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 平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17日 11版）  

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当下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以来，民间文献整理工作已有40余年的历史，历经几代学人和出版人的躬身实践，继承发展了梁启超、顾颉刚、郑振铎、傅衣凌等先贤开辟的搜集、整理、编目、校注等传统民间文献整理方式，相继完成了一批大型整理工程，成为当下学界研究与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石仓文书、太行山文书等的搜集与整理成果令人瞩目，依托于史料之丰赡，产生了“徽学”“江南学”等一大批“新史学”，推动了史学研究“自下而上”视角的兴起，深化了区域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旺盛的学术生机。

多元力量参与

民间文献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最早的整理工作是离不开“顶层制度”支持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就倡导各地开展了系列碑刻资料调查、契约文书收集、民间文学采风等工作，《阿诗玛》《刘三姐传说》等民族民间文学、徽州文书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献就是调查中被发现并整理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民间文献整理工作的统筹规划更趋成熟，如1984年对《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丛书的整理编纂工程，出版省卷本90卷，县卷本4000余卷，被誉为“世纪经典”“文化长城”。

2017年，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市场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机制。随后，中国文联、民间艺术家协会启动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等出版工程。此外，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积极参与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形成了国家、地方、社会力量三方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比如，山西省就专门成立了三晋文化研究会并设立专项配套资金，启动了山西历史文献全面搜集、整理与研究的系统性文化工程，先后出版了《山西古今地名词典》《山西历史文化丛书》《三晋石刻大全》等大型书目。又如北京某基金会致力于商业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已组织了多届“商的长城”项目资助，可以说，社会力量已成为繁荣民间文献整理工作的重要助力。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多方力量的协作与配合，民间文献的整理和传承工作力度呈现出了良好的态势。

走向田野与社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田野中获取史料、发现问题、解读历史的研究理念已日益成为学界共识。正如行龙所述：“走向田野，深入乡土，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近年来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逐渐成为一种“在野之学”，不仅挖掘民众日常实践，而且推动对传统文化及社会运行机制的认识，成为多学科研究竟相开放蓓蕾的“花园”。最为凸显的现象便是，近年来，在国家社科基金中与民间文献相关的立项数亦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关立项至今已达四百余项，充分显示了我国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有益尝试。

民间文献来自田野，对民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亦离不开对田野和社会的关怀。我们不仅需要对其内容进行细致的辨析、明确文献形成过程背后的归属关系，也需要对文献初始发现时的所属区域、保存状态、所有者身份等有所了解，更需要对文献脱离原属地后进入市场、博物馆、高校等地的流转收藏情况进行介绍。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刘伯山教授在编著《徽州文书》过程中，给每一批发现的文献均撰写了“寻获记”；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团队在整理石仓文书时，亦坚持保存文献的固有存放状态，对文书进行了大量对比归户工作，并在卷首详述文书发现和整理的经过等，为后续民间文献整理、出版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性。

与此同时，随着文物市场的活跃，许多原本散落于民间社会的原始文献被收藏家大量收购，甚至出现肆意加注按语、分批包装、多次转手等加工和炒作现象，严重影响与破坏了民间文献的自然属性。面对这种情形，学界须在“归户性”的基础上注重“集群性”的原则，注重各类文献的内在关联性与系统性，力求将能够归户到同一主体的不同类型文献一并整理到相应目类中，以扩大其利用价值，为散乱文书的整理探索一条合适的整理利用路径。

拥抱数字人文

民间文献是民间社会记忆的产物，其原始载体呈现为文字、口述、行为、实物等多元形态，又以实物文献最为普遍。本世纪前，由于民间文献获取难度较大及对其的整理校对还未形成统一规范，面世的文献辑录数量和规模均相对较少，主要以精选、点校、释录文字为主，辅之以文献索引和目录汇编。如张海鹏等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李华主编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唐文基等主编的《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等都是此类成果的典型代表。新世纪以来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原始文献的影印、介绍与文字释录成为文献整理出版的基本形式。如张应强等编《清水江文书》，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车锡伦主编《中国民间宝卷文献集成》，郝平主编《清代山西契约文书选编》，张建民主编《湖北民间文书》，刘建民主编《晋商史料集成》，曹树基、陈支平主编《客家珍稀文书从刊》，行龙主编《集体化时代农村档案丛编（第一辑）》，郑振满主编《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等都是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对口传和行为类民间文献的影像纪实也日益得到重视，比如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和“中国史诗影像志”，就是采用影音技术记录传统节日、史诗的国家影像文献工程。

大规模民间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推动了各类“民间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与繁荣。厦门大学建立的“莆田平原数据库”，借助深入的田野工作为莆田平原上千余村庄的神庙系统、文献保存及仪式组织等信息进行编码，建立基础数据库，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清晰展示了莆田地区聚落变迁和神庙空间分布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开发的“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收录全国十余个省份的各类民间文书十万余件，是国内规模较大、可进行全文检索的写本文献数据库；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发的“徽州文书数据库”将已出版的三万余户徽州文书用“编号、时间、尺寸、题名、区域、归户、所属分类、寻获记”等字段对内容进行了加工整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开发的“中国家谱族谱库”收录了电子化族谱资料17000余册，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可供检索的家谱数据库；中华书局上线的“中华石刻数据库”则包含《三晋石刻大全》《历代石刻拓片汇编》《汉魏六朝碑刻》《唐代墓志铭》《宋代墓志铭》等，收录各时期的碑刻拓片数万余通。这些数据库均大大提升了使用者的研究效率，推动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进展。除此之外，中山大学、安徽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文献研究机构以及广西师范大学等出版机构均正在积极地开展民间文献文本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一个崭新的民间文献数字人文时代已然到来。

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一，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在中国学术自身嬗变的潮流与时代变革中应运而生，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离不开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贴近与深入，相较于民间文献的存量与丰赡程度，我们搜集整理的工作量可能只是沧海一粟，当代民间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依然有着较长的路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作者：郝 平，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