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王迪 图／受访者提供

7月11日，一条关于“《贵州清水江文书》入选2018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拟资助项目”的消息在不少文化人的朋友圈里刷屏。作为全省乃至国内国际珍贵的民族民间文献遗产，贵州清水江文书再一次引发业内关注。

虽然贵州省在1999年起就启动了对清水江文书的发掘、搜集、抢救、保护和整理工作，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清水江文书更只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已。借此机会，记者专访了与清水江文书档案文献搜集管理、出版、学术研究等相关职能部门和这一研究领域的4位工作人员和学者，试图给大众尽可能完整呈现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前世今生”。

现状 ：至今仍有40余万份文书在民间

欧阳峰，贵州省档案局（馆）副巡视员、宣传处处长。从贵州省正式启动清水江文书的发掘、搜集、抢救、保护工作之初，作为一线业务部门负责人的他，即参与了此项工作。

“在接到这项任务前，我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何为清水江文书，到了最先发现此文书的锦屏县调研时才了解到，原来，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有学者在锦屏进行相关田野调查时，首次发现了这一文书。由于历史原因，由官方发起大规模系统性的搜集抢救保护工作则是从1999年正式启动的。”欧阳峰对记者介绍说道。

清水江文书，是生活在贵州东南部清水江流域的苗、侗、汉等民族，在数百年来长期劳动、经济交往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以山林土地权属买卖、村规民约、环境保护等民间文书，被中外学者赞誉为“世界记忆”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之一。清水江文书，最早称为“林业契约文书”，后因在锦屏县率先集中开展抢救保护，也称为“锦屏文书”，随着调查、抢救、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黎平、三穗、天柱、岑巩、剑河等九县也大量发现并入藏当地档案馆，经专家论证后统称为“贵州清水江文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近19年来源源不断的调查、抢救、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黎平、三穗、剑河、天柱、台江等9个县都有大批量的发现并入藏当地档案馆中。截止到目前，全省各地档案馆共收藏了20.8万份不同类型的清水江文书。

同时，据档案部门统计，目前，散落藏于民间的清水江文书约有40余万份。而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份文书，则是天柱县收集到的明成化二年（1466年）的纸质田土清退契约，距今已有552年历史。

据介绍，目前经搜集抢救的文书以民国时期的占比最多，其次有少量清代和明代文书。

“2006年，国务院领导对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作出重要批示，贵州省省委、省政府成立了以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为组长，省发改委、省档案局、黔东南州等近10个职能部门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档案局，制定抢救保护工作方案，有力推进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和开发的实施。”回忆起一路走来对清水江文书的保护之路，欧阳峰如数家珍。

付出总有回报。2010年，省档案局以当时的“锦屏文书”之名代表清水江流域文书，成功申报并入选了第三批“中国文献档案遗产名录”。

“下一步，我们还打算申报亚太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名录，希望能让全世界都能知道在我们贵州，还有这样一份如此珍贵的世界档案遗产。”欧阳峰告诉记者。

寻找 ：跋山涉水只为尽可能多搜集

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龙锦华一直在锦屏县档案局工作，作为一线工作人员多次参与到对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保护工作中。

“对于清水江文书，身为本地人的我特别有感情，多次和同事下到村寨去搜集，只要一听说谁谁谁家里面有文书，我们就会自己掏腰包买点肉，再打上几斤酒，到老百姓家里去拜访做客，跟他们建立联系培养感情，一开始很多老百姓都不愿意把祖传下来的文书交到档案局保管，后来我们去的次数多了，每次都告诉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更好保存研究这些文书，慢慢地，大伙对我们有了信任，愿意无偿捐献给国家的人也越来越多。”龙锦华告诉记者。

通过上门走访搜集的方式，龙锦华和同事曾在一个叫平鳌村的村寨的一户老百姓家中发现有多达1000余份的文书，除了没有官府印记的“白契”外，还有少量盖有官府印记的“红契”，这些以纸契居多兼有少量木契、竹契的文书，内容涉及到山林土地买卖、拆分山林家产、分配出卖山林的银钱、山林管护、山林纠纷调解及日常生产生活等。通过多次拜访做工作，终于将这千余份文书收藏于锦屏县档案馆。

龙锦华在接受采访中说，不少老乡对于文书的保管，并不像档案馆一样有条件进行保管，他们往往是放在木匣子里，有些还只是简单用报纸包一包就放在梁上，农村村寨又以木房子居多，一旦发生火灾或鼠蛇出入，文书就容易被损毁。“所以虽然也经常遇到上门搜集文书被拒绝的时候，但打心底里从来没有放弃过，经常都是想方设法通过寨老或者别的亲戚上门一起当说客，只希望能尽可能多的为国家多搜集抢救一点如此珍贵的历史文书。”

据他介绍，截止到目前，锦屏县已发现搜集了59000多份文书，涉及农户300余户。除了档案管理部门从未间断的搜集抢救外，也有来自民间的收藏家自行前来搜集。

“从我内心来说，还是更希望散落在民间的文书能尽可能被收藏于档案部门，因为这也是对这一珍贵档案的抢救。凡是家中的文书被收藏于档案馆，我们都会做一个影印版的同样版本给到老百姓。”龙锦华对记者说道。

学术：研究文书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2007年9月，刚到贵州大学法学院攻读经济法专业硕士的程泽时，因其导师徐晓光教授开设的一门名为“少数民族地区法制专题”的选修课，与清水江文书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这门课的教材是徐老师的专著《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这本书第一次打开了我走进清水江文书的新世界大门。”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程泽时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说道。

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凯里学院任教，开始有计划查阅研究收藏于校内图书馆的资料，边研究边写作，并在2011年12月完成了自己第一部47万字的专著《清水江文书之法意初探》，该书还被著名法理学家谢晖教授主编的“民间法文丛”所收录。另一本在2017年出版的名为《互动与共享：清代苗疆社会转型之理讼调适》的书则是他对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第二本专著。

“从法学角度研究清水江文书更多是法律史学的研究。”言简意赅的一句话，从另一方面佐证了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另一层价值。

程泽时教授告诉记者，清水江文书最早称为林业契约文书，兼有碑文谱牒，账簿图册、村规民约、民间诉状等种类。就清水江文书的法学研究而言，自己的研究途径分为“运用现代法律理念”及“按照法律制度背后历史脉络和逻辑”两种方式来解读文书。

而第二种研究途径，则让他对一些清代苗疆（包含清水江流域）的地方性具体法律制度有一些新的认识。

程泽时教授授举例说，“在查阅一些木材贸易制度方面的文书时我发现，文中所记载的‘江步’并非官府为疏浚清水江河道而设计的利益激励机制。因为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沿岸村寨对河流的先占渔业、农业灌溉利益，因放木而受到限制，由此对贩木商人提出利益补偿要求，由沿岸村寨垄断所在河段放木劳务，由此产生了‘江步’。而寨款、地方官府立法的法理就在于此补偿。”

数十年不断的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程泽时对这一领域至今仍热情不减。除了持续不断的钻研外，他还把自己很多关于清水江文书法学研究的论文贴在博客上面，点击量和转载量不断上涨，不少国内外享誉业界的法律史专家学者也通过此认识并了解了他，并因此结缘成为朋友。

“可以这么说，自己是清水江文书养育的学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数十年研究，不仅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更重要的是养成了‘接地气’和‘就地取材’的研究特点。现如今，阅读和研究清水江文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程泽时说道。

出版：让文书以更完美的方式保存下来

2013年，为推进贵州省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贵州省政府启动了《贵州清水江文书》系列丛书编纂出版工程，成立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委会办公室设在省档案局，负责丛书出版的统筹协调。经过前前后后一年多时间的沟通，在经过多轮竞标后，贵州省人民出版社负责出版，美术编辑室全程编辑执行。

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张云端，有着执行国家级及省部级大型重点图书项目丰富的策划、编辑经验，并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几十个奖项。在此之前，由她组织策划编辑出版的《中国贵州民族民间美术全集》5卷、《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7卷、《黔西北彝族美术那史·彝文古籍插图》等大型丛书分别获得国家级出版三个奖项、国家财政部重点扶持少数民族文字语言出版的专项补贴图书，并同时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接到出版编辑《贵州清水江文书》的任务后，社里非常重视，我个人和同事也十分兴奋，能亲自做一套如此宏观大气又富含民族历史文化的丛书，对我们出版人来说，成就感是很巨大的。”张云端对记者说道。

为了做好编辑前的工作，张云端与同事多次来到省档案馆了解沟通，并接连好几次到黔东南州各县的档案馆调研。终于在2016年，《贵州清水江文书》丛书的“黎平卷”“三穗卷”第一辑共10册正式编辑出版。

记者在张云端办公室采访时，看到了这套精美绝伦的书，墨绿色的硬皮封面上，贵州省著名作家、书法家戴明贤亲笔设计撰写了书名“清水江文书”5个鎏银文字，而之所以选择墨绿色的封面，则寓意着郁郁葱葱的清水江流域生态特色，连看似不经意的几条水波纹的纹路也都暗藏了这层深意。

“从2016年到2017年，我们共编辑出版了25辑《贵州清水江文书》，涉及黎平、三穗、剑河等县。不管是甄选内容、装帧设计方面，还是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环节，我们都是以打造精品的标准去做这套书，希望能用心守护好这份属于贵州少数民族珍贵的文化档案。”张云端对记者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截止到目前，这套《贵州清水江文书》现已出版发行1.5万册。2016年，《贵州清水江文书》入列2016年中国古籍整理出版项目；2017年，该丛书增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物出版规划，同年增补进“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未来，《贵州清水江文书》的其余卷册的编辑出版工作仍将是重心，这座民族文化的‘富矿’有太多精彩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搜集整理。”话语间，张云端止不住地兴奋。

记者手记

“清水江文书的发现，是继甲骨文、汉晋木简、帛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又一重大文献成果。”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荫贵对清水江文书的学术意义，作出了上述总结。

着手准备此次采访，并没有任何流量热度可蹭，纯粹机缘于一次寻常的公号关注刷屏中刷到的几百字小消息。紧接着，开始查阅资料、联系不同采访者、听与之有关的故事、整理录音、到档案馆看泛黄的各类文书……要如何才能把这一并不新鲜的文化题材写得鲜活，我想到了：人。

四个采访者中，有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一线开展文书抢救保护和开发的工作人员，有在研究清水江文书过程中慢慢找到心之所仪研究课题并有所建树的学者，还有一心一意以打造精品传承文化产品为使命的出版界人。一段段交谈聆听，他们都让我这个与清水江文书还很陌生的门外汉感到尤为敬重。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和职责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不同的方式来为贵州清水江文书鼓与呼。

与此同时，作为清水江文明的见证，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研究，重新有载体让后人再一次细细梳理了清水江文明。这些契约文书的搜集、保管、整理、抢救、装帧、珍藏，表面虽说只是提供了一大堆史料，但却无声无息中静静还原给了一个蕴含着巨大生态智慧、契约精神的乡土贵州给我们。

而清水江文书的大量遗存，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较少发现契约文书的空白，扩大或丰富了契约文书地缘区位的分布图景，而且也改变了少数民族长期缺乏典籍文本的失语状态，有裨于我们更好地依据他们的视野或立场来观察传统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文书档案记载的是历史，而历史又深刻地影响着现在。在“清水江文书”中，就有不少保护生态的民间智慧。

“进山乱砍伐，必受惩罚。”在黎平县水口镇胜利村发现的一份山林保护文书，就记录着这样的古训。如今，那一片山就有很多比较珍贵的二级保护树种。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这份文书契约，又怎会有今日茂密的珍贵树种？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正是基于祖先世世代代对这些日常契约的记录，由此凝聚于此的“契约”精神也祖祖辈辈一代传一代深深植入当地百姓的心中。每一份文书的保留，也是祖先向后代传递忠厚诚信的观念。

清水江文书的重要意义正在凸显。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走进它，了解它。

【原文链接：http://vb.gzdsw.com/html/2018-09/12/content_334.htm?from=tim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