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简介：项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6期。

21世纪以来,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有力推动下,清史研究掀起了新一轮热潮。2017—2018年的清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产生了众多引人瞩目的成果。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统计,在汉语出版物范围内(不计硕博士学位论文),2017—2018年公开发表的清史论文数量达4700篇以上。2017—2018年出版清史学术著作也在260部以上。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数量可观的报纸文章、会议论文。清史研究的这一产出规模,充分体现了其在研究队伍和文献档案方面的雄厚基础。

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清史研究历程,展望清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李治亭《改革开放中的清史研究40年》(《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赵世瑜《改革开放40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李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晚清史研究》(《团结报》2018年12月20日)等文章对清史40年来的研究历程、发展现状作了阶段性回顾、梳理与反思,值得参考。

总体而言,2017—2018年的清史研究继续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新资料不断涌现,新学人不断成长,两年来学界举办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专题的研讨会或工作坊,学术交流十分活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史研究的发展状况。2017—2018年围绕清史及与清史有关的问题,学界举办了30余次学术研讨会。如第十七届清史学术研讨会(江苏苏州,2017年)、“2017国际满学学术研讨会”(吉林长春,2017年)、“明清社会问题与法律应对”学术研讨会(浙江杭州,2017年)、“清朝政治发展变迁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7年)、“巴黎外方传教会与清代以来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香港,2017年)、“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学术研讨会(福建厦门,2018年)、“清代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学术研讨会(北京,2018年)、“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2018年)等。这些会议的议题相当广泛,涵盖清代政治、经济、社会、边疆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内容上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会议打破断代、分期界限,不同领域学者彼此碰撞、交流,密切了国内外清史学界的学术联系。此外,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AS)年会、欧洲汉学学会(EACS)年会等国际重要会议都有相当数量的论题与清史有关,讨论清代的满汉关系、帝国制度、东亚秩序、中西关系等问题,显示出国外学界对清史研究的较多关注和最新研究动向。

下文拟对2017—2018年度清史(1840年以前)文献档案的整理概况、热点问题、各专题代表性成果予以简要梳理和介绍,以期反映清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就。限于体例和篇幅,所述难免挂一漏万,疏忽遗漏或理解不到位之处,敬祈同仁谅解。

一、清代文献档案的整理和出版

2002年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目前进入了收尾阶段。这一国家重大工程有力推动了大量稀见文献和原始档案的整理和出版。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出版各类档案、文集、笔记、编译史料等文献,总计约240种3500册。其中,2017—2018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丛刊》出版了《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值得一提的是,汤志钧、汤仁泽历时36年编辑整理的《梁启超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总字数达1400万字,是迄今为止梁氏论著的集大成之作。《编译丛刊》翻译出版了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周启荣《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以伦理道德、儒学经典和宗族为切入点的考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等专著。

除了清史工程的出版项目外,两年间学界还整理、影印、辑校出版了大量清代中西交流、中外关系、徽州文书、巴县档案等诸多领域的大型丛书和文献资料。中西交流与中外关系方面,有《利玛窦明清中文文献资料汇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17年)等;文书档案方面,有《安徽师范大学馆藏清代徽州商业文书选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清代巴县档案整理初编·司法卷·嘉庆朝》(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年谱整理、文献汇编方面,有《八编清代稿钞本》(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清代闺秀集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等。这些文献档案的出版为清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和强劲的学术动力。

二、反映清史研究最新动向的学术热点

2017—2018年清史研究在传统领域持续深入的同时,数字人文、“新清史”等学术问题讨论热烈,这些学术热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史研究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

(一)数字人文。

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信息获取与组织形式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历史研究中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已经是大势所趋,对清史研究者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短短两年间学界召开了多次有关大数据与历史研究的专题研讨会。如2017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挖掘”学术研讨会(北京,2017);2017年10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丰富的焦虑:数字化时代清史研究的材料与方法”工作坊;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相继举办了“《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清史研究”工作坊、“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知识服务”研讨会。上述会议集中讨论了历史数据库建设与使用,以及数字化时代清史研究的材料、方法与新的方向等内容,充分展示了数字人文的热度。

纵观两年的清史研究,量化研究方法在经济史、灾害史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如余开亮《清代粮价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演变研究(1738—182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5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计量方法,对清代粮价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演变进行时空分析。龚胜生、李孜沫《清代山西地区疫灾时空分布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6期)通过疫灾计量指标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清代山西地区的疫灾地理规律。黄玉玺等《粮价波动对清代地方公职人员生活水平的影响——以1771—1911年北京地区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及孔冬艳等《明清时期京津冀地区蝗灾的时空特征及环境背景》(《古地理学报》2017年第2期)也利用大数据探讨了相关问题。在政治史、文化史等传统领域,量化研究同样有其用武之地。如云妍《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利用清代中央档案中两千起抄家案例,研究发现官员被抄家,更多是皇帝个人意志、偏好与抉择的结果。张剑《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现象及其规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通过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大数据统计分析,初步总结了清代科举文人官年的基本规律。陈必佳等《清末新政前后旗人与宗室官员的官职变化初探——以〈缙绅录〉数据库为材料的分析》(《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胡祥雨《清末新政与京师司法官员的满汉比例(1901—1912)——基于〈缙绅录〉数据库的分析》(《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利用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对清末新政相关史实进行了细致分析。

(二)“新清史”

近年来清史学界关于“新清史”的争论依然存在。其中,“汉化”问题及满洲族群认同、满汉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成为研究热点。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刘文鹏《论全球史观下的“满洲殖民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回到国家建构——对清代历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两文对美国“新清史”学者提出的“满洲殖民主义”概念进行了辨析和回应,认为这一概念在史实和逻辑上都存在缺陷,提倡以“国家建构”为路径推进清代政治史研究。钟焓《论清朝君主称谓的排序及其反映的君权意识——兼与“共时性君权”理论商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讨论了近来美国清史学界颇为流行的“共时性君权”理论所存在的弱点。王志通《重识〈满与汉〉——兼论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指出路康乐所著《满与汉》与“新清史”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真实。不少研究者还深入讨论了满族汉化、大一统等问题。如吴建、王卫平《从康、乾南巡看“满族汉化”问题之争》(《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认为南巡过程实际上是满族与汉族、宫廷与民间、北方与江南之间文化融合的过程。祁美琴《从清代满蒙文档案看“非汉”群体的中国观》(《清史研究》2017年第4期)考察了满、蒙、藏及中亚、俄国等地区和国家的“非汉”群体在清朝初年对新生的清朝政权属性的认识。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认为清代时宪书体现了清代中国领土的演变、多民族的不断融合以及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形成。

三、专题研究领域的突破与进展

2017—2018年清史研究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等各专题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新史料的发现、新视角的转换及新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新问题的提出,文献精研、实证研究成为清史研究的显著特色。

(一)政治史

在清史研究中,政治史曾长期保持主体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逐渐兴盛,政治史反而出现了被边缘化的态势。近年来,随着回归政治史研究呼声的日益高涨,政治史研究成为2017—2018年清史研究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之一。其中,明清鼎革、八旗制度、官僚制度、宗藩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治史研究热度的回升。

1.明清鼎革

明清鼎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向来得到史学界的高度重视,近年来这一论题又引发新的讨论,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2018年11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了“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从全球史与区域史、域内与域外等多重视角讨论“明清鼎革”相关问题。姚念慈《皇太极入关机缘与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问题考辨》(《清史论丛》2017年第1辑)考辨了皇太极兴兵本意、明朝抚御蒙古失策、蓟镇虚弱与金军入关之因缘、袁崇焕勤王等一系列问题。常虚怀《论野史中对明清之际“贰臣”的污名化倾向——以张缙彦为例》(《清史论丛》2017年第2辑)认为张缙彦并未真正“降贼”,野史记载大多是以讹传讹的耳食之辞。杨海英《山阴世家与明清易代》(《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通过钩稽山阴吴氏家族成员的履历,管窥易代之际世家经历鼎革并维持兴盛的具体情形。郑宁《催科为重:清初浙江迁海的善后作为》(《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指出清初浙江迁海后地方官府实际仅专注于赋税催征,使“善后”变成了对迁民的深度搜刮。孙中奇《朝鲜使臣笔下祖大寿形象的演变及其原因》(《清史论丛》2018年第1辑)指出从朝鲜使臣笔下祖大寿的形象前后有很大变化。张柏惠《明清易代与国家制度下的地方运作——论清初云南的黑、白、琅井盐课提举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探究明清易代时国家制度下地方的实际运作与管理机制。

2.八旗制度

有关清代制度运行与成效的梳理和研究,是近年来政治史用力颇多的领域。2017—2018年延续了这一趋势。其中,八旗制度及满洲特殊性等问题,一直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两年间研究又取得了新进展。杜家骥《清初旗人的旗籍及隶旗改变考》(《明清论丛》2017年第1期)、陈力《清朝抬旗、降旗、换旗述论》(《历史档案》2017年第4期)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清代改旗制度和内部流动问题。马子木《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史学月刊》2017年第10期)指出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旨在解决八旗生计与满语文衰退问题。关康《清代优异世管佐领考——以阿什达尔汉家族佐领为中心》(《民族研究》2017年第2期)考察清代满洲佐领的编设、认定、承袭等问题。潘洪钢《清代驻防旗人的官方借贷》(《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聚焦于以往关注较少的清代驻防旗人借贷问题。屈成《清雍乾时期的“另记档案”清查》(《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指出另记档案清查是八旗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此外,付永正、孙明、邓庆平、王刚等人关于旗人、旗地的研究亦引人瞩目。

3.官僚制度

2017—2018年,清代官僚制度的研究也有令人惊喜的突破,主要集中在军机处、州县行政、地方吏治等领域。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分析了军机处达到权力顶峰的内在原因。宋希斌《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其演变——以公文运转程序与政局变动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则还原了清代军机处职权的来源及演变过程。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揭示了清代卫所制度的演变与卫所机构归并州县的具体过程。李文杰《清代军机章京的考选》(《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2期)讨论了军机章京考选制度的流变。陈晨《巡察御史与雍正朝政治》(《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杨春君《雍正朝的巡察御史》(《清史论丛》2018年第2辑)系统梳理了雍正朝巡察御史制度的渊源、设立始末及问题。随着地方文献发掘与研究视角的转变,州县行政问题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常越男《论清代司道府官员的考核》(《历史档案》2018年第3期)分析了清代司道府考核制度的变迁和相关文本。江晓成《清代的坐省家人》(《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指出坐省家人作为清代府州县等地方官的私设群体屡禁不止,给地方吏治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此外,张剑虹、吴佩林、张振国等对清代官僚制度和吏治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二)经济史。

2017—2018年清代经济史研究成果不仅维持了较为可观的数量,具有较高质量的成果亦复不少,呈现出精细化研究的发展大势。总体来看,历史学与经济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一些传统领域如农业、工商业、财政、赋税、灾赈等方面,还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1.农业

史志宏《清代农业的发展和不发展(1661—19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运用经济学、历史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清代农业的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量化研究。粮价问题依然是清代经济史关注的热点。张连银《清代甘肃的粮食流通与市场整合(1796—1911)》(《求索》2017年第1期)指出粮价受到自然灾害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阮建青、李垚《自然灾害与市场演进——基于18世纪清代粮食市场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利用清代“宫中粮价清单”中1746—1795年中国主要粮食月度价格数据及中国历史灾害记录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赵伟洪《乾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丰年米贵”问题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认为乾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呈现出的丰年米贵的新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重要变革。邓亦兵《清代前期北京粮食市场分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详细考察了清代前期京城商品粮食的市场分布规律。

2.工商业

王翔《晚清丝绸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考察了晚清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发展变化。张世慧《走出“细故”: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债案与法律调整》(《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清代商业活动中钱债案的走出“细故”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的历程。乔南《清代山西解州城的商业——以关帝庙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对清代解州城商业的发展脉络及特点进行梳理。虞和平、吴鹏程《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改归商办与官商博弈》(《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指出轮船招商局在清末民初由“官督商办”转变为“完全商办”,反映了绩优官企改制的艰难。

3.财政与赋税

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如倪玉平《清代关税:1644—1911年》(科学出版社,2017年)对清代的关税征收问题作了全面梳理。刘凤云《乾隆初政与钱粮亏空案的清理》(《求是学刊》2018年第4期)从钱粮亏空的清理角度考察乾隆初政过程中政治理念的转换。

4.灾赈

赈灾组织、赈灾及仓储制度的运行情况,继续得到学界关注。吴四伍《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着眼于清代仓储从传统到现代的复杂演变历程。韩祥《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辨析了清代“钱赈”从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吴四伍《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指出清代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造成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常建华《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史学集刊》2018年第1期)梳理了康雍时期试行社仓的过程和基本制度。

(三)社会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综合运用多种史料,审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2017—2018年的社会史研究延续了这一趋势,研究者的眼光不仅聚焦在宗族社会、基层治理、宗教信仰等领域,医疗史、性别史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宗族社会

宗族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史研究者的关注,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探讨了明清浙南地区“异姓为嗣”习俗所体现的礼、法关系。常建华《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通过探讨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宗族建设,发现捐纳是清代地方家族兴起的重要手段。惠清楼《清代宗族经济关系探略》(《南开学报》2017年第5期)认为清代民众普遍与其所在的宗族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依存关系。陈瑶《清代湖南涟水河运与船户宗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探讨了涟水运漕船户宗族与官方运漕制度之间的长期互动关系。蒋宏达《望族的形成:明清时期余姚泗门谢氏的宗族建设》(《史林》2018年第2期)提出对“望族”的考察应关注宗族内部不同支系和人群间的复杂关系。赵克生《明清时期的族会与宗族凝聚》(《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指出宗族对族会的经营、维护旨在实现宗族凝聚。

2.基层治理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大量发掘与利用,基层社会研究已成为一时风气。刘道胜《明清徽州乡村文会与地方社会——以〈鼎元文会同志录〉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利用《鼎元文会同志录》的记录,考察了清代乡村文会的独特形态。张海英《“国权”:“下县”与“不下县”之间——析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分析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同类型的市镇管理特点及官员理政实态。廖华生《明清时期婺源的乡约与基层组织》(《安徽史学》2017年第6期)考察了明清时期乡族组织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黄忠鑫《明清婺源乡村行政组织的空间组合机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3辑)利用《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等民间文书考察了明清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过程。

3.医疗卫生

从新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医疗、疾病、卫生等问题成为近年来的一大趋势。余新忠、陈思言《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百年来清代医疗史研究述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对近百年清代医疗史研究作了概览性的梳理。杨晓越、余新忠《医生也“疯狂”:明清笑话中的庸医形象探析》(《安徽史学》2017年第1期)通过考察医生笑话所描绘的庸医众生相,揭示出明清时期医生构成的复杂性。刘希洋《医治身心:医学方书与晚明清代的劝善教化》(《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认为医学方书将人的心灵和身体都纳入劝善话语的调控范畴。

4.性别史

性别史是清史研究中新的生长点,妇女的生活与命运、两性关系得到较多关注。田汝康《男性阴影与女性贞节:明清时期伦理观的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讨论了明清历史背景下的伦理、法律、宗教及其他文化因素对女性婚姻贞节崇拜之影响。董笑寒《清代男性之间的情欲研究》(《清史研究》2017年第1期)、《清代男风的年龄问题分析》(《西北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根据清代刑科题本分别考察了男性之间的同性情欲、男风的年龄结构特点。蒋威《在礼法与情欲之间:清代乡村塾师之拒奔女与偷情现象》(《兰州学刊》2017年第4期)分析了清代乡村塾师之拒奔女、偷情现象背后的礼法与情欲复杂关系。汤开建、晏雪莲《明清时期澳门葡萄牙人的婚姻》(《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详细梳理了明清时期澳门葡萄牙人的婚姻观念、婚礼形式等问题。刘金德《清前期鳌拜家族佐领承袭与联姻情况刍探》(《历史档案》2017年第4期)则关注了清代权贵间的政治联姻现象。

(四)思想、文化、教育

2017—2018年清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汉宋之争、科举教育、概念史等几个方面,延续了前几年的关注重点。整体而言,这两年的清代思想文化史的成果为数不少,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

1.乾嘉汉学

乾嘉考据学,特别是“汉宋之争”是清代教育文化史绕不开的重要论题。张循《道术将为天下裂:清中叶“汉宋之争”的一个思想史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认为汉宋之争有着与清代儒学本身相关的独特含义,不必完全同“(反)理学”联系在一起。吴超《江南博学鸿儒与清初实学学风:以经史之学为中心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探究清初学风“转轨”的内在理路。罗检秋《清代家学脉络中的汉、宋关系》(《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揭示了家学脉络中清代汉、宋关系呈现出的较为复杂的情形。孔定芳、林存阳《清代学人的价值取向与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认为自清初至乾嘉学人群趋于训诂考据一途,目的是考经证史以“明道救世”。王鸷嘉《学术史中的话语演变与谱系构建——清代公羊学史与庄存与》(《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发掘了“庄—刘”一脉学术谱系构建中人为推动的因素。刘国宣《清代考证学潮流中方志典范的转移》(《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2期)认为新方志典范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并延续着考证学学统。

2.科举史

学界从不同视角对科举史进行了反思与再考察。邹长清《乾隆至光绪年间的新进士培养方式探讨》(《清史论丛》2017年第1辑)比较了不同时期新进士的培养方式。张瑞龙《中央与地方:捐输广额与晚清乡试中额研究》(《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指出晚清朝廷出台的捐输乡试广额政策导致各省乡试中额出现重大调整和变化。曹南屏《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考试实践与士子群体的知识养成》(《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细致梳理了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和考试实践对士子群体的阅读行为与知识养成环节所产生的影响。此外,科举考棚问题成为焦点,代表性的论文包括孟义昭《清代江南科举的三次考棚之争》(《历史档案》2017年第1期)、毛晓阳和邹燕青《以公益求公平:清代州县考棚述论》(《清史论丛》2017年第1辑)及《清代台湾考棚考论》(《清史论丛》2018年第1辑)等。

(五)边疆、民族

近几年因海疆形势的严峻和“新清史”的挑战,清代边疆民族研究继续升温,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2017—2018年延续了以往的发展势头,相关成果不断涌现。成果较多的区域是新疆、西藏和海疆。

1.新疆

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相关问题是近年来边疆民族研究的热点,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张峰峰、武沐《清代新疆东布鲁特属部考》(《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对东布鲁特诸部进行了再考辨。赵卫宾《回疆东四城伯克遣使投清史事考——兼谈雍正即位初年的西域经略观》(《西域研究》2017年第1期)对回疆东四城伯克遣使投清始末原委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研究与辨析。赵毅《清代新疆义仓与地域社会》(《清史研究》2018年第1期)梳理了清代新疆义仓的相关档案资料。张伯国《清代回疆办事大臣衙门章京职任考察》(《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系统考察了回疆办事大臣衙门章京的设立与职掌及选任渠道等职任问题。王平、何源远《清代新疆博克达山官方祭祀与王朝秩序》(《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指出新疆博克达山官方祭祀背后,是清朝从价值观及仪式方面建立一体化秩序的努力。

2.西藏

西南边疆研究中,西藏治理、藏区与中央王朝关系仍然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张曦《乾隆晚期驻藏大臣“匿压表贡”事件研究》(《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分析了乾隆晚期发生的驻藏大臣“匿压表贡”的严重失职事件。吕昭义、宫珏《忒涅关于六世班禅朝觐的记述与乾隆治藏方略的调整和决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确证了班禅朝觐期间乾隆皇帝对治藏方略有两次大的决定。宝音德力根《初使清朝之西藏格鲁派使臣车臣绰尔济与戴青绰尔济事迹考辨》(《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纠正了将格鲁派高僧车臣绰尔济和戴青绰尔济事迹混淆的偏颇之处。孔令伟《1724—1768年间拉达克、西藏与清廷间的欧亚情报网——以清代中国对莫卧儿帝国的认识起源为核心》(《清史研究》2018年第2期)探讨了清廷通过拉达克所建立的欧亚情报网及其历史意义。

3.海疆

海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紧密相关。近年来,在“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强有力推动下,海疆史成为边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海防、海疆开发、海上贸易等海疆专题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松浦章《清代华南帆船航运与经济交流》(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对清代帆船航海活动及东亚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展开研究。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重新审视了清代广州贸易的成功与失败。邱捷《清代广东丝绸出口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通过考察晚清丝绸出口的影响,认为鸦片战争导致“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束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六)历史地理

两年间,清代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及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均取得丰硕成果。这里主要介绍学界讨论较多的古地图研究成果。得益于留存的清代古地图相当可观的数量和种类,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主要集中于对地图的文献考释。华林甫《德国庋藏晚清吉林舆图的初步考释——德藏晚清吉林舆图研究之一》(《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考释了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晚清吉林舆图的基本情况。彭志《隐藏的世界:方志插图的多维讨论——以清康乾时期方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期)探讨了康乾时期方志插图的地域分布特征、方志插图与文字的关系。王耀《清代〈海国闻见录〉海图图系初探》(《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对地图的研究亦颇有见地。

四、结语

综上所述,2017—2018年清史研究的成果颇为丰硕,研究领域、研究方向不断拓宽,专门从事清史研究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既有对传统领域的关注,也有新领域的开拓,且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研究视角多元化。除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边疆民族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等传统领域继续发力外,环境史、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图像史等研究视角异军突起,清史研究维度进一步扩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其二,研究材料多样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重发掘和利用多语种文本资料,满文、蒙文、藏文、俄文等文献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和新依据。其三,跨学科交叉研究突显。历史学与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越来越普遍,得益于数字人文的迅猛发展,量化研究在众多的清史研究成果中都有所体现。

毋庸讳言,清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下断代史研究中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比重较大。从2017—2018年发表的清史论著看,较多侧重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讨论重大史学问题的宏观性论题较少,个案及区域研究对深化一些具体问题,毫无疑问是有必要的,但也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难以得出深层次的认识和结论。因此,未来一个时期内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清史领域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清代国家治理、边疆统一、文化治国、环境变迁等重点领域推出一系列通论性、宏观性的研究成果。

第二,重实证、轻理论的倾向比较突出。在清史研究领域,相对实证研究的繁荣,理论方法论的研究较为薄弱,而理论瓶颈往往会弱化学术探讨的思辨理性,制约了实证研究的纵深化发展。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打破地域、时段、分期等界限,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为进一步深化清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是清史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研究范围呈现出不均衡性。人为地将清史截然划为古代史、近代史的现象仍然存在。随着清史研究的专题化,清代各个时段的关注度和研究力量不太平衡,例如满洲入关史研究薄弱的状况近年来并没有根本性改观,亟待产生通贯性研究的高水平成果。

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进入尾声,“清史研究向何处去”引发清史学界的广泛讨论。在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清史研究成绩与不足的同时,我们也期待清史研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产生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向更加广阔的研究天地再出发。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  2020年3月26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JPvoaXSX4p_iskOVTbje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