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学科建设来看，目前各综合性高校广泛设立了社会学专业，初步形成了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的社会学人才的完整培养体系。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规模不断扩大，规范的学术刊物陆续创办，相当多的社会学研究日益规范，能够较好地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的资料进行分析，能够通过与国内外学术界最新成果的对话提出自己的发现。

然而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用的多数还是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相当多的学者只是在用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和概念解释中国的经验材料，有些对这些理论推出的假设提出修正，有的还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中国的社会学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学派，还没有足够多的学者能提出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这使得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还处于一种边缘的地位，没有进入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中心圈。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西方文化有那么大的差异，以至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里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

社会学学科的繁荣发展需要学者做大量的经验研究，但同样也不能没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知识大厦是由不同层次的知识组成的，既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还需要能够对经验事实进行概括的中层理论和概念，更需要宏大的社会理论。如果将社会学学科的建设看做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理论就属于设计师做的事情，哪里有几条街道，哪里适合建高楼，哪里必须有商场和服务网点。我们现在的经验研究就只相当于建筑施工队，人家都画好图纸，我们只是做按图施工的事情。在工业生产领域，中国被称作世界工厂，许多产品我们没有知识产权。在社会学科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现在的中国社会学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但概念和理论还是西方的。要使中国社会学在社会学这个大家庭里有自己的地位，中国社会学就必须提出自己的理论。

构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要澄清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拒斥外来的理论，认为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西方的理论是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因此中国学者必须另起炉灶，用他们所说的“野性思维”，在一张白纸上建立理论。我把这种观点叫做“拒斥说”，它拒斥外来的知识和理论。这种观点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并无太多助益。中国的社会学是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学者的研究（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研究）离不开对前人成果的继承，特别是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借鉴。社会学发源于国外，中国社会学是从国外引进的，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从客观上来说，首先需要熟悉、了解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不了解从斯宾塞到吉登斯、哈贝马斯的理论，不研究西方的理论和研究，中国的社会学是很难获得很好的发展的。

另一种观点强调在建构中国社会学理论时要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我把这种观点称作“补充说”，它强调的是在现有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确实，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文化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不同社会在制度层面和发展阶段上也大相径庭。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种文化和社会的差异性。如果只强调文化和社会差异性，我们建构的理论只能依托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去发展，我们提出的理论就会变成西方社会理论的一种补充。相比于只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解释中国的社会事实，能够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这当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仅仅补充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限于补充，那我们的学科还没有进入中心圈，充其量也就是半边缘圈，我们的学术话语权还是有限的。要使中国的社会学进入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圈，就应该有更宏大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与中国文化有一定关联，但一定不能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而应该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被应用。也就是说，我们提出的理论不能囿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而是必须能够在更广的社会中具有适用性，或者如郑杭生等所言，必须具备“世界眼光”。

事实上，关于文化的差异，不只是东西方文化有不同，同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人类学对文化有过深入的研究，不仅有文化圈的概念，而且还提出文化区、文化模式和文化丛等一系列概念来划分文化的异同。这里实际上涉及哲学所探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例如中国和日本、韩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不同的发展道路也造就了相互间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如果说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之间过去由于交往不便，有关社会的理论有一定的地域与文化的局限，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如何摆脱地域与文化的限制是学者需要去完成的一项任务。当然，理论是有不同层次的，如果说一些抽象层次不高的理论更多地与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类别的社会相关联的话，那么宏大的社会学理论则应该超越特定文化和地域的局限，在更广范围来思考社会学的理论问题，这样建构的理论具有更广的适用性，能够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

构建中国的社会学理论，我们有很好的条件。中国社会转型，包括40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为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伟大的社会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社会理论。理论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但是要有深度，能够看到其他理论没看到的东西，在某些方面让人眼睛一亮、豁然开朗的理论就是有价值的，甚至以往的理论在强调社会某个方面的时候往往会夸大某个方面，忽视其他方面，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在社会学理论建设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这些年来，在做大量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启发的概念。例如，应星通过案例的深入比较分析，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个概念为视角，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边燕杰则对中国社会的关系概念进行提升，提出了“关系社会学”。关系社会学是关于关系主义现象的本质、内在变动规律及社会影响作用的社会学研究，边燕杰认为，中国社会的关系主义现象,以及对这个现象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也许是探索中国社会学理念、中国社会学学科方向、社会学的中国学术流派的一个可能的突破口。急剧变迁的时代的一些特点也体现在学者提出的概念中。例如，周晓虹用“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分析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笔者在研究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时则用“地域性自主参与”这样一个概念来概括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的特点：在村民自治之后，农民往往通过权衡成本与收益来参与选举，因此是一种自主参与，但是这种参与又受地域的限制，是一种在有限范围内的参与。

如果说应星提出的“气”、边燕杰的“关系社会学”与中国文化相联系，那么周晓虹的“文化反哺”等则是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深入观察的结果。不过，这些都是建立在直接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只能算是“中层理论”，还不是宏大的社会学理论。

在宏大社会学理论方面郑杭生率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将社会学界定为“关于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据此定义，郑杭生等人围绕“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对社会运行的基本类型和区分原则、社会良性运行的基本条件、社会运行的主要机制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以及“社会互构论”，试图构建一个宏大的社会理论体系。笔者也在20世纪90年代尝试对西方社会学宏观与微观的脱节进行整合，把人与人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界定为社会单位，社会单位包括小至家庭、朋友群，大到跨国公司、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国家。其中的基础概念是“价值需要”，它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并且与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相联系的需要。个人的价值需要是一切行动的基础，个人与他人发生互动并形成社会单位。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行动，但这种选择又深深地嵌入在文化与社会之中。

不同的学者在建构社会学理论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尝试，提出了一些概念和理论。但与目前丰富的经验研究相比，与中国社会学应有的地位相比，这些理论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王康曾经希望在数以千百计的中国社会学人中能挤出百分之一、二的学者来承担社会学理论探索的任务，“希望有关教研单位在抓紧实际调查研究时也能适当地加强理论研究，这是学科的基本建设。”在社会学重建40年后的今天，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构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队伍中来。

作者胡荣，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