡献。我们在谈到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历史时很少提到袁同礼先生，这是一种学术的重大疏漏。应将袁同礼的汉学相关书目作为海外汉学研究专业的必读书目，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必读书目，以补上这个尴尬的漏缺。

四、结语

袁同礼先生于1965年病故。著名西方汉学刊物《通报》发了他的讣告。讣告中写道：“1929年，中国第一座国家现代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北平建成。这座图书馆仅仅是清代图书馆的延续和扩建，但是其运行手段完全跟上了时代的潮流。袁同礼先任副馆长，后晋升馆长。

“经营图书馆遇到的困难和考验从未让他退缩。相反，他不遗余力地寻找和保护了许多珍贵作品和手抄本。与此同时，他也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是故宫委员会和文物保护委员会成员之一。

“二战期间，北京国立图书馆先是临时迁到云南昆明，之后又迁到四川重庆，在那里，大量珍贵文献开始向公众开放。战后，图书馆又迁回北京。1948年起，袁同礼成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他曾几次被中国政府派往国外，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处理一些关于文化方面的事务。

“1949年，他携全家离开北京并前往美国定居。首先担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之后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顾问，这项工作他一直做到退休前（1965年1月）。

“在他旅居牛津时我很荣幸认识了他。当时我是牛津大学中文分馆馆长。在与HOMER DUBS合作翻译HAN CHOU的同时，袁同礼先生从美国前来。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收集关于中国的外文出版文献，另一方面是照顾病重的儿子。

“在袁同礼到来前几天，我的朋友蒋彝，现居美国，通知了我他即将到来的消息，并请求我帮助他在牛津安排住所。当我见到袁同礼先生，我便被他的博学深深吸引。我不知道他在牛津大学待了多久，但通过在中文分馆、在他的居所与他的多次交谈，让我对他能够有真正的了解。

“袁同礼既是一名高级官员又是杰出学者。他对中国国内思想的变迁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得他对中国国内图书馆的管理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他出版过诸多专著和其他各种作品，这些作品成为其他学者做研究的工具书。他酷爱京剧，且是内行。他爱北京，因为他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光阴。

“像大多中国学者一样，他热爱文学。他重感情，乐于施舍，十分正派，单纯而乐观。他学识渊博，却从未涉足政坛。在我看来，他从未利用过自己的影响力来提高个人身价。他一直被书籍和文献资料所吸引，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只包含这个学科。

“1958年，他发表了著作‘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就像副标题所说的那样，这是考狄（Cordier）的作品《汉学书目》的延续，参考了一些1921年至1957年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英文、法文、德文或者葡文作品。这部重要的工具书多年后为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之后，袁同礼又在其中加入了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作品的文献资料，以及20世纪初中国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目录。”

能在《通报》上发表讣告，说明袁同礼的学术成就得到了整个西方学术界的认可。袁同礼所开创的西文中国文献学事业成为我们今天治学的出发点。重建西文中国文献学史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文献学领域和中国图书馆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应继承袁同礼先生的事业，使中国学者重新领跑西文中国文献学事业。

民国一代学者的学术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深敬仰，袁同礼先生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如今中国学术的发展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深感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之大。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们是“文革”结束恢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时进入学堂的，跟着老师一步步走上学问的道路，当明白自己的学术使命时，已经是进入花甲的人了。我很敬仰民国时期开创现代中国学术的那一代人。今天看起来在局部或细节上那时的学问也已经被超越了，但他们的学术精神仍强烈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我特别佩服日本学术界扎实的学术精神，译本做得很好，在基础文献上下了大工夫，几十卷的兰学资料和大航海后西学东来材料都整理了出来，那是要耗去时间和精力的，但正是这样，后一代人的学问整体上在进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献身精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整个中国学术的进步做些事。

中国现在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是产生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的时候，中国学术腾飞的时代已经来临或即将来临。但如果准备不足，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当年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国学的发展必须在国际学术大范围内展开，但这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才能真正在国际学术的范围内展开中国学术的研究。要做的事很多，要一步步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