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检索: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专题研究>>史学理论>>正文
卡尔·贝克尔 |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2019-10-18 21:26 卡尔·贝克尔  新史学1902 审核人:   (阅读: )

好久好久以前,有一次我学到怎样去求最小函数。现在不一定我还会做那种演算;不过在早年教育里受过的那神训练是有其用处的,因为它教我懂得,为着了解任何事情的根本性质,去剥除它所有外表不相干的多余的东西是有好处的——总之,去剥到无可再剥的最后一层意义。现在我试图拿这种办法运用到‘‘历史”这门学科上来,只是有些害怕,还要请多多原谅。

首先我应该说明,我用"历史”这个名词,意思是指历史的知识。无疑地,在所有过去的时间里,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这些事件从某种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构成了历史。然而关于这些事件的绝大部分,我们是毫无所知的,甚至不知道它们曾经发生过;有许多我们只能知道得不完全;并且甚至我们认为我们已确实知道的少数事件,也永远不能绝对予以肯定,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使它们复活,永远不能直接对它们加以观察或试验。该事件本身一度曾经发生过,但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它已经消逝了。因此在处理它时,我们所能作为观察或试验的唯一客观的真实乃是事件遗留下来的某种物质痕迹——通常是一种书写的文件。我们必须满足于这些已消逝事件的痕迹,这些文件,因为它们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从它们那里我们推论出该事件过去是什么;我们还肯定这是事实,肯定该事件过去是如此如此。我们并不是说“林肯现在被刺”;而是说:“这是事实:林肯过去被刺。”该事件是过去了,而且是不再存在了。只是关于该事件所肯定的事实是存在的;那是老是存在的,并且还要存在下去,直至我们发现我们的肯定有错误或不足以成立之时为止。因此让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一种是一度发生过的实实在在的一系列事件,另一种是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第一种是绝对的和不变的,不管我们对它怎样做法和说法,它是什么便是什么;第二种是相对的,老是跟着知识的增加或精炼而变化的。这两系列事件或多或少是相应的,我们的目的便是求这种相应尽量确切;但是,事件的实在的一系列,在我们看来,只存在干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这便是为什么我不得不把历史和历史知等同起来。为了一切实用的宗旨,对我们和对目前一时来说,历史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我要去予以简化,简化到它最后一层意义。为了这样做,我需要一个极简单的定义。从前我读到过“历史是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知识。”那是一个简单的定义,但还不够简单。它包括了需要推敲的三个词。第一个词是“知识”。“知识”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我时常认为知识是指藏在《大英百科全书》或《神学通鉴》里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难以获得的,也是我无论如何所没有的。一个定义就否定了我“历史学家”的头衔,我不免耿耿于怀,于是去追问什么是知识的最根本的东西。对了,我想那应该是记忆,(我的意思是指广义的记忆,包括推论出来的事件的记忆及观察出来的事件的记忆);别的东西也是必要的,不过记忆是基本的;没有记忆便没有知识。因此我们的定义变成“历史是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记忆。”但“事件”这个词带有像攻陷巴士底或美西战争一类重大的含义。一桩事情不一定要大得可观才成为一个事件。如果我驾驶一部汽车到绮色佳弯曲的街上,那是一个事件——某件做过了的事情;如果交通警察高声叫我开出去,那也是一个事件——某件说过了的事情;如果我对他这样咆哮发生恶感,那也是一个事件——某件想过了的事情。说句真话,任何做过、说过或想过的事情都是一个事件,不管它可能的结果重要与否。但既然我们通常总是连说带想(至少开头是如此),并且心理学家也吿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只想而不说(或至少不是没有喉头声带上所发生的预示性震动),那么我们也许好把事件的想过和说过归并做一项,因此我们的定义变成“历史是过去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但“过去"这个词既令人模糊,又是不必要的;令人模糊的是因为把过去用在历史上似乎意味着一种遥远的过去,好像历史在我们出生以前便告停止;说它是不必要的,是因为毕竟凡是说过或做过的事情,一俟说完了或做完了便已成为过去。因此我要省掉那个词,而我们的定义就变为“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这便是历史简化到最后的一个定义,并且还把了解历史的真正意义所必要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内。

如果历史的本质是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那么显然每个正常的人,每个普通人都懂得些历史。当然,对于这个容易招人妒忌的真理我们要尽力去掩盖,摆出一副具有专业修养的神气。我们说这个那个不懂历史,意思无非是说他没有考上高级学位;同时头脑单纯的人、未得学位的大学生以及其他人等,受了知识的学术分类的迷惑,认为他们不懂历史,因为他们在大学里从未选过历史学科或从未念过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毫无疑问,学术上的常规有它的用处;但如果我们要去了解简化到最后一层意义上的历史,那么这种常规也是必须被剝除的那些表面赘疣之一。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这种一下子丧失了所有历史知识的情形是曾经发生过的,不过正常地说来这是不会发生的。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醍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拉在一起,并且同他现在的知觉和明天要说要做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

因为我们所关切的是在最后一层意义上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假定,这位“普通先生”并不是一位历史教授,而仅仅是一个没有太多知识的普通公民。他无庸备课,清早醒来,他对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假定并不把任何有关李曼•冯•桑特尔斯代表团或伪伊西多教皇通谕汇编那类事件拖进意识,而被拖进意识的假定是:昨天写字间里说过做过事情的一个景象,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跌落三点那个很重要的事实,安排在早上十点钟举行的一个会议,下午四点半打九穴高尔夫球的约会,以及其他种种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位“普通先生”知道的历史还不止于此,不过刚醒的时候这些已经够了。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这种最后意义上的历史作用,在早上七点三十分已经有效地带领这位先生进入他努力的小天地。

但这样毕竟或许还不够有效,因为大家晓得单凭记忆是靠不住的,可能还会发生这种情形,就是这位先生喝咖啡的时候对某件说过或做过的事情一时回忆不起而正在着恼。我们大家晓得——并且认为憾事,这是一种极普通的情形,就是正在追思的倒不是历史事件而只是一件我们应该记得而恰恰忘记的事情。这便是这位先生的困难所在:因为他的记忆力无法使一小部分的历史在意识里复活,它死呆在原处不动,这位先生便什么都不能去做。那么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任何历史学家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去做些原始资料的历史研究。从他小小的“私人资料室”里(我说的是他身边的口袋)掏出一本书来,可能是手抄本第35卷,并且翻到第23页,而读到“12月29日付史密斯煤炭账,20吨,1017.20元”,顷刻之间,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便在他心上活跃起来。他有一种印象,看到自己在去年夏天到史密斯店里定了20吨煤炭,史密斯的送货车开到他家电,值钱的煤炭向地下室的窗口倾泻,冒出灰来。这些都是历史事件,纵然没有像伪伊西多教皇通谕汇编那样重要,但对这位先生说来仍是重要的。这些历史事件不是他亲眼看到的,而是一种人为伸张的记忆所构成的一幅明晰的景象,因为他在他“私人资料室”所保存的手抄本里曾经做了一些原始研究。

这位先生对于史密斯送货车在他家里卸煤所构成的那种景象,便是过去说过做过事情的一幅图画。但这幅图画并不独自存在,也不是一幅纯粹为鉴赏而鉴赏的古画,乃是要同将来要说要做的种种事情的图画联系起来的;因此这位先生在这一天脑海中断断续续地出现的,除史密斯货车那幅图画之外,连带还有一幅图画,就是他本人在下午四点钟到史密斯店里去付账。到了四点钟这位先生便在史密斯店里。他说:“我要付清那笔煤炭账。”史密斯愣了一愣,表示疑惑和意外,取下分类账(或者是一个卡片匣),在他私人资料室做些原始研究,然后宣称:“先生,你没有欠我什么账„不错,你曾向我处定过煤炭,但你要的那种煤我没有,因此把你的定货转到勃朗那里去了。那是勃朗送给你煤炭,你是该他的账,于是这位先生跑到勃朗店里,勃朗取下分类账,在他“私人资料室”做了些原始研究,高兴地证实了史密斯的研究;这位先生付清了账,并且在晚上从乡下俱乐部回来之后,再翻翻另外一束卷宗,千真万确,他发现了勃朗正式开来的炉煤20吨共计1017.20元的那张发票。这个研究至此才告完成。这位“普通先生”也就心安神怡,因为关于他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找到解答了。

这位先生如果听到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那将大吃一惊;但很明显,他可不是已经做了所有涉及历史研究的种种基本动作?为了需要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恰巧不是去作一次讲演,或去写一部著作,而仅仅是去付清一笔账款;而就是这使他和我们被他实在所做的迷惑住了)。第一步是去回忆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没有别的帮助,单靠记忆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再进一步,去检査某些文件,借以发现必要而尚在未知之数的种种事实。不幸而发现这些文件却给我们种种矛盾的报道,以致为了避免错误不得不把原文作一批判的比较。所有这些都已满意地做到了,这位“普通先生”便准备最后一个举动,那就是用记忆力的一种人为的伸张,在他思想上构成一幅经过选择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图画(我们希望是一幅明晰的图画),这便是关于他自己从史密斯那里定购煤炭,史密斯把定单转给勃朗以及勃朗送煤炭到他家里。这位先生依据这幅图画才能够,并且也确实去付清了他的账单。如果这位先生不是为了付账,而是为了去写一部著作,去担任这些研究工作,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我已试图把历史简化到它最后一层意义,起初把它的定义,作为对于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然后具体地表明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对于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行动起着怎样的主要作用。现在我要说明这位“普通先生”的行为里所包含着的比较普通的种种意义。在事务性质的领域里,这位先生所做的,是付他的煤炭账;在意识的领域里,他所做的乃是一种基本的事情,这种基本的事情使得只有人才能取得这么一种东西,质言之,即所谓“历史”:他所做的正是在那里增强和丰富他当前的种种理解,目的在他可以生活在一个假象世界里(WorldofSemblance),要比生活在瞬即消逝的“现在”那种局促的范围里,来得更广阔、更满意。

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认为过去是死了的,未来是不存在的,唯有现在才是真实的;于是智慧早熟或眼光现实的谋人策士,曾怂恿我们珍视“逝者如斯”的“这一片刻”,并且也仅仅为了这一片刻,要我们时时发出像“钻石那样的强烈光芒”的那股热忱。无疑这是一种萤火虫的行为。但是我想,人,也仅仅是人,才会相当地留意到现在这一片刻的逝去,纵然如此,人却并不能纯为现在这一片刻本身,而去好好地利用现在。严格言之,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什么现在,即使存在,至多在时间上也决不超过无限小的这么一点,而在我们能作为现在来注意之前,已经悄然逝去。然而我们必须要有个现在;因此为了要创造一个现在,便硬从“过去”那里剥些过来,并且对于种种新近发生的事件抓住不放,执意认为这一切事件都属于我们当前知觉之内。姑以一举手为例,这整个事件便是一连串的现象,其中前一现象在后一现象发生之前便已成为过去;而在你知觉里还是作为发生于现在这一顷刻之间的一个单独行动,把先后相继的种种事件套入一瞬之间,便是哲学家们所称的“准现在”。对于这种"准现在”,哲学家们无疑是宁愿极严格地限定其范围的,不过我却有意要加以自由的使用,而主张我们能够把“准现在”任意扩大,我们在日常用语里便是这样做法,如说“此时”、“今年”、“现代”这一类的话。也许所有生物都有“准现在”,仅仅人有这种优越性,即如帕斯卡尔所称:人对于他本身和宇宙是有知觉的,仿佛他能把自己处于超然地位,并且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来观察其本身及其伙伴们在一短促的特定期间在世上所起的作用。在所有生物之中,仅仅入可以存心有目的地扩大“准现在”,并且使其丰富多采。

至于这种“准现在”究竟可以扩大、丰富到怎样地步,那是决定于知识、记忆力的人为伸张,也即对于过去和遥远地方所说所做事情的记忆。但这与其说是单靠知识,毋宁说是依靠意旨所指导的知识。“准现在”乃是一种不稳定的思想模型,跟着我们当前的知觉和从这方面所引起的意志而不断变化着。在任一特定时间,我们每一个人(专业史学家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把那些指导我们在自己小天地里努力的方向所需要的真实的或人为的记忆,编制在这个不稳定的思想模型里面。但要确定我们小天地里努力的方向,我们就必须准备去应付正向我们迎面而来的事情(煤炭账的缴付,总统的致词,国际联盟的创设等等);并且为着准备应付正向我们迎面而来的事情,不仅要去回忆某些过去的事件,而且还需事先估量一番(注意我不是说预见)未来的事件。因此在“准现在”之内,非仅经常包括或多或少的过去,面且也不摈除未来;我们愈是把过去拖进“准现在”,一种假定而具有型式的未来,也愈可能轧进来。至于何者先来到,何者为因,何者为果,以及我们的记忆是否遵从我们的愿望,把过去事件造成模型,抑或我们的愿望来自经验和知识所加于我们的一种过去事件的模型,我不打算有所陈述。我所怀疑的是,过去的记忆和未来事件的预期会在一起发生作用,并且像朋友一般,携手共行,不争先导。

在任何情形之下,它们总是搞在一起的,因此在真正意义上,不可能把历史从生活里割离开来:每个普通人如果不回忆过去的事件,就不能做他需要或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不把过去的事件在某种微妙的形式上,同他需要或想要做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就不会回忆它们。这是历史的自然作用,也是历史被简化到最后一层意义上、成为所谓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的自然作用。换言之,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不论发生于我们贴近的昨天抑或人类久远的过去),是与将说将做的事情的预期携手共行,使我们能就每人知识和想象所及,获得智慧,把一瞬即逝的现在一刻的狭隘范围推广,以便我们借镜于我们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来断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诚如克罗齐所称,一切活的历史都是现代的。换言之,就我们想到的过去而论,则过去成为我们现在这个假象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组成部分(否则过去对我们毫无关系,不管文字上记载到怎样完备)。

活的历史,亦即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我们记忆之中的那种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既然同我们正在做的和希望去做的有这样亲密的关系,那么显然它在任何特定时间,对于所有的人,或对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可能是恰恰相同的。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便不能简化到成为一套可以证实的统计,或制成为一套到处有效的数学公式。毋宁说,历史是种想象的产物,是属于个人所有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从他个人的经验里塑成,以适应他实际的或情绪上的需要,并且把它尽可能地好好加以修饰来适合他审美的口味。然而每个人在这样创造他自己的历史时,却受到种种限制,如果超越,就可能受到惩罚。这些限制乃是他的伙伴们所规定的。如果人人都能十分单独地生活在毫无限制的天地里,那么他可以在记忆中自由地去肯定并保持任何异想天开的一系列事件,从而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假象世界。不幸,人人都得生活在一个勃朗和史密斯等人的世界上;这种可悲的经验使他得到教训,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去切切实实回想某些事件。在当前所有生活的实际事务上,人人都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他在为了付清他的煤炭账而必要去进行的种种研究上,已应实际需要而成为一个专家了。他的这种专业能力一部分是来自长期的实践,但主要还是由于这种环境,即他的种种研究工作是决定于种种与他有亲密关系的非常明确而切实的目标。至于参考什么文献、选取什么事实这一类问题,都不会使这位“普通先生”感到麻烦。因为他不是在写一部关于‘‘煤炭工业问题某些方面的客观检讨”的著作,所以无需去搜集一切事实,并让事实本身来说话。他的愿望仅仅是付清煤炭账,因此只要去选取那些可能有关的事实;同时因为不愿再付第二次账,他即使未曾读过伯恩希姆的教程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各种有关事实必须经过不使自己上当的种种独立的见证加以证明,才能成立。他并不知道,或者不需要知道,在这种行为中他个人的利害关系是一个捣乱的偏见,将使他无法洞悉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这位先生并不希望晓得全部真相或求得最后原因,他希望的是付清煤炭账。换言之,他但愿本身能适应一种实际的局面,因此恰恰因为他不是处于超然地位,而是在低的实用水平上才成为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如果他确是解决了问题,那么他之借以求得解决的,是他的理解力,而不是他的超然态度。

然而,这位“普通先生”并不单靠面包活着;并且在一切恰当的机会,他对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既然容易扩大他的“准现在”于日常事务的狭隘范围之外,便势必使他仅仅为了抵偿一瞬而逝的目前片刻所给他的那种不堪容忍的枯燥和烦恼,而去创造远较眼前现实更为广阔的一个世界。他能马上追想到他的青年时代、他住过的地方、他所冒过的险和干过的勾当——一生所有纷至沓来的事件;并且还不免要在这种以个人经历为中心的模型外围,点缀一种比较模糊的人为记忆的模型;这些人为记忆是属于他所未曾知道的过去时代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及他所未曾看见的遥远地方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至于围绕和补充他个人经验的中心模型的这种外层模型是怎样罗织而成,这位普通先生无法向你说明。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摭拾种种不同的情报线索,加以编织,而这些情报线索的来源是彼此最不相关的,有的是在家庭和学校里听到的,有的是在做生意或职业上获得的知识,有的是从报纸上偶然看到的,有的是从书上(不错,甚至是历史书)读到或听到的,有的是关于新闻影片或教育影片还没有忘却的片段,或者是总统和国王有权威的讲话,有的也许是从帕普梭登公司、蒲洛伐钟表公司或波士顿锡派尔德百货公司所主办的十五分钟文明史广播讲话里听到的。每曰、毎时,从无数不明不白的来源,往这位普通先生的头脑里储存了相干和不相干的一大堆情报和误报、印象和形像,从这一大堆里他设法(不过大部分还是未经熟虑的)形成一种历史、一幅关于在过去和遥远地方说过和做过事情的定型的记图景。对于这幅图景,去求其完备或完全正确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不过这幅图景对这位先生而言,一定要有效用,那是必要的。所谓对他或许有用处,意思就是他要在一切可能在他记忆里的事情之中,只把那些能够同他对自己的观念以及对他在世上正在做的和希望去做的事情的观念,有某种相当程度的关系及和谐的东西保持在记忆之中。

在构成关于记忆中的事情的这种距离很远的模型时,这位普通先生的做法仿怫具有一位创作艺术家的自由;他在想象中重新创造作为他个人经验的一种人为伸张的历史,势必是事实和幻想的动人的混合物,是对真实事件的一种神秘的附会。里面可能有一部分正确,有一部分虚谬;整个说来也许既不正确也不虛谬,而只是最便利的那种错误形式。但这位先生的愿望和意图却不是自欺或欺人。他乃是充分尊重严峻的事实,从来不怀疑它们是如何可以锤炼的,如何容易被甜言蜜语所媚惑的;但他必需把来到他面前的事实当做事实,并且把那些事实,只要在他看来是最能适合他的利益的或最有希望满足他的情绪的,吸收起来,爱而不舍。至于记忆中种种事件的本来面冃如何,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没有时间和需要去好奇地提出问题,或小心地去予以证实。没有疑问,如果这位先生是个美国人,那么他就能够回溯1776年独立宣言签字的一幅景象,像他马上能够回溯上次夏天史密斯的送煤车辘辘地爬上山路的一幅景象一样。他对这两个景象都没有什么怀疑,只是独立宣言的签字不触及他的实际利益,他就无需进行任何仔细的历史研究。也许莫名其妙,他记忆里所肯定和保持的是,独立宣言是在7月4日经大陆会议议员们签字的。对于此事,这位先生可能直到他寿终正寝,还是抱着这样一个生动的使他满意的景象,而不受惩罚。无论勃朗或史密斯都无兴趣去纠正他;也没有一个法庭会因为他的错记而传他到庭,说这个宣言是8月2日“经用大字誊写和核对之后才由议员们签字的”。作为一个真实事件而论,这个宣言的签字便是当初那么一回事;作为这位先生记忆中的一件事情而论,那么这便是他所设想的那么一回事;对他说来,此事具有多少重大意义和迷惑力量,或甚至什么都没有,均视其是否适合他小天地里的利益、期望和情绪上的慰藉而定。

那么我们这班专业历史学家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同普通人,或普通人同我们,有些什么出入呢?我敢相信,这决不止像我们通常所想的那样。因为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是“普通先生”,都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同世上的勃朗和史密斯一样,在我们编制关于记忆中说过做过事情的思想模型时,无论采取怎样预防的步骤,终究抗拒不了环境和意旨的命令。

诚然,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是“普通先生”,但多少还不仅仅是专为自己的历史学家。“普通先生”仅仅是个非正式的历史学家,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去记忆与他个人不相干的事情。但我们是专业历史学家。我们的业务与口常实际活动密切结合的程度浅,而是直接关切到意识上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对别人只具有偶然的重要性。我们的业务使我们一生精力经常花在那个虽离得颇远却围绕并补充个人经验的中心模型的人为记忆模型。我们既是个“普通先生”的历史学家,同时又是个专业历史学家;因为我们的历史要服务于这个双重的目的(历史著作通常都是如此)就是要把著名的人物和事件保持在活的回忆之中。因此,我们也就是那辈古代受人尊敬的部落的先知,也就是弹唱诗人、讲故事的人和梨园子弟,也就是星相巫卜和僧侣祭司——这些历代托付他们流传有用的神话的人。这里不要让“神话”这个既不为害而又必要的字眼来使我们局促不安。在历史的历史上,神话乃是人类故事的一部演义,这在从前曾经一度起过作用,只是如今才被抛弃,犹如目前认为有效的说法经过相当时间亦将退居于已被抛弃的神话之列一样。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前辈的弹唱诗人、讲故事者和僧侣一样:我们的作用,犹如他们的那样,不是去创造,仅是去保持社会的传统,使之永存勿替;我们要在无知和偏见所许可的范围内,把真实的与记忆的两系列事件和谐起来;我们要扩大和丰富我们全体共同的“准现在”,去达到这个目的,即“社会”(部落、民族或人类全体)得依据过去所做和未来希望要做的事情,去判断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作为社会记忆的人为伸张,历史(我很愿承认在理解人类的经验上还有其他恰当的方法)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艺术。这也是必然如此的,因为它是本能地从扩大当前经验的范围的冲动里产生出来的;并且不论科学的那种支离破碎的术语把历史怎样地伪装起来,它在本质上仍是原来的样子。从这种意义说来,历史乃是故事,并且就历史的目的而吝,也总是一种真实的故事;它运用所有文艺的技巧(说明和概括,叙述和描写,比较、批评和类比)去揭示人类生活上连续不断的种种事件,并从中推论出一种完美的意义。因此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像普通先生非正式形成的历史一样,是真相和想象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也就是我们通常分别称为“事实”和“解释”的一种便利的混合物。在原始时代,传说是由口头传递的,弹唱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坦白地把事实加以文饰或信口添上些什么,借以增加故事的戏剧性。跟着文字记载的采用,历史与虚构的传说逐渐区分开来,人们认为历史是实在发生过的事件的故事。再跟着知识的积累和精炼,历史学家便承认其首要的职责,是保证事实不错,让事实本身来表示它们的意义。然而每一时代都把历史当作实际事件的故事,从它那里可以得到一种主要的意义,并且每一时代都有这么一种幻觉,就是现在的说法是可靠的,因为里面叙述的事实是真实的,而以前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所依据的事实是不正确或不充分的。

这一种信心的表现,从来没有再比我们这个时代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了。这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我们便生在这个时代,或者我们也许刚从这个时代出现。上世纪的历史学家看到历史这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散布着各种支离破碎的哲学,不甘永受欺骗,于是转过身来(痴心妄想)抛弃“解释”,而面向实际事件的严格研究,即仅就事件发生的实际情形进行研究。在研究技术趋于完善之下,他们辛辛苦苦地去搜集了和编辑了原始资料,并且使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机智,对幻想的错误追根穷源,除非一朝把“査理(胖子)在887年7月1日那天是否在因格尔亨或罗斯脱劳”弄清楚否则就宁愿不再研究中世纪的重大意义;他们“为了弄清萨克和索克的崇高真理”,曾迭经苦战,竭尽“毕生心血”。对于这祥伟大的事业精神,我没有异议。不受蒙蔽和应注意他的周围世界,乃是人的首要责任之一;另外,从向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之中去求得人类经验的重要意义,也肯定是一桩价值值得怀疑的事情。去确定事实,那总是应该的,并且确实也是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但去假定事实一经充分成立便能“为其本身说话”,那是一种幻想,或许特别是上世纪那些历史学家的一种幻想。这些人在“科学的”这个字里找到了某种特殊的魔力,似乎凡是陈述事实而不对事实注入任何外在意义的,便是科学的历史学家。他是尼采所描写的客观人——是“一面镜子,惯于匍伏在想要被认知的某种东西面前,……他等着,直等到某种东西来到,然后敏感地把他自己伸张起来,以致即使鬼神那件东西的轻微脚步和飘忽行踪也不会在他的镜面和感光片上漏掉”。“说话的不是我,而是历史通过我说话。”这是富斯特尔对于报以掌声的学生们的训诫。“如果某种哲学从这种科学的历史产生出来,那一定要让它出于它的自动,完全独立于历史学家的意志以外,自然地产生出来。”因此,科学的历史学家有意排斥哲学,而只是不知不觉地去听它摆布,他的哲学只是如此,那就是只要不加思索,他的身长就会添上一寸。历史学家除开求知的意志之外,不应带有任何别的先入之见,这祥他的镜面或感光片上就会反射出“所有过去的时间和空间里种种事件的条理”;因此在适当的时机,也就是在无数坚韧不拔的专家学者已经“追尽根源”而丝毫不爽地反映出(而不是折射)一切事实真相的时候,人类经验的那种明确而牢固的意义便会自动地产生出来,来启发和解放人类。希望不经过寻觅而有所收获,期望由于坚决不提出问题而求得人生之谜的最后解答,那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一种最最奇妙的最新发现,也是去求无中生有的一种最最古怪的企图!

那种心理状态是在消失之中。时机还未成熟,而过度求知已使人精疲力尽而感到厌倦,于是不知冯·兰克其人的年轻一代,便热中于一种想法,认为富斯特尔的意见纵然是完美的,也是等于徒然无益的。即使最最公正无私的历史学家在他执意说他没有先入之见这一点上,至少就有了一个先人之见了。从内涵的意义上讲,历史事实在来源上已经有了陈述;历史学家如果将心思沉没并窒息在散乱的状态中,不把历史事实加以整形而能重新陈述,便会搞成一种表面工作,那就是把人类经验的一切意义剥夺干净。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会说话的;同时如果任其自然,事实是不存在的,确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就实际目的而言,除非有人加以确认,便不会有什么事实。对于任何历史事实,历史学家至少能做选取和确认的工作。去选取和确认即使最简单的一堆事实,便是去给它们在某种观念模型内以某种地位,仅仅如此便足以使它们取得一种特殊的意义。无论怎样“铁硬”或“冰冷”,历史事实毕竟不是像砖头或木片,具有一定形状和清晰而持久的轮廓的实在物质。历史事实的罗列毕竟不能同一车砖头的倾卸相比拟。砖头随便被放在何处,始终保持它的形式和压力;而历史事实的形式和实质既然仅在文字陈述中取得一种可以兑现的存在,便会随着用来传达它们的文字而变异。既然历史并不是外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仅是已经消逝的事件的一种想象的重建,那么它的形式和实质自是不能分离的:在文字陈述的领域里,作为一个观察的实质便是形式,而传达观念的形式便是实质。因此说话的并不是那种未经区别的事变,而是历史学家的理解:使事实传达出来的那种特殊意义,乃是产生于历史学家用来设想重建不存在知觉之中的一系列事件的那神实质一形式。

在建造已消逝事件的这种实质一形式时,历史学家便像一个普通人,也像古代的弹唱诗人和讲故事的人,将受到唯有他才能觉察他小天地的那种“准现在”的制约。历史学家既非无所不知,又非无所不在,自随时间和空间而有所差异。因此对历史学家说来,正如普通人一样,记忆中事件的形式和意义,好像物质对象的体积和速度,将随观察者的时间和空间而发生差异。五十年后,我们才能明白地看出,不是历史通过富斯特尔说话,而是富斯特尔通过历史说话。也许我们还不能同样清楚地明白看出富斯特尔的声调,也许可以说,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受静态拘束而放大了的声调,而在那次著名的讲话场合,仰慕的学生所鼓掌称颂的,既非历史,亦非富斯特尔,却是经富斯特尔选取和形成并巧妙地加以文饰的某种型式的事件(尤其妙在他没有觉察到而这样做了),以满足普通人情绪上的需要;而这种情绪的满足,对当时法国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由此领悟到法国的制度并不是起源于德国的。事情必然总是如此。历史学家受着他本时代所有各式各样来历不明的势力的愚弄,不免要从种种文献里选取历史,并且在选取时,他所用的原则也就是普通人所用来从记忆中的种种偶然事件和口头传说里创造稗官野史的那种原则,只是历史学家在运用的时候更有意识、更专门些而已。

尽管我们要詈骂普通人不读我们的书,可是他却比我们强,并且我们迟早要把我们的知识去适应他的需要。否则他便让我们去我行我素,并且可能让我们从考古研究的硗薄土壤里培养出一种干巴巴的专业傲慢心理。这种本身并没有价值而是为了某种用意的研究,除了变成普通知识之外,便没有多大意义。呆在无人翻阅的书本里的历史,在世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在世上有作用和在历史过程中发生影响的历史,才是活的历史,也就是那一类型的记忆事件,即无论真伪都是扩大和丰富集体的“准现在”,即普通人的“准现在”。历史的历史之所以成为“新历史”的一部记载,原因便在于此。每一时代都有新的历史,起来推翻旧的,并取而代之。我们应该作为一种对我们的解救,来抛弃无所不知,来承认每一代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都要、并且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凭本身被限制的经验,去了解过去和预估将来,一定要为求本身心理上的安宁,采取任何必要的方法,使死的东西发生作用。这种适用于任何时代的恰当方法并不是一种恶意的发明,以欺骗任何人,而是“社会”一种不知不觉而必要的努力,借镜于它所已做和希望去做的事情,去了解它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这些专业历史学家便参加了这种必要的努力。但我们并不把我们对于人类故事的说法加在每个普通人身上;而到最后却是每个普通人把他的说法加在我们身上,迫使我们在政治革命时期去明白,历史是在一个社会紧张和冲突时代寻求经济解释的过去的实际政治。如果我们老是顽固不化,普通人就要不理睬我们,把我们那些深奧的著作束诸高阁,动也不动。我们的正当的作用不是去重复过去,而是利用过去,去把普通人对于过去实在发生的事件所加上的那种神话式的改作,予以纠正和合理化,以供大家采用。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在人性薄弱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竭尽我们的诚实和智慧;但我们成功的秘诀,长远看来还是要迎合普通人的脾胃,对于这种脾胃,正因为我们总归一定要顺从它,所以才好像我们要去指导它。

把历史看作已过去的现实的一种紧缩而不完备的表述、一种经过重新设计、新加染色来迎合利用它的人的所记得的事情的不稳定型式,并不一定会损害历史的价值和尊严。我们历史学家的辛勤,也不因为我们任务的局限性,及我们的贡献只有一时而偶然的重要性而贬低价值。历史纵然不是智慧努力的最高形式,却也是不可短缺的,诚如桑塔亚那所称,历史作出的贡献是“大有裨益于……人心。野蛮人之顺从过去,并不亚于明了过去是什么而有意矢忠于它的文明人;只是野蛮人因为缺少一种超脱于个人的那种记忆,在他不能理解或摆脱的种种迷信之中,在他或许憎或许爱的人群之中,爬来爬去,而从来不能想到把他周围的人们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更纯洁的快乐水平。人类的努力的全部尊严,因此便同种种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且因为人的天良,如果要成为合理的,就必须受经验的控制,所以个人的经验本身,如果它所报道的成败要触及超脱于个人的那些利益,就必须在意识上予以扩大。”

我并不认为我对历史所提出的这种看法是站得住的,并且一定能流行下去。不管它可能获得什么效用价值,即以其本身前提而论,它势必被其他看法所代替,那是肯定的;因为它的前提乃是我们生活和思想于其中的那种意见的气氛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的看法倾向于认为一切事物及事物的一切原则仅仅是“种种不稳定的型式或模样”,仅仅是“迟早要分道扬镳的各种力量刻刻变动的一种汇合。”这是用发生论的方法去研究人类经验所受到的限制。这种研究既然永远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必须满足于转变问题的性质。不论我们可以怎样去正确地确定历史“事实”,但事实本身和我们对于事实的种种解释,以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解释的解释,跟着人类向未知的将来行进,就会有不同角度或比较不明显的看法。从历史看来,作为一种变异的过程,我们对人和人的世界的了解,显然只能说是暂定的,因为从定义上说来,它是一种仍在进行而尚未完成的东西。时间的流逝对“永久贡献”和那种放诸天下而皆准的哲学说来,是不幸的;诚如希腊人所说,时间是人的敌人;日复一日,时光踏着渺小的脚步蠕蠕而来,而所有我们的昨天便渐渐退缩而模糊起来,以致在以世纪计算的漫长视野里,纵然最最惊天动地的事件(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革命以及世界大战本身的今日,无异于沃尔姆斯议会、大宪章的签字、查理大帝的加冕、横渡卢比康河以及马拉松之战等的昨日),在后代人的眼里,势必无可避免地黯然褪色成为原形的苍白的复制品,因为当每个接踵而来的时代退向遥远的过去时,便要丧失其本身煊赫一时的某种重要性和以前属于它们的某种迷惑力量。

本文是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于1931年12月29日出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的演讲词,被认为是美国相对主义史学观点的重要宣言,译文选自《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何兆武主编,商务印书馆,1999)。

上一条:王先明:社会史改塑近代史研究基本格局
下一条:罗敏|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