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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珊:2018-2019年明清档案史研究述评
2020-04-12 14:21 姜珊  写本文献学微刊   (阅读: )

摘要:经过检索统计,2018-2019年,两年间有43篇明清档案史的文章发表,14本相关的专业书籍问世。本文主要对这些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研究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探讨明清档案史的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

关键词:明清档案史清水江文书档案整理

Th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rchives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2018-2019

JIANG Sha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trieval statistics, 43 articles about archives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14 related professional books were published in 2018-2019.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archives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comb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 of the research on the archives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Archiv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Qingshuijiang Documents; Archives arrangement

一、研究现状统计

中国档案史的主要任务就是正确阐释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情况,揭示其发展规律。档案工作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渐成熟,明清时期的档案史研究也是整个中国档案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国内众多的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对明清档案史了进行梳理。我们借助于各大数据库,将检索到2018-2019年间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情况按照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及著作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划分,以期更为直观的梳理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情况。

1.期刊论文

本文首先以刊为本,主要依据2017年《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第八版)》确定的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及《历史档案》,通过对中国知网中20182019年间,这八种期刊的目录进行筛选,抽取与明清档案史研究的相关文章。其次以人为本,以上述研究成果的作者为检索词,筛选出两年间的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共得到相关研究成果43条。

2.学位论文

经过在中国知网、读秀、超星等平台的检索,得到6篇主题为明清档案史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分布于不同的高校,主要有山东大学、辽宁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安徽大学、重庆大学的院校。硕士专业也包括档案学、历史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主题既包括传统的明清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研究,又包括围绕明清文书、档案进行的其他研究,更出现了对相关研究者对明清档案史研究的研究。涉及到的主题多样,学科也多样。

3.著作

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超星和读秀检索平台、孔夫子旧书网、中国图书出版数据库及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检得2018-2019年出版的明清档案史研究的著作13本以及一本论文集。

序号

书名

著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1

《贵州岑巩契约文书研究》

姜明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3

2

《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

王启东

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8.5

3

《清水江流域林木生产的社会规约研究:以现存契约文书为对象》

马国君,张坤美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8

4

《明代涉黔奏议辑论》

颜丙震

九州出版社

2018.6

5

《明代黄册研究》

栾成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7

6

《清代以来苏州土地契约文书解读》

薛金坤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08.10

7

《明代公文理论研究》

肖虹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8.12

8

《明人奏议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

李文玉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4

9

《明代文书档案制度研究》

秦国经

故宫出版社

2019.6

10

《贵州契约文书词汇研究》

卢庆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8

11

《徽州文书稀俗字词例释》

刘道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9

12

《锦屏加池苗寨文书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傅慧平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11

13

《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

安尊华

科学出版社

2019.12

14

《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

王振忠、刘道胜主编

中西书局

2019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到专门研究明清档案史的著作较少,更多的是利用现存明清时期的各类文书进行研究,多为对明清地方文书的解读,同时利用这些珍贵的文书来丰富史学研究。

二、明清档案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为了进一步对研究情况进行总结与分析,我们将检索到的近两年间明清档案史的研究成果,按照其研究的方向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地方文书、档案的整理与编纂情况的研究

相较于其他历史档案,明清档案存世众多,其重要价值也不断得到珍视。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也在各地的明清时期的文书、档案的发掘后,得到重视。因此形成了众多的档案编纂成果。赵彦昌与姜珊“对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清代档案的整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在出版上存在着出版主题多样、出版机构权威、地方特色浓厚与图文互为补充的特点。”[1]50并对四川清代档案汇编编纂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按照学术机构分类,将明清档案的整理活动和明清档案利用活动分开介绍,以学术机构开展明清档案利用活动及其成果为主要内容,提炼民国时期明清档案整理利用思想。[2]姚迪与赵彦昌考证了建国后明清档案编纂的发展沿革,将建国后明清档案编纂工作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继承民国编纂特色的起步时期、大陆止步不前台湾地区一枝独秀的停滞时期(19661976)、汇编成果及编纂主体扩充的重启时期(19772000)、新技术新需求引导下的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至今)。[3]19-25+12赵彦昌与樊旭对2013年以来太行山文书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太行山文书的发现与整理情况进行了回顾。[4]42-48赵彦昌与葛香辰又对清代内务府档案整理与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与分析。[5]8-16赵彦昌和毛杰“以时间为序梳理清水江文书汇编的编纂沿革,分析在清水江文书编纂中采用的编纂方法。”[6]13并对编纂过程与编纂成果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赵彦昌与刘依梦梳理了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的整理情况。[7]34-42

鱼鳞图册制度起源于南宋,明代时期趋于成熟,清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7ZDA187)正式立项。栾成显根据多年来对一些收藏单位走访调查,对鱼鳞图册的遗存情况进行了整理。“现今鱼鳞图册的零散遗存,主要散藏于国内外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科研院所等单位。”[8]52“鱼鳞图册的大宗遗存,主要藏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和浙江省金华市两地。”[8]552013年起,以张涌泉、胡铁球为首的学术团队,聚焦鱼鳞图册的整理与研究。李义敏为其中的主要成员,其近两年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鱼鳞图册展开。在整理鱼鳞图册的过程中,李义敏与余承霖总结出了一套契合鱼鳞图册性质的整理流程。“主要包括科学编目、正确定名、系统类聚、精准释文、编纂索引、撰写叙录、影印汇刊七个方面。”[9]100-101李义敏与胡铁球“以浙江鱼鳞图册为例,依据鱼鳞图册的特质,总结出五种断代方法,即从版本、笔迹、印章、人名、字号入手,结合史志谱牒,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考订鱼鳞图册攒造和书写的年代。”[10]58李义敏与严学军又对兰溪市保存的鱼鳞图册的在清朝时的编造情况进行了梳理,突出强调兰溪鱼鳞图册所具有的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11]86-87《中国档案》2018年第8期刊登了这篇文章,同年《中国档案》的记者又前往浙江进行探访。对鱼鳞图册的起源、遗存、攒造、发掘等情况,对鱼鳞图册做更全面深入的介绍。[12]32-35

韩李敏认为《治浙成规》是清代浙江档案编研的代表之作,在文献编纂角度有着明显的特点和研究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具有明确的编纂目的和宗旨、体例科学,编排合理、选材精当,加工精细。同时对以往《治浙成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释。[13]32-35

2.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的研究

对于古代文书、档案制度的研究是中国档案史研究的主要内容。2018-2019年明清档案史研究中,不仅局限于对明清公文制度的探讨,结合地方文献对地方的文书、档案制度的进行分析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1)文书制度

韩晓梅分析了乾隆帝针对清字折的一系列规范措施。“作为清代统治者的乾隆帝通过不断向满洲大臣降下谕旨,规范满洲大臣使用清字折奏事,期望满洲文化的代表清文能够作为满洲本业得以传承不息。”[14]85丁春梅“以清代中俄两国之间往来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宫档案及相关文献的研究,从拉丁文翻译人员和俄文翻译人员来源看,表明当时的翻译人员呈现出多样性和随意性,探研清政府对外交文书翻译工作从最初不重视到逐步改进与加强的过程。”[15]79张晟钦以清代官箴书为中心,梳理状词的文书格式和官方化的书写要求,认为这种文书格式的形成是因为:“状词格式、填写要求的设定是为了提高办案效率,杜绝书吏收受陋规、讼师浸润词讼,同时缓解官民息讼与好讼之间的矛盾。”[16]83王启东的《朝鲜与清朝交聘文书比较研究》通过对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大量的交聘文书文本分析,对朝鲜和清朝双方交聘文书的使用类型、文本书写形式、抬头规定和避讳制度、制撰机构和程序、文本管理、交聘文书的送达及其在双方外交和国家关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究。[17]纪浩鹏对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关于督抚和地方行政机关与地方自治机关的公文程式之争的情况进行了分析。[18]62-67肖虹的《明代公文理论研究》一书以明代公文理论为研究对象,从实践现象切入,挖掘明代公文理论关键词,突出明代公文理论新特点。[19]另外她还对公文辩体活动进行了研究。“明人围绕公文所开展的辨体活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公文文种与非公文文种进行了区分,公文的文体特征逐步走向清晰;二是在公文文种内部强化了不同个体间的差异。”[20]43李文玉的《明人奏议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首先梳理明代的奏议制度,探讨在奏议在形式上其与前朝的不同与演变之处;在此基础上剖析明人奏议的内容,考察其所反映出的明代政治问题。[21]2018年栾成显先生再次出版了《明代黄册研究》,以一系列新发现的黄册文书为基本资料,运用文书档案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对黄册起源、黄册里甲、黄册与归户册等专题作了系统研究,对黄册制度本身诸问题进行全新的阐释。[22]吴佩林与王楚强重新审视了书吏在州县衙门中的作用。清代书吏通过文书控制着司法和税收,而这方面的原因包括:“州县文书制度繁琐,工作量大,需要大量的书吏来处理日常文书、书吏虽有任期,但事实上往往长期在衙门任职、州县官的任职特点致使他们不得不依靠地方书吏、清代政治制度是书吏把控州县衙门的根源。”[23]90-91

随着各地明清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利用地方保存的文书、档案研究明清档案史的情况逐渐增多,例如,赵彦昌与姜珊利用辽宁省档案馆整理出版的《黑图档》对清代地方档案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首先利用《黑图档·嘉庆朝》对清代公文中的撰拟用字问题展开分析。[24]22-25沈蕾以光绪元年福建布政使葆亨的一篇咨文为例,对清代公文的装叙结构和引叙层次进行具体分析。[25]70-76祝虻对明代徽州家谱入谱文书的种类与产生、体例与功能、辨伪与价值进行了讨论。[26]91-97赵彦昌与吴蒙蒙以辽宁省档案馆现存明代档案中的呈文为依据,“全面探究明代呈文的含义、使用范围、行文格式,分析其写作特点和结构模式上的呆板繁复之弊。”[27]56南部档案与巴县档案在近些年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吴佩林以南部档案中的“点名单”为例,讨论了清代州县衙门诉讼文书中点名单的结构及点名单的种类、功用等问题。[28]83-90《南部档案》中存有的与士绅相关的执照,白莎莎对士绅执照的类型与格式、州县衙门对执照的管理进行了研究。士绅执照可分为:报捐学衔或官衔所领执照、当选地方自治议(职)员所领执照。州县衙门则需要负责备造清册、上呈材料、转发执照以及持照者丁艰报备、加捐换照、呈缴执照等方面。[29]42-46张晓霞以巴县档案为研究文本,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官代书戳记进行探讨。她认为“从纵向上看,乾隆到光绪年间,其官代书戳记的样式经历了从‘不同’到‘同’的发展变化……从横向上比较,巴县档案所见的官代书戳记样式与黄岩档案、南部档案、冕宁档案、紫阳档案又表现出一些异同之处。”[30]68学界同时也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了清水江文书。例如,姜明的《贵州岑巩契约文书研究》一书运用三章的内容对贵州岑巩契约文书中不同类型的契约文书的书写格式、类型及内容进行了专门的讨论。采用更为细致的分类梳理经济类契约文书。[31]

2)档案管理制度

秦国经先生长期从事明清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为明清档案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20196月,他的又一部力作《明代文书档案制度研究》正式出版了,是一部专门研究明代档案史的学术著作。明帝十分注重文书档案工作,从国家机构的改革、严密的封建等级行文制度的确立、文档保密稽查工作的加强到专门档案制度的设立。秦国经先生认为明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古代文书档案制度。[32]秦先生在明清档案史方面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辽宁大学2018届档案学硕士王晶就从三个方面对秦国经先生在明清档案研究方面的贡献进行了总结:“从工作实际出发研究明清档案、时间与专题相结合总结明清文书档案制度、结合工作实践阐述清朝以来明清档案工作。”[33]使秦国经先生的研究成果更为直观且清晰地呈现出来。安徽大学2019届档案学硕士吴毓同样研究了明代的档案管理制度,并对明朝档案管理制度的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评价。“认为明朝的档案管理制度具有继承性、政治性、实践性、创新性与法律性的特点,并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巩固了国家政权和传承了历史文化。”[34]36-40

何庄对晋商票号的主要文书档案:账簿、书信、合约与号规的管理情况进行了梳理。他认为:“账簿和书信及其管理构成了票号经营完整的业务链条,合约和号规则集中体现了票号在成立和经营过程中的制度性约束和规范,它们涵盖了票号管理的各个方面,在票号经营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35]98

关于明清档案库房的研究,皇史宬为皇家档案库房,“为了更有效保护其中贮存的档案,殿内筑有石台,石台上置有外裹鎏金铜皮、内用木制箱体的金匮,圣训和实录便储藏于这些金匮中。”[36]86王金龙对皇史宬的石台和金匮的形制、数量等情况进行了研究,向人们进一步解开了皇史宬的神秘面纱。另外学界关于皇史宬大殿的题额者存在两种说法,梁继红梳理了记载相关情况的史籍,得出结论“皇史宬大殿额‘皇史宬’三字的题额者确为嘉靖帝本人。”[37]79架阁库为地方的档案库房。韩李敏以浙江为例,讨论清代地方架阁库的变迁。认为:“从清代浙江地方政府看,康熙、雍正以后新建的机关公署,对于档案用房,一般不称架阁库,而习惯改称‘册房’和‘书房’。其中,省级机构,称册房的多一些;府县机关更多的叫书房。”[38]139-140

3.利用历史档案进行史学研究

1)俗字研究

巴县档案自发现后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巴县档案为史料依据进行史学问题的研究。重庆大学的硕士张嘉楠以《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年间档案选编》(全十六册)为研究对象,归纳整理其中出现的俗字,有助于厘清汉字发展规律的同时,更有利于准确把握巴县档案的内容。[39]《徽州文书稀俗字词例释》一书共收录徽州文书稀俗字151个、稀俗词325条。侧重从稀见性和习俗性角度,搜集与讨论徽州文书中的用字和用词。[40]《贵州契约文书词汇研究》一书以贵州契约文书中的词语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部分疑难词语进行了训释。有利于弥补整理在标点、释义、校勘等方面存在的缺憾。[41]

2)土地制度研究

土地契约文书对于研究地方土地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薛金坤的《清代以来苏州土地契约文书解读》立足于常熟辛庄薛氏家藏百余件契约、版串、屯田执照,从田契、田租、田赋、生计等四个方面,以薛氏一家的土地流转与生计变化为例,构建出自清代以来苏州乡村土地分配、流转、缴租纳赋的一般情形以及农民的普遍生存状态。[42]安尊华2016年博士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他的博士论文《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以土地制度为背景,利用土地契约,从而揭示该流域地价变化的大体规律和土地契约文书鲜明的地域特色。他认为:“清水江流域土地契约文书展现了清至民国土地买卖和地流动的实态,土地买卖有力地推动了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43]381

3)地方整体情况的研究

某地的文书及档案对于研究当地的历史情况十分有益。傅慧平的《锦屏加池苗寨文书的社会人类学考察》一书介绍了锦屏传统契约文书与加池文书的特点和分类。本书系统分析了婚姻家庭、社会组织、经济活动、村寨纠纷、林契、地契、诉状、碑刻、族谱等文书内容,探析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等。[44]颜丙震的《明代涉黔奏议辑论》从明史典籍中检索到涉及贵州的明代官员的奏议的内容进行了辑录。并对这些奏议进行了解读和分析。[45]

4)其他

利用明清档案还可以对多方面的内容进行解析。如肖虹利用奏疏对明代各时期白茆港的水患治理的治理情况进行了讨论。[46]180-188清末学部组织编纂了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张海荣通过学部就此先后呈递的三件奏折,对这三次教育统计情况进行了解读。进一步摸清了清末教育统计的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47]122-129

4.文档名词研究

关于文档名词的研究主要来自于丁海斌教授。丁海斌教授主持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14BTQ071)”,形成了大量的成果,梳理了文档名词的发展演变过程。在2018-2019年间主要有四篇文章。丁海斌与丁思聪的《谈清代笔记中所记载的“档案”“档子”“档册”》一文,以清代笔记为载体,以时间为线索,梳理清代笔记“档子”“档案”“档册”三词的运用。同时对《柳边纪略》中对“档案”一词的错误解读进行了分析与匡正。[48]33-36丁海斌教授的另外三篇论文探讨了明[49]6-9、清前中期[50]11-15及后期[51]14-18的政治、经济、文书对文档名词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分析的文档名词的发展演变趋势。

5.历史档案的解读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是对历史档案的介绍与解读,强调其在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如,清代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保存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档案馆,是一个全新的资料宝库。刘晓堂与赵雪波对如此丰富且珍贵的档案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与主要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使得清代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档案的研究价值得以直观的展示出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思路。[52]46-49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佳欣通过仔细分析土默特契约文书的具体内容,结合现有官方史料记载,探索清代土默特契约中蕴含的传统乡村记忆。为今后开展的民间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向。[53]王珊、李晓岑、李玮对清代吴煦档案中的彩笺纸张的规格、帘纹、厚度等信息作了初步调查。总结了吴煦档案彩笺的题材、涉及笺铺和主要加工技术。[54]128-136

三、结语

从明清档案史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两年间研究的主题更偏向于地方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各地保存的珍贵的明清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也得到更多的重视,利用这些档案的文书、档案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利用这些明清档案来研究地方文书、档案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涌现,进一步揭示清代地方的文书档案工作情况,从现有研究来看,地方的文书档案工作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与地方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密切相关。但档案界对于明清档案史的研究远远少于其他学科,这在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清档案的逐渐开发,其他学科将研究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对明清档案的研究上。未来期待不仅是历史学科,档案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能够加深对明清档案史研究的重视,有更多的明清档案史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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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档案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档案史。

文章来源:《写本文献学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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