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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衰落》与魏斐德的学术事业
2021-04-23 15:33   审核人:   (阅读: )

[法]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  著

徐添  

(本文为节选,全文载《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

译者按: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法兰西学院中国近现代史教授,专攻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史,著有《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1990;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1980)、《养民——清代仓储制度研究》(Nourish the People: 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1991)等书,近年来专注于中国官箴公牍评注书目的研究。本译文原文是魏丕信教授为故友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1975)中文版(梅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所写英文序言。文中魏丕信教授首先从魏斐德的学术生涯论及《中华帝国的衰落》的写作背景,进而从章节安排、主题内容等方面分析了魏斐德对清史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特别阐述了导致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衰落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冲击。在他看来,《中华帝国的衰落》不仅精准概括了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进程,而且注意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魏斐德注重叙事的技巧,避免使用生搬硬套的“宏大理论”解释中国,兼顾文采与学识,因而这本出版40余年的旧书在今天依然有重温的价值。

魏斐德著作《中华帝国的衰落》

这本书首先是对中国历史上所谓“中华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这段时期的连续性描述。它逐年展开,指出各个阶段中国社会及政治发生的变化。此外,该书在这种叙述之前还有四章,它们论述了从晚明危机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关于“晚期帝制中国衰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魏斐德描绘了构成中国历史的主要社会力量——前三章分别叙述了农民、士绅和商人,而在第四章,他开始设想所谓“王朝循环”的问题。能够在头四章区区数页之中评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力量,并且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主要构成及其主要变化——接下来历史叙述所需要的、可以追溯到帝国晚期以前的结构性背景知识——进行清晰的叙述,的确令人印象颇深。由于后人研究的发展,这本书中必然有许多细节值得推敲,一些概括或总结似乎有些草率。例如,我认为地方国家机器所施加的控制——包括它所有的非官僚延伸部分,如幕友、常随、家人、胥役、乡吏以及19世纪中国各省随时准备执行各项任务的候补官员——要比学界通常所说的更加普遍;我还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地方士绅在替清政府治理民众方面起的作用也不如魏斐德想的那么重要。实际上,现存的地方档案和已出版的判牍汇编已经暗示我们:即使对于所谓的“细事”,普通民众也会甘冒风险去找官府而非地方大族解决。相反地,我认为魏斐德讨论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清代扬州盐商发展了“官僚资本主义”的“官员—商业利益密切论”,仍然是历史书写的楷模,今天差不多不需要什么改变。

“王朝循环”一章也是如此,它在全书中的重要性取决于后文阐释的概念:西方的猛烈冲击改变了“王朝循环”论,新思想由此而生。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们都清楚,面对自然灾害、饥荒和社会动荡的皇帝与政客们,即便是在繁荣的王朝全盛期,也一直非常担心有失去天命以及王朝正统性的风险。这样的焦虑是盛清建立了不起的饥荒救济制度的强大动力,它也通过皇帝们(尤其是乾隆帝)对一些小规模暴动忧心忡忡的反应体现出来。当王朝的繁荣与力量已经明显衰落——正如晚明的典型表现那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那个他们世世代代都认同的政权感到不安,最后,所有人都坐等灾难的发生。

魏斐德在同一章对晚明政治生活的简短描述可能也有些过于简化,例如,他忽略了不同党派的准确性质和作用,以及很多官僚们想得到更大自主性和对内朝控制力的野心。我们可能会记得,一些中国和海外的著名史学家曾极为重视东林党这样的派系所推动的一种原始民主运动。

不管怎样,到了“明朝覆灭、满洲兴起和清朝征服”一章,魏斐德的历史叙述更活跃地展开。他显然用了他当时已在认真进行研究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如我们所知,他在后来的《洪业》中展现出更加令人惊叹的细节处理与个人才华来叙述明清之际的事变。

“清初和盛世”这一章的开头,魏斐德便写道,满洲人刚一入主紫禁城,“这个帝国最终的汉化便不可避免”。换言之,他提出了一个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历史学家(也不只是历史学家)之间争论不休的话题,我指的当然是所谓的“新清史”。“新清史”的支持者(他们都是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满洲人只在一定程度上“汉化”了,满洲本土主义一直是清帝国权力体系内的一股强有力的潜流,特别是在18世纪清朝诸帝的统治下,中华帝国发展成为一个多族群整体。

“新清史”领军人物欧立德著作《乾隆帝》

当魏斐德写作《中华帝国的衰落》时,“新清史”这样的观念和争论还未出现。然而,他也注意到了清朝君主制度的多面性。书中几处提到了康熙帝的摇摆政策,如先后任用满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派系。魏斐德毫不犹豫地称赞康熙为“清朝最伟大的帝王”,我大体上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康熙可以说是一个“自制的”皇帝。他的接任者雍正、乾隆继承皇位时已经是成熟且受过训练的成年人,可以仰赖相对稳定的制度,统治清朝最繁荣昌盛的几十年。而康熙登上皇位时还是一个幼童,政治环境尚不稳固,青年时代他要面对非常严峻的三藩之乱,要在互相倾轧的派系斗争中艰苦奋斗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进而对帝国施加自己的影响。不同于雍正和乾隆,康熙没有可以效仿的——或者是可以远离的——榜样,只能自行开辟道路。康熙建立自己皇帝形象的才华在1684年第一次和1689年第二次南巡中展露无疑,他在此期间将善于沟通百姓的平民作风同展示满洲武功、逐渐确立自己深谙中国儒士传统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康熙最大的功绩之一在于他可以使自己处于“道统”里面,并借此剥夺儒生们通过传统所掌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那些几近制造个人崇拜的鼓吹者们并不是唯一将康熙同尧、舜相提并论的人,在康熙南巡期间,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质朴的平民百姓也有同样的感觉。

众所周知,雍正帝在重重疑点中继承了皇位——魏斐德支持那些认为雍正篡位的观点,尽管没有人真的了解真相。尽管他的父亲取得了许多成就,但雍正帝所继承的局势却充满了难题,首先是18世纪最初十年由于康熙诸子争夺皇位而导致的官员间派系斗争,腐败加剧,各省财政赤字增长等。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雍正努力创设中央集权机制,让清朝在乾隆统治时期达到了力量与财富的巅峰。首先是设立军机处,一个独立于正式官僚和满洲贵族的小集团,只对皇帝负责;其次是让省一级的地方非正规税费“转化为常规税收”(所谓“火耗归公”),同时建立支付地方官员大笔养廉银的制度。所有这些机制在书中都有清楚的解释,尽管关于这些机制的主要研究后来才出版出来。

魏斐德将乾隆帝描述为“一个隐藏在一系列形象之后的帝王”——换言之,乾隆所扮演的一系列传统角色(圣王、孝子、儒士、军事天才等等)造就了他无可比拟的伟大——我以为非常恰当。事实上,康熙帝的习性可以通过许多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字捕获,而雍正帝的神秘甚至也可以在冗长的朱批谕旨中得以揭露;相反地,乾隆帝的说话方式完全是在走形式和照本宣科。例如,在康熙的起居注、实录中,我们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看到一个鲜活的帝王康熙——他时而说话,时而行走,时而怒斥他人,时而纡尊屈贵,时而有些不耐烦,甚至有些激动;但相比之下,乾隆的起居注、实录却基本上只是一连串枯燥的奏、谕汇编。话虽如此,细致的研究仍能揭露出乾隆个性的一些层面,特别是他的弱点,如他很难在威胁到他个人及整个王朝合法性的想象面前保持镇定。

魏斐德对乾隆朝的叙述列举了一个了不起的帝王所有的成就。不过如果还有一点可以添加到这份成就表上,那就是乾隆朝饥荒救济政策的展开,其中包括规模空前的粮仓网络的创建。此外,乾隆朝的领土扩张虽然非常伟大,且将部分中国领土留给后世,但他出征的结果(所谓“十全武功”)有时并不成功:如浪费巨大财力、人力的缅甸之役,他花了四年时间却不能攻入缅甸境内;考虑到蒙受的损失与实际取得的结果,金川之役也只能被看作是一场失败。

无论如何,关于乾隆朝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且仍在讨论的问题是,清朝衰落的表现是什么?它具体发生在何时?魏斐德提到,人口增长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的同时,军费负担也在扑灭白莲教起义(1796—1804)的过程中达到极点,最终耗尽了18世纪积攒起来的财政盈余。另一个正在暗中滋生的因素则是官员道德的败坏以及各种不能抑制的贪污腐败,其中包含政府最高层和军机处内部的贪污行为。在本书中,曾当过侍卫官、在乾隆实际统治的最后二十年中(包括从1796年假惺惺的让位到1799年去世的这段时间)备受皇帝宠信的和珅扮演了贪赃枉法的中心角色,这种说法在今天依然是标准叙事。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事实或许更加复杂,如在军机处权力寻租与参与腐败早在和珅进来前就已经开始,和珅被描述成一个准独裁者,但实际上他可能只是乾隆想要控制军机处内派系纷争的一枚棋子,只有到了最后几年,和珅才真正得以操纵已经退位的老迈太上皇。

查明清朝衰落的根源与速度,分析内部因素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相应作用是《中华帝国的衰落》全书脉络的中心内容。魏斐德认为呈下降趋势的王朝循环发生在乾嘉之际,也就是1800年前后的十年间——由人口压力、自然灾害和叛乱综合导致。他写道,尽管1813年天理教起义被成功镇压后,一些人仍愿意相信清朝会再度振兴,但一些“阴郁而厌世的官员们却认为新的灾难即将到来”,认为“清王朝足够辉煌的过去似乎已经让其未来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要指出转折点在哪里颇为困难,但实情或许真是如此。我自己在阅读嘉庆、道光朝的文献时,见到许多深切关注各个领域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官员,他们要求以唤醒官僚们的道德为开端的改革,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政权即将大难临头——至少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签订侵夺帝国主权的条约之前。他们甚至从王朝复兴的视角给自强运动定位——一场“中兴”。

魏斐德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

魏斐德在这本书中(也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王朝循环——不管是儒家的一种空想、大众的一种想象,还是一种“真实”现象——可以说是因西方干预而被消解的(他写的是“打断”)。因此,人们不再认为19世纪危机仅是王朝衰落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认为它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历史模式:它的结果不再是新帝国政权的诞生,而是整个体系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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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外国际汉学 2021年4月22日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Z5S-JqOmNNZawrFFL5v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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