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以家族主义为基础，尊父权，重父系祖先崇拜[①]。族谱就是记述具有共同祖先的血缘群体世系相承、人物事迹以及家族发展等相关内容的文本。中国族谱编纂的历史源远流长。有学者称甲骨文中已见最早族谱[②]，此说不足深信。《周礼·春官》有小史“奠系世，辨昭穆”，故一般以为至迟周代已正式设官记录王室贵族的世系源流。秦汉之际，官私之谱均有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门阀，士庶界限分明，中央及地方州郡通过编纂谱牒强化身份门第之高下，遂形成中国历史上官修谱牒的“黄金时代”[③]。隋唐以降，伴随社会、政治等不断迁转，谱学也逐渐发生变化。郑樵有云：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④]

[宋]郑樵《通志》

郑樵总结评判谱学，将其区分为“隋唐而上”和“五季以来”前后两个断裂的阶段：隋唐以前谱学极盛，“官有簿状，家有谱系”，“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动荡之后谱学骤衰，“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郑樵生活于两宋之际，立足赵宋，比较过去，明白揭示出标榜门阀之中古谱牒由盛而衰的实际情况。然而，历史上的许多演变，有时此起彼落，有时伏脉千里，正因为如此，后来者往往能够在更长更广的时空中不断重新审视问题，后见判断容或有异于先见之明。以谱学为例，它在五代入宋之后显然并没有断绝不传，相反，宋人恰恰是在旧学式微中重新振作，欧苏谱例凭赖名人文集广泛流传，张载、程颐等人也无不检讨宗法、谱法等重要命题，思索士大夫家族当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塑“百年之家”[⑤]，朝廷则幸有“乔木世臣”扶持纲纪[⑥]。于是，一套致力于维系家-国体制的新谱学竟又慢慢复兴起来。新的族谱形态通过宋人的设计与尝试，再经元代南北的融合发展，从士大夫阶层陆续扩散至寻常百姓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明清社会，乃至近现代的中国。

以此而言，宋元时期在中国族谱史上实具有承前启后的突出价值。有关宋元族谱的研究，迄今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但也存在若干明显不足。比如不少论著仅仅将族谱视为家族问题的附庸，亟于下定性的关联评价而疏于做基础的实证，容易造成问题研究的简单化重复。又如学者或受郑樵论断影响，或以传世史料不足征，或以族谱文献攀援不实，以偏概全，对宋元族谱忽略太过。故要把握宋元族谱的历史面貌，还有待从头细致梳理，笔者在此只是结合百年族谱研究的简单回顾与相关问题的初步反思，略陈刍说，以供批评讨论。

一、     族谱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回顾

学术史意义上的族谱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将及百年。常建华[⑦]、陈捷先[⑧]等学者都曾围绕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族谱研究成果给予很好的总结，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学术线索。重新回顾海内外族谱研究的百年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自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1923年，新史学开山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中肯定“族姓之谱”是重要史料，“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⑨]。其后，潘光旦从优生学和遗传学的角度关注族谱问题，发表有关族谱的系列论文，并利用族谱史料对明清嘉兴望族等开展专题探讨[⑩]。柳诒徵利用方志、族谱等资料探讨地方氏族迁徙、世系人口诸问题[11]。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长文曾设专节讨论宋代欧苏二家族谱，并述及辽金元谱牒的情况，他同时指出，“宋代以上之谱牒，已不得其面目之真，二家所作，盖略变古谱而成，虽创实因。藉此亦可推见古代谱状之样式”[12]。顾颉刚重申了族谱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但他认为“名人年谱较地方志及族谱、家谱尤为可贵”[13]。这一时期可谓是中国族谱研究的发端期，学术界开始注意到族谱的重要价值，对中国族谱史展开初步梳理，也有学者尝试用族谱材料来探讨地方宗族、人口、遗传、迁徙等社会史问题，对后来的研究拓展不无启发先导之功。

第二阶段自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此时中国大陆因为对封建族权等问题的批判，族谱研究颇显沉寂。同一时期中国港台地区、日本等地的相关研究却取得了较大突破，特别是出版了有关族谱研究的专著。其代表性成果即香港地区出版的罗香林著《中国族谱研究》[14]和日本出版的多贺秋五郎著《中国宗谱の研究》[15]，后者具体又分为资料篇与研究篇上、下两卷。日本学者森田宪司发表有关宋元族谱的较早专论[16]。台湾地区在此阶段的族谱研究较为活跃，如盛清沂发表《试论宋元族谱学与新宗法之创立》等[17]，陈捷先发表《中韩族谱比较研究》《从中国族谱学的发展看宋代文化的特质》等[18]。台湾国学文献馆自1983年组织召开第一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此后连续主办七届，会后都结集出版相关会议纪录。其中不乏直接涉及唐宋元时期的族谱研究，如龚鹏程《唐宋族谱之变迁》《宋代的族谱与理学》、札奇斯钦《蒙古族谱概说》《蒙古族谱文献中的一些训示》、冈田英弘《蒙文史记与元裔谱系》、赵振绩《耶律氏谱系考》等。

第三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族谱研究重新活跃起来，特别是1980年代末以后，随着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等机构的成立，在内外合作推进之下，无论在族谱资料整理还是专题研究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9]。如族谱资料方面，先后整理出版了《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国家谱总目》等大型族谱目录，总体上厘清了海内外重要公藏机构收藏中国族谱的家底，为进一步研究利用与学术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族谱研究方面，仅出版的著作即有欧阳宗书《中国家谱》[20]、陈支平《福建族谱》[21]、来新夏、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22]、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23]、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24]、仓修良《谱牒学通论》[25]、王华北《少数民族谱牒研究》等[26]。饶伟新主编《族谱研究》，则从族谱的编修与生产、族谱与时代变迁、族谱与宗族建构、族谱与地方权力结构等方面探索族谱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27]。另外，不少宗族研究等著作中多涉及族谱问题，如常建华[28]、冯尔康[29]、钱杭[30]、徐扬杰[31]、王铁[32]等学者都用相当篇幅考察族谱的起源与发展、族谱编纂与宗族活动、谱法与世系等问题。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

这一时期的成果几乎已拓展涵盖至各个断代，其中宋元时期的族谱研究也有明显加强。如王善军强调宋代族谱完全是为敬宗收族服务，但呈现出体例复杂、内容丰富的趋势[33]；柳立言讨论了族谱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族谱选录人物标准、家训以及家族婚宦等[34]；贾志扬[35]、王瑞来[36]、何兆泉[37]等都论及宋代皇族谱牒编纂及存世诸本的重要史料价值；邓小南[38]、周扬波[39]、魏峰[40]、吴铮强[41]等通过挖掘利用明清族谱资料推进研究宋元家族活动及人物事迹。常建华[42]、章毅[43]、罗玮[44]、饭山知保[45]等则进一步对元代族谱有专题性探讨。如饭山知保最新研究揭示金元之际北方先茔碑的迅速普及与蒙元征服后的社会文化变动存在密切关系，在传统文献族谱之外，利用碑刻史料研究多元民族的系谱建构有助于重新思考中国家族组织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地方差异。

以上举例难免挂漏，但可初步考见近百年来国内外族谱研究成果的概况。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受“史学革命”影响开辟族谱研究新领域，最初三十年筚路蓝缕，总体上对宋元族谱问题的关注还不多；5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三十余年，中国港台、日本等相关研究持续推进，尤以罗香林、多贺秋五郎的族谱学专著最为典型；80年代末至今的第三个三十年，大陆的谱学研究重新活跃，不仅有效激活了本土资源优势，而且通过广泛合作，族谱整理与研究均发展迅速。最近三十余年也正是宋元族谱研究成果积累较快的时期，为以后的深入拓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二、     宋元族谱整理研究的检讨

进一步检讨分析宋元族谱整理研究之得失，举其大端，又可分以下四个方面略作阐述。

首先，关于族谱文献的整理。文献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族谱研究也不例外。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为研究中国族谱，便先做资料篇，统计了日本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图书馆，中国大陆及港台等重要公藏机构收藏中国族谱的大体情况，并分别编制了基础表格[46]。《中国家谱综合目录》（1997）收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藏族谱条目14719种。《中国家谱总目》（2009）收录中外藏书机构所藏中国族谱合计52401种，包括少数民族及海外华裔等族谱。诚然，存世族谱绝大多数均为明清及近代以后赓续递修，但井上徹认为“明代以前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族谱资料”的说法也不准确[47]。据统计，《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录元谱10种，《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元谱9种[48]。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是仅存的两种南宋官修皇族谱牒，自清末于内阁大库档案被重新发现后，即被视为稀世之珍。2019年国家图书馆110周年馆庆古籍大展，也将它们作为“镇馆之宝”专门公开陈列。然而，迄今它们仍被中外谱学家普遍忽略，包括《中国家谱总目》也脱漏了《宗藩庆系录》等重要条目[49]，以致于最近仍有学者坚持认为流传至今的宋元族谱，除了欧苏族谱文献外，其他一部也没有。

       王鹤鸣《中国家谱总目（全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9年7月

存世宋元族谱文献既不易多得，散落宋元文集的族谱序跋无疑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族谱的重要资料。森田宪司曾统计宋代谱序19种，元代谱序186种，就地域分布论，宋元谱序集中在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南方地区[50]。常建华据《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等资料，补充考订现存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总计233篇，地域分布依次为江西80种、浙江37种、江苏13种、安徽12种等等[51]。此外，金石碑刻是对纸本谱牒文献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北方地区，传世族谱文献不足，更有赖充分挖掘碑谱、墓志等价值。日本元史学界出现“金石热”早已为人所关注，近年来国内李治安主持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挖掘与整理。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过去隐没不彰的碑刻资料日益为人所重视。如饭山知保统计元代先茔碑逾250通，竟超过存世元人族谱序跋的数量。故罗玮以为，若能更多开发元代先茔碑、世德碑、家谱碑等“石上族谱”，元代族谱乃至元史研究或都能获得新的增长点[52]。此外，墓志铭书写与族谱文本关系密切，陈爽从出土墓志还原中古谱牒的研究[53]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对近世族谱的整理研究亦不无借鉴价值。

其次，宋元族谱的历史特征。宋元时期在中国族谱史上的历史定位和时代特征，不只涉及中国族谱史的发展分期，还关系到学术史重要问题的对话自觉。前述郑樵之说对后世影响颇深，梁启超即谓“族姓之谱，六朝、唐极盛，宋后浸微”[54]。但罗香林在通贯考察中国族谱史后，总结春秋战国为肇始期，西汉至隋为初盛期，唐宋元为更盛期，明清而下则为特盛期，与旧说已见分歧。多贺秋五郎虽一样截断唐以前和宋以后，然而他称宋以后族谱为近世谱，进而细分北宋为近世谱的产生，南宋为近世谱的发展，元代进一步发展，至明清臻于兴盛。常建华则分析晋唐时期官修姓望合谱与私修家谱并行，宋以后出现新型私修族谱，元代族谱内容更加充实，明代族谱体例进一步完善[55]。

有意思的是，常建华通过对元人文集谱牒序跋的量化分析，证实“族谱”名称在元代最为通用，233篇序跋原名中高达115例都称作族谱。他还注意到元代江南士大夫对宋代欧苏小宗谱法的批评，元人不认同苏洵所谓出服族人亲尽说和族人势必途人说，而是强调收族追远须囊括五服之外的亲尽族人，反映出元朝异族统治下江南士大夫不断强化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社会历史特征。如果说常建华的元代族谱研究立足江南区域，那么饭山知保对金元時期北方社会演变与先茔碑的研究，则将主要视域转移至华北地方。后者指出，当文献族谱在南方社会广泛普及的同时，北方也有系谱编纂的高潮，只是北方更为偏爱碑刻形式。金代建立先茔碑的主体多是平民或中下级官僚家族，但经过金元之际的变动，这种新的碑刻迅速成为广泛认同的修谱和纪念家族历史的方式，甚至连蒙古皇室也开始将先茔碑赐给功臣家族，这揭示出社会变动引起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文化融合。

若从长时段观察中国族谱史，唐宋之异，宋元之同，自然毋庸置疑，但一旦深入下去，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分明。宋与元、元与金在新型私修族谱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颇为丰富的族谱形态和趋向多元的地方差异。宋元族谱研究正是在对核心议题的持续对话和时空多维的往复探索中不断获得推进。

复次，族谱文本的解读分析。族谱文本分析是族谱研究的立足点，但如何认识族谱文本，则常读常新。宋元族谱研究围绕族谱编纂与宗族社会的关系，对族谱体例、宗法观念、敬宗收族的族谱功能等问题，不同学者阐述颇多，不必赘述。随着族谱研究意义的日益突显，近年来中外学者更加重视回归族谱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强化问题意识，反思既有成说。

韩国学者陆贞壬用他撰谱、自撰谱取代一般的官修、私修概念，新意不大，但作者敏锐地指出目前人们在研究中国族谱史过程中对宋代族谱修纂自身的状况关心还很少。比起其他朝代，宋代族谱研究很容易因为谱学功能和目的等方面带来新的变化，从而过分强调了宋代谱学与过去传统的决裂，停留在宋代谱牒只是明清时代族谱起源的表述[56]。日本学者佐佐木爱作注意到文本背后思想与实践的矛盾与分裂，提出占据宋代道学主流的宗法论，仍然只是基于“复归经义”所阐发的主张，并未能推动现实中的亲族结合与宗族实践[57]，该文对探讨宋元族谱文本也不无启发。饶伟新坦率指出，族谱虽为学术界熟悉和利用，但并不等于对中国族谱的研究已经深刻、透彻。关于族谱文本本身的编纂、生产、使用、流传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文化史等重要问题，还甚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无论在文本解读还是内在认识上，目前族谱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和充分，其实也较大制约了族谱文献资料的利用和使用。为此，他主张把宋以后的族谱文本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主体来加以解读和分析，开展所谓“文本社会学”“文本社会史”的研究[58]。这就必然要求研究者把族谱从原来被动的、附属的地位变为主体性文本，不仅关注到谁在修纂族谱、谁在保存和使用族谱等基本问题，而且将族谱文本叙述与社会历史包括地方社会紧密结合起来。研究者的观念转变，有助于重新“发现”族谱，把族谱文本从理想化的家族功能以及“虚构”还是“真实”等迷思中解放出来[59]，从而大大拓展围绕族谱问题的历史研究。

饶伟新主编《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第一辑)：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4月

最后，族谱史料的利用研究。族谱与方志、国史一起，构成中国传统历史文献的基础支柱。宋元之后的族谱在演变发展过程中法度迭有更新，记载转趋丰富，其内容广泛涉及世系瓜瓞、人口变化、婚姻关系、族群迁徙、地方社会、经济生活，乃至移风易俗、齐家治国等价值理念，为人们从多元视角、不同层面去考察历史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史料。上文强调族谱作为历史过程的主体，根本上是为深化对文本自身的认识和理解，这并非妨碍而是有益于族谱史料的利用研究。

梁启超早已指出族谱对新史学的意义，其谓：“如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命，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到资料。”[60]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专辟中篇讨论族谱所见国民迁徙、中西交通、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地方开发等问题。柳立言利用族谱、家训等史料探讨宋代家族婚宦、家庭生活和妇女守节再嫁等问题，同时在《族谱与社会科学研究》一文中，对海内外族谱与人口及社会之研究、族谱与迁徙之研究、族谱与社会流动及宗族之研究等做了概述。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族谱多载前代序跋及宋元家族人物相关资料，有的族谱在历代递修过程中保存下来不少珍贵的公文资料，不容轻视。对此，郭正忠较早注意到与范仲淹有关的范氏族谱著录的一批唐宋制诰文书，其研究发现，有的文书可以证明是价值连城的真实史料，而即便是其中掺杂伪误的那些文献，也足以启发提出耐人寻味的问题[61]。近年又有学者从明代徽州族谱中发现一批宋元明公文，完全可以用此补充考订宋元制度及重要历史事件[62]。稀见文献族谱加上陆续发现的碑刻系谱，这些新史料的整理、分析和利用，必能为宋元史学研究带来新的刺激和思考。

总之，宋元族谱研究在文献史料上要充分搜集和梳理传世宋元族谱文本（包括明清族谱中的重要史料）、文集谱例序跋以及碑刻系谱等各方面材料，在研究问题上兼顾重要议题的往复对话和基于文本的深入解读，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学、文献学方法为主，也开放汲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和借鉴中古谱牒（如结合墓志的研究）、明清族谱（如地方社会的重构）等研究领域的创新路径。笔者相信，通过宋元族谱的系统整理与研究，能够在前人经过百年学术积累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补充和完善中国族谱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同时，通过对这一时期族谱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增进对10-14世纪中国历史和南北社会的再认识。

文章来源于包伟民、刘后滨主编《唐宋历史评论》（第七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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