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姜萌副教授

摘要

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萌生时期 （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时期（20世纪30—50年代）、意识形态化时期（20世纪60—80年代中期）、唯物史观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 年代）、会通时期（21世纪以来）；四个范式：文献学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社会史范式。纵观中国史学史研究100年发展历程，学术层面影响史学史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史学认识论水平，二是已有研究成果水平，三是研究者学术素养。只有不断提高史学认识论水平，批判承继前人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者学术素养，才能实现研究范式创新和开创研究新局面。史学认识论较长时间未有大突破，对前人研究反思总结不足，以及新生代研究者学术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使中国史学史研究继往开来面临不小困难。

关键词

中国史学史；史学史之史；史学认识论；史学史范式；史学研究素养

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初步统计，通论性著作已达60余部，专题研究更是数量惊人。时至今日，在史学研究多元纷呈映衬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反而有些停滞，亟待寻求突破。因此，不仅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及其成绩、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不足需要认真回顾，且如何继往开来更值得讨论。“承旧”方能“开新”，本文希望在检讨学界已有“史学史之史”基础上，用新的视角来梳理概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及特点，加深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认知，最终落脚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推进史学史研究。

胡逢祥等著《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一、三十年来“史学史之史”检讨

 

1984年底，针对史学史研究领域缺乏自我检讨等不利于史学史研究发展的现象，白寿彝倡导“研究史学史之史”。此后，学界开始有意识地梳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检讨其得失。三十年来，趁着“学术史热”，“史学史之史”论著持续出现。

 

从涵盖范围与写作取向来看，已有“史学史之史”论著大约可划归为三类：整体性回顾、阶段性回顾、专题性回顾。这些论著或是总结概括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或是梳理分析一个时期的成绩与特点，或是针对某一个方面进行清理，对了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当下继续深化研究，皆有贡献与价值。不过，三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之史”研究也存在两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重视外部因素分析而忽略内在理路梳理、注重表面现象列举而研究范式解读不足。

白寿彝

重视外部因素分析而忽略内在理路梳理，在中国史学史发展阶段划分议题上有较显著表现。目前对中国史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有两种：瞿林东、周文玖提出的五阶段论，牛润珍、姜胜利提出的两阶段论。瞿林东通过对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开设、专题研究论著的发表、研究机构与人员的扩展等几个方面之观察，提出：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30～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建设时期（70年代末至今）。

 

毋庸置疑，这一判断对梳理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历程有开创性贡献。换个角度看，此判断可能也存在几个可讨论的问题：一是如何评估1920年代史学史研究萌生、民国史学史研究范式在1950年代的延续等现象；二是在重视中国史学史研究外部表现与因素的同时，该如何揭示其发展内在理路。周文玖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分为产生（20世纪20年代）、起步（20世纪30年代）、展开（20世纪40年代）、新阶段（1949年后17年）、进一步发展（“自‘四人帮’垮台至最近”）五个阶段。在瞿林东看来，周文玖的划分，“大致勾勒出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面貌，给人们一个清晰、明快的脉络”。但这一划分亦有三个可再讨论的问题，一是笼统地看待1949年后17年及“‘四人帮’垮台至最近”两个阶段的史学史研究，二是存在重外部表现与因素、轻内在理路的倾向，三是五个阶段的显著特点似应进一步概括。

 

“两阶段论”是将中国史学史研究历程从1949年断开，分为从史学史意识出现至1949年、从1949年至今两个时期。牛润珍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述，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梁启超的时代”，“后期以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为代表”。姜胜利提出，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这种二分法凸显了1949年政权变易对史学史研究产生的重大影响，却对史学史研究的内部理路有所忽视。就中国史学史研究而言，20世纪50年代港台地区的史学史研究仍“保持着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偏重历史文献学的风格”，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史学史研究，亦是如此。突出表现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的再版和刘节在中山大学主要依据梁启超的史学史观点讲授中国史学史。尽管牛润珍等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估量得偏轻。

 

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注重表面现象列举而研究范式解读不足，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对各时期史学史研究成就的总结上。检视相关回顾性论著，列举各时期的主要史学史研究成果、课程的开设、相关讨论或活动等内容占据了最多的篇幅，但对不同时期史学史研究主旨的不同、研究取向的联系与差异、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思路的变化及具体研究的展开等问题，却未有深入细致的探讨。如牛润珍在评述20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时，根据“编纂体例和内容”的不同，指出20世纪前半叶存在着四种不同史学史写法：“梁启超的‘做法’”、“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史学史”、“史论式的著述”；根据研究思路的不同，指出20世纪后半叶的史学史写作存在三种情况：“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以1840年为界，将史学分为古代、近代，断代分册撰写”、“突破条块分割，采取贯通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此文较早地注意到了史学史研究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思路，惜未能将此观察上升到研究范式的理论高度进行系统梳理总结。直接触及史学史研究范式的是胡逢祥。他指出，自中国史学史成为一门专史以来，研究范式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一次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的研究框架为代表”，“其重心尤集中在历史编纂学和文献学方面”；“第二次大的格局变化，发生在1960年代初”，经过深入讨论后，“形成了以史学思想、史料学和编纂学为基本内容，而以前者为核心的研究范式”；作者还指出，自1990年代后期起，随着史学史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第二种范式的研究框架就日显局促。遗憾的是，作者论述的重心在讨论如何改进当下史学史的研究范式，故未对这些观点展开阐述，亦未对史学史研究范式转移的原因展开探讨。

 

纵观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和30年来“史学史之史”研究，皆取得了显著成就，使史学史研究成为完整的现代学科。但是“学科成熟的同时也透露出发展的危机，已经形成的理论、方法、研究体系、学术范式，也将会逐步成为封杀学术发展的惰性因素，局限学科的创新和发展”。要在新的情势下开拓中国史学史研究新局面，首先需要对发展历程有更清晰的了解，对已有的研究范式有更清醒的认知，然后才能承旧开新。有鉴于此，下文将重新梳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已有研究范式，提出当前制约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五个阶段

 

从学科意识、学术理念、研究实践及内在延续性几个角度看，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大约可划分为五个阶段：萌生时期 、文献学时期、意识形态化时期 、唯物史观时期和会通时期。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萌生时期。尽管在清末“新史学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或简要梳理中国史学发展的文字，但尚未有“史学史”的理念。民初几年亦有一些文字涉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讨论，亦非有意识的“史学史”之作。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史学独立意识的凸显，体现学科意识和方法意识的史学史始受重视。先是朱希祖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史学史”课程，并撰写《中国史学概论》讲义。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亦推动了史学史研究的揭幕。1921年秋，梁启超在南开学校讲授“历史研究法”，其《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从史的起源、历代史学之消长等方面简要梳理了“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简史”。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想法与思路，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这些观点和思路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正式宣告中国史学史意识的出现。这一时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萌生有贡献的，还有郑鹤声、胡适、姚名达和何炳松等人。郑鹤声是较早有志研究中国史学史，且有研究成果面世的学者。他在1920年代初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即有志于中国史学史的撰述”，毕业论文以《汉隋间之史学》为题，并于1924年下半年连载于《学衡》。此外，郑氏自称1926年在云南高师还撰写有四册的《中国史学史》及多篇论文。胡适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未有很大的实际贡献，但他在1924年率先提出了“中国史学史”的概念。姚名达在1925年进入清华国学院读书后就表达了从事撰写《中国史学史》的志愿，并为之努力，惜未能成功。何炳松在1929年也表示自己“尝思致力于中国史学史之编辑，以期于吾国之新史学界稍有贡献”。

 

把20世纪30—50年代概括为文献学时期，是因为此时的史学史论著多以梁氏史学史理念为指导，体现出较浓厚的史部目录学或史籍提要倾向。金毓黻不仅以梁氏的理念为指导来编纂《中国史学史》，且强化了史学史与传统文献学的联系：“本编之作，含有二义，一备史籍之要删，一为史学之总录”，对经籍志、艺文志及“经、子、集三部”之中“与史部有关或其一部含有史料在内者”，亦“取其详故实而具史法者，各从其类，以次论列”。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的文献学气息，仅从“史书名目”“史籍名著举要”“史籍之整理”“编辑史籍书目提要之商榷”等章节题目即可感知一二。此一阶段的大多数著作，如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等，皆具有这种特点。针对这种取向的缺点，多位研究者已有所概括：如齐思和认为“过重故实，而忽略史学，仅言纂修经过，鲜及体例得失，史学之义，似犹未尽也”；白寿彝认为“把书目和内容介绍当做史学史看待”，“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胡逢祥认为“从郑鹤声的系列论文到金毓黻、方壮猷和顾颉刚的专著”，“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旧历史文献学和史部目录学气息”。

梁启超

中国政治和社会在1949年进入一个全新时期，但学术轨迹并未随之立即发生巨变。就史学来说，“主流史学虽着意除旧布新，但学术自身固有的传承性又使得它无法回避、漠视既已取得的成就”。就中国史学史领域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表现也基本呈现这一特点。刘节于1955年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稿》初稿，重点是“历史编纂学”，且“在史官、史家、史学的分法上，他继承了梁启超的观点”。金氏在《中国史学史》1957年“重版说明”中指出：“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征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爰由著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此语非常明确地显示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状态——新范式尚未有成就、旧范式还在延续。此外，郑鹤声于1930年出版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亦于1956年修订后再版。

当然，把这一时期概括为文献学时期，主要是从大多数研究而言，并不意味此时的史学史研究全都呈现出文献学倾向。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就基本看不出有文献学的倾向，如：蒙文通在梁氏史学史研究思路之外“另辟蹊径、自造新局”，注重揭示史学的时代特征与演变轨迹；周予同特别看重“社会的、历史的背景或基础”对史学的影响；朱谦之把中国史学史分为“故事的历史”“教训的历史”“发展的历史”等。

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倾向是20世纪60—80年代中期史学史研究的共有特点，故这一时期被称为意识形态化时期。这样概括，绝非有意降低此一时期史学史研究的价值，而是源自当时史学史研究者对史学史的自我定位。1956年《新华半月刊》译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明确提出史学史研究属于意识形态工作。此文发表后不仅引起了中国史学界对重写史学史的重视，且为此后史学史讨论提供了原则性意见。1961年4月，周扬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把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作为必须编写的教材提出来，并指定专门的单位、具体的人负责”后，如何撰写新的史学史迅速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负责中国史学史教本的是白寿彝和吴泽，负责西方史学史的是耿淡如。“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围绕“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尽管学者们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多都受到《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一文影响，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从耿淡如、白寿彝、吕振羽等人的文章来看，在史学史编纂属于意识形态、因此要突出阶级斗争这一认识上基本没有分歧，但也有少数学者并不认同史学史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刘节。此一时期刘节在发言和演讲中多次阐明，“史学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考据学，而以历史编纂学为其主要内容”。不过，刘节在1963年就因“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被大规模批判。而史学史讨论的热潮也很快因1964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停了下来”。

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

从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脉络来看，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讨论是在“史学革命”刚刚结束后展开的，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这次讨论虽然戛然而止，但其确立的意识形态取向却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革”打断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正常发展道路，却并未否定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取向。“文革”结束后的近十年间，虽然史学界先后通过“回到60年代初期去”“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去”等思潮实行思想解放，但史学史研究的主流却一直停留在“回到80年代初期去”。吴泽在1980年强调“史学史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研究史学史时要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流派的“矛盾斗争”。白寿彝在1983年虽已意识到“对历史观点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不能简单机械地去理解”，但在论述近代史学史时，却仍从“阶级斗争”角度，将胡适视为“中国近代史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认为其“代表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史学史通史，虽“力图做点新的尝试”，但仍具有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尤其是近代部分，基本上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评判史家与史学。就此一时期的史学史研究来看，古代史学史部分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已经显著弱化，近代史学史部分依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最集中的表现是依然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批判史家与史学，用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进行写作。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派学术重塑”起自改革开放，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发生质的变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告完成。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结束，可视为是“唯物史观时期”。1985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上，组织者白寿彝说，此次会议“只有在今天这样政治条件之下才可以进行”，“采用的民间形式，没有请领导作报告，没有主席团，不预备作什么有承担义务性质的决议”。全国史学史研究领军人物的绰绰几语，透露出史学史研究从官方意识形态建构回归民间、回归学术的巨大转变。自1958年“史学革命”开始，史学研究“几乎完全、彻底的丧失了作为一门学问所应具有的独立地位，沦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婢女”，历史学最神圣的使命不再是追求真实，而是“去迁就和满足眼前的政治需要”，史学也因此“被实用主义所支配所玩弄”。改革开放后，史学“对政治的依附失去了现实支柱”，意识形态色彩消退。但是由于史学史研究不仅要涉及各个时期的思想，而且要评判形形色色的史学家，处理起来必须小心翼翼。因此，史学史研究向学术回归、有意识地进行“唯物史观重塑”要比其他史学领域晚好几年。

 

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论集》

中国史学史的“唯物史观重塑”突出表现为实事求是地从学术本位来研究史学现象，评判史著价值。白寿彝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对中国史学史的“唯物史观重塑”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白寿彝等人的提倡与实践，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史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期，“史学史研究的成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史学史研究，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展，成果涌现，水平提高，出现了像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等一些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史学史著作。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唯物史观重塑”，发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领域。首先是吴泽主编、袁英光与桂遵义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于1989年出版。尽管该书仍然提到“阶级性”和“阶级立场”，强调“中国近代史学史的基本任务，就是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但更多的是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国近代的史家与史学，并试图从社会、政治背景出发揭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历程。同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一书更是明确表示史学、史学史要摆脱“意识形态”制约、回归学术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史学界“依然是四平八稳，以及在四平八稳中的固执、顽钝、沉闷”，故“正确地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应该是中国史学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唯一基础；同时也就是我们反思、描述、批评1949年至1989年中国史学四十年发展历程的思想立足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史学研究摆脱意识形态制约努力的深入，近现代史学史成为研究热点，一批成果涌现，成为学术史热潮中最亮眼的领域之一。原本因“意识形态”因素被批判、忽略的史家被重新评价，纷纷由“边缘”走向“中心”，重新改写了学术史版图。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史研究热潮持续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涌现，视角多元，中外古今观念、论著碰撞，可以概括为史学史研究的“会通期”。自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史研究兴起之后，作为学术史分支的史学史也获得了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持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无论是成果的数量、领域，还是水平，皆有很大程度的提升。在数量方面，已有约二百部专著，论文更是数以千计，一时难以统计出准确数字；在领域方面，从先秦到当代，每一个断代都有一部甚至多部专书，尤其是清末以来的百余年，论著层出不穷；水平方面，在学人代际更替、国际史学观念传入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以功力见长的梳理性研究，还是以见识见长的分析性研究，或是以新观念、新视角为指导的尝试，皆有高水平的成果面世。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史领域呈现出多种范式共同发展、竞胜融合的趋势。论著出版情况可反映一二：不仅各个阶段代表性的论著，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皆有再版，新的高水平论著也纷纷面世，如吴怀祺主编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谢保成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等。此外，杜维运、逯耀东、德里克、王汎森、施耐德、刘龙心、内藤湖南等大陆地区以外中国史学史家的论著也被引进。这些论著或是文献学的色彩较浓，或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或是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切入史学史，或是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审视中国史学史，给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与路径。在多种范式共同发展、竞胜融合的前提下，有两个现象最值得关注：一是既有研究范式的深化，一是把史学变迁置入社会变动中考察，即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这一取向是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承旧开新的新形式，是既有范式的融合，是史学史研究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会通，也是当前史学史研究最有生机的发展方向。

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

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四个范式

 

王汎森提出，要讨论“近代史学典范的改变”，应该在重视“理念”（里程碑式的文献）的同时，亦注意“实作”（各种场合模仿、套用成书，习得各种新的书写范式的历程）。下文主要从核心问题、基本理念、实践历程与代表性成果四个方面来审视中国史学史100年的四个主要范式。

 

文献学范式。进入1920年代，史学的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日趋显著，史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起自我的学科认同”，能够“理解过去史家治史的原则、方法与途径”的史学史日益受到重视。此时摆在中国史家面前的，首先是要借助新的史学观念对纷繁复杂的传统史学进行梳理评判。简而言之，在史学史意识萌生之际及第一个实作阶段——文献学时期，为了构建史学的学科认同，促进史学发展，史学研究者们首先直面的核心问题是：史学从何而来？如何而来？又向何而去？

 

刘龙心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

要想探讨以上问题，最基本的入手之策，非“分别条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可。彼时学人大多仍深受传统学术影响，在研究这些问题时，自然而然会借助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对此认识最为清楚、借鉴最为明确的是梁启超。他提出影响深远的“史学四目”，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要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只有借助文献学、目录学，才可能基本梳理出中国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满足构建史学学科认同及促进史学发展的需要。

 

在实作层面，最早体现梁氏史学史理念影响的是郑鹤声《汉隋间之史学》。该文“从史官、史家、史学成立与史学发展诸方面阐释了从汉代到隋代中国历史学具体发展状况”。曹聚仁1930年出版的《中国史学ABC》一书也明确体现了梁氏的史学史理念。作为梁氏的学生，姚名达1934年撰写中国史学史自然也遵奉梁氏理念，如认为《中国史学通史》的核心内容包括“史官制度的沿革”“史学思想的进化”“做史方法的改良”“史学家的递邅”“史书的新陈代谢等等的大势”。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论著出版的高峰，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1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先后面世。

这一范式的典范之作，当属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金氏在“导言”中指出，梁启超的史学史理念是在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史籍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他的《中国史学史》“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具体而言，即“首以史官，继以史家、史籍，并于官修、私修之史”。该书共10章，其中谈史官2，谈史家1，谈史学6，谈最近史学的趋势1，较好地实践了梁氏的理念。白寿彝甚至认为此书“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尽管该书出版后受到了一些批评，不过其学术价值还是得到了广泛认可，不同时期多次再版，至今仍是影响最大的中国史学史通史著作。

金毓黻

意识形态范式。1949年后，文化学术的整体语境发生根本变易，如何撰写适应新形势的史学史，已经势在必行。由于史学界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这一问题直到1956年以后才提出来。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6年第1期社论《论历史科学史的研究》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界在1963年左右逐渐形成了“新的中国史学史所必须具有，而过去旧的中国史学史所未能有”的史学史理念：（一）要揭示出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二）要注意到史学发展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要注意阶级分析，联系社会的阶级斗争来说明中国史学的发展；（三）要批判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特别要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与资产阶级史学的斗争，及其胜利的发展；（四）要重视历史上史学著作的思想内容，超越过去中国史学史偏重体裁形式和编纂方法的局限。归结起来，就是“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中国史学史问题，从事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编写”。

 

意识形态范式的实践，大致可划分为“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文革”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司马迁、刘知几、郑樵、欧阳修、梁启超、李大钊等少数史家的评判上。由于适逢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和刘知几诞辰1300年，此一时期关于二人的论文最多。这些论文虽对二人的贡献仍予以高度肯定，但已尝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检视他们，如反抗封建统治者、重视经济因素、“揭露史书中对于统治阶级的讳饰”等。随着史学史研究意识形态化理念的深入，对史学家的评价开始出现争论，如司马迁“究竟是代表那个阶级的史家”？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评判是这一时期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少有的尝试。胡滨认为梁启超“所传播的资产阶级体系的史学，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体系的史学上，确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动性”使其逐渐“变成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股逆流”。王介平、李润苍则否定梁氏史学思想有积极性，表示要通过批判梁氏“反动史学观点”来证明“历史学是一门阶级性、党性最强的科学，学术是怎样为政治服务的”。对李大钊的评判是此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的尝试。研究者从“把历史科学作为革命斗争的犀利武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历史、“为现实革命斗争服务”等方面高度肯定了李大钊的史学思想。总而言之，“文革”前的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秉持20世纪60年代初史学史讨论形成的理念，即：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强调阶级斗争、发掘传统史家的唯物主义倾向等。尽管论著数量不多，但基本涵盖了中国史学史的主要时期，对史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范式确立影响深远。

 

李大钊

“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界开始“拨乱反正”，利用翦伯赞等人提倡的历史主义清算极左史学观念，并提出“打破顾虑，消除余悸”，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史学史研究也开始缓慢复苏。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意识形态范式实践的第二阶段。史学史论著数量从1979年开始明显增多，但整体呈现出矛盾纠结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出要摆脱意识形态、回归学术研究的倾向，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色彩的语句或判断几乎在每一种论著中都可以找到，或呈现“具体肯定而抽象否定的倾向”，或“对古代历史学家的局限性作了不公允的论断”。此一时期体现这一特点最显著的是中国古代史学史领域，如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等论著，皆有这样的表现。至于近现代史学史的论著，绝大多数还呈现出较浓郁的意识形态气息，即使是俞旦初等少数研究者以文献整理为取向的论著，亦有意识形态判断掺杂其中。

 

意识形态范式的代表论著，当推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此书分奴隶社会的史学、封建社会的史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三大板块，梳理了从上古到1949年间的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目的在“阐明各阶段史学的特点及其内在联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进行批判、总结”。在上卷的古代部分，虽然也可以看到阶级矛盾、封建立场等字眼，但基本上仍然着眼于史学本身，确有一定独到见解。但在下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史学”中，学术视角变换成政治视角，尤其是1919—1949年间的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被确立为“一条主线”，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和分化”则是“另一条线”，坚持从阶级斗争和政治立场对晚清民国的史家与史学进行评判是此书意识形态化最主要的表征。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因为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被界定为“资产阶级新史学发展的集中反映”，得以保留一个专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皆因有“爱国和进步倾向”而有数百字不等的介绍；至于胡适、陶希圣、蒋廷黻、钱穆、林同济等人，则被斥为反动，中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领导者傅斯年的名字，只在论述抢救明清大库档案时出现了一次。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

唯物史观范式。唯物史观范式是中国史学史摆脱政治束缚、回归学术本位的体现，它的核心问题、基本理念与意识形态范式有一部分是有联系的，即：在社会主义语境之下，如何认识、评估已有史学研究，以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中国史学发展。故唯物史观范式史学史的任务是衡估史学遗产、梳理史学历程、总结史学规律。对这一范式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理念阐述最多的是白寿彝。他在1960年代就曾明确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诠释，如史学史“要批判、总结我们这个行业的成就”，要“研究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要“研究史学在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上的影响”；或中国史学史就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具体说就是史学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深刻影响下”的发展进程，“及它们之间的错综关系中，所呈显的成就和时代的局限”等。在白寿彝相关论点的基础上，其他一些史学史研究者又有补充，如王树民认为，“以各时代及主要人物看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及其成果为研究对象，作有系统的考察论述，并宣明其规律，便是史学史的主要任务”。

 

王树民著《中国史学史纲要》

由于唯物史观范式与意识形态范式的紧密联系，要条分缕析其实践历程实非易事。在笔者看来，这两个范式的最大区别，是立场、视角与目的的不同，即：意识形态范式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以阶级斗争为主要视角，目的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唯物史观范式是从学术立场出发，以唯物史观为主要视角，目的在于提升史学认识。据此，唯物史观范式之实践，当从史学史领域明确提出这种理念起。如果说史学界明确区分政治与学术边界的标志是黎澍1983年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史学》，那么，史学史研究摆脱政治束缚的标志当是1985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史学史座谈会。这次几乎囊括当时国内主要史学史研究者的会议，在方方面面体现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向学术回归的强劲势头。会议达成的共识为唯物史观范式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有益指导，有力推动了实践的展开。虽然在这次会议后，一些研究仍有意识形态的考量，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流已经是运用唯物史观来梳理史学历程、衡估史学遗产、总结史学规律。首先较好体现这一理念的是白寿彝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1卷。作者不再使用五种社会形态划分史学史各时期，灵活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解读上古史学的现象、典籍等，皆领风气之先。如按计划次第出版后五卷，无疑将成为唯物史观范式史学史的典范之作。遗憾地是，六卷直到2006年才出齐。此时史学史已是论著涌现，多元发展，这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通论的开创性影响已经较难凸显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范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除白寿彝外，吴泽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杨翼骧在中国史学史资料整理、瞿林东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吴怀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朱维铮在清学史、陈其泰在历史编纂学、朱政惠在海外中国学、乔治忠在官方史学、胡逢祥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王学典在中国现当代史学史，皆有引人瞩目的建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众多学者也都在各自领域里成果丰硕，限于篇幅，不能详列于此。

 

在众多唯物史观范式论著中，瞿林东1999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纲》具有代表性。该书着力于“阐释清楚中国史学发展之全貌”、总结中国史学“理论成就的积累”、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史学“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作者还把白寿彝等人提出的史学史理念细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应包括“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史官、史家与史学成果及其特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学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史学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凸显史学发展趋势，通过时代特征审视史学变迁、概括各时期史学思想的表现，抛弃泛政治化的概念等取向，显示了作者对史学史研究的深刻认识。该书被认为“已完全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史学史的价值，实践了白寿彝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代表了新时期史学史研究的新水平。

瞿林东

社会史范式。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加快，中国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动，人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需求急剧增加，如社会的基本构成、变迁轨迹、组织方式等，以这些问题为研究中心的社会史迅速复兴，并逐渐辐射到史学其他研究领域。史学史研究的视角不断扩展，不仅从社会、政治、文化等视角来检讨审视史学的发展，而且还逐渐将中国史学置于东亚、乃至世界的视域中观察。视野的扩大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向快速向多元发展，多元之中亦有主流，这就是史学史研究社会史范式的初步形成。受到社会史复兴影响的一些研究者，逐渐发现史学也是社会的一个面向，且能深层次体现社会变迁。他们思考社会的急剧变化对史学产生了什么影响？怎样产生影响？从史学的变化之中又可读出什么社会信息？即：“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她）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追问，一些史学史研究者尝试一种与既往史学史研究不同的路径——在社会变迁中理解史学，从史学变化中解析社会。如王汎森在2000年指出，以往讨论清末史学，“大多就史学论史学，而事实上，史学以外的政治、社会思潮对史学的变化也产生莫大的作用”。王汎森后来更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认识，认为史学与社会密切互动，不能忽略影响史学变化的思潮、政治、社会、认同等外部关键因素，并指出史学史研究应该关注历史知识的生产与历史记忆等。罗志田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中指出，此书旨趣是“更多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王学典在《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前言”中表示，该书“努力将一些史学史上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关键问题作社会史的处理”。胡宝国在撰写《汉唐间史学的发展》时，“竭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史学史的问题置于学术史、社会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

 

逯耀东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

史学史的社会史范式着眼于时代与史学的交互，尝试从历史场景中解释史学变迁，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对史学的影响、史学知识与历史记忆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各阶层或群体历史知识与历史记忆的生产流通及其关系。较早体现这种特点的史学史研究当属逯耀东对魏晋南北朝史著的研究。逯氏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魏晋对历史人物评论标准的转变》《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等，都颇有影响。如要从现有论著中推举出一部社会史范式代表作的话，非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莫属。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将“史学革命”放置到清末的历史场景之中进行解析，对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亦有很大影响。

 

将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主流概括为这四种范式，并不意味着这四个范式能够涵盖所有的研究。如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等，一些从学术史等不同角度来阐释史学发展的研究，便较难纳入这四个范式之中。但笔者对提出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史范式”则持谨慎态度。原因有二：一是从学科属性而言，史学史本属于学术史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从较宽泛的含义而言，学术属于社会一部分，那么把史学发展置入学术潮流的研究是不是也可纳入社会史范式？另外，还需强调两点：一是每一个时期有一种主流范式，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没有其他范式存在；二是不同范式之间会互相影响，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会通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蒙文通著《中国史学史》

四、余论

 

经过100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之同时，也开始感受到已有的理念、方法、体系越来越与日新月异的学术情势不相融合，必须通过创新来应对危机。结合对100年来史学史发展的总结及对已有史学史研究成果的反思，笔者认为当前要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健康发展，应有针对性地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

1.史学理论突破与史学史研究范式的更新

通过对中国史学史100年发展历程的梳理，可知影响中国史学史研究前进的因素很多，如时代需求、政治语境变迁、学科建设等，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史学认识论的不断突破。100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四个范式，皆源于四次史学理论的新发展。在史学史意识兴起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界正发生着又一次大规模的史学理论创新——新汉学的兴起。“新文化运动”之后，王国维、陈垣、胡适等人一方面感受到西方汉学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模仿西方汉学，试图把中国学术研究“由旧入新”，然后“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所谓“新汉学”，就是把西方汉学与乾嘉汉学融合的一种史学研究形态，其特点是矜尚考史、崇尚归纳、注重史料等，从某种角度说，其实质是“文籍考订学”，多半属于文献学的领域。作为整个民国时期的主流史学研究形态，新汉学的影响笼罩各个史学研究领域，史学史研究自然不例外。金毓黻等人史学史论著的文献学气息、考据家立场，主要源于民国新汉学的史学认识理论。在1949年之后，史学界的史学观念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突出表现是毛泽东的历史认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史学的职责。从此出发，强调史学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把革命性、阶级性当做评判史著、史家的标准，也就水到渠成。“文革”结束以后，反思过去30年的极左思潮为史学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动力，为唯物史观的重塑提供了契机，史学理论先后通过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历史人物评价等论战而更正、重塑或发展，史学史研究的唯物史观范式也就迅速发展。近20余年来，中国史学界发生急剧变化，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兼容宏观与微观、学术与时代、理论与材料、中国与西方、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征，不仅使社会史席卷主要史学研究领域，也更新了人们的史学理论认知水平。新的史学理论核心，在强调史学研究应当以人类社会生活为中心，历史研究应该回到研究对象所在的历史语境之中。这种认识影响下，强调把史学史置入社会史，力求在历史场景之中解读史学发展的社会史范式，成为史学史研究最近的发展趋势。

王汎森著《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中国史学史10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没有史学认识论的突破，就不会有史学史研究的开新。在今天推动史学史研究开创新局面，眼光不应只关注史学史领域，而要对史学理论的更新开拓给予更多关注。没有史学理论，特别是史学认识论的突破，要谈史学史研究的重大开新，确实难度不小。

2.“承旧”与“开新”的关系

如果把100年史学史五个阶段和四个范式贯通观察，就会发现每一个新阶段皆是在前一个旧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每一个新范式在研究问题和主题上与前一个范式皆有着紧密联系。

通过承旧开新发展出来的四个范式，各有优长，又皆有缺点：文献学范式的优长是能较全面展现史家与史著，缺点是史学史可能变成了枯燥死板的目录列举或要籍介绍，故在初步扫描史学发展状况时最为适用；意识形态范式的优长是凸显了政治、阶层等因素对史学的特别影响，缺点是很容易为政治所用，故对深入揭示史著文本生成或史家取向背后潜藏的深层次信息最为有力；唯物史观范式的优长是能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对史著或史家的史学思想进行衡估，并能从长时段的角度观测史学发展历程，缺点是过分重视“客观”而忽略“主观”，会错过史著或史家带有个人情感的特质，或是忽视主观因素对史学变迁的影响，故在衡估各时期史学遗产及概括史学发展历程时最为有益；社会史范式的优长是重视时代与史学发展的交互关系，特别是擅长阐释社会剧烈变动对史学的影响，缺点是过分注重史学发展的外部因素，难免会忽略史学自身的内容，故在解析史学新旧形态交替、学术方向转折、学术体制或机构建立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王学典著《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

只有做好“承旧”，才能“开新”。关于文献学范式，古代史家与史著的梳理固然已无太多工作可做，近现代史家与史著的梳理还有很多工作亟待进行，成果列举固然已无太多的工作可做，内容分析还有待更多人关注；关于意识形态范式，虽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应当批判抛弃，但从阶层（阶级）视角解构历史书写文本的生成，以及政治如何运用史学来建构意识形态的工作，在史学史领域才刚刚展开；关于唯物史观范式，多方面的宏观性认识已经出现，但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发展规律等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关于社会史范式，社会变迁对史学制度、史学书写形态的影响已有所研究，而历史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及其如何影响普通人的历史认知等复杂问题，尚鲜有人深入研究。因此，要开创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在创新研究范式的同时，还应在既有范式的深化与开拓上下功夫。

3.研究者综合素养提升与研究领域拓展

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来说，特别尴尬的是一直有一种质疑伴随着这个学科的成长，即“史学史不是一种学问”，或史学史论文价值不大。这种看法固然是对史学史研究的误解，但也值得有志于推动史学史研究开创新局面者深思。梁启超提倡史学史研究，本意有二，一是将其置入文化史的谱系之中，二是希望史学史研究能有益于现实的史学研究。梁氏希望的史学史是文化史大背景下的史学史，是对现实史学发展有指导意义的史学史，除了将史官、史家等这些史学发展的事实和历程弄清楚外，还要求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各领域有深切体会，并且在史学认识论上达到相当的高度。这种史学史是学术界对史学史研究的期盼，但也是史学史研究者的重负。

本文作者著《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中国现代历史叙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在清末的实践》

倘若我们把目光从史学史研究的特性转移到史学史研究者上，就会发现100年来的史学史研究者之学术素养，似呈现一种日渐下降的趋势。以笔者的观察，当前的中国史学史硕博士培养存在不少问题，确实应该有整体性的检讨改进，以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的优秀研究者。近十余年在史学史研究领域引起关注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史范式的研究，提倡者和参与者大多是复合型研究者，即在从事史学史研究之前，皆在其他专门研究领域有所成就，如逯耀东、胡宝国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王汎森在明清思想文化史领域。这些学者的成功，证明了史学史研究要开创新局面，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关键要培养史学史研究者具备跳出“就史学论史学”的综合学术能力。换言之，如果史学史研究领域不重视研究者、尤其是新生代研究者素养的提高，那么固有的领域也将会被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代劳；史学史研究只有对固有的思维、观念和范式进行反向或多向反思，才能开创新局面。正如李振宏指出的那样：“新研究领域的开辟，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并解决，都需要改善研究者的理论素质和思维能力。”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独立精神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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