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一直不断提出各种研究范式或理论，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何正确看待欧美学者的研究范式或理论，这是国内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毋庸讳言，国外的研究范式或理论固然为研究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对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都存在将近代中国历史简单化和片面化、削足适履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西方学者的立场，各有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警惕。

以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观”范式来说，前者突出和强调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近代中国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被强行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与世界发生密切关系。但是，挑战—回应范式体现出来的西方中心论偏向及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观，严重忽视或遮蔽了中国历史内部的活力和影响，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思想。“中国中心观”作为挑战—回应范式之否定，提倡从中国内部和中国角度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因此忽视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也是矫枉过正。

以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来说，前者注重革命，固然遮蔽了历史的其他一些层面及主题，在评价上也存在偏颇，但它所叙述的历史无疑是真实的，是不容否认的，革命确乎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主题。现代化范式固然可补革命范式之不足，但它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是挑战—回应范式的具体化。以之取代或否定革命范式，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无法反映和揭示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事实上，革命与现代化这两个范式在很大程度是可以互为补充，不相排斥的。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革命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一个前提。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实现之可能。

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运用于近代中国历史研究，固然对拓展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显然有郢书燕说之嫌，忽视了近代中国所出现的公共领域同强调维护和尊重私域的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并将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社会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国家—社会”范式有意避免挑战—回应和现代化范式的偏颇，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张力，拓宽和深化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外部因素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变动的影响。当它将“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其理论根据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及其观念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经验和观念，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出与西方历史的相似之处，或对中国不符合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企求中国未来也出现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表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发展，它在清史研究中主张重视利用满文档案和其他民族的文字，主张重视满族的主体性和满族认同及满族在创建清朝中国中的贡献，提倡从满族视角看清朝历史，这对以往学界只讲满汉同化、贬低满族和清朝历史有一定的纠偏意义。但是，“新清史”学派因此否定满族汉化的历史事实，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满族认同否认清朝的中国国家认同，片面制造或夸大满汉对立的历史，这显然在方法论上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症，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问题上的非学术偏向。

再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微观史学，呼吁加强对非主流社会群体和一些地方性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强调注意历史的多样性、随机性、独特性和历史学中的语言学问题，这些主张对修正和拓宽既有历史研究不无启示意义。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由此滑向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历史发展规律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及科学性，既不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也不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将这些研究都当作线性的进化史观加以否定，将历史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绝对对立起来，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对立起来，主张以他们所提倡的微观研究取代历史研究的宏观叙事，甚至混淆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将历史编撰看作一种诗化行为。这只能更加降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导致历史研究的随意化、娱乐化和碎片化。

总之，对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我们不能不顾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盲目套用，人云亦云，丧失研究主体性，而应持一种批判态度，只吸收其中有益成分，为我所用。就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最具有指导意义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在研究中我们不能因为被一种新范式和理论所迷惑而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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