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档案的真实不代表档案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档案是人们为了现实需要而自然形成的，人们在档案形成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夹杂着诸多人为因素，有的属于文件起草者个人的知识及认识所限造成的，有的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意掩盖或歪曲历史的真相。所以，人们在利用档案的过程中，还要学会去粗取精，去伪成真的本领。照搬照抄历史档案，难免会以讹传讹，混淆历史。

档案内容的失真，绝大部分是作者无意识形成的，是受认识的局限、记忆的失误或调查不深入等原因造成的。

《义乌县卫生院关于崇山鼠疫复发及调查经过的呈文》（1942年11月29日）是研究义乌崇山鼠疫的一份极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各种历史著作所引用。

文件作者是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深入日军占领的崇山乡进行鼠疫调查，获得疫区第一手的疫情资料，其价值是极珍贵的。被各种权威历史著作所引用，也是理所当然的。《浙江鼠疫流行史》则根据该份档案，得出了崇山在抗战时期，曾经在1941年和1942年两次爆发鼠疫的结论，并影响后来一系列历史文献的记载。

但是，该文件，在记述疫区调查前的历史回顾，讲“崇山于上年十二月间一度流行鼠疫，经本院及防疫处迅予扑灭一节，先后呈报在案”则与历史是不相符的。

义乌县从1941年10月8日起发生鼠疫，据1942年1月23日《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关于本区义乌、东阳二县防治鼠疫及邻近各县防范鼠疫情形的呈文》显示，义乌的鼠疫当时从城区“蔓延至寺前乡新屋、南门外石鼓金及苏溪镇之徐界岭一带，截至上年十二月底，共计死亡一 一八人。”

四区呈文离1941年12月最近，且是义乌县的地区主管，反映的义乌鼠疫情形是比较系统和权威的，文中所说疫区，从城区蔓延至乡镇，主要是指“寺前乡新屋、南门外石鼓金及苏溪镇之徐界岭一带”，并不包括崇山乡。

当地人的历史回忆也清晰地记得，崇山是在日军占领义乌后（义乌是在1942年才沦陷的），才发生的鼠疫，鼠疫的初次发生，时间是在中秋节前后，这与1942年崇山的鼠疫爆发情形是完全相吻合的。1942年11月15日《义乌县佛堂区署关于崇山、江湾疫情的代电》和1942年11月16日《义乌县崇山乡长、江湾镇长关于疫情的代电》是最早、最权威的崇山鼠疫的报告。在报告中，讲到崇山鼠疫，“疫势猖獗，有增无减，较诸去年城区尤为严重”，仅与城区鼠疫相比较，并未提及复发之事。

杨尧震之所以认为早在1941年的12月，崇山就发生过鼠疫，这与他一年前的一份报告有关。早在1941年10月义乌鼠疫爆发之际，41年的12月11日，杨尧震曾给县府打过一个报告，提到，自十月八日发现鼠疫以来，“近且向东西南方面扩大，疫鼠现于全城，而湖门、新屋、东江桥、石鼓金、石塔鱼头、佛堂等乡镇，亦相继发现，势甚严重。”由于崇山乡隶属于佛堂区，故产生把崇山与佛堂混为一谈的错觉。

总之，我们在利用档案的过程中，要相信档案的真实性，但是，也不要迷信档案中所记载的任何内容都是真实的，都与历史是完全相一致的，还要学会比较与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