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半是命题作文，我自己一般不敢主动想到去探讨这样宏观的问题（要求说四十年，遂自定以史学为范围）。且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史学，从当历史系的学生到在历史系教书，我自己就经历了三十多年，几乎是全程了。史学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不宜讨论自己身历其中的事，因为可能有个人因素参与其间，很难做到不少人提倡的“客观”。这样看来，我和我的同龄人都不适合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四十年史学的发展，确实需要反思。十年前我也写过一篇类似的命题作文，探讨1949年以后六十年来的中国史学。这让我可以适当采纳一些过去的意思以及在其他场合说过的相关内容。但下面的简单探讨，仍不是一些年轻人喜欢说的“首次系统全面”的总结，甚至连大趋势的勾勒都说不上，因为那也必须先做广泛的“调查研究”。

实际上，很多被总结出来的时代风气和时代特征，或许对相对多的人适用，对个体学人就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我能说的，基本仍是个人的观察，且非常可能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的偏见。我不敢自诩客观，只能试着多从他人的视角来“旁观”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以减少个人倾向；尽量多述现象，少下判断。简言之，这就是名副其实的管窥蠡测，也是真心实意的抛砖引玉。

一般而言，学术史的分期和政治史不一定相同。不过前几天在讲座中听一位年轻朋友说，改革开放造成的影响和变化是根本性的。这个说法对我很有启发。因为此前的“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全方位的，用当时的话说，触及了几乎一切事物的“肉体”和“灵魂”；故1978年以后的“拨乱反正”，也同样是全方位的。从今天往回看，我们的史学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史学相比，不啻判若两学。

要说改革开放对史学的影响，可能“开放”远大于“改革”。若严格说，这几十年史学领域里有多少“改革”，甚至有没有“改革”，或许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但转变是明显的，很多转变恰因“开放”对史学的冲击而生，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促成史学天翻地覆变化的更多是“开放”因素，估计没什么大的疑问。尽管如此，下面的讨论还是先内后外，详内略外，以呈现中国史学本身的流变。

一、内在的演变

改革开放是紧接着文革的。一般都说史学是文革的重灾区，这也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负面的影响是主要的，随便乱写历史的倒行逆施，对史学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正面的则是相当一些历史书籍因为“评法反儒”和“批林批孔”等运动而得以出版（我现在手里的一本《荀子》就是那时出版的），在一个全国总共只有几十本书可读的时代，这多少提供了阅读古籍的方便。

很多人喜欢用春天来表述改革开放带来的万象更新，但对于过去的重灾区史学来说，改革开放初期可能还有不少早春二月的乍暖还寒之感。那些已经十多年不能读书不能发声的人，多少会有某种春回大地的感觉。不过实际的现象是一些人或许积极活跃而示人以欣欣向荣之相，另一些人仍不免小心翼翼。据说上级对1976年后几年的历史所下的判断是“在徘徊中前进”（这是刚从韩钢教授那里学到的），借用这表述，那时的史学可能是“在前进中徘徊”，因为大家虽有不小的积极性，实在也不知道要怎样做，真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

要说改革开放最初十年的史学，可能就是个过渡时期。最初几年的研究可见明显的延续性，在选题和研究取向方面，基本是以回归（到文革前）为主。实则由于文革前几年的学术研究已经受到“拔白旗”等影响，一些人写成的论著不能轻易出版发表，结果如蒋大椿先生所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不少史学著作，都写成于60年代”。当时习用的表述是“拨乱反正”，从旁观的视角看，在研究上要说有多大的推进，那就是少做和不做荒唐的事而已。当然，从文革的荒唐往前文革方向走，在时间上或许是退步，却也可以说是进步了。

但史学发展的步履蹒跚可能真有点“跟不上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史学界对既存研究状况的不满可以说是老中青共同的。最明显的不满是较长时间里“史学危机”的议论不绝于耳，而思有所变。当然，不同的人对“危机”的具体指谓可能相当不一样。1986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编者的话”，说近来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不断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编者以为这意味着“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酝酿如何革新内容与形式”。这就清楚地表出，那时的史学还未曾出现“内容与形式”的“革新”。

从思考的问题看，改革开放前十年甚至前十五年的史学文章，大体延续着文革前所谓“十七年”的思路。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史学文章中谈理论的还不少。然而上引“编者的话”又说，那些“青年史学工作者”所言“史学危机”的一个要点，即体现在“理论”上。问题是，如果针对的是过去稍带教条意味的理论之失落，则具有“危机感”的似乎应当是在更早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龄偏大的学者；青年学者会有这样的感觉，恐怕是他们觉得已经出现的改变还不够。不过在我看来，为什么那时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总在关注理论，这个问题可能比他们关注什么理论更有意思。

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大概是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出生的，进入21世纪后，他们已成长为中年学者了。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人仍延续着原来的关怀，还是感觉到理论的缺乏。而他们对研究现状的另一共同不满，是未曾出现史学界能够全面参与的议题。不少研究者对他们出生年代经常产生涉及理论的广泛讨论或争论充满景仰，很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再现。直到2002年初，还有人对2001年的史学界“显得平淡无奇”感到不满，使赵世瑜兄怀疑他们是否在期待类似“批判《海瑞罢官》或评法批儒”那种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的议题（《平淡是福——2001年中国史学一瞥》，《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16日）。

从广义的视角看，学术研究中偶尔可能出现得到广泛参与的论题或影响广泛到超出特定专业范围的论著，但这应当不是常态。现在很多人把史学看作一门科学，我们似乎很少听到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界的学人发出类似的感叹。实际上，今日在不少学科内，跨过所谓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就可能根本看不懂别人的论文，很难设想《物理学报》或其他自然科学学报刊载全学科多数学人能够参与讨论的文章。可知史学这一曾经的“重灾区”，的确遗传下一些当事人未必自觉的特别因素。一个持续不满的群体，却在不知不觉中憧憬着他们自以为否定的情状，是进是退，两皆茫茫，能不费思量？

若认真考察，过去有些被媒体说得多的标志性风气转变，可能不全是那么回事。例如很多人爱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热，90年代则思想淡出，转向学术，于是学术史研究特别受到重视。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但里面涉及的名词，使用者和读者的理解，恐怕有些不一样。而且，一些特征性的现象即使出现，实际涵盖面有多宽广，也需要辨析。

现在的好处是有很多数据库，比以前更容易看到一些趋势性的内容。若泛览80年代的论文题目，或许就不能支持“文化热”的概括（当然，这样的概括是否需要统计的支持，或统计的支持能不能成为特定概括的基础，或也需要论证）。后人若以数据为资料做研究，估计也不见得会生出这样的认知。有些以文化为中心的丛书的确出了名，但这可能更多属于“走在时代前面”。一个在“时代前面”的现象是不是可以用来表述所在的“时代”，也还可以斟酌。不排除“文化热”总结的产生，是媒体喜欢文化，有所感而下判断，然后回馈到学界，渐得呼应，衍生成众皆转述的套话。

至于“学术史”，在史学界更是个长期缺乏共识的概念，过去和现在都有相当多的人根本不把“学术史”视为“学术的历史”（如大学中不少学生的论文用“学术史”来陈述既存研究状况，这当然是老师教的）。就实际研究言，90年代所谓“学术史研究”，也常常不是总体或具体的“学术的历史”，而是一种泛称，试图区别于“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和“不够学术的历史”。两者大致异曲同工，都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西方一些人也常在学术中看到意识形态和权力等，但和我们的“政治影响”还是有区别）。

从其所欲区别的对象，便可知至少史学领域的“学术”在那之前仍与政治若即若离，至少是受到许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或已经形成一种不那么“学术”的风格。如果研究要做得“学术”还是一种追求的目标，对那时的历史研究，就不能做太高的估计。当然，我必须说，在整体不是特别高明的时期，也已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秀异学人和优秀作品。

假如把四十年作为一个整体看，从提问、使用材料到论证，史学界思路的转变是缓慢的，给人以潜移默化的感觉。尽管如此，变化也日渐明显，不过真正显著的转变要很晚才可以看出而已。如果把现在的史学和改革开放初期比，最大的特点和我们的经济状况接近，即产量很大。常听到有人说，以论著数量言，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这是横向的对比，其实纵向亦然。今日史学论著的数量，应当是有所谓专业论著以来最多的，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在此巨大的体量中，隐伏着一个不小的转变，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论著已接近甚或超过中国古代史的论著了。在史学界内部，这可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不到一百年前，中国近现代史算不算一个合格的学科（是指学人认可而非官方认可），恐怕都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例如，在四川大学的图书馆里，1950年以前的期刊少之又少，除了后来影印的，能看到的多属赠品，大概就因为当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基本不视此为“学问”之所需，所以并不着意收藏）。

如果可以倒放电影，或许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带有过渡意味——80年代的过渡更多是往回看，90年代的过渡则逐渐向前看。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进入21世纪以后，历史研究出现了日渐明显的转变。史学论著中似乎已表现出一种与20世纪70—80年代作品不同的文类（genre）——不仅两者思考和关注的问题、看“问题”的角度、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大不相同，就连使用的材料、论证和表述的方式等，也都已经很不一样。或可以说，与前不同的“另类”研究取向（alternativeapproaches）已经出现。若允许夸张的表述，甚至可以说出现了史学文类的转换。

我们只要找一两种学术刊物，泛览一下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变化所在。直到90年代中期，喜欢关注历史事件的性质、意义的学者和对此进行实际讨论的文章都还不少，但此后这类文章题目就逐渐淡出。也可借一个事件来观察，例如明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必会出现很多纪念论文。我们只要倒回去看看五四运动90周年、80周年、70周年和60周年的各种论文集，就会发现一个倾向，即“五四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类文章越来越少。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乎未见什么提倡，还真是默转潜移、逐渐成形的后果。

从对史料的认识看，到90年代中期也还较为刻板，连在论文中使用较多报纸材料，都需要有所说明（因为很多人觉得不可靠）。那时对材料的开放态度，甚至不如五四时代。五四人一面不看二十四史，一面却广泛开拓史料。或因此而产生反弹，后来渐以一种看似“严谨”的眼光，排斥、抹杀了大量可用的史料（这似乎也在“十七年”中形成，倒与政治无关）。而在今天，报纸上的言说已经成为历史研究中很正常的材料了（用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不过我们也不宜过高估计已发生的转变。从目前的学术刊物看，尽管后一文类的追随者呈增加的趋势，越来越吸引着史学新人的关注，就数量言恐怕前一文类仍占多数。数量最多的可能是那种半新半旧的文章，在题目的选择和材料来源及一些表述方式上或更像新文类，但其真正思考、处理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因应的框架性学术背景，仍更偏向于旧文类。

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过渡现象，故即使在变化之后，仍可见前期的遗存。前些年比较受欢迎的论著是顺着过去的思路反着说事（包括媒体和学界），被视为能“出新意”，却最能揭示很多（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的思路仍未见大的转变。这在革命史领域最明显；其他如过去把“民国”说坏，现在把“民国”说好，也是一个显例。这一取向先前还较隐晦（即作者可能是不自觉的），但逐渐显著醒豁，近年更发展出一种翻案史学，不论大事小事都要翻案。

我自己也一向鼓励学生见异思探。如果有非常可靠的史料，对一些含有误解的史事做出甄别和澄清，当然是重要的贡献。如柯林武德所说，历史知识的扩大，主要就是寻求“使用迄今被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是无用的”事实以作为证据。但若所翻之案本是一种说法，就要非常小心了。事件当时出现的说法，即使是谣传，至少也是无风不起浪。这类认知有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涉及政治斗争的说法，不排除有意的党派作用），但一个不实的“谣”能够“传”，就反映出某种时代的认知，应予足够的尊重。很多时候，挖掘出的史料虽增强了怀疑，却不足以证伪。据一些看似“可靠”但未必足据的史料做出对或错的翻案，不如探讨那些不准确的当时说法何以形成。

或许因为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创新，多数刊物似乎很喜欢翻案文章。在一个发表对年轻学人构成沉重压力的时代，估计这样的风气还会蔓延一段时间。然而熊十力说过，“学问之事，先圣见其大，后贤造其微”。史学是一个发展的流程，其中需要建设的面相还多。我不反对有依据的翻案，但还是希望年轻人多做建设性的题目。

上面的举例当然不是全面的考察，但由此也可以知道，真正从思考问题到研究取向的转变，或者说学术风格上较大的转变，可能要从90年代后期才开始，现在仍在过渡之中。新文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昔年多数人都思考同样的宏观问题不同，逐渐形成了今天一些人不喜欢的“碎片化”状态。“满眼是一些片断孤立不相连贯的著作”，是向达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抱怨，却颇能表出相当一些后人的不满，也可见类似的心态一直在传承。

从大学的历史教学看，如果要做一个倾向性的概括，多数学校的本科教学似仍偏向于旧文类。但研究生的教学就更加多元。只要多参加几次招生的口试，就会发现考硕士的本科生和考博士的研究生所读的书有很大的差异，揭示出两类人心目中的学术前沿和学术榜样相当不同。由于研究生已经进入半自学的阶段，他们所体现的不同，或不一定受到老师的指引，可能是从自选阅读中得来。且现在即使同一个历史系的同事之间，学术标准也可能相去甚远。而不同学校和系科间的差异可能更大，实际存在的现象会更具多样性，仍是一种过渡情状。

上所谓“另类”的研究取向，多少也因应着史学的过渡状态，更多意味着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又要适应中国本身的思想和学术语境，出现非驴非马的状况是非常可能的，但也不排除产生陈寅恪所说“童牛角马”的结果——“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融会异同，混合古今”，进而产生“于思想上自成系统”的创获。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仅指国外的中国史研究，但前述“开放”对史学的冲击，最先却是海外的中国研究，然后才逐渐扩展到整体的史学。

二、外在的关联

史学界与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关联，就是与海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的接触，输入了不少新说。而最初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海外汉语学界。如戴燕所说，那些年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旅美学者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既有“很深的‘中国情怀’”，又“都经历过西方的学术训练”，确曾“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意识与新的思考路径”（《一本书与一段学术史》，《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4日）。前面说到史学界思路的转变较为缓慢，但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因受海外汉语学界影响，变化就快很多。这也造成一些特殊的结果，如在西方已长期乏人问津的思想史，在中国就一度成为显学（最近思想史在西方又开始起来了，不过是借着全球史的东风，取向与前颇不同）。

随着开放的扩大，或也受到自然科学界“与国际接轨”的影响，史学界的外在影响逐渐从海外汉语学界转向海外的中国研究，进而扩展到整体的外国史学（以西方为主，日本次之，其他则影响较小）。四十年来，对西方史著的翻译，从零星的输入到较大范围的引进，而且所译之书越来越接近原著的出版时间，有时几乎同步了。这样的输入规模，是过去没有的（虽然仍不“系统全面”，有很强的选择性）。

不少有吸引力的新说，引起很多人追风，给我们的史学言说带来不小的变化。但所谓“与国际接轨”，首先意味着与国际学术研究进行真正的“对话”。这即使在中国史领域，对话也相当不足；除了一些选择性明显的对话，大致仍是各说各话。外国史则研究性的对话更少。其实不仅走出去要“接轨”，就是引进来，也要弄清其轨辙，才能为我所用。所谓西学，既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变量。至少从19世纪末开始，我们“尊西崇新”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作为西学基础的希腊和希伯来，都还未见系统的翻译，遑论其余。而19-20世纪又是西学变化极大的时期，任何一个阶段的缺失，就会影响对其前后阶段甚或整体的了解。

导致双方难以对话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在其学术领域中实属边缘，仅欧洲极少数传统汉学的堡垒有其特定的取向（现在也基本淡出），其余多是追随西方主流学术的演变之所思而思、所言而言。那就是他们的轨辙。只有在大致了解同时期或稍早西方主流学术思潮的基础上，才能看出其中国研究关怀之所在。二是西方学术既然是一个发展的变量，“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的不接触，使我们对二战后西方主流史学论著的翻译实在有限。后来又想直接追赶所谓最新的论述，而人家的“新”是针对着他们自己的“旧”。我们对那个“旧”几乎全不知道，要跟上“新”也很难；有时可能追得越快，离得越远。

例如行为科学的“冲击-回应”（stimulus-and-response）模式、社会科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等都曾在西方流行，后来又都受到当地后起史家的批判，而它们几乎是“同时”被引进，被摹仿而又被批评。另外，二战后的西方史学整体比较“左倾”，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曾深入探讨所谓马克思未曾处理或未“解决”的问题，而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中国史学界基本未曾经过这一反思阶段。对这些发展过程不了解不熟悉，就连跟风都感困惑，遑论对话。

如所谓“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不过是将行为科学的“冲击-回应”模式运用于特定的区域研究之中，并将具体的“冲击”和“回应”予以地域或空间的界定。他们后来要“在中国发现历史”是反潮流，我们若追风摹仿，等于承认20世纪初年的“中国无史”论。又如前些年西方盛行的“解构”，恰针对着此前结构主义的广泛流行。我们本无此构，正亦无须跟着解。最有意思的是，“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而在中国，以“现代化”说近代，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自从后现代主义兴起又衰落后，西方学界已转而标举“现代性”。两者虽不过一字之差，后面实隐伏着根本性的学理差异。但在我们这里，继续说“现代化”和改言“现代性”的人，有时表述的却是大致相同的意思。

直到21世纪初年，对西方史学缺乏整体了解而又极欲获得新知的中国史学研究者，仍常依各人的观念和需要，随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别的史学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不少是转引，已先经“海外”学者事先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糅合入他们所熟悉的治学方法中。结果形成一种特别的样态，即在西方对立的见解，在我们这里却常能相互支持（当然，这些见解本相关而可互通，也不排除它们原有互补性，经中国学人的沟通而呈现，则又当别论）。

尽管有这些不尽如意的现象，我们与外在学界的对话还是逐渐走上常轨。改革开放前期，西方学者主要和海峡对岸的中国学人接触。近年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类接触越来越多地由对岸转向大陆。同时，中国学术作品的“走出去”也已“初见成效”。以前西方对中文论著的确不够重视，大概从十年前开始，西方史学界开始真正关注中国人以中文写作的学术成果，很多大陆学人的中文著作进入了著名大学的研究生课堂。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头，中文论著还远没到英文论著的程度，绝大多数本科生仍只能看英文作品。

可以说，导致西方学界向中国靠拢的主因，是中国百多年“寻求富强”终于初见成效。如今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早已是世界的，而外在世界的急遽变化，必然对学术发生相当影响，我们也必须注意外国研究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转变。

从理论上言，学术最好能够独立，实则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一向显著。在西方，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在今天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认同问题又变得重要，对历史的看法也可能出现转变。从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代现象的倾向一直存在，中国本身（有时也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状态，往往可以影响相关研究取向、研究典范的形成和发展。

从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的中国史想要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何以成功？由于是诠释一个既成事实，目的论非常明确，所问的基本是一个答案已经前定的问题，不过有多种不同的解答，需要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后来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以及80年代末欧亚的事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学界的思路转变。

而近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体量的大幅增长，不仅增强了国际影响，也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试图为此寻找历史“原因”，可能会成为研究者一个未必自觉的预设，受此影响的论著会越来越多见。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且必然影响到重新审视古代中国。而研究者如果探寻经济成功的超经济和非经济因素，还会自然延伸到文化、政治等领域。

不过，这样的延伸也很容易与因世界多方面失序而强化的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基于文化差异而凸显非我一方不合心意的现象。故国人的言说可能影响外人的认知，导致另一层面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实际上，那些总“不高兴”而欲“说不”的言说，已经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因为你可以“不高兴”，也很可能让人“不高兴”；你要“说不”，当然不能阻止别人“说不”。尤其西方特别美国的“政治正确”近年可见明显的淡化，使他们的“不高兴”思路更容易出现，或更少遮掩地表出，也会影响其“说不”的形成。

今日人类是个命运共同体，中外已比从前更加息息相关。尤其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量，更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不仅中国的经济成长可能影响外国研究中国的走向，我们的学术和非学术言说亦然。可以肯定的是，西方的中国研究将会发生转变，甚或已经在转变。但这转变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却还不好说。

三、余论：一切皆有可能

上面的观察不仅零散，也只点到为止，且稍多关注了一些无意中形成的现象和趋势，包括其中的无意识传承（有时越是无意中形成的事相，越能呈现历史本身的力量）。我的感觉，四十年史学的发展是多因素的合力所促成，似未见多少有意的“改革”，而“开放”的影响非常大。或许学问本不需要什么“改革”，却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就会自然走出一条向好的路。

由于自己也是这几十年史学的当事人，不妨做点自我批评。巴枯宁曾说，历史的用处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了；然而周作人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能预料又要这样了”。我们千万不要高估四十年来学人意识的变化。就在不到十年前，某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复试中仍有“洋务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一类题目出现，引起相当一些考生的“惊诧”。

同时，至少到90年代后期，在我同辈或稍年轻的学者群中，仍期望出现某种可以众皆参与的题目，让大家都来讨论，而不是东一下西一下地各做各的研究。前所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就有相当一些人看不惯。他们也不喜欢学术界群龙无首，希望能出现众所推尊的学术权威（由此看，现在上级提倡什么学术领军人物，确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我必须说，抱有这种感慨的学者当然不是想回到昔日的学术年代，而是觉得当前学术界有些光怪陆离，缺乏一套众皆认可的学术评价标准。这是一种新的不满，却隐约显出某种旧的关怀，因为“五朵金花”的模式就曾达到了众皆参与的效果（我要再强调一遍，他们不是有意识的怀念“十七年”，而更多是下意识层面的向往）。

马克思曾提醒我们，“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我很希望自己的感觉是一种误读，但若多少有点不幸而言中的意味，还是有些让人不安。五四运动差不多一百年了，我们对比一下“五四”时高一涵主张思想“不要统一，只要分歧”和周作人直言“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就可以看出当年的追求和后来的世风很不一样。他们说的是思想，可能更适合于学问。史学当然也需要有共识，话题却不必要成一统。道并行而不相悖，大家彼此尊重，多元发展，其实是理想的现象，又何需什么学术掌门人呢？

在20世纪开始时，梁启超曾说那时的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一百多年后，我们是否已在学术领域成功建设出一个稳定的学术秩序，能够众皆认可而广泛分享呢？就史学而言，或许我们仍处于梁任公所谓“两头不到岸”的过渡状态之中。其实学问不必非“到岸”不可，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大家守住基本的底线，保持开放的心态，就可以守先待后。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大家》2018年12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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