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国历史学研究十大热点

热点一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历史学的回顾与反思

  热点介绍：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学发展，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进步的缩影。系统梳理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全面总结其成就与不足，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新的时期新的起点上发展繁荣中国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9年，史学界对本领域作了全面深入的回顾与反思：（1）对史学理论的发展进行总体性回顾与总结，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五朵金花”的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新确立带来的影响、国家对史学研究的重视与推动、史学的学科及团队建设、各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引进与吸收，以及中国特色现代化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2）对七十年来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专门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学科发展进行回顾与梳理；（3）对新兴史学领域进行述论与评价，如区域社会史、海洋史、丝绸之路史、环境史、口述史等；（4）对新形势下新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与思考，如大数据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量化历史研究、人工智能发展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融合，以及史学研究“碎片化”与“系统化”的关系等。

    专家点评：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开展研究，道路曲折，成就辉煌。新中国初期，史学界在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以及史料发掘与整理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与国际史学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史学界更为关注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课题，新兴领域如社会史、环境史、灾害史、全球史、区域史、制度转型史、改革开放史等方兴未艾；新资料发掘、整理与出版呈井喷之势，建成了大量数据库，成果发表与出版数量骤增；学科交叉之势蔚然成风，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学科建设受到重视，人才梯队渐趋合理。然而，在前进中需要反思的是，宏观著作特别是通古今之变的论著较少，具有全球视野、国际影响的论著不多，总结历史教训的研究需要加强，史学评论尤其批评性论著凤毛麟角，近现代档案资料公布严重滞后，这些还需要历史学界共同努力。

  （点评人：魏明孔，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

热点二  历史研究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

  热点介绍：2019年，是历史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年初，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紧接着，《历史评论》《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创刊，预示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将会开创新局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信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时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要“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信中提出的“三大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学术发展赋予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围绕“三大体系”建设，学界有不少文章探讨，汇总起来看：(1)坚持唯物史观，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新审视西方汉学家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实现史学理论和史学概念的“中国化”，建设并逐步完善中国历史学的“三大体系”；(2)重视中国古代史的叙述结构以及历史书写的新视角，完善中国古代史谱系；(3)回顾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科体系的演进，把脉史学发展趋势；(4)以全球史和亚洲史的大视野，重新解读明清史，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体系，研究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往来交流史。

    专家点评：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也已有百年的历史，故“三大体系”建设在史学界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体现在怎样起步的问题上，而是体现于在原本深厚的基础上如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新旧体系的衔接与转换，做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贡献。因此，在2019年，史学界依然以古今、中西关系之辨这一传统议题为基本范畴展开探讨。一是在新时代怎样高水平地坚持唯物史观，特别是坚持以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以此来突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体性。二是怎样解决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的问题，亦即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的能力和水平上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问题。三是怎样体现原创性的问题。总起来看，史学界“三大体系”建设尚需形成合力，理论水平、系统性、整体性等都需要进一步提升。

(点评人：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辑)

热点三 中国历史上政治治理经验的当代价值

  热点介绍：当今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性，恰恰体现于复杂历史机制中的多种可能性，启发史学界深入思考历史脉络中政治治理道路的发展演进。在近年国家提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研究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治理经验，对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建设与国家治理能起到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2019年度，史学界围绕该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系统性阐释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从政治体系、制度安排、权力结构、决策机制以及治理能力等层面，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治理方式深入研讨，探寻政治化治理的线索与脉络；(2)分析国家治理结构体系在地方层面的贯彻落实及地方政治治理的形式，涉及省制的形成与发展、政区分等与政治资源配置、府县官制与政治行为等；(3)探讨民族地区的特殊治理方式，如土司与流官制、多民族的分类管理、礼仪教化与文化治理等，为当今中国对边疆与民族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

    专家点评：《礼记·文王世子》说：“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国有伦；邦国有伦，而众乡方矣。”郑玄注：“若邦国治理，则天下之人众皆知其所乡之方矣。”古代治理既有国家政治制度的导向，也有人为的因素，与现代治理寓服务于管制之中的政府行为有根本的区别，但也有一脉相通之处。从2019年及此前所涉及的相关研究来看，既有国家治理经验与理论方面的探索，又有中央决策机制方面的论述，还有地方各级行政区划治理的经验教训，更有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方针与策略，其成绩是显著的。但也存在有待深入的问题。首先，历代国家治理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策略的，其顺应历史发展的经验应予以高度关注。其次，在辽阔的疆域之内，并不是采用一种政治治理模式，对多种治理形式进行对比分析，其经验价值更高。再次，历代一直强调“有治人，无治法”，在政治治理过程中重视人所发挥的作用，也直接关系到治理的效果；因此，对各级官吏群体行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最后，政治治理必须要落实到民众身上，故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与成效更值得深入研究。

(点评人：柏桦，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双聘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

热点四 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热点介绍：“丝绸之路”概念，发轫于西方汉学家对中古时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与重构，一开始就带有全球史性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问世和发展，为“丝绸之路史”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推动力，相关研究也由原先的专门史、区域史领域，逐步向全球史、世界史方向延伸。这一发展趋势，反映了研究者正在通过世界范围的文献和考古史料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 描绘出立体的、全方位的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史，进而尝试构建新的中国历史观。2019年度，史学界立足于全球史视野，对相关议题展开持续深入的研究，重点围绕以下方面进行讨论：(1)对“丝绸之路”的概念传播与功能特征进行深入剖析与全面呈现，特别是揭示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决非是单向的从东到西或从西到东，而是具有“双向”的功能特征；(2)通过个案研究，如澳门与巴西、丝路叶尔羌-拉达克段、丝路与西南历史交通地理等，探讨不同区域间的中外经贸、交通、文化往来，呈现中外关系的多元化形成与发展；(3)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持续深入，如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进行考辨，利用中外古地图来呈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演变及贸易往来，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专家点评：丝绸之路是古代人类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是历史上沿线国家不同族群共同经营的结果，沿线国家各族群均为之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2019年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和成果，但未来的“丝绸之路史”研究还是应注意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把握人地(海洋)关系，既要在全球史视野下挖掘沿线各国不同族群文明互鉴、交流、共享的历史积淀和人文意蕴，又要深化沿线区域/海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研究，不断拓宽充实研究新领域和新内容，建构中国“丝绸之路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为例，不仅要重视沿线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史、海上交通与贸易史、海上军事史、海洋环境史、海洋信仰与海洋文化等专题研究，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与地理空间研究，拓展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史研究，还应加强与国际海洋史学界的对话交流，推进与亲缘学科领域(如海洋史、海疆史、海关史、海图史、华侨华人史、海洋考古等)合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厚实的学术基础和支撑。

(点评人：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热点五  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征与影响

  热点介绍：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通过“杯酒释兵权”解决了统兵将领的兵权问题，同时限制地方政府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推行“抑武崇文”，促进了宋朝文官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朝廷通过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文人担任官职，使得文官在朝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中央以及地方重要官职多由文人担任，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为主体的文官政治体系逐渐成熟，文官成为宋朝政治的中坚力量。文官政治提升了官僚集团的整体素质，培育了独树一帜的政治文化，从而加强了朝廷的中央集权，促进了宋朝社会的高度发展。2019年，史学界围绕宋代文官政治作了如下探讨：(1)深入研究宋朝职官制度的建立过程和运行机制，及其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重点关注知州制、赠官制、台谏制等方面；(2)探讨宋朝中央政权结构、关系及政务处理等问题，对三司与宰相的职权关系、派系党争、御殿听政等进行细致分析；(3)关注官员选拔和素质培养，分析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审视王安石变法中的选举制度，并通过“官箴”考察官员的理学政治实践；(4)对宋朝文官冠服给予特别关注，试图通过考察冠服的安排，探索宋代官僚等级秩序的构建方式。

  专家点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课题，近年来邓小南倡导“活”的制度史、阎步克阐释“制度史观”、侯旭东提倡“日常统治”研究等，都对制度史研究起了重要推动作用。2019年，宋代文官政治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既有对宋代“言路”信息通塞与制度文化、国家治理关系的论述，也有对影响台谏制度、知州制度建立与调整过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的梳理，还有对过去关注甚少的宋代官员等级秩序构建原则与方式的探索、对三司在政务处置中的多重角色及其成因的分析、对北宋前期赠官制度政治导向及其时代特点的研究等，都凸显了路径和视角的新特点。这些研究，在深化“过程”的制度史、“关系”的制度史、“空间”的制度史等理路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各种人的行为与思想活动、特殊时间环节、政治文化传统、政治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对制度实施和演变的影响，而不是条文本身，使得制度不再是冷冰冰的文本规定，而是“活”的、具有张力。由于宋代文官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因此，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无论是制度上宏观性概念的提炼，还是具体问题的辨析，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点评人：苗书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月刊》主编)

热点六  明清以来的身体、疾病与卫生研究

  热点介绍：“人是万物的尺度”，近年来，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学术界经过持续的探索和积累，从社会史角度对中国疾病、医疗、身体、卫生的研究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成就。同时，因为相关研究关注个体生命，在人类社会和医疗卫生高度发展的今天，越来越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全球范围爆发的各种流行病不仅对人民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更对世界公共卫生体系和机制提出了巨大挑战，所以，对历史上的身体、疾病、卫生进行社会史的梳理和研究，对当代人类社会的意义不言而喻。2019年，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成为热点，尤其是明清以来的身体史、疾病史、公共卫生史方面，诞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具体关注以下重要问题：(1)对近代医学史的主要元素如医生、病人、疾病、医案、医院等开展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2)对明清以来西医逐渐传入中国及其与中医之间的角力与合作展开研究，对比中西医对疾病认识的异同，探讨西医入华对中国医学近代化的影响；(3)对传统中医体系、中医名家和医疗案件纠纷的研究。(4)公共卫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相关成果从传染病防治、战时防疫、环境治理等角度，对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行观察和反思。

  专家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在疾病、身体、公共卫生的历史性研究相关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在世界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学术话语权。2019年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围绕医生与病人、医学知识论、公共卫生三大主题展开。例如，研究者利用清宫档案，讲述了一批另类医生——走方医的行为，并阐述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令人耳目一新。关于病人，研究者以文献综述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研究领域现状与可能的发展空间。“金元四大家”本来一直是医学史研究者的驰骋之域，历史学者的介入能否实现知识增量，值得期待。晚清疾疫的研究者朝此方向努力，整体上值得肯定。利用地方档案讨论上海、云南等地城市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对这一主题的扩展与深化。关于清代医患关系的研究，也是一个亮点。总体上看，学者们利用各种档案、报纸、日记及其他资料研究明清至近代医疗社会史已蔚然成风；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对于资料本身不加鉴别与批判的采信和接受，应在研究中加以避免。

(点评人：曹树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热点七  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热点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史研究引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逐渐形成了以民众为研究主体，注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在一定领域和区域进行中观层面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与人类学联系紧密的区域社会史注重“走向田野”收集资料，华南和华北的农村变迁被重新解读。而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发展出“新社会史”，注重社会学意义上复杂的“现代性”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要呈现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多样性。近年来，以共生地域为研究视域的区域社会史日益成为社会史学科的主流，2019年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同时区域社会研究也显示一些新趋向。(1)对中国社会史本身的发展进行回顾及讨论，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理路进行反思，试图“重构”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2)着力于人口问题、灾荒问题、流民问题、社会犯罪等专题研究，试图为现实社会问题的化解提供历史借鉴，强化史学的社会功能；(3)采用如交通史、法律史、科举史、水利史、经贸史及疆域史等专门史视角对地方历史与社会进行再探讨。(4)开掘各种民间文献，对近代社会变迁中一些社会观念、心态、情感进行研究。

  专家点评：近年来，专史的区域化研究是一个显著现象。制度史、法律史、科举史、交通史、经贸史等专史走向区域化研究，使这些以往在国家视角下全域通史的大线条、笼统性描述，下沉到地方基层社会实际状况的具体展现，国家层面的制度、体系具体化为地方民众的实际生活，使读者更细致地观察国家制度、举措在基层社会运作的状况、效应以及地域差异。区域社会综合性研究是另一个显著趋向，体现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交叉性、灵活性、综合化，注重地域社会内部诸元素的多维度联系及互动机制，以及地方社会生态的综合效应。如科举在地方社会生活、村社网络、家族关系中的实际效应；水利空间的地域生态、地理、经济、社会、生活等多维度互动关系。由一个问题节点联结地域社会网络的综合研究，还原了地域社会的原生态及其特性，弥补了国家视角下掩盖的地域差异及偏于制度设计而缺乏实际社会效能评估的缺陷。这些新趋向，大致预示着区域史研究的某种“转型与重构”。但研究趋向的深化，需避免个案重复、异地同质，应注重考察区域社会的特性，探求地方经验与中国社会普遍问题的关联；毕竟深入解析基层民间社会的目的，是要探求中国社会发展内在生命力基因的密码。

(点评人：李长莉，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热点八  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

  热点介绍：清末新政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之初，涉及领域广、改革力度大、程度较深入，许多改革措施和做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末新政研究迅速升温，研究范围明显扩大，除了传统的政治领域之外，经济、教育、法制、传媒、军事等新政多方面内容日益引起广泛的注意，出现颇具规模的研究热潮，一批新成果、新观点脱颖而出，并呈现若干新的发展趋势。2019年，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不少新进展：(1)政治制度改革研究依然是热点，在内阁制度改革、省级官制改革、废除科举制度、人才选拔新制等方面新成果迭出；(2)人物研究是研究晚清新政的重要领域，对张之洞、载沣、袁世凯、赵尔巽等关键人物对于新政的态度及其在新政中的作为的研究有新进展；(3)继续拓宽清末新政与地方建设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地方官制的改革与调适，地方议会设置和议员选举，地方治理与自治等议题成果丰硕；(4)社会各界对于新政的认知和反应，如知识界与华侨界的态度向背，成为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研究的突破点。

  专家点评：清末新政作为晚清史研究的一门“显学”，成果十分丰硕，要想取得新的突破，殊属不易。但纵观2019年的新政研究，还是有不少新的进展：（1）出版的相关著作和史料集有17种，相关论文约40篇，体现了这一学术领域仍保持着“热点”地位；（2）研究领域有新拓展，不仅有对新政中制度变革的全面研究，而且扩展到林业管理、铁路管理、医疗卫生政策、华侨史等过去较少涉及的领域；（3）研究重心下移，涉及市镇绅商与教育近代化转型、地方议员选举中的司法诉讼、地方优拔考的制度性困境、地方警政、地方行政、地方自治经费等新政的地域化研究；（4）人物研究有新突破，如对张之洞、袁世凯、载沣、赵尔巽等在新政中的态度和作为，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具有新意的探索，对若干成说提出了质疑；（5）研究方法上有新尝试，如依据《北洋官报》《商务报》所载资料，分析新政中官员和知识界的近代“知识转型”。接下来的工作，一是应继续开发地方资料，深入研究新政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二是应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深入探讨新政对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影响；三是应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新政各项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绘制出清末新政的全息图像。

   (点评人：马敏，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热点九  五四运动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热点介绍：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亡、探索现代中国建设之路的社会革命运动，又是一场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文化相互碰撞、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近代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方面具有里程碑式意义。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者们站在新时代的高点，反思、审视“五四精神”，深入探讨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发展的关系。(1)深入分析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方式及其传播对象，试图构建“新文化”传播的多维路径；(2)以“五四”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为线索，深入研究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和思想，探究他们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3)梳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对中国社会和个人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影响，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个人观念和价值等；(4)立足新时代，审视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意义。

    专家点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历来受到研究者重视，常说常新，成果繁富。尽管如此，2019年适逢五四运动百年，研究成果还是比平常丰富许多。纵览所发表论文，可以发现，以长时段、全球化、多维视野解读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本年度研究鲜明的特点。众多论文述及，五四运动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此时期开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找到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中国人民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文明活力与创新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诸多论文还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方面，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学者述及以往较少涉及的一些领域。例如，美国《纽约时报》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内容相当丰富，视角也很独特，将亲历事件的西方人眼中的五四运动介绍给世界，对于读者了解事件原委有“他山之石”之功用，体现了五四运动研究的世界视野。

(点评人：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热点十  回归以来的澳门历史研究

热点介绍：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到祖国怀抱，开启了历史新纪元。回归二十年来，澳门开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谱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中华文化传承光大，多元文化异彩纷呈。回归以来，澳门历史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不仅体现在发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专业研究队伍，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更体现在澳门史研究主体性的确立以及与此相连的问题意识、学术范式的调适。2019年，以中国史、澳门史为方向的首个历史学博士课程正式招生的同时，对澳门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1）持续研究澳门学相关领域，如探讨澳门学学科构建，审视和总结澳门学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挑战，探究澳门学与澳门当代乃至未来发展的关系；（2）从当代史视角关注“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经验，包括深化对“一国两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关系的认识、把握“一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探讨“一国两制”新实践等；（3）从历史研究出发，倡导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等议题；（4）相关专题史研究有所拓展，如澳门抗战史、澳门口述史、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澳门旅游博彩史、澳门海洋社会史等。

  专家点评：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中葡两国就澳门问题展开谈判，澳门历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至回归前后，澳门历史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回归二十年来，相关研究更增添了默默耕耘的平实、追求真相的执着。近年来，澳门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史观等视角与方法渐成主流，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基本成型，新史料发掘层出不穷，中外学界通过研究成果开展“文本对话”，澳门史学的学术话语权随之悄然回归，以澳门学为引领的本土知识体系正在加快建构。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国内外再次掀起一股关注澳门发展、总结澳门经验、研究澳门模式的热潮，相关论文和著作大量涌现，虽然应景文章与实力之作杂陈，但亦不乏具创新性的佳作。尤其是以当代史的视角，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进行经验性的总结，探寻回归以来澳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意蕴，以及从深处、细处观察澳门与世界、与国家及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在新的时代对澳门模式与澳门精神进行理论层面的提炼与阐释。

  (点评人：林发钦，澳门理工学院人文及社会科学高等学校代校长、教授)

研制发布：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

           澳门大学《南国学术》编辑部

项目策划：林广志 田卫平 赵殿红

项目成员：何宁宇 李涵闻 卢嘉诺 袁 琴

          宾睦新 赵 龙  陈康宁 黎敏菁

        [责任编辑、校对：田卫平]

编者注：此文刊发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第345—352页，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发邮件到下面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

wptian@um.edu.mo

图文排版、设计：田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