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文献，是否能做历史研究？走进田野，如何观察研究对象？面向未来，历史人类学又有怎样的前景？2017年4月22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民间记忆、地方文献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同时举行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科大卫先生作主题演讲，题目为“田野与文献：从区域史到世界史”。这次演讲由华东师大历史系主任王东教授主持。

科大卫教授正在演讲，举起手机拍照者为刘志伟教授。（吴铮强 摄）

一、民间文献与田野考察

科大卫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文献解读与田野考察的学问。这里所说的“田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政府文书、专业书籍、乡村庙宇，都可看作“田野”。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主要依靠的材料是文献，而文献并不是专为学者而制作的，研究者在分析时，需要了解文献产生的背景、时人观感和文献保存的历史。文献本身是层层筛选的结果，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能脱离“田野”去看待文献，何况有时候研究者甚至很难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无法进展，这时需要采用新的观念去看待文献。

长期以来，研究者过于注重国家层面的文献资料，忽视民间文献。这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无论是学者还是图书馆，都有意识地搜集民间文献。随着技术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很多珍贵的民间文献得以发掘，如家书、族谱、地方档案等，这让历史学者很兴奋，但兴奋之余也需要有些反思。对于文献而言，要考虑到历史学者对文献的影响，这有点像考古发掘。考古学家把文物挖掘出来后，为了减少对现场的影响，会做详细的考古调查报告。历史学者也应如此，搜集了这么多地方文书，每一份都是独立的文献，文献之间缺少连贯性，这会让研究变得很零碎，研究者还是需要从整体去把握文献。

二、像人类学家那样做口述历史

没有文字材料并非无法研究，即便有文字，写下的东西也未必成真，就好像教师给学生上课，课上没讲的并不代表没有传授，学生笔记上没有写的内容，并不意味不需要学习。在这一点上，科大卫希望历史学者向人类学者借鉴经验。口述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如今口述历史在史学界提的比较多，不过对此需要反思。很多访谈者去做口述工作，提个录音机，请受访者来口述中心接受采访。他们总是希望口述者能够像历史学者一样去表达，访谈者只要笔录即可，这并不是做真正的研究，毕竟受访者大多没有受到专业的史学训练，如何判断口述的真实性呢？

讲到这里，科大卫举了个例子。有一次，他去给一位老先生做访问，开始访谈前，老人家总会先跑到书房，拿出一本书，他告诉科大卫这是学者给他做的记录，他怕一会做访谈记不住，得核对一下，这样的访谈自然难以采信。人类学家则不同，他们不做口述历史，他们直接到研究对象所生活的区域，差不多一有时间就聊天，当然也不是漫谈，研究者的学术关切也会有些影响，不过相对来说比较自然，因为并不是带着找资料的目的进入研究，而是希望能了解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思想世界，这其实就是在做“田野”。

科大卫说，他十分仰慕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给他编文集的编辑称赞盖尔纳，认为他既可以把象牙塔里的学者看作一个族群，到了田野中，也可以把研究的对象看作是学者，在他看来，在田野里的一些小故事，背后说不定有大的学问。人类学者比较关心如何去思考问题，而不是搜集资料。

郑振满、赵世瑜等教授在讲座现场。澎湃新闻 图

三、小故事里的大学问

面对“他者”的文化，研究者未必就懂很多。科大卫认为，应该学会倾听研究对象的声音，要看对方怎么看问题，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问题，研究者要思考自己能否和对方形成一个对话，进入对方的思维世界中去。他举了几个小故事，来佐证这一观点。

在科大卫看来，人们主要通过联想相关事物来将不同的记忆碎片拼合起来。比如在乡村的刻印本里记载村民唱歌，会发现里面的歌词很有意思。有四季变化、家庭状况、道德观点等，甚至会唱到公鸡、鱼。这些都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比较容易联想记忆，虽然有些零碎，但很鲜活。他们可能对历史书上写的大事件并不感兴趣，而对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如结婚、生孩子、长辈过世等，会记得比较清楚。

若干年前，科大卫去考察台湾宜兰县原住民中的噶马兰人。由于语言不通，访问时请当地的牧师推荐适合访问的研究对象，牧师每次都会推荐三位老人，一位已经过世，一位在医院里，另一位是健谈的老太太。显然，最后只能采访最后那位老婆婆。她之前接待过不少学者，这让科大卫比较困惑，他希望能找寻到一些和别人不同的研究线索。带着好奇心，他走进老人家中，和他们家人一起吃饭。有意思的是，他发现老人并不和晚辈共饭，晚辈告诉科大卫，因为老人不会用筷子。这让科大卫很感兴趣，后来发现是因为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为了达到所谓“文明开化”的效果，教育原住民使用筷子，年轻人学得很快，而老辈仍保留着用手吃饭的习惯。如果不是家人亲口所说，研究者很难想象一双筷子居然能分化一个家庭的文化。

礼仪文化也是科大卫长期关注的领域。他发现在很多地方，礼仪文化虽然随着历史发展有所改变，但还是保留了不少以前的传统。这些礼仪常在宗教场合上出现，因为仪式需要由特别的人来执行。有意思的是，有时候即便是在同一场合，礼仪之间也会有些差异，甚至截然相反。科大卫举了香港新界的例子。他看到当地人一方面请道士做法事，但对他们所说的话并不了解。有一次他们挂出张天师的像，上面画的是张天师坐在老虎上，问那些村民，他们说是武松打虎。另一方面，他们会祭拜自己本土的神。两种不同的宗教信仰，是如何交集在一起的，这就很耐人寻味。

小故事里有大学问，在科大卫看来，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一个博物馆，对于研究者而言，当他们走进这些博物馆参观时，是否感受到更丰富的图景，走出之后有没有从材料中挖掘出新的问题，这个值得青年学者思考。毕竟材料是读不完的，怎么利用材料，提出问题，才更为关键。

听讲座的老师和学生。澎湃新闻 图

四、展望未来的历史人类学

作为长期耕耘在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科大卫在该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其所带领的学术团队与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有着密切的合作，以区域社会研究享誉学界。科大卫一直关注着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动态，在讲座中，他回顾了学界已有的一些研究，并对未来的学科发展进行了展望。

科大卫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受益于学界的一些思想资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宋明理学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了解自宋以降的观念变化，比如从朱熹后开始出现的拜祖先传统。当然他们的研究也有不足，以往的的研究多在思想史领域进行开拓，注重文本中的观念，这只是一方面。思想上所浮现的东西，需要在社会的积淀中成为一种传统，而这也存在着时空变化的差异。比如朱熹的理学思想，在珠江三角洲可能就体现得不太明显。二是宗教中的仪式研究，尤其是道教。在实际的田野考察中会发现，乡村保留下了一些古老的庙宇仪式、祭神传统，它们因时而变，从中可以反映出社会的变化。道教材料并不好读，需要借鉴有关研究才能懂得宗教仪式的运作机制。三是制度史研究。研究地方社会的梁方仲、傅衣凌等老一辈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他们的影响下，学界开始关注制度在地方社会的运作，社会史也得以蓬勃发展。此外，中国的历史人类学还借鉴了弗里德曼、华德英等人类学家的成果，对宗族、族谱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学界的这些思想资源，为历史人类学的实践提供了很多启发。

具体到区域研究，并非要求每个地方都要做地方史，而是要以区域的眼光去看待。科大卫认为，地方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是区域，应该要做到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最终要回到“中国社会是怎么形成”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研究该怎么做？科大卫在讲座中提供了他的参考意见。一是关注家庭的历史。家庭是一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在传统社会的大家庭格局下，人们可以共同居住，享有共同的家庭财富，但具体到一个家庭内部是如何居住，如何使用财富，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二是关注商业的历史。很少有人会去研究清朝的会计，这些会计处理账簿会面临怎样的状况，他们所记录的数据对于当时的社会系统而言有没有意义，这些内容值得思考。三是做好口述材料的及时整理。口述的一个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当事人或离世，或因年纪而不便口述，这都是令人遗憾的事。目前是做1950年代口述材料的好机会，需要有研究者去保留、记录这代人的历史材料。

演讲尾声，科大卫就历史人类学与世界史研究的关系做了阐述。他认为，中国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做立足于中国史研究的世界史。这要求学者既要有本土学术传统的继承，也要有开放的世界学术眼光。科大卫认为，这种世界史应该是有创造性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材料整理。历史学中简单的数目字研究，容易让史料淹没在各种图表之中，形成一种假象，这在研究中需要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