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经相关专家推荐，首批10万余件“太行山文书”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入藏邯郸学院；

2013年12月，为了更好地开展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邯郸学院举行了“太行山文书入藏邯郸学院学术座谈会”，与会20余位全国历史和文献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围绕文书的内容、特点、定名、学术价值以及下一步如何开展整理研究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2014年5月，“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处于起步阶段的太行山文书已经开始公布研究成果；

2014年12月，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获批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15年7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太行山文书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1月，邯郸学院古籍修复研究室正式成立，为修复和保护大量的院藏文书创造了必备条件；

2017年6月，“《太行山文书精萃》新书发布研讨会”在邯郸学院举行，这是自2013年底首次提出“太行山文书”这一新文书概念以来首次公开面世，将与安徽的徽州文书、贵州的清水江文书构成三大民间文书群；

2017年8月，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获批河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2018年1月，“太行山文书”首批整理成果《学术名村“十里店”文书——王氏家族文书》正式出版，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

2018年4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河北省历史学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民间历史文献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2018年7月，《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系列丛刊》列选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2018年10月，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申报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

……

如果说，20世纪以来，民间文书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让学术界兴奋，那么，太行山文书的整批入藏、修复保护与整理研究更让人惊喜与感叹。从2013年首批入藏邯郸学院至今，有关太行山文书的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多次举办，且有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极大扩大了太行山文书的影响力，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也为推动民间文书的收藏研究提供了范本。

华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种大宗民间文书

明代嘉靖三十六年的仿宋版科举范文读本《济生堂记》、光绪年间的《京师大学堂伦理学讲义》、70年前的《抗日三字经》、抗日年间印有“剿共标语”的居民户口簿、与129师相关的账本、国际友人书信及武安“十里店村的村落家族资料”……这些泛黄发旧的纸张都是入藏邯郸学院的太行山文书。“太行山文书是指主要来源于晋冀豫交界太行山地区的民间社会历史文献。”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广瑞告诉记者。从地域上看，太行山文书涵盖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四省，以太行山区为重点，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上，则从明代中叶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跨越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三个时期。

“2013年11月，首批10万余件民间文献入藏邯郸学院，这些年又陆续经过第二次、第三次及平时零星入藏，现在已经达到20万件左右。”刘广瑞说，这些入藏的太行山文书主要包括个体文书、家族文书、村落档案、教育文书、日用文书和工商业文书六大类别，包括了百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史方面的内容，具有时间延续性、地域广阔性和集中性、文献系统性三个主要特征，是目前华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种大宗民间文书。“它的发现，填补了华北大宗民间文书的空白，是研究明清以来太行山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于“太行山文书”称谓的由来，刘广瑞说，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孙继民先生在首批民间文献入藏邯郸学院后，即提出了以文书出土地或者来源地的定名方法来命名，例如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均是以文书来源地的自然地理单元或政区所在来命名的，而这批文书是以太行山区的涉县、武安、昔阳、平顺、邢台县等地为中心，因此定名为“太行山文书”比较合适。这一定名方法，得到学界广泛赞同。

存续太行山地区历史文化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

安徽的徽州文书，贵州的清水江文书，甘肃的敦煌文书、内蒙古的黑水城文书、浙江的石仓文书、福建的民间文书、江西的鄱阳湖文书……它们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都是有代表性的地方文书档案，并且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史料构成的重要方面。

近代以来，我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比如近代考古新材料的“四大发现”，即甲骨文、简帛文字、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明清时期的内阁大库档案以及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等传世文献，这些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写，而且形成了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新学科。著名学者陈寅恪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明确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太行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承地，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其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太行山文书是基层群众在历史长河中创造的文化产品，流传至今，成为一种存续太行山地区历史文化的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刘广瑞告诉记者：“而文书作为一种纸质的文化遗产又是易损的，历经岁月流逝和政治风浪的洗礼，大部分文书都被损毁。我们今天将所剩无几的民间文书收集起来并加以修复、储存、整理、研究，无疑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行为，对于弘扬和传承太行山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古文书学视野下，孙继民先生认为太行山文书主要有三方面的价值：一是提供了一批其他大宗新材料中所不见或少见的珍稀文书种类；二是提供了大批反映该地区基层社会历史面貌和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三是提供了地方学院开展跨区收藏、整理、研究地方文文献、建设地方学术中心的物质基础和难得机缘。

从文献收藏的角度，藏书家韦力先生谈到：“近些年来城乡巨变，城镇化速度加快，导致大量乡村消失、历史割裂，太行山文书的存在与整理，对研究当地经济史、人口流动史、土地变迁史有极大帮助，研究者可透过收集文书还原历史。”韦力认为这批太行山文书收藏的意义更重在学术价值，而不是文物价值。同时，他表示，希望作为收藏单位的邯郸学院能对比徽州文书，立足当地，系统的影印出版、整理修复，让更多的使用者和研究者看到并利用。

太行山文书的研究整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这批文书的研究整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做的就是定名、量尺寸、扫描、录文、题解等工作。”刘广瑞说。为了研究这批文献，邯郸学院专门成立了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5年来，中心研究人员以此为平台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获得市厅级以上项目立项32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利用太行山文书，出版文书整理资料集两部，分别为《太行山文书精萃》和《太行山文书史料丛刊第一辑：学术名村“十里店”文书——王氏家族文书》；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

同时，由于这批文献来自于民间，破损、虫蛀、腐蚀性较为严重，为了保护好这批文献，便于研究整理，邯郸学院还成立了古籍修复研究室，专门派人带着挑选出的文书到国家图书馆学习修复。“这一学就是半年多的时间，而且这两位学生都非常用心，回去的时候不仅带着修复好的文书，而且修炼了一身技艺，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师朱振彬介绍说。邯郸学院古籍修复研究室是邯郸市第一个古籍修复研究室，填补了冀南地区没有古文书专业修复机构的空白，同时为修复和保护大量的院藏文书创造了必备条件。“修复研究室设施完全依照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建设，拥有文书专用大型扫描仪1台，高性能照相机3架，摄像机1架，以及电脑、打印机等其他设施若干，可以满足文书的扫描、录入等数字化需求。”刘广瑞介绍。

修复保护与整理出版之外，中心还积极争取更高层次的平台建设，为人才培养和研究团队建设提供依托。2017年，中心获批河北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018年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批准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成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设立，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心的科学研究、科研队伍建设和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而且为中心引进博士人才，嫁接国内外科研资源，进一步强化产学研协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刘广瑞说。据悉，博士后工作站获批之后，已与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签订了联合培养博士后协议，截至目前已有2名博士后进站；与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院校初步达成联合培养博士后的协议，今年拟招收3名博士后进站。

“未来，将以培养和引进人才为保障，将中心建设成我校地方文化研究与邯郸市地方文化建设的文献中心、学术高地和文化高地。”刘广瑞告诉记者，在文献中心建设方面，计划在“十三五”时期使文书收藏总量达到25万件，出版30册以上太行山文书资料集；在学术高地建设方面，计划到2020年，积极申报硕士点、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等，每年召开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文化高地建设方面，与地方政府合办3—5处乡村工作站。

注：本文源自《藏书报》2019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