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崙于1959年该书还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该书外译英文后，为西方学者推重，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该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意义。

主题词：经营地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资本主义萌芽 ；海外中国学

作者/崔华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引用时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1959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罗崙出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出版时名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下文简称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运用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临清、济宁、章丘等商品经济发展活跃的区域，认为至迟在清初山东地区就已出现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标志的经营地主活动，可以将之定性为“向资本主义制过渡的经济体”。《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虽然出版不久即引起国内学者留意，然而，受此后时局的影响，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学术关注，反因学术立场问题而被列入批判书目。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机缘巧合之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进入西方学界视野，不仅被外译英文且纳入“哈佛东亚专著丛书”出版，还得到英美主流学术期刊的推介和评述。中外比照之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何以颇受域外青睐，经历了什么样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与西方学界又有哪些研究共鸣？中国学术界以往多注目中外史学交流中“西学东渐”的一面，而对于反向流动似乎研究不多。 因此，拙文不仅试图建构学界尚未关注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对外流播的具体历程，还将之作为学术史的个案，在中外学术交流的双向轨道上探讨它所具有的学术特点以及影响所在，以期为当下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提供一些史实资源和研究借鉴。

壹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第一作者景甦，1953年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留校后从事教学与行政工作，对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山东古代经济史较有兴趣。第二作者罗崙与景甦乃同届校友，留校后担任明史大家黄云眉先生的助手，打下了明清两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基础。

景甦与罗崙所处的时代，正值政治和文化鼎革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并组织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这样，知识分子主要聚集地的高等院校，随之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习热潮。景甦与罗崙求学的山东大学，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和教育部的指示下，与革命学校华东大学并校，实现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胜利会师”。校长华岗，早在中共初创之时就投身革命事业，跻身于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的行列，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 在华岗带动下，山东大学史学工作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一时间“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文史哲》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术园地之一”。  

1954年，两位“小人物”也是山东大学毕业生的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兼论及其他》一文，虽然是文学领域“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但在客观上引领了史学界关于《红楼梦》社会背景的学术讨论，触发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场大论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何时？表面上看这是学术问题，实际上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因为，马克思在其经典著述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说明了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关系。毛泽东关于“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更是为中国史学工作者指明了学术任务和时代课题。当时，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上，多数学者认为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萌芽，应从纺织业和棉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开始。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则众说纷纭，意见歧异。中国农村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若有又该出现在何时？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到底如何，雇佣劳动和经营地主是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这一系列问题，有的达成了共识，但更多的引起了争论。 特别是农业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方面，不甚引人注意，尚未有论著进行专题探讨，留有较大的可研空间。

正如作者坦言，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之下，尚在求学的景、罗两人“写作本书的缘起，要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蓬勃展开的那次以讨论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中心的学术讨论”。景甦乃山东章丘人，遂利用地利之便，确定以章丘、济宁等山东一些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为考察中心，以个别地区的经济现象展现山东乃至华北地区的经济面貌，并采用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相补证的办法，探索“农业范围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57年毕业时，两位作者完成研究初稿，后历两年修改经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时的景、罗两人实际上刚过而立之年，仅参加工作两年而已。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分量上说不上厚重，约十万余言，其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清代山东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概述清代经营地主经济体出现之前临清、济宁、周村、颜神镇的商业发展情形，认为这些重要城镇的商业手工业发达繁盛，区域性市场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然十分密切。第二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的发展状况”，调查山东46个县131家经营地主的大致情况，强调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之下，地主阶级出于增值货币的目的，开始经营商业性农业的经营，出现了太和堂李、树荆堂毕、进修堂孟这样的经营地主。第三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社会性质之分析”，指出所谓的“经营地主”是指拥有大量土地，雇佣长、短工经营农业生产，并以剥削长、短工剩余劳动产品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业经济体。作者认为，采用雇工经营方式的经营地主与传统的租佃地主有着明显的不同，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在结论中，该书指出“如果没有更新的东西发生，那么这种经济体即使普遍存在，也依然不能改变社会的性质。然而，当社会上普遍出现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个体时，那么这种经济个体即使是个别的存在，也应该说是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经济现象”，总之，“经营地主已经不能完全属于封建经济形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主义萌芽范畴的东西”。

《读书》杂志在1960年第4期发表书讯，向国内学界推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 接着，朱建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发表《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指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从“经营地主和市场的关系”“关于‘土地积累’和农业企业的资本构成”“经营地主和雇佣劳动经营地主所经营的农业机构和其工商业的关系”“经营地主的消费生活”几方面予以商榷，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究其实质乃是“十足的封建地主”“中国传统的地主庄园”，根本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 虽然存在着学术争议，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所载录的社会调查资料，引起了学界注意，并作为可信史料用于立论支撑。如1963年李文治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清代前期的的土地占有关系》一文，运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典型个案和有关数据来讨论清代“庶民地主”的土地规模、商业经营及农业生产水平。总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虽然在推论上有不尽完善甚至商榷之处，但对清代山东各地农民分化的基本倾向以及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还有中国农业中是否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诸问题的探讨，应该是敢于突破学术禁区而做出的研究尝试。故而，它在五朵金花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论战中，时至今时还被学界誉为“探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政治上“左倾”思想影响，史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学术讨论遇冷，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则更趋于沉寂。接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因肯定地主阶级积极性的一面而被列入批判书目，“再也听不到国内学界对该书提出的任何有益的学术性意见了”。 而发出“有益的学术性意见”的与话人，此时则风头转向，来自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界。

贰

关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域外的流播，两位作者在1985年修订版有过简略的梳理：

1966年日本学者藤田敬一先生曾在《新的历史学》季刊（111卷）上撰文对《性质》一书做了介绍和评论；同年，苏联学者涅波姆宁·奥莱格·叶菲莫维奇在所著《中国农业经济资本主义起源》一书的第三章中，引用了《性质》一书的有关资料并作了评论；而对《性质》一书的最初英文评介，则首先见于1972年Ramon Myers发表在《清史问题》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清朝后期山东省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地主行为》的研究论文中。

虽然两位作者注意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域外受到的关注，尤其日本和苏联学界的相关评述，但从对外流播的历程来看，他们事实上既疏漏了其书在西方学界流传的路线节点和关键史实，更没有察知美国学界尤其哈佛大学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出版的1950年代末，美国学界从“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政治阴霾中恢复出来，中国研究势头渐起。《美国历史评论》、《中国季刊》、《亚洲研究》等学术研究刊物刊登文章，跟踪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动态。特别是哈佛大学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上形成了学术传统，发展成学界所谓的“哈佛学派”。如哈佛大学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五朵金花”研究成果的注目， 师从哈佛大学费正清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对中国唯物史观著述、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新近学术成果的持续关注。

限于中美交流阻隔，美国学界延转多地购置中国国内新出图书，以供研究鉴用。这时，一个名叫裘开明的华裔历史学者，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引入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裘开明（1898-1977），浙江省镇海县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毕业生，1924年赴美进修图书馆学，1927年受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柯立奇（M·R. Collidge）委托，负责整理该校图书馆中的中、日文藏书。1931年，他担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后更名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从此开启了在美国长达40年的图书馆工作生涯。裘开明在学术界虽以图书馆学研究闻名，如出版《中国图书编目法》等图书馆学著述，但实际上其学术兴趣不止于此，在中国农业经济史领域上亦建树颇丰，如1933年就以《中国农业统计数据来源、数据采集方法及农村经济状况研究》一文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裘开明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期间，从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广罗搜集中国历史的新进研究，跟踪学术动态，丰富其东亚文献馆藏。中美交恶期间，燕京图书馆馆员辗转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诸地，搜集远东地区新近出版著述，发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时欲购买副本未果，只能复印全文携带回国，这样才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走进西方学界建筑起桥梁。

1972年，美国清史研究会所办《清史问题》刊载一篇题为《晚清山东的商业化、农业发展与地主性质》的文章，署名迈阿密大学马若孟（Ramon H.Myers）。1929年出生的马若孟，青年时期投身军营，曾来远东地区参加朝鲜战争，应该说这段经历与其此后投身中国和东亚研究不无关系。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马若孟先后在夏威夷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后来，他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进行一年的访学。正是在美国本土的这段学术交流期间，马若孟得到历史人类学家孔迈荣（Myron Cohen）所赠《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之复印本。看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不仅在覆盖区域还是研究对象上，都与其从事的华北小农经济史研究有着高度契合，马若孟便撰写长文，以文代评，并在扉页特别鸣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对于其文提供的“基础性帮助”。

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马若孟实际上已在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上术有专攻，以《中国小农经济》一书扬名海外中国史研究学界。因此，马若孟的这篇评述文章，应该说助推《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西方学界流传开来。《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对外传播的接力棒，此时交到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魏根深（Endymion Porter Wilkinson，又译“威尔金森”）的手中。魏根深是英国人，但与哈佛大学颇有渊源。1960年魏根深考入哈佛大学，所学专业本是欧洲史，但求学期间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于是转向学习中文，研读英文中国研究著述。1964年本科毕业后，接中国高等教育部邀请来华工作，在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担任外籍英文教师。1966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学业期满回到英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职至1974年。之后，转赴欧共体工作多年，曾多次参与欧共体与中国的双边谈判。魏根深长于社会经济史研究，加之深有语言基础，因而擅长社会经济史中文文献的搜寻、整理与译介。未踏入仕途之前，他所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史研究指南》，主要介绍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被纳入“哈佛东亚专著丛书”第49部，在欧美多地发行，颇受学界好评。可以说，不管是在学术素养还是语言能力上，魏根深无疑是英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合适人选。

魏根深翻译的具体过程，虽因资料缺失而有待考述，但根据零散的史实，可捕捉出若干细节，并能作为其译本质量的佐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柯文南（Charles Curwen）曾通读译文初稿，检梳出一些“疏漏和戕误”。美国经济史学家铂金斯（Dwight H.Perkins）慨然应诺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作序，以扩大译本的影响。铂金斯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临时代理中心主任一职，专业所长是中国经济史，代表作《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奠定了其在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地位。在序言中，铂金斯不仅认可《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所具有的的史料价值，还高度评价魏根深所撰引论之学术意义，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和西方学术的双向轨道上分析景、罗两位作者的研究得失，实乃“一份卓越的学术贡献”。

受政治隔膜之影响，译者与著者的联系需假借它地且沟通不多。1973年10月，景、罗两人收到魏根深从日本东京寄来的函件，内称刚完成《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英译工作，并且“正在为该书写引论，试图把你们的重要发现跟日本和西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事实上过了5年之后，也就是在1978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被纳入“哈佛东亚专著丛书”第80部，经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才最终问世于西方学界。

叁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出版后，美国历史学会《美国历史评论》、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大学《太平洋事务》、美国经济学会《经济文献杂志》等学术期刊发文予以评述。有说《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没有考虑“城镇人口变化”“城乡人口比率”等衡断农村经济商品化的重要指标，有说“结论平淡，论据不甚充足”、“带有强烈的革命史观”等，甚至译者魏根深在引论中也说“直接经营农业与其说是经营地主这种特别类型地主的特点，不如说是一般地主活动的一个方面”。

《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西方学界虽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所引起的学术共鸣乃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哪些方面何以引起西方学界的关注并产生积极活跃的学术互动呢？

首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考察农业商业化与集市经济的关系，虽然抱有证明农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和农民阶层分化的“政治目的”，但在史学实践上立足山东乡村并着眼农民阶级，这样在揭示近代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独特性的基础之上，而彰显出站在区域社会内部提炼本土史学资源的治学倾向。

先看研究区域。《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英译本出版之前，西方学界多从中国同行的研究中，了解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徽州、佛山等江南及华南地区农村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在他们的认知中，关于明清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本来“相当稀少”，少量成果之所以聚焦华南及江南地区，概因这些地区所藏文献保存较好。山东所在的华北地区，虽然早在晚清开关前后即有外人前来传教、游历，留下不少旅行日志、报告函件等，但多为印象性概述，缺少学理性分析；其后虽然有研究涉及华北乡村社会发展，利用了卜凯调查及“满铁”调查，但未系统发掘山东地方文献资料，结果是“因资料极度缺乏，西方学者对于此区域虽感兴趣但无法开展广泛研究”。因此，《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学术独特价值之一就是“所开展的区域研究”，为西方学界提供了19世纪山东地区“独一无二之信息”。

再来看研究对象。受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影响，“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结果对“村庄”这个基层单位并未予以深入研究。即使存在一些乡村社会的研究，也多关注士绅阶层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如萧公权着眼于士绅在国家管控乡村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瞿同祖和张仲礼考察士绅的内部分层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动，以至于马若孟回顾西方研究概况时指出，“对于依靠农业发展起来的集市经济之生长机理，以及这种相依性对村镇经济内部的影响，还仍然不为所知”。《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则回应了西方学界还“不为所知”的这一问题。两位作者将视角从国家和士绅层面下沉到生活在村庄的小农与地主，其研究对象无论是太和堂李、树荆堂毕、进修堂孟三家经营地主还是矜恕堂孟、玉堂孙两家租佃地主，均系生活在“最基本单位”的村庄；并通过勾绘“商业、手工业和高利贷”“家庭生活来源”等日常生活面相，以来解决农业商业化与集市经济的关系。对西方学界而言，《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学术价值，既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魏安国（Edgar Wickberg）所说的“提供了1900年前后山东197处村落的阶层结构、131家经营地主的非农经济活动、3处村落的地产分布”，也是译者魏根深所言的“展现地方农业与集镇社会之历史”。

其次，《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诚如有西方学界所谓的“教条主义史学”和“阶级斗争史学”之嫌，但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之下，其作者将外来概念和政治语言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站在生产关系的维度探索中国乡村社会在近代的发展线索和独特性质，不仅与重视生产力的西方学界形成了“方法和概念的差异”，并在学术实践中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

在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上，西方学者多把视角落在生产力上，重视人口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认为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之一乃是人口的增长，并受“冲击与回应”模式的影响，强调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不仅带来资本主义的扩张，还为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生产注入发展的动力。如1959年何炳棣利用地方志研究了中国人口从1368年到1953年的变化趋势，揭示人口的快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又如珀金斯1969年考察1368年至1968年这六个世纪的中国农业发展，认为“中国农业技术数世纪以来基本停滞不前，人口的快速增长才是作物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再如伊懋可（Mark Elvin）1973年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历史变化及其动因，断言只有帝国主义侵入才能给中国带来突破经济停滞并实现变革发展的机会。

与西方学界互补的是，中国马克思史学研究者则从生产关系入手，强调阶级构成对革命运动的影响，认为中国农村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阶级分化，雇佣劳动标志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出现，这样，就为马克思人类五种生产方式之理论的适用性提供了历史依据，从而证明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亦循此种路向，指出山东农村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前因社会分工扩大和商品经济发展，农村雇工依附关系减弱并逐渐向商品劳动力转化，因此带来阶级关系的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很显然，其要旨是在说明没有外力入侵，中国社会也会像毛泽东所论述的那样，即“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来看，这种带有鲜明时代风格的学术探讨，无法也不能摆脱西方学界所指摘的“教条主义史学”和“阶级斗争史学”之嫌，但也应看到，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外来概念和革命话语下的政治语言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才形成站在生产关系的维度找寻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学术特点。这既是对“冲击—回应论”“停滞论”还有“外烁论”的学术与话和观点论争，还因“方法和概念的差异”以及研究内容的错位而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并得到西方学界的学术认同。如哈佛大学陆惠风（Wai-fong Loh）在评述时指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关注的是西方学界长久没有解决的“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译者魏根深在翻译中将“社会性质”翻译为“经营地主的经济与社会重要性”、芝加哥大学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视为“多种逻辑”观的代表作，均是洞察到该书补缺西方学术话语的重要价值。

最后，《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这些研究手段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从而产生与西方学界在治史方法上的互摄效果。

该书英译本发行之后，被西方学界认为“史料丰富，颇有启发性”“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资料和采访问卷”。事实也的确如此。《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两位作者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样，“尤看重实物史迹，口碑访谈，以及小说”。他们调查的对象既有地主，也有雇工，既有长工，也有学徒；调查的结果形成了“雇工老账”“堆金老账”“外借老账”“地亩账”等关键性的一手材料。诚如前述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代理主任铂金斯所论，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地方农业与集镇社会之历史尤为关注，但受客观条件所限，难以利用中国内地所藏之原始文献材料。 因此，有文章指出，就是借助于这批调查材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不仅描述出“追逐经济利益的经营地主的出现、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雇佣劳动的广泛使用，以及两个对立阶级在村落的出现”；还能建构“地产聚集及分散程度、经营性地农场的规模、直接经营地主出租比率、投入与回报、地主背景和雇工状况”等关键史实。 总之，“关注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学者将会发现令他们感兴趣的材料”。

建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口述史料，只是《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多样史料中的一种。除此之外，该书的史料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清代、民国时期地方纂修的方志，如援引《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嘉庆长山县志》《同治临邑县志》《光绪峄县志》《民国临清县志》等志书用来描述清代山东地方经济的发展面貌；第二类是各类账目详单、文书地契，如搜集整理乾隆26年至光绪31年（1761至1905年）太和堂的“文契存根”、光绪年间太和堂的“雇工老账”“堆金老账”“外借老账”“地亩账”等，对之定量分析，构成主要史料来源；第三类是非典型史料，各类碑刻、家祖牌位等实物史料以及民间文学等非常规性文献资料均在搜集之列，如利用太和堂李家之李方彩、李方彬的碑文还有树荆堂毕家之祠堂牌位等实物史料补证山东地主经济的分化过程，援引市井小说《醒世姻缘传》以来描述明中叶至清乾隆时期山东的社会变革概况。

如何处理这批类型多样、项目繁多、内容杂异的史料，特别是将之合理利用到经济史的书写？《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利用地方志、宗谱、年谱、文集、各类账目文书等，制成36幅图表，涉及经营地主与租佃地主的土地积累过程、粮食收入及分配数量、长短工的工作时间及工资水平等，对清代山东农村地区的阶级关系变动及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一常见的定性论断，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给予具体化与清晰化描述，并对之加以验证性判断，从而对经营地主的概貌及性质的研究，既有着直接感观下的貌略估量，又不乏逻辑推理下的定性论断。对此，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居蜜（Mi Chu Wiens）指出，《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村落及农户家庭的定性与定量分析”；而且，建立在多重史料基础之上的定性与计量分析，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论证作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使这个论点更为清晰明了。”

总之，站在中西学术发展的双向轨道，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在研究理论上立足生产关系的维度，深入山东乡村并着眼农民阶级，站在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向，从而形成了建基于本土史学之上的中国学术话语；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利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正因如此，《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才形成了较之西方学界的身份特性与研究差异，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

余论

在中外史学史的分析背景之下，我们考察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域外流播历程和学术价值，认为它在指导理论、治史方法和史料运用上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从而或补西方研究阙略或与之形成会通取向，故而受到推重并产生学术共鸣。

当然，不可回避的是，《清代山东经营地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经典理论话语为依据，不仅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和以论代史的研究倾向，而且还因这种时代局限性而使其立论、推论和结论存在偏颇乃至争议之处。即使两位作者在答复译者的学术质疑时，也坦然称“关于在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地主经济领域中是否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还是一个有待于大家继续深入研究的学术问题”。

但也应看到，作为一部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的著述，《清代山东经营地主》时至今时虽然已有60余年的学术生命，但在当下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今天，依然还能够从中汲取研究借鉴为学界所用。一是立足本土史学，挖掘优势资源。《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尽管在研究立意上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关怀，但毕竟立足于史学领域，深入乡村内部社会提炼区域发展的规律和经验，还强调本土史学资源的挖掘并形成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并重的学术特点，这是其对域外学界的的学术吸引力所在。二是注重理论在史学研究上的价值，勇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诚如有学者在史论关系上所言，“尽管在用什么理论指导上存在分歧，但是历史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是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共识”。《清代山东经营地主》虽然在理论的掌握和应用上难言完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于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实践，从生产关系出发建构中国农村商品化发展和阶级分化的史实，才在西方学界产生理论错位和知识互补的学术效应。总之，《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立足本土史学资源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西学术互动已成常态的今天值得我们珍怀与体味。若将之运用到当下的史学实践中，或许在中外学术交流的双向通道中更能主动地发出中国史学的声音。

按：该文经本公众号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为适应排版略有调整。

山大史学

校对：毛俊鑫

责编：司家民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山大史学》2020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