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会》杂志秉承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并重、社会关怀与学术探索结合的办刊宗旨，致力于关注社会发展的真问题。《社会》杂志公众号推出“一觞一咏”栏目，以播客为载体搭建学术之“兰亭”，推动社会学“出圈”。本期围绕“第十届社会理论工作坊专题七：中国区域社会、历史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中的主题报告与讨论，邀请会议召集人及相关报告人参与对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区域研究的脉络与发展。

 

主持人：

杜树海  厦门大学历史系

 

嘉宾：

邱源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田宓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吴世旭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邹立波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前言：区域研究的历史与“焦虑”

 

 

（照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杜树海：

我们借社会理论工作坊的机会举行了一个专题的讨论，名字是中国区域社会历史研究范式的回顾和反思。我们有一个想法，对中国区域研究范式进行回顾。这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多学科的对话，并且对我们这几十年来形成的不同地域的研究范式进行回顾和反思。我们都知道学术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研究的起点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比如，一本书的学术史做得好的话，这本书不会差到哪里去，总之，学术史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学科或者不同领域的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大家有一种共同的焦虑，就是这个研究将往哪里走。在会议上，有一位参会者把它归结为共同的焦虑，我们都面对着这样的困境，所以说，我们也想借这次会议来回顾往昔，然后也展望一下将来的一些研究范式。

 

华北研究：国家在场与民族多元性

 

 

（照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邱源媛：

我是以对华北地方社会模式研究的一些思考加入此次对话的，重视华北地方社会的国家在场与民族多元性，是近年来华北研究受关注比较多的方向。

金元以降，作为王朝的政治中心，华北最为明显的地域特征是国家对其产生了强大的投影，政治世界以国家制度的方式对华北基层社会的渗透逐渐深入。相应的，乡村基层社会对于国家的感应也非常敏锐，并且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国家和地方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呈现出了更为紧密而黏着的互动关系。

同时，在辽、金、元、明、清五代，以华北为中心的统治王朝之间的异代更替产生了族群和族群之间的竞合，构成了华北地域社会的风貌。因此，结合华北地区的国家在场、民族多元性与不同王朝的具体制度，尤其是那些体现王朝主体性特点的制度运作之方式，并由此来考察民众在这些制度下如何生活，地方与基层社会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我想这是一条凸显华北地域社会特色的有效路径，也是华北地方社会研究的重要视角。

在对话当中，有些老师也提到了一些很好的想法，我觉得在华北地方社会的研究当中，学者们自然会使用到不同的史料，比如来自官方的档案，来自民间的文献、田野考察，还有多语种的材料，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汉文等等，以不同的史料为基础，就会体现出不同的观察视角，来自民间基层社会的视角、官方的王朝视角，还有各种民族不同的视角。正是这些史料和视角展现了华北区域历史的各个侧面，我认为，研究的差异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对华北地方社会研究有很好的推进作用。如果所有的研究者都采用同样的思路和类似的史料，那么华北地域社会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就会被缺乏差异性的研究方式抹杀掉，就好比一个水晶体的不同的棱面，它展现出了不同的镜像，很多的棱面又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晶体，这些棱面它既不是相互矛盾也不是相互冲突的，它是相互和谐地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研究华北地方社会的学者或许有不同的领域侧重，不太一样的学术关注，但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胸怀接纳各种“不同”，在某些程度也未必是真的“不同”。只有用开放多元的视角思考华北地域的多层次性，我们的研究才能展现出华北地方社会更为立体和丰富的面貌。

 

农牧交错社会：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照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田宓:

在中国的北方存在着一条农业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历史上这条过渡地带大体相当于长城的区域。20世纪以来，随着学者们利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一些新的概念，比方说贮存地、“瑷珲—腾冲”线、农牧交错带等被发明出来用于描绘这些地区。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带对中国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学界对这一地带也有很多关注。其中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理路，像征服王朝理论、满蒙史，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对亚洲内陆边疆的研究，以及内亚史、新清史等等，这些研究都在不同层面深化了我们对农牧交错地带的认识。我这些年来一直在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地区，利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从事研究。在具体研究工作当中，我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我的思考的：

第一方面注重在普通民众的视角下去讨论农牧交错社会。以往对农牧交错带的史学研究比较侧重宏大历史叙述，一般叙述的主体是政权部族或上层人士，普通民众的生活长期被淹没在历史的沉沙之中。18世纪以来，随着北方游牧部族的定居、内地汉人的移住和各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地方衙门在政务运作过程中生成了大量的地方档案，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生产了不少民间资料，这就为研究地方民众的历史提供了可能。而假如我们从地方民众的视角出发，去重新审视农牧交错地带的历史，也能够更加明白王朝力量在扩张的过程中，地方上的不同人群是如何主动地构建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国家认同的。

第二个方面侧重从蒙汉民众的人际交往角度去讨论农牧交错社会。以往的研究以某一特定的人群为主导来展开历史叙述，这样一个研究的理路其实在有意无意弱化或忽略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互动。因此，在农牧交错地带的研究中，我侧重从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出发去考虑地方社会的形塑过程，历时性地讨论地方人群围绕着哪些事物结成了怎样的网络，从而共同推动了地方历史的演进。

第三个方面从农牧交错社会的重要地方事务和支配性社会组织展开讨论。地方社会中往往会有一些重要的社会事务，这些社会事务不仅是百姓日常社会生活的重心，也是地方官员施政的重点。围绕着这些社会事务，地方社会也会形成某些特定的支配性社会组织。在研究过程中，从重要社会事务和支配性社会组织入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主要脉动。

第四个方面注意讨论农牧交错社会国家化进程当中的地方动力。以往的研究比较侧重考察王朝国家力量向地方社会的延展，但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取向会更加注重在国家化的过程中，地方社会自身的发展动力。换句话说，就是比较关心地方上的各种人群如何在权力的竞争中主动将国家力量引入到地方，从而带来地方与国家关系的改变。

在历史上，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经常活动着一些与中原王朝对峙的游牧政权，这些政权内部权力集团的矛盾纷争往往会影响其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同时，除了上层的政权外，在底层的民众中也存在着对王朝国家行政架构的突破或改造。如果重视地方社会在国家化进程中自身的发展动力，可以让我们突破以往国家叙述的单一向度，看到国家在构建的过程当中，多重社会力量的作用和国家整合的具体实现方式。利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路进行农牧交错地带研究也意味着在方法和史料上必须有所拓展。

以往对于农牧交错地带的历史研究主要运用的史料是各种传世典籍和衙门档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注重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各式各样的民间资料，田野调查工作是我近些年进行内蒙古西部地区农牧交错地带研究的工作重点。我在田野调查过程当中收集了一些文字或者非文字的资料，如果把这些资料跟传世典籍或者官方档案相互参照，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农牧交错社会的认识。

总之，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内蒙古西部的土默特农牧交错社会的形成演进，以及如何整合到更广大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过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具体的活动当中，通过“人”结成的社会网络来看待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在这次会议里，通过与各位从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学者们的对话，让我受益匪浅。我发现几位学者的研究有一些共同关怀，比方说大家都会注重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也会注重从一个区域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当然，我还有一些困惑，比如，早期的人类学研究是基于对初民社会的讨论来展开的，像澳大利亚、非洲等地区，后来也对西方现代文明社会进行了研究。人类学学者所提出的一些经典问题，应该是立足于他们对所研究的社会的思考。而我们在借助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去思考，在中国特定的场域中，我们应该提出什么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可以发展出什么样的方法，进而推动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人类学的东北研究

 

 

（照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吴世旭：

如果我们从区域的角度去谈东北研究，我想首先还是需要回顾一下人类学区域研究的相关方法，我认为，人类学从区域研究的角度去展开自己研究是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比如高延对中国东南的研究，是有方法论上的思考的。谈到方法，我想首先要对中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我个人更愿意在文明的意义上来看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当然是在做所谓的初民研究，但是晚近以来，大概从20世纪中期开始，做文明研究的人类学还是蛮多的。那么，我们如何在文明的意义上去界定中国，这是我们用区域研究的方法做中国研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这里面的核心问题可能就是如何看待“一”跟“多”，比如说，中国作为文明有其统一性，但是在中国内部却是有着多元性的，而东北也是中国内部多样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具体到东北的研究，我想有几个人物还是蛮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称为具有范式性意义的东北研究，比如史禄国的族体研究，比如林德格尔的关于无冲突社会的研究，甚至包括鸟居龙藏这样类似博物学家的研究，我觉得都是值得重视的。具体的理论需要在中国不同区域研究的对话当中去进一步的展开，人类学的东南地区研究、西南地区研究已经很成熟了，人类学的东北研究又如何参与这个对话，可能是相关研究很重要的方向，而对这个方向的展开来说，学术史的梳理又是极为必要的。

 

作为多族群接触地带的藏彝走廊

 

 

（照片由嘉宾本人提供）

邹立波：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区域概念。近30年来，民族学界在接续费先生民族走廊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民族源流、民族迁徙、民族关系史以及相关的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等方面。在这样的基础上，相关研究主要是从民族的视角出发，那么我们如何借助区域史的研究视角对藏彝走廊研究进行延伸和突破，这是整篇文章的最初想法。

藏彝走廊介于西北和西南、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兼有中国的西南边疆和亚洲内陆边疆的双重特性。所以这篇文章希望围绕如何整合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华南的历史人类学和内亚史历史语文学三种研究范式，提出一些初步的设问和思考。

文章从梳理费先生的学术史开始的。费先生之所以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目的是突破单一民族的研究，其中包含区域的视角。费先生是在早年形成的人类学思考习惯和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民族走廊概念的。在具体的讨论中，费先生运用的民族概念是不具有政治性的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延续了民族识别之后的惯性思维来看待“民族”。因此，如何跳出单一民族识别之后对于民族身份惯性思维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这篇文章提出能否将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国家和地方的视角融入藏彝走廊研究。当然，这不意味着以区域史完全取代民族史，而是希望仍然从费先生提出的整体框架出发来理解藏彝走廊。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谈。一个是道路的视角。道路是地方社会纳入国家的空间形态。第二是国家上山的区域社会政治进程。藏彝走廊区域社会的“国家化”是国家立足于道路、节点，不断上山、进沟、进牧区的过程。第三是国家在藏彝走廊历史进程中的角色问题。“不缺席”的“国家”通过区域社会不同族群、阶层的言论观念、社会行为展现出来。第四是接触地带的多族群混合社会。走廊内部族群格局的“静”与“动”需要从地方社会、移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视野加以阐释。第五是多语种文献与田野民族志。这一部分主要是想讨论在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田野调查，特别是田野民族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证史的目的？

这篇文章还处在摸索的阶段。将来的研究仍需要着眼于具体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案例来展开讨论。引入区域史研究方法并不是简单地以“区域”取代“民族”，也不是依葫芦画瓢地完全照搬其他区域的研究方法，而是想开一个头，提出一些学术思考方向，以此尝试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

 

区域研究的“边缘”与“中心”

杜树海：

我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长期流行着一种中心崇拜，文明、国家和世界体系的中心往往被认为是重心和焦点被大家研究，而像边缘部分曾经被忽略或不被重视。慢慢的，在一部分美国学者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推动下，边缘研究才逐渐获得它的合法性。

我想具体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六种边缘论述：第一种是移动的边缘，这个是王明珂先生提出来的；第二个是内部的边缘，这个是鲁西奇老师所重点论述的；第三个是燃烧的木杆，也是王明珂先生提出来的；第四个拉伸的皮带，是赵世瑜老师的论述；第五个是文明的碎片，由斯科特所提出；最后是中间圈，是王铭铭老师提出来的。这六种论述其实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中层理论，或者说一个原创的范式，它们分别在时间、空间和内外部这三个维度确立了一种原创的研究范式。

受到人类学传统理论以及科大卫、刘志伟老师提出的地方社会模式理论，还有东南亚传统政治体模型研究的影响，我本人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认为，应该用尺度化的方式来处理边缘的问题，这是我想去重点论述的一点。也就是说，“中心—边缘”的模式既可以用在宏观的视角，也可以用在一些微观的视角，最重要的是要看到一个边缘可能会受到不同中心的影响，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所谓“多重中心视角下的多层一统”模型。

在这次会上，我的报告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或者说批评意见。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定义中心/边缘。说实话，我其实不想把中心/边缘定义得太清楚，这反而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刻板的印象，比如说，你要说北京是中心，这没问题，但是它也不够全面，它可能存在着多重的中心。所以说，这是我首先想讲清楚的，我不想严格、单一地定义中心和边缘。不过，我也有一些关于中心和边缘的具体论述，比如，我认为，边缘要有一个中心和它相对，这个中心可能是经济的中心、文化的中心，或者一些其他的中心，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我也会强调，“中心”一定有时间性，历史上的中心在今天可能就是边缘，而今天的边缘也可能是历史上的中心。在上述这一点上，我跟批评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一定要进行尺度化的处理，不能把它固化，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中心—边缘”的模式想象成一把伞，大伞下面有小的伞，不过模型也不一定准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不同的“中心—边缘”相互套叠在一起。

另外，我不太同意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解构主义观点，就是把“中心—边缘”处理成一个视角主义的问题，好像哪里都可以成为中心，哪里都可以成为边缘。相反，中心和边缘是有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这一点我很重视。

总之，我觉得这次会议把很多问题提出来了，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学科但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东西。但是，我们远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或者说远没有找到一条所谓的“金光大道”，我们还需要更多类似的探讨和磨合，才能在我们的焦虑当中找到不同知识体系的交合点，它不一定是“金光大道”，但它可以启发我们，那就是我们共同的部分。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社会杂志 2021年7月16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bCzgLNfduvdUkFrcB87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