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具有中国底蕴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以徽州文书为例，海内外各公藏机构收藏的徽州文书有约一百万件。徽州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背景之下“抢救”物质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不仅仅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历史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

许多民间文献的形成，不是出自其作者想“藏诸名山”或“传诸后代”的动机，而是由于当事人处理其日常事务所必须，基本上属于“无意识史料”的范畴。经过几代中国民间历史文献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民间社会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

这种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解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理论的今天，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深入，有助于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学术界正在经历“世代交替”的历史性变化。新的学术世代正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长起来。传统时代的人文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

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毫无惊喜可言。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耗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毕生精力去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网络上只需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今天已变得“唾手可得”。

这样一来，由于时代和学术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人文学者来说，可能已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数字人文”时代人文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衡量学术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们的学术目标真的是中国底蕴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那么研究徽州文书时，“出思想” 是应有之义。

作者 陈春声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于《安徽日报》19年6月2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