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3月，南开大学青年长江学者余新忠教授应邀到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余新忠教授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在医学史研究领域颇多建树，余教授的发言高瞻远瞩，研究思路、视野开阔，与会老师颇受启发。张伯礼校长对此次学术交流活动给予高度评价，特指示征求余新忠教授同意后，把余教授的发言在本刊发表，让更多医史文献研究与爱好者受益。本文由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参与学术交流的老师根据余新忠教授的发言整理而成。

余新忠教授 

医学史研究方法漫谈余新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本文重点阐述了人文关怀精神于医学史研究的意义，指出更有人性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振历史论著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深入分析了医学史研究中存在的加减法现象、出现的原因，并指出医学史料挖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医学史的研究应该拓展视野与史料占有范围。只要能够更新理念和方法，努力挖掘资料，从关注生命的角度进行医学史的研究，定能让未来充满期待。

关键词：人文关怀；加法现象；减法现象；历史语境

 

医学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医学的本身，从关心社会、生命、个人的角度去研究中医学的发展，彰显对生命的关注，是医学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医学史料的形成，有史料记载者人为的加减现象，关注医学史研究中的加减法现象，有助于还原真实的医学发展历程。

史料范围的深度与广度与占有史料的意识是每一名医学史研究者应该培养起来的素质。近年来医学史研究领域对史料的占有范围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医学史的外史研究，小说、传记、随笔、杂记等史料均可作为医学史史料研究的视野。

同时要将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出来的相关史料，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发掘破解史料的背后关乎生命的文化意涵，观察和思考时代社会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生命状态、体验及其时代特色。青年研究者更新理念和方法，努力挖掘资料，深入细腻地呈现历史上生命的存在状态、体验和表达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医学史研究的方向与价值所在。

 

1 人文关怀精神于医学史研究的意义

医学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医学的本身，从关心社会、生命、个人的角度去研究中医学的发展，在对生命的关注中彰显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关注生命史学的研究将会呈现更完整的医学发展历程。当今中国医学界的权威人士韩启德教授在重版的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的序言中写道：“虽然从读书到工作，几十年间我都没有离开过医学领域，然而真正关注医学史，却是晚近之事。2003年‘非典’肆虐期间，我开始研究传染病的历史，之后对医学史兴趣日浓。通过研究医学史……更让我坚定了医学应当回归人文的理念。”

医学史研究的内容可能相当丰富，但出于对于生命、社会的人文关怀的医学史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而当今中国社会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又相当严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医疗保障问题，医患关系问题十分突出。加之本来就比较受社会关注的中西医论争问题依然热度不减，这些都使得社会很容易对从历史角度探究疾病医疗问题产生兴趣，从而形成这方面的知识需求。

医学史的研究不仅与人们的日常息息相关，而且也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变迁的信息，通过对历史上疾病医疗的研究，呈现历史上人类的生存境况、身体经验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以及对生命的感知和认识的历程，不仅可以更系统地了解历史上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更深入地把握和思考社会文化变迁的脉络，同时还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社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和医疗本身。

关注生命，秉持生命关怀意识，无论对于历史研究还是现实活动来说，原本都是十分自然的题中之义。然而，当人们将对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追求和重视凌驾于对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的关注之上时，当人们将人自身的发展和个体生命的幸福化约为物质进步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在高大上的着眼整体的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生命的状况、体验和情感往往就没有了安放之地，对生命的关怀也就成了追求小资或个性的奢侈品。

医学史的研究应加强对整个社会与生命的人文关怀。近代以来，科学和理性似乎一直在蚕食人文的领地，科技的日渐强势，业已成为现代世界一种常态。科技固然给人类带来无尽的嘉惠，但其宰制和利用的本性，不仅将自然化为利用和控制的对象，同时也使占有并操纵科技的少数人把多数人当作利用与控制的对象。

一个社会必须思考如何消化科技，以便蒙其力而不受其害。为此，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会通过有意识保护和支持人文学术发扬科学文化来平衡科技的强势和人文的被挤压。不过在目前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家也有一定相应的举措，但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推崇和对人文的轻忽，则明显比发达国家严重。

在这样的大的情势下，不仅整个社会的人文与生命关怀相对薄弱，而且即使是历史学这样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在不断追求科学化同时，日渐淡化了其原本的人文属性，笔者的研究和教科书中，甚少有关乎生命和人类精神家园的内容。

现今医学史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学术大家却较为罕见，究其原因是忽略了医学人文关怀精神。缺乏生命关怀的历史，必然无以安放具象的人的苦难经验、体验及其应对。虽然人类的苦难的来源纷繁复杂，但若立足于个人，由疾痛而引发的诸多苦痛无疑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科学不再忘却其宗旨本来就应是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有意无意将社会发展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不再忽视个人和社会的苦痛；如果历史研究不再一味追求宏大叙事，不再一味执着于社会科学化，也不再无视个人角色和具象生命，那么，关注生命，聚焦健康的“生命史学”体系，自当为目下中国史学发展的题中之义。

故而，如果研究中能够引入“生命史学”的理念和方法，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去关注不同时空中人们的健康与生命，入情入理地去梳理和思考健康文化和生命状态的变迁，一旦这样的成果获得足够的累积，必然会反映到历史教科书中去，而藉由教科书这部分内容传播和渗透，势必会引导和熏陶人们更多地拥有生命关怀意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生命与人文关怀的培育。

 

2 医学史研究中的“加减法”现象

在医学史研究的进程中，相关从事者有人为的“加减法”行为。以张仲景在医学史上的相关记载为例，张仲景在医学史上被誉为医圣，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作为东汉末年的名医，《三国志》和《后汉书》并无张仲景的传记，也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史料。与他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则有较长篇幅的传记见于上述史书。

实际上，在宋以前，尽管有张仲景的一些事迹和著作流传，但影响不广。那么张仲景“医圣”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自宋代开始，朝廷对医学的发展相对重视，对医书的整理刊刻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治平二年（1065年），由孙奇、林亿等校订的《伤寒论》刊刻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学界的极大关注，不仅伤寒学日渐兴起，张仲景也开始不断被尊崇。圣化张仲景的滥觞，应为宋代著名伤寒学家许叔微，其言：“论伤寒而不读仲景书，犹为儒不知本有孔子六经也。”

稍后金朝名医成无己在成书于1156年的《伤寒明理论》中说：“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隐涵之意即张仲景是大圣。三十年后，著名医学家刘完素在其名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的序言直接称呼张仲景为亚圣，刘完素这里所言，似乎还不是说他乃医中亚圣，而是他特别推崇张仲景之书，乃医家经典，医家虽无法与儒家至圣等量齐观，但亦可权称为亚圣。

12~13世纪乃是张仲景被圣化的开始阶段，一些医者通过与儒的比附来将其圣化。不过当时他的地位尚未定于一尊，与明清以后医界王者地位仍有相当的距离。尽管如此，张仲景在医界的圣化格局已初步奠定。而在此后的数百年中，似乎少有人在名号上进一步尊崇他，直到16世纪中期，才又兴起新一波的尊崇和圣化运动。这新一波的运动肇端于李濂的《医史》中为张仲景立传。他所做的补传，除了少量自己的评论外，也有一些自己的发挥。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下面这句话中：“探赜钩玄，功侔造化，华佗读而善之曰：‘此真活人书也。’”这段表述最初来源于《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华佗传”，其中谈到：“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华佗说“此可以活人”是指他自己的书，而与《伤寒论》无关。将这两者关联起来的，乃是孙奇在为新刊刻的《金匮要略》作序时所作的一个假设性的推论：“臣奇谓活人者，必仲景之书也。”后经他人引用，最终孙奇假设性的推论至此已经变为事实，而李濂进一步将这一“事实”情景化，并成为后人为张仲景立传必引的“史实”。

由此可见，通过李濂的补传，不仅张仲景的事迹变得更为丰满充实，其形象也愈见光辉。从而为张仲景的进一步被推崇和圣化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支持。 此后人们谈论张仲景的生平事迹时，相关的表述语辞或有不同，但内容大抵不出该范围。直到16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波尊崇和圣化运动的兴起，张仲景的生平事迹才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张仲景自宋之后逐步确立了他在医学史上医圣的地位。这是医学史研究中在史料挖掘过程中加法研究现象的典型事例。而减法现象同样存在，华佗与张仲景同为汉末著名医家，在传记史料中对其生平事迹、医术、养生方法都有详细记载，特别是他的外科手术，水平很高，其学术成就绝不会不如仲景，但继《三国志》、《后汉书》之后，关于华佗的资料很少见到，后世医家传记中也再无人提及华佗。

华佗

史料记录者有选择地减去了他不想要的内容，或者是出于种种其他原因，不得不减去一些史料，这就造成了在历史进程中本来出现的、存在的一些事实，被人为的删减掉了。现存史料存在这样的事实，在医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医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医学发展进程中原样的缺陷与缺失。因此，需要做的是还原掉加法的内容，同时被做减法减掉的医学史料研究，需要现在的研究者予以关注，还原历史。

 

3 医学史料挖掘与研究的注意事项

挖掘史料是医学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史料的积累又有精读和浏览之分。浏览史料，对史料占有的广度和厚度是医学史研究进行下去的基础，但史料的精读应是研究者的基本功的体现与基础。作为一名医学史的研究者，应该培养起精读史料的习惯，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内容。特别是作为在学的博士生、研究生精读史料是学习的重要内容。医学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同样也应该把精读史料纳入自己的日课。

医学史研究的史料范围与占有史料的意识是每一名研究者应该培养起来的素质。近年来医学史研究领域对史料的占有范围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医学史的外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就更为广泛。小说、传记、随笔、杂记等均可作为医学史史料研究的视野。

张瑞的《疾病的文化意义：晚清日记中的病痛叙事》则更是利用日记等私人化记录，探究了生命应对病痛苦难的体验和应对及其所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史料挖掘过程中还原语境具有重要的意义。史料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很多，但都需要跳脱以往过于关注直接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主题、热衷宏大叙述的思维。尽管任何个人的生活与命运不可能逃脱于时代和社会的大势之外，不可避免会受到时代思潮文化、国家的政经大事等因素的影响，但个体生命，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绝不应只是可以体现时代文化及其变迁或佐证社会发展趋向或规律的道具，生命本身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其价值与意义也自有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苦难的应对与拯救等等日常生活中的主题，对于社会的宏观大势来说，或许无关宏旨，但却是生命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故而，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置身日常生活的语境，不仅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向，可以更深入细致地观察到生命历程与体验，还可以更具人性地去理解和书写历史。这样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生命，在对生命的关注中体现医学史研究的意义。

张哲嘉利用晚清名医力钧的医案《崇陵病案》，细致梳理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力钧为光绪皇帝治病的经历，并着力探讨其中所展现的医患关系。该文很好地实践了从例外中发现正常的理念，尽管力钧为龙体把脉是个特殊的个案，但是透过这样的“例外”，仍得以省思宫廷中医患关系的实态。

韩依薇的《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利用广东商业画家林华于1836—1855年间为医学传教士伯驾的肿瘤患者所作的医学绘画，通过细致分析这些绘画制作的背景、技术和内容，来探讨19世纪早期有关病态和中国人身份的信息是如何在文字和视觉文化上被传播和变化的。

余教授自己在扬州医生李炳的研究中，也通过对有限资料的细致解读，努力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人情网络中来理解李炳的医疗行为和心态，呈现了一位普通医生的生命状态和历程。

边和的《谁主药室：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再探讨》是一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究中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医疗行为中医学和药业关系的力作，不仅颇为清晰地梳理出来医药关系，从医者医药合一到医药分业的演变历程，而且还能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与语境，对这一演变的原因和意义做出来颇为深入的阐释。

所以，首先通过广泛搜集、细致解读日记、年谱、笔记、医话和医案等私人性的记录，尽可能系统而细腻地呈现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之人的医疗行为和模式、疾病体验、身体感、性别观和健康观等情况。再是将从各种文献中搜集出来的相关史料，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出发，来发掘破解史料的背后关乎生命的文化意涵，观察和思考时代社会文化情境中人们的生命状态、体验及其时代特色。

 

4 医学史研究前景与展望

近年来，史学界的医疗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所带来的红利正日渐消失，如果不能及时地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探明可行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一研究的未来之路必然会更加困难重重。

而要让这一研究不断发展，最重要的不外乎研究者能够持续拿出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以真正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来推动学术的发展，并不断彰显这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依靠实力坦然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质疑。

更有人性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振历史论著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如果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和语境出发，将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具象的人拉回到历史中，去关注和呈现时人的疾痛体验、苦难经历、健康观念和生命状态等，必将会让历史书写更具情趣和人性，也必将有更多的可能触动学界乃至社会之人内心世界的情感和认知阀门，引发他们更多的兴趣、共鸣和思考。

由此可见，只要能够更新理念和方法，努力挖掘资料，在生命史学理念的指引下，以疾病与医疗等主题为切入点，比较深入细腻地呈现历史上生命的存在状态、体验和表达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与国际史学界相比，中国的医疗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成绩还甚为薄弱，但国际同仁的成功范例以及目前业已出现的良好开端，对中国医疗史研究在这一方向上取得重要进展充满期待。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近世史研究 2018年11月12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Z_ZYuL7kE8RUbok4DEF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