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题目的选择，就是研究范围的指定。研究范围，与普通涉猎的范围不同。普通涉猎的目的，是在求基本知识和有关知识的充分，所以他的范围是愈广愈好，因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单对于所研究的某一特殊时段——如秦汉魏晋之类——的历史知识应当充分，即是对于各个时段的历史知识也应当充分。不单对于所研究的某一部门——如政治文化之类——的历史知识应当充分，就是对于各个部门的历史知识也应当充分，甚至对于一切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一般知识也应当充分，然后他的研究才不至于走上偏狭浅陋的途径。但是研究的目的，不是在吸收他人已获得的知识，而是在寻求未获得的知识。所以他的范围是愈窄愈好。因为一人的精力有限，而历史的领域无穷，以有限的精力，研究无穷的历史，结果必至枉费苦心，一无所成。所以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个问题上集中精力，作窄而深的专攻，然后才能够拥有良好的成绩。然后才能期望研究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而增加一分人类真确的历史知识。然后历史的研究才有进步。

但是题目的选择，决不是在历史领域内，就一时的高兴，或就偶尔的遭遇，任意攫取一个题目可以蒇事，而是要根据若干条件来做选择的标准的。因之，研究题目的选择，虽是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步骤，却也是研究工作的第一个要务，第一个难关。盖一个历史研究者，非是对于所欲研究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历史知识、史料状况、可能贡献，都有十分的了解时，是不会选择一个良好的题目的。所以一个题目的择定，研究的工作也去了一半。一个专家批评一篇研究论文，只须先看一下题目，则论文的价值和作者的学力，也就知道一大半了。

那么选择题目的标准是些什么呢？

第一要看这问题是否需要研究。所谓需要与否。要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是看这问题本身的价值，看他是否值得研究。因为史迹浩翰{瀚}，决不是任何一件往事，都是值得研究的。但所谓价值，并不是旧派史家所注目的文章上的欣赏价值，或伦理上的教训价值，而是看他的历史价值，看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是否能占一席地位，就是说，看他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现象或变动，或与这一现象或变动有密切关系的细节，而为这一现象或变动之不可分离的部份{分}。必如此，才值得从事研究。否则如王莽根据《周官》妃嫔的数字而纳的一百二十个女子的姓名，和Napoleon在Marengo战争（一八〇〇）中进食时的菜单的内容，这一类同于邻猫产子王婆骂鸡，对于历史的主流不发生丝毫影响的史事，姑无论其有无材料可供研究，即令材料十分充足，也是断然值不得研究的。否则人事变化，何止万千，时间愈久，则史迹愈繁，必欲一一都加以研究，即令发动全人类直研究到地球末日，也不能把整个人类历史的细微末节都完全研究清楚呢！此外在我们审定一个题目的历史价值的时候，有两点必需特别明[了]：（一）判断题目之有无历史价值，不能以世俗的眼光做标准，而必须根据自己深刻锐敏的史识。譬如大家都看重汉武帝的征匈奴，求神仙，其实这些事迹，何尝有他的搜粟都尉赵过造耧犁制代田等农业改进的历史价值大。大家都看重Napoleon踏遍欧陆辉煌烜赫的战绩，其实这些成就何尝有在他名义下写定的The Code Napoleon里面所确定的人权条款的历史价值大。所以有许多轰轰烈烈的盛事，在人类历史中倒不能据一席地；而许多在旧史家和世俗眼光下埋藏了数千年或数百年的细事，反是人类社会转变的枢纽。所以在权衡某事的历史价值的轻重时，是要以史学家的特识心裁为准则的。（二）判断题目之有无历史价值，不能以过去的价值观念做标准。而必需以现代的价值观念做标准。因为价值观念，是随人类知识的进步而逐渐改变的。如远古帝王之感天而生，感大人迹而生等等传说，在古史家看来，是非常有价值；因为非此不足证明这些帝王的半神性，而神权统治，确是当时的政治原理。及到民智开发，知道这些说法是生理上决不会有的现象。而他的价值顿形消灭。及至近世，研究社会学的人，却因此得以探知古代婚制未立时，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婚姻状况，于是这种传说又变成有价值的了。又如古史书对于天文星象的记录，在古代的人，认为有价值，因为他们以为这是君德隆替，国家兴亡的征兆。后来自然科学家知道这是全不相干的两回事，于是各史《天文志》也被认为废物了。然而考古史的人，却因为日蚀星变的年月可以推算，而借之以考订若干古代史实的发生年月，遂又变成有价值的了。世间既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价值标准，我们也无由知道下一时代的价值标准，则惟一的办法，就是要以现代知识所确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了。

另一方面，是看这问题过去研究的状况：（一）要看这问题过去是否已有人研究过，如果已有人研究过了，我们就用不着再费精力了。譬如张星烺先生的《李马奔真人考》，[一]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他从方志方音等方面下工夫，考出李马奔的原名叫林凤。但是他的文章发表过后，就有一个日本汉学者，写信给发表他的文章的杂志的编辑说在数年前，已经有一个日本学者考出同样的结果了，文章已发表于日本某杂志。从张先生与日本学者所用史料的互异，可以确证张先生的考证，是独立从事，决无依附。然在张先生选择问题时，倘一用心考察是否有人对此问题下过工夫，则张先生的精力，也不致浪费。原来学术是要分工合作，最忌重复的；何况真有修养的学者们的精力，又是最可宝贵的呢。要考某问题过去研究的情况，是一个史著目录学的问题。国际史学会所编纂的《国际历史目录学年鉴》，是要解决这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其关于中国史学方面的，如北平图书馆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出版的《日本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及Heni Cordier的Bibliotheca Sinica，也是最有用的书籍。（二）某一题目虽已被他人研究过了，不一定就不需要再研究：在以下两种情况之下，研究过的问题是可以且需要再研究的。第一是原来的研究者不懂得史学方法，或略懂而用得不完善。如不懂得考订史料的真伪，把伪料当作真料用；不分别史料的等第，把废料当作原料用，在那种情况下从事研究，他的结论一定是要错误的，假使偶尔不误，也是不幸而言中，应当算做错中之错，而不能承认其结论之正确。他们的工夫，是白费了的。这种题目，是可以重作的。譬如王国维先生和吴晗先生，都曾考订过元右丞相镇海和《蒙鞑备录》所记回鹘田姓商人是否一人的问题，（王说见所著《黑鞑事略笺证》，吴说见《社会科学》一卷三期吴撰《元代之社会》）作者在二人之后，又曾作《镇海与回鹘田[姓]商人之关系》一文（见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七日《大公报·史地周刊》）重新来旧事重提。就是因为王吴两先生在方法上颇有问题。如〈姓〉王先生不知道怯烈台氏与奇渥温氏的过去关系，而疑镇海不应在怯烈台氏灭亡之前早事元太祖；又引《长春真人西游记》称镇海为田相公，而证镇海姓田氏，而实则《西游记》上并无此种称呼；又沿袭世俗之误，不分别回回与回鹘，而认元初用回鹘文为用回回文，并信彭大雅谓镇海为回回人之说。吴先生则不知史料源流，不知利用现存关于镇海姓氏问题最早之史料——许有壬《元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而任意讥评《元史·镇海传》为错误。并认《新元史·镇海传》之沿袭许碑旧文者，为柯氏模棱之词。所以作者在二人研究之后，还可以再事研究。虽然结论无大差异，但是这个结论，决不是他们那种研究法所应当得到的。第二是有新材料发现，这是随时都可遇见的现象，如最近数十年来，安阳所发现的殷代甲骨文，甘肃新疆所发现的汉简，敦煌所发现的隋唐写本，故宫所保存的明清档案，及国内外零星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等。于是各该时代的若干问题，都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新材料的内容，必须能增加新事实，或改正旧错误时，才值得重行研究。倘只是同类材料之一二补充，而不能改易过去研究的结论时，则亦可不必枉费精力。这种因增加新材料而旧题重作的例，譬如《元史》，这是几百年前明初史臣就修好的书了。为甚{什}么在几百年之后的近代，还有屠寄先生和柯劭志先生不惜用最大努力再来修一部《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呢？这是因为从《元史》修定以来，继续不断有新材料的发现，大部都是足以增补旧史的遗漏，改正旧史的谬误。如拉施特《集史》、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多桑《蒙古史》之类，都是明初馆臣所不曾看见的，所以屠柯两先生的工作是需要作的，这虽是一部史书，而不是一个专题；但他们之所以改作，就是因为这书所包含的若干专题，都需要重新研究的原故。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优于邵远平、魏源、曾廉诸先生的著作，也就是因为后者只是文字的润色，结构的改易，而前者则有新事实的增补，旧错误的删除的原故。

第二要看这题目是否能够研究。这也是要从两方面着眼的：一方面是看客观的条件是否具备，所谓客观条件，大部是史料问题。（一）是史料的有无或充足与否的问题。譬如有人要作一篇“老子传”，这从中国思想史方面来看，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也是从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但是关于老子的史料，除《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内的几百字，和周秦诸子的零星记载外，别无他项材料可供使用。司马迁在当时就已经写不出详细的传来，只是杂凑一些零乱和矛盾的传说来塞责，远在二千多年以后的人，还有旁的什么办法呢！这是材料缺乏的问题，缺乏之极，甚至于无有。如隋平陈后，苏威所颁发强迫江南人民记诵的五教，这是何等重大的一项史事。从北周以来北朝政府集权中央的一贯政策，和五教颁发后江南叛变蜂起，而领导叛变的多是著姓大族这一反应来看，五教的内容，想来是打击世族势力的条款，但是除开《北史》和《资治通鉴》提到过这一名词而外，就无他项材料可资稽考。倘使有人想作一篇“五教考”，则绝对没有可能，这就不仅是材料不足的问题，简直可说是材料有无的问题了，这类的题目，不管它如何需要研究，也是无法着手的。（二）有时是材料虽然充足，而因种种关系，不能得到。如像有许多偏狭的收藏家，他所珍藏的善本抄本，和钟鼎简甲之类，往往是不易轻以示人的。有时是政府的秘密，如欧战以前数十年中，欧洲国家在他们那纵横捭阖的外交之下所订定的若干密约，要不是俄国革命后将他公布，至今还是人类的秘密。我们今日之所以能够知道当日外交的内幕，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此等史事，往往需事后若干年始能逐渐表白出来，当时人是得不着材料研究的。有时因地域关系，虽有材料而不能得用，如像住在中国境内的人，想要研究西洋史，尽管原料十分丰富，而我们则除几本教科书外，一样也得不着。研究工作，如何下手！如作者从前研究元代社会史的时候，知道元人陈元靓有《事林广记》一书，专记当时琐事，如佃约样式、生活习尚等，都是要了解元代社会的绝好史料。但这书除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存有一部外，没有第二部。作者既无力为此特往日本一行，结果这部书至今不曾看着。有时这种藏在远地的史料，我们还可以请人代劳，托其抄寄。但在两种情况之下，是无法请人代劳的。第一是只知某书内有某类材料，而不能确指材料的内容及其所在处，必需经本人自行搜考的，无法请人代劳。第二是材料为器物或手稿本之类，其真伪尚待鉴定，非本人亲见无以考订的，不能请人代劳。此类材料之不关重要的，还可以弃置不管，但已不合史学方法。倘系重要的而不能见到，则此研究即不能作。历史研究中，往往有若干题目，需经若干的时间，若干的周折，始能告成，其原因大半是材料问题。历史研究，决不是出题目做文章，无凭无据就可以写下去的。

另一方面是看主观的条件是否具备。所谓主观条件，就是研究者本身的学力问题。（一）是看研究者对所研究题目有关学问的专门修养是否充足。研究某类历史的人是应当对某类的学问有充分认识的。研究社会史的，必需懂社会学；研究政治史的，必需懂政治学；研究经济史法律史的，必需懂经济学法律学。同时也要看研究者对研究题目所属时代之一般历史背景是否清晰。如研究两汉学术，必需懂得两汉的政治经济和当日的思潮。要研究六朝的清谈，必需懂得佛理三玄和当时人的人生哲学，与世族的悠闲地位等。要使此种准备不充分，研究是无法深入的。（二）是看研究者对所必需运用的史料，是否有运用的能力。譬如研究蒙古史的人；应当能运用中国、蒙古、俄罗斯、亚拉伯、意大利等等文字记录的史料。研究中日关系的人，应当能运用中国、日本、朝鲜、满洲、蒙古等等文字的记载。要是你不能直接运用原料，则研究即少价值。所以要以历史研究为将来事业的人，必须先拟定范围早日作语言文字方面准备。就是同样的中文，也不是那样容易懂的。如要懂得古书当中的古字古义；元代流行的白话之类，也须要相当修养，不是能懂得普通中国文字的人就能看懂的。（三）此外如考年月必须懂得年代学，考器物必须懂得考古学，考碑铭印章，必须懂得碑铭印章之学，考文字记载的真伪，必须懂得文体流变、字迹演进、纸质和装订的时代特征等等学问。否则所择题目所需要运用的此类史料即不能运用，而研究也就根本不可能。由此可见，不单是研究的人要选择题目，同时题目也要选择研究的人。非有某种修养的人，是绝对不能研究某种题目的。

第三要看这题目研究的结果，是否对于人类的历史知识能有所贡献。就是说是否在人类历史知识的领域内能增加一新的部份{分}。所以供{贡}献的特征，就是新颖。这新颖的项目，可以分三方面来说：（一）是新事实的发现。就是要从现存史料中掘出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新史实。这新史实当然不是从研究者新产生的，而是从研究者新发现出来的，在同样的史料中，能看出他人所看不出的史事，这就是贡献了。譬如钱宾四先生所作《古三苗疆域考》一文，证明《国策》吴起所谓：“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的那个地域并不如一般所想像{象}的是在今长江以南湖南江西之地，而实在长江以北“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庐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荣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广连数百里间。”又如蒙文通先生作《周秦民族史》一书，考出当日民族迁徙的详细情形：考出犬戎东迁的气候关系。赤狄白狄东迁的路线<所>，追貊东西迁徙的痕迹，长狄迁移与败亡的经过。将犬戎东侵，胁迫并扶持以东向的各个小民族的系统、地域、兴替，种种情形，条分缕析的呈现于读者之前，发现了若干前人所不知晓的事实。作者亦曾撰《元魏的阶级制度》一文考出当日异族统治的各种方法。如鲜卑与汉人的兵农分工，如汉民之不能自由迁徙，如均田制之只施行于汉人而不施行于鲜卑人，及鲜卑人居住区域除六镇戍卒外皆环绕于平城近畿，等等史实。这都是根据现存而残缺零星的史料，加以比对、综合，而寻出一些埋没了数千年或千余年不为人所知晓的历史事实。这是具体的增加了若干项目于我们的历史知识的领域以内，这是积极的具建设性的发现。同时有一类的发现，是消极的单具破坏性的。譬如顾颉刚先生所撰《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指明古代制度的实情，和禅让制不能存在于古代社会的原因；又从春秋以来明贤主义的兴起，及继起而具体形成的墨子，尚贤尚同的思想，和墨家内部禅让制的实行，而证实禅让传说实起于墨家。证实了这数千年来众人深信不疑的尧舜禅让不过是墨家为要宣传他们的主义时的伪造；而这段有声有色的光荣古史，遂化为乌有。又如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内，讲到向秀和郭象两人的庄子注的问题。他据张湛《列子注》中所引向郭二家的注文，加以比对，发现大众所认系郭象全袭向秀的诸篇注中，除向秀注文外，仍存郭象注文；而大众认为系郭象补足向秀未注的诸篇注中，除郭象注文外，仍存有向秀注文；并发现若干段郭象注文，见解实有超过向秀之处。于是自《世说新语》以来流行千余年间的郭象盗窃向秀庄注的传说不能存在。这虽纯系破坏性的，但是破坏一分伪误的历史知识，就是加增一分真确的历史知识，所以他的贡献是一样的。何况破坏之内，往往就有建设存在。如否认了尧舜禅让这一史事，同时就承认了墨家伪造古史这一事实。否认了郭象盗窃向秀庄注这一史事，就承认了郭象曾自注《庄子》这一史事。所以这类研究的结果，也要算是新事实的发现。（二）新解说的构成。有些历史事实，尽管是大家有目共见有识共知的了，但不解他的事实意义，不懂得所以产生此现象的原因，因此亦不能估定他有整个历史演进中的地位。我们只知某时有某事，不能算是历史知识。必须知道某时何以有此事，此事发生的理由，与他所表明的历史动向，才算历史知识，所以新解说的构成，对于了解过去是有莫大贡献的，也就是对于人类的历史知识有莫大贡献的。譬如作者所撰《曹操所处的时代和他的改革》[一]文曾经论到曹操杀孔融和杨修的意义。[二]这是过去的人用忌才二字就解释过去了的，实则仔细观察汉末的社会状况，和曹操一生的基本政策，才知道他的意义决不如此，原来东汉以来，世族的势力是太庞大了。较大的世族，往往累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达官显宦，由他们包办；舆论清议，由他们操纵。而当此政治窳败，叛乱四起的时会，他们都不能定一策立一议，以安天下。如果政治上要有建树，势非先打倒这批障碍不可。所以曹操自建安九年以来三次的求材令，无不以排斥世族为务。而杨修洽{恰}是自杨震以来四世三公的世族，而孔融则是自孔子以来六百余年世传经学的世族，自然首在打倒之列。所以曹操之杀孔融、杨修正和他攻袁绍、伏氏一样的意义。又如作者所撰《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一文中，提到北魏均田制的意义。[三]北魏的均田，旧史家都认为是井田制的复活，新史家则认为是均产制的雏形。总之，他们都是把它当作均贫富的政策在看。但是奴隶耕牛都可受田，何尝有均贫富的意义，若从他一方面立三长，清户口，一方面减租额，轻田赋来看，这全是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争领民的办法。因为公赋既轻于私租，则荫户自愿为公民；受田必依照人口，则大族无由得荫庇。结果北朝的政府，终因此人多财丰，得以重造统一。这才是均田制的历史意义。诸如此类的研究，虽不增加什么历史事实，却使我们认识，某项事实的真意义，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的真知识。上述两类的新贡献，都是历史研究中最理想的贡献。凡是可能得到这类贡献的题目，都是值得研究的。还有一种次要的贡献，则是关于史料的整理方面的，那便是（三）对史料的结集与考订。譬如容庚先生的《金文编》，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邱汉平先生的《历代刑法志》，和马非百先生的《秦汉经济史料》之类，这是把同种类或同性质的史料集在一起，使分散在各地、各书，或各种文字的史料，汇于一堂。使后之作此类问题研究的人，省却搜集史料的苦恼。这一工作的最高目的，就是在巨细必备，鸿纤靡遗。否则后来的研究仍须翻检原书，则此工作即等于白费，这是结集的工作。至于考订的工作，如阎若璩先生的《尚书古文疏证》，徐中舒先生的《殷周史料考订》，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罗振玉先生以下各家零星发表的甲骨文释之类。这或是整理史料的文字，或是诠释史料的意义，或是考订史料的真伪等，可以省却后人引用该项史籍或史料时的考订工夫。因为这些工作都是要专门研究，不是每个治史的人能够兼顾的，这一工作之最高鹄目，就是要论证精密，颠扑不破。否则后来的研究者，运用该项材料时，仍须重作鉴定，则这工作也是白费的。这一类的工作，虽本身不是一种新事实或新理解。而可作他人或本人将来寻求新事实与构成新理解的基础。这虽仅是研究工作的一半，但也是一种新贡献，也是值得从事的。

上述这几项条款，是一把可以两用的刀。一方是研究者选择研究题目时的标准，一方也是衡量他人研究题目时的尺度。凡在与上述标准不合的题目下所作的论文，是不〈成〉值一读的。这样既可省却自己研究精力的浪费，也可以避免阅读他人研究成绩时精力的浪费。但这都是客观的，从题目本身的性质上着眼的标准。也是选择题目时的主要条件。此外还有几个次要的条件，是主观的，从研究者本身着眼的，也须说明。

第四是研究所需时间的估计。一个历史研究者，尽可以用毕生精力从事历史的研究；但对一个历史研究的独立题目，总要一个预定的时日，不能长期研究下去，永不告一结束，即使他有支配时间的充分自由，不因为期过久而发生任何妨碍，至少对他个人的研究兴趣是有相当妨碍的。因为人们对于任何工作，假使长久莫有转变，总是要厌倦的，所以就是一个以历史研究为终身使命的人，他的工作也需要一个预定计划随时更异问题，随时得着新的刺激与鼓励，然后兴趣方能维持，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不管大学生或研究生，他的研究题目的时间性，则更重要，因为他们的研究时间是有限制的，莫有任意延长的自由，一个在某机关某团体扶助之下作研究工作的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此种情形之下所选择的研究题目，必需要能在预定时间内结束的题目，至于决定某一题目，研究需时的久暂，第一是看题目所涉及的范围，范围愈大的费时愈多。第二是看题目所需史料的现存状况，史料零碎，不易搜集，真伪错出，不易考定的需时愈多。第三是与研究题目有关问题过去研究的状况，凡题目所当牵涉到的问题都不曾，或大都不曾有人作过科学的研究可资利用，而必需作者之一一考论者，则需时愈多，反之则所需时间，可以减〈多〉少，这是衡量一个题目所需时间时所当考虑到的。

第五是个人兴趣问题。个人兴趣是择业的最高标准。研究历史的人之所以选择历史，而不选择其他的学科，这是个人兴趣所决定了的。但是喜欢研究历史的人，不一定对历史上的任何问题都喜欢究研，而必有个人最喜欢研究的部份{分}。有的人喜欢研究民族史，而不喜欢究研社会史。有的人喜欢研究秦汉史，而不喜欢研究隋唐史，这都是个人兴趣的问题。个人兴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原{源}于各个人热烈的求知欲。因为一个真正研究学问的人决不是马马虎虎可以随便研究什么的人；更不是想借研究学问以达到别种目的的人。他必蓄有一个内在的冲刺力，他必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要解决，最高的真理要探求，使他一日不得便一日不安，然后他才可以任巨艰肩万难，而不辞的去作研究工作。否则研究工作尤其是历史的研究工作，原是个艰苦的工作，谁肯来作呢？倘一时为好奇心所刺激，是不会维持长远的。所以研究题目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到个人兴趣，勉强从事的研究工作，是绝对做不好的。因为有兴趣的工作，一开始就是为己的工作；无兴趣的工作，总免不了为人的嫌疑。因此，即令是大学学生写作论文，他的题目也以自己寻找为原则，教员指定的题目，是难得与个人兴趣适合的。

最后还有两项事，也是在选择题目时所应当注意的：

第一，题目只是指定一个问题，一个研究的范围，他本身必须有伸缩性，在研究进行中，随时可以更易中心。有时是事实的本身非恰如作者最初之所认识；有时是材料的多寡，非恰定题者在最初之所预料；则题目势非略加变动不可。更不应该确为作目的文字，如像一般练习作文的题目一样。尤其是初学的人，往往要从一个确定的大范围内去研究，逐渐缩小题目的范围，而最后归结到一个独特的题目上；因为他们的学力有限，无法预定狭小的题目。不像在历史研究上有经验的人，往往从一个文字，一个名词等细小的疑点上开始研究，放大而变成一个历史上的重要研究，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更不是初学者所能办到的。

第二，题目不怕小，只怕研究的结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初学的人，往往喜欢选择一些大而无当的题目，以为题目愈大，愈足表示他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实则一个历史问题，对于整个人类历史知识上是否重要，是要从他的性质来定，不是从他的大小来定。无关大体的题目，范围尽大，也是无重要性的。可作为今人对于过去历史认识的关键的题目，虽小也是有重要性的，而且人类的历史知识，是累积成的。小问题不解决，大问题更无由解决。作历史研究工作的人，最大毛病，就是铺张局面，而实际不曾解决一个问题。真正的历史研究者，要定下一个目标：就是研究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已经研究之后的问题，后人就没有再研究的必要。这就是对历史知识的一项供{贡}献。多一个这样的研究，就多一份历史的知识。假使你的材料不充分，方法不正确，因而形成结论的错误，使后来的人还要重新研究；则不管你问题如何大，你的工作都是白费的。这是历史研究上最大的忌讳。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史学动态 2022年4月3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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