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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荣：几代耕耘、世纪巨献——明清档案发掘刊布的百年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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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6 11:44
李国荣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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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今天北京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了上千万件明清历史档案，向人们无声讲诉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段非凡历程，也成为国家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20世纪初，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一起，被称作当时中国古代文化的三项重大发现，引领了此后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风潮。弹指一挥间，明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已近百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代档案人薪火相传，历经风雨，创造了明清档案发掘刊布的文化辉煌。那么，明清档案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近百年来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昔日皇家秘档又是如何走进我们这个时代的？带着这些问题，《中华英才》记者高岚岚采访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著名明清史研究专家李国荣研究馆员。访谈全文刊布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1年第3—4期合刊，感谢《中华英才》杂志社和李国荣先生授权本号转载，以飨读者。
李国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全国核心期刊《历史档案》杂志社社长，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宫史研究会秘书长，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全国档案专家领军人才。国家出版基金会评审专家，全国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历史研究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客座教授。撰著《实说雍正》等15部学术著述；主编《明清台湾档案汇编》等40余部宫藏档案编纂出版项目；主持《清史工程·科场案》等5项国家课题；主创《清宫秘档》等多部影视纪录片，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历史顾问。
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一起，被称为 20 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化的三项重大发现。那是 1921 年，北洋政府财政紧张，存放在端门的 15 万斤大内档案被装了 8000 麻袋，当作废纸卖给了造纸店。清朝旧臣罗振玉闻讯，个人高价买回，这些档案才得以辗转保存下来。正是由于“八千麻袋”事件，一直幽深禁秘的宫藏档案开始被世人所知，为学界所关注，乃至轰动世界。
弹指一挥间，明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已近百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生活档案的保管基地，经历了几多风雨沧桑，几代档案人薪火相传，创造了明清档案发掘刊布的文化辉煌。那么，明清档案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文化价值？近百年来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昔日皇家秘档又是如何走进我们这个时代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李国荣研究馆员。
记者：作为全国档案专家领军人才，你对明清档案有着怎样的情感？
李国荣：1983 年我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走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直投身于明清档案的编纂研究，屈指数来已是 38 年。择一事，终一生，作为职业生涯，我仅仅干了明清档案编研这么一桩事，而且还没有干够。确实可以说是情系明清档案，根在明清档案。
记者：明清档案与明清历史紧密相连，中国古代有二十五史，为什么明清史研究格外受到社会关注？
李国荣：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学术园地中，明清史研究成果相较更为丰富一些。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明清时期离现今中国更近些，其影响也就更大更直接，当代中国诸多问题寻根找据，首先要探研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历史。故此，社会各方面对明清历史更为重视些。二是，有明清档案这座文献宝库的留存与支撑，这是明清历史尤其是清史研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这里顺便说一下，明清两朝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为了防火，完全是砖石结构建造，没用一块木头，里面 152个存放皇家档案的柜子都是铜皮鎏金，所以人们用“石室金匮”来形容和描述明清皇家档案的珍藏。
记者：对明清档案典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是怎样看待的？
李国荣：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们与明清档案有着密切而深厚的情缘。鲁迅在 1928年曾发表专文《谈所谓“大内档案”》。王国维曾充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有幸得窥皇宫所藏，从 1913年到 1925年，连续撰写《内阁大库书之发见》《库书楼记》《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三篇文章，力推明清档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专门致函教育部“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民国时期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专门成立明清史料编刊会，陆续编选出版《明清史料》100 册。这些国学大师对明清档案的极大关注和倾情投入，充分反映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珍存的敬重。
记者：那么，当代历史学家是如何利用和评价明清档案的？
李国荣：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强调，明清档案“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做严肃的深入的研究。”时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指出：“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中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还有不少国外历史学家对明清档案的珍贵价值也发出由衷感慨，日本史学家神田信夫教授专门撰文谈道：“最有助于明清史研究的，还是由于明清档案大量保存下来，要说不利用档案就无法进行明清史研究活动，是毫不言过其实的。”当代史学大家对明清档案珍贵价值的称道可谓异口同声。
记者：历经风雨沧桑，明清档案的整理公布是怎样一路走来的？不同时期各有什么特色？
李国荣：近百年来，明清档案人就像手持接力棒，一代接着一代持续前行，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其编纂出版大致历经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21—1949），明清档案拓荒式地整理出版。1921 年的“八千麻袋”事件，开启了抢救明清档案的艰辛历程。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文献部（后称文献馆），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文献馆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安，老一辈明清档案工作者及历史学家克服重重困难，仍是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明清档案史料，明清档案逐渐走向社会。
第二时期（1949—1980），明清档案管理体系基本得以奠定，编纂出版奋力前行。新中国成立后，自 1949 年至 1980 年，明清档案的管理机构和隶属关系曾几度变更。这段时间，明清档案工作的突出特点是，通过国家征集调拨陆续形成 1000 余万件馆藏规模，明清档案 74 个全宗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在这一特殊时期，明清档案的整理出版受国家政治形势影响较大。
第三时期（1980—2020），明清档案整理出版的突出特点是全面服务社会。1980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式命名，成为中央级国家档案馆，明清档案事业迅猛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影印技术规模性引入，这一出版方式保持档案原貌，而且影印出版速度快，因此备受社会欢迎。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丰富多彩，实现全方位多层面地服务社会。
记者：明清档案是一座蕴藏着巨量历史信息的文献资源金矿，面对社会不同层面的需求，在编研开发方面是如何全面服务社会的？
李国荣：明清档案作为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留存的国家记忆，具有原始性、唯一性、权威性、丰富性这些鲜明特征。据统计，1925 年至 2020 年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前身机构共编纂出版明清档案史料 250 种 3492 册。这些内容丰富且数量巨大的原始档案的整理刊布，为国家中心大事和重大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明清历史研究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为社会各界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珍贵文献基石。
一是国家资治的佐证。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是中国古代以史为镜治国安邦的千年传统。明清档案工作增强时代意识，主动围绕国家大事推出一系列编研开发项目。西藏、新疆的治理和民族宗教历史问题，历来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先后整理出版的相关专题档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明清台湾专题档案的系统整理，充分揭示了台湾与大陆的血脉历史，有力回击了“台独”叫嚣。为迎接香 港、澳门回归，出版《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图录》《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等一系列编研成果。主动发挥档案铁证作用，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特定专题档案，《明清南海主权问题档案》《清代中印锡金段边务档案》等专题档案有力支持了我国维护领土主权的重大斗争。
二是学术研究的金矿。在服务明清历史研究方面，对宫藏档案进行了多层面开发。第一，明清档案文种的系列编纂。对社会关注度较大的某些类别档案，进行全面整理，有计划地予以系统性的刊布，其中主要有：明朝档案系列、清帝上谕档系列、清帝起居注系列、清朝官员履历折系列、军机处登记档系列等。第二，明清档案专题的系列编纂。专题类档案的编纂出版，特点是主题鲜明，针对性强。改革开放以来，专题档案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展，从明清历史人物到列强侵华战争，从农民运动到辛亥革命，为有关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最权威最集中的第一手史料。第三，打造特色期刊《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学术期刊《历史档案》创办于 1981 年，主旨是公布明清档案文献，刊发明清史学论文，成为国内外学界广受欢迎和关注的国家核心期刊。
三是清史工程的基石。盛世修史，隔代修史，这是中国历史得以延续的传统文化。国家清史工程启动之初，即把清代档案的整理利用这一艰巨的基础性工作放在首位，并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首先，在 2003年至 2015年间，为清史工程整理专项档案 9 大类 300 万件，提供数字化档案 180万件，直接供修史专家网上查阅利用。其次，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出版项目，编纂出版专题档案 10 项 353 册。再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专家学者依托馆藏优势，承担清史工程主体项目《外国使领表》《皇子皇女表》《科场案》《图录卷》的编修撰写。对清代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和多层面利用，为清史编修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为这一国家学术工程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是文化建设的名片。明清档案编纂出版与现实社会密切结合，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最大限度地实现明清档案的社会价值。出版的闽台、广东、西南、东北等地的专题档案，为各地各行业打造出一张张历史文化名片。有关皇家医疗、皇宫营造、离宫别苑、坛庙陵寝以及王府等清宫专题档案的编纂刊布，大大拓宽了清代宫廷历史研究的领域。把档案搬上银屏，是明清档案编研开发的一种特殊形式。28 集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受到各界好评，荣获第十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长期与中央电视台及北京电视台等媒 体合作，推出诸多影视作品，成为明清档案文化走近大众走向社会的新型编研成果。
五是中外交流的窗口。明清档案是东方瑰宝，也是世界珍贵文化遗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立足明清档案，着眼国际合作，一直致力整理编纂明清时期有关中外关系档案。有关中外关系综合性档案的编纂，主要有《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等。有关清代中国与特定国家关系的专题档案，陆续编纂有《清代 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等。另有外务部档案，主要是晚清政府与各国往来的国书、照会、电报，也按国别进行了整理。这些明清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档案的编纂刊布，有力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
记者：明清档案在服务社会的开发过程中有哪些特征？昔日的皇家档案是如何走进新时代的？
李国荣：几代明清档案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对堪称东方瑰宝的明清档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发掘，累积并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其一，以档治史的学术性。周恩来总理曾说，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司马迁依据兼管的官府档案推出历史巨著《史记》，他是古代中国治史与治档结合一身的典型代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既是明清档案的保管基地，也是明清档案与明清历史的研究重镇。长期以来，明清档案开发坚持编研结合，努力提升学术含量，几代明清档案人持续推出120 余部学术著作，承担诸多国家科研课题。实践证明，学术研究大大推动了明清档案的深层开发和业务建设，培养了明清档案专家队伍，编研结合是打造明清档案文化精品的必备举措。
其二，全面合作的社会性。明清档案是民族文化资源，是全社会的财富。明清档案的开发，一直浸透着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心力。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明清档案整理就得到社科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博单位及出版界的牵手合作，共同编纂出版有关专题史料。进入 80 年代以后，与社会各界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方式也更灵活多样。明清档案面向社会开展编纂合作，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形式上，不是档案部门独家，而是与社会多家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二是在内容上，在依托和立足馆藏档案的同时，适度吸纳社会文化资源作为补充，以求编纂出更完整系统的文化产品。
其三，走向世界的国际性。明清档案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与 30 多个国家的科研、大学、档案馆等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整理编纂明清时期有关中外关系档案，努力让明清档案走向世界。明清档案面向世界，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合作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其四，数字网络的时代性。面对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突飞猛进的时代需求，明清档案事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截至 2020 年底，馆藏 1067 万件档案，已经完成数字化档案 840 万件，局域网可查阅利用的档案图像 470 万件，可供远程检索的档案目录 407万条，有 7 个大型专题档案实现全文检索，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自动转换的软件开发取得重大突破，还创办了“皇史宬”微信公众号。明清档案在数字编研、网络利用、信息开发诸多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
记者：作为一个历史典籍的守护者和开发者，你对明清档案事业的发展有何感慨和寄语？
李国荣：回望百年，明清档案的沧桑历史，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明清档案的开发历程，也正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缩影与写照。展望未来，在构筑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大潮中，明清档案事业正走进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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