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将中国从王朝国家带入了近现代主权国家,其功绩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多民族国家建构中,清朝对辽阔的边疆地区实施了与内地不同的治理政策,既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同时又完成了多民族主权国家的建构。但是,长期存在的对清朝“正统性”的质疑不仅影响着史学界,更是影响着普通民众,而以美国新清史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各种观点更是乘虚而入,对我国的清史尤其是清代边疆史的研究带来了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作出准确评价、明确研究努力的方向自然显得更为重要,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一、对以往研究的数据分析

1949年以来,有关清朝历史的著作已经出版很多。通过“读秀”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的题目中有“清”、主题属于“历史”的著作有17种,可以将其视为是有关清史的通史性著作,而通过“中国知网”可以检索到的主题为“清代”的论文则有40005篇(2019年7月20日的检索数据),所以称之为清史研究“从冷清变得热潮迭起,已成为诸断代史中的一门‘显学’”(李治亭《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应该是恰当的。

尽管主题属于“清代”的4万余篇论文并非清代或清代边疆研究论文的全部,但通过“中国知网”的数据分析系统对这些论文进行数据分析,依然可以大致展现清代及清代边疆研究的基本状况。

论文涉及的主题是论文主要探讨内容的反映。通过分析可知,这些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明清时代(7297篇)、中华人民共和国(916篇)、清代前期(869篇)、乾隆朝(859篇)、明清时期(635篇)、乾隆帝(588篇)、乾隆时期(543篇)等,聚焦明清时代(期)是正常的,同时清代前期、乾隆时期也是这些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层次的划分,主要体现这些论文分属的学术领域。从统计数据看,涉及的研究层次主要是社科基础研究(28660篇),其他则分属基础与基础应用研究(1719篇)、工程技术(1296篇)、行业指导(1226篇)、社科政策研究(771篇)、社科高级科普(594篇)等。

通过对论文作者单位的数据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研究清代或清代边疆史的主要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从数据分析看,涉及的研究机构主要是中国人民大学(741篇)、陕西师范大学(671篇)、南开大学(567篇)、苏州大学(549篇)、复旦大学(545篇)、暨南大学(444篇)、南京大学(434篇)、厦门大学(403篇)、中央民族大学(391篇)、故宫博物院(390篇)等。

通过学科分布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历史学研究论文是这些论文的绝对主体。从数据分析看,涉及的学科分类是历史(13327篇)、文学(4713篇)、美术(2444篇)、考古(1811篇)、法学(1710篇)、理论经济学(1608篇)、政治(1143篇)、图书情报档案(1139篇)、中医及中西医结合(743篇)、民族(696篇)等。

对关键词的数据分析,可以体现论文的聚焦点。从数据分析看,这些论文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是清代(8737篇)、清朝(322篇)、明清(291篇)、影响(285篇)、新疆(220篇)、明清时期(198篇)、研究(175篇)、清代前期(166篇)、科举(158篇)、晚清(154篇)、满族(152篇)。

分析数据显示,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资助基金主要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315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67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71篇)等,由此可以看出这几个基金对我国清代及清代边疆史研究的繁荣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通过论文来源期刊的统计,可以得知这些论文发表的报刊分布情况。从统计数据看,发文在150篇以上的报刊主要有:《兰台世界》(587篇)、《清史研究》(529篇)、《历史档案》(362篇)、《紫禁城》(283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68篇)、《中国经济史研究》(245篇)、《民族医药报》(241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33篇)、《故宫博物院院刊》(218篇)、《农业考古》(195篇)、《苏州大学学报》(168篇)、《暨南大学学报》(158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55篇)、《收藏家》(154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53篇)。这些报刊可以视为是清史及清代边疆研究论文发表的主要报刊。

二、对已有研究论著的总体分析

对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清史研究的成就,李治亭在《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中有过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学术界在清史由三段式分割的历史变为三段合一的全史、清朝的定位、康乾盛世的肯定、洋务运动的正确认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评价、清代边疆民族问题的认识及清代人物的评价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共识,但在清朝的民族政策、如何认识清军入关、入关后是“统一战争”还是“异族征服”、长城的作用、《大义觉迷录》是文字狱还是“大一统”、明清两代比较等方面还存在分歧,并特别提及了新清史的奇谈怪论。笔者虽然对清史研究不深,了解不细致,但基本赞同该文提出的这些总体认识,不过还是想在此基础上作两点补充。

一是对清朝的历史定位是否形成了一般的认识,或者说取得了“学术共识”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尽管如该文所言,清史学界在5个方面对清朝做出了肯定评价:完成了国家“大一统”’,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了中国的疆域版图,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新格局;实行内地与边疆“一体化”,建立了一套从内地到边疆的全新的管理体制;实行改革,不断弃旧创新,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皆有新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稳定发展而达到历史上的高水平等。但明清两代对比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已经说明这种“学术共识”多是限于清史学界,并非整个历史学界。而数年前发生的阎崇年无锡签名售书被打事件、武汉理工大学的“汉服社射箭”事件等则体现着不仅是清朝,就是元朝的定位在普通民众中也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也是清史研究存在严重不足的又一个重要体现。

二是尽管我们可以将新清史学派的认识视之为“奇谈怪论”,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对清朝历史的解读也是一种史观,而且这种史观并非新的发明创造,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长城以北非中国”及目前依然在国内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游牧帝国”“骑马民族国家”“内陆亚洲”等观念有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虽然视角和关注对象有差异,但目的都是要解构中国历史的传统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历史,西方学界存在不同的史观是正常的,面对这些不同史观,除了正确认识到这些史观出现的政治背景之外,还要关注其是否具有学理性,而这些史观何以能够流行国内并对我们的传统话语体系构成冲击则更是需要关注的。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长城以北非中国”等西方早就有的观点,还是新出现的新清史学派对清朝历史的定位,源出于“民族国家”理论基础上的“中国是汉人国家”认识是其史观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支点。而这一认识不仅在我国普通民众中影响至深,就是在历史学界其影响也是随处可见,这也是这些史观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学界肆意传播的内在原因。因此,面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传统历史话语体系的种种企图,明确其目的并予以驳斥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应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实际,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观和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历史研究院贺信中强调: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这是针对我国历史学界提出的明确要求,当然也包括清史学界在内。也就是说,我国的清史研究尽管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面临着西方学者的挑战,尤其是话语体系的建设还遇到了国内民众接受程度的考验,任务艰巨,任重道远。

三、清史与清代边疆研究

由于缔造清朝的满洲人在中国传统族群认知体系中属于“东夷”,而清代又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最终定型的时期,因此清史研究的很大部分是属于边疆研究的范围和重点,这也是我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刊发清史研究论文主要期刊之一的主要原因。但由于清史研究属于通史研究的范畴,相对于清史研究的繁荣,清代边疆乃至整个中国边疆研究都是望尘莫及的。

“边疆”一词在先秦时期的典籍《左传》中就已经出现,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也留下了大量有关边疆的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边疆研究经历过三次高潮已是学界的共识(参见马大正《略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阿拉腾奥其尔《新世纪北部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和1931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是导致前两次边疆研究出现高潮的直接原因,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导致了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的出现,迄今已40年,尽管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遇到了不少难点和前沿问题。这些难点和前沿问题实际上是围绕三大问题展开:“中国边疆”是什么?关键是要对“中国”“中国边疆”的属性做出回答。“中国边疆”从哪里来的?关键是要对“中国边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做出完善的学理诠释。“中国边疆”到何处去?关键是要对“中国边疆”的现状和未来做出科学的回答。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经撰文将中国边疆研究的难点和前沿问题归纳为6个具体方面:1.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构;2.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3.“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4.中国海疆的形成与发展;5.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6.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李大龙《新时代边疆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应该说,对这些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既需要依靠中国边疆研究“三大体系”的建设,同时也是“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中国边疆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因为中国边疆研究经过长期的发展也遇到了“三大体系”建设问题,而其中在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行理论解构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边疆发展实际的话语体系则是其中的关键和首要问题。

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上述这些问题有很多是与清史研究密不可分的,同时也是我国整个史学研究面临的前沿问题。就包括清史研究在内的我国史学研究的现状而言,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深度的加强,学科细化或称之为断代化和研究对象的更加具体化成为显著的特征,而宏观的系统化关照则成为致命短板,不仅难以从根本上彻底驳倒诸如新清史学派之类对中国历史的曲解和歪曲,更难以保证完成“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重任。如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阐述,以1951年5月5日白寿彝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为界,之前的论著基本是以历代王朝史观为基点建构话语体系,其后尽管边疆地区政权和民族的历史在叙述体系中得到了关注,但依然没有彻底摆脱原有的历代王朝叙述体系的附属地位,“中原中心”或“汉族中心”论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以蒙古人为主体建立的元朝和以满洲人为主体联合蒙古建立的清朝历史的“正统性”屡屡受到质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大体系”建设需要有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只能来源于中国历史本身。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史研究在“三大体系”尤其是中国历史话语体系建构中尽管起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仅仅依靠清史研究似乎难以对上述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需要整个历史学界乃至历史学界与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通力合作,更需要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如此,我们才能够对唐朝和吐蕃,宋朝和辽、金、西夏谁是“中国”,抑或明朝和清朝谁是“中国”等这些涉及客观诠释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史的难点问题给出完善的学理性答案。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 2020年4月9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prqpRqhDtxocjQToKhkT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