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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纪要 | 仲伟民:瘟疫与人类历史——传染病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2020-02-28 13:06   审核人:   (阅读: )

2020年2月27日,应“春风大讲堂”的邀请,人文学院仲伟民教授以雨课堂直播方式,做了题为《瘟疫与人类历史——传染病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专题演讲。仲老师的演讲分为三个方面:换个视角看历史;瘟疫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历史上的瘟疫对今天的启发。

 

01

换个视角看历史

仲老师在开讲时就指出,从历史上看,疫灾是人类灾害链网中的顶级灾害,并可能是与人类共始终的永恒灾害。 无论是传统史学、文明史学还是新史学,都过分注重人类文明及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历史,而对人类文明所依存环境及对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影响的研究重视不够。仲老师认为历史学未来的一个重要突破方向,应该把人当作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来研究,改变传统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而在这个方面,全球史研究用力颇深,比较多地关注自然与环境问题。如哈佛大学生物学家汉斯·辛瑟尔1935年出版《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就提到“人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万物。对虱子来说,人类就是夺去它们生命的死亡使者”。仲老师提到,人的历史只是大历史中的一部分,人也只是大自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历史学家如果换个角度看历史,可能会得出不同于以前的结论,因此,疾疫史研究应该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 

汉斯·辛瑟尔《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02

瘟疫影响世界历史进程

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表现如何呢?在仲老师看来,人类尽管始终与传染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能力非常有限,在有历史记载记录的重大瘟疫中,人类几乎完败。直至最近一百年,人们对历史上肆虐的传染病才逐渐有了一些科学的认识,如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1894年被发现,而经由鼠类、蚤类传染的途径,直到1898年才搞清楚;1928年英国科学家首先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1943年才批量生产并用于临床。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真正找到了控制天花的办法;而直到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才正式宣布天花彻底被消灭。 历史上的烈性传染病无数次改变了人类历史。仲老师重点分析了14世纪欧亚大陆的黑死病、美洲瘟疫、宋元时期的鼠疫对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由于呼吸困难、缺氧,导致病人口唇、颜面及四肢皮肤出现紫绀,死亡的患者甚至全身紫绀,皮肤呈黑色,故被称为“黑死病”。从1348年到1352年,除少数地方外,欧洲绝大部分地方都感染了鼠疫,至少造成2500万人,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此后三百年间,黑死病在欧亚大陆蔓延传播。薄伽丘的《十日谈》对这次鼠疫的惨状亦有生动详细的描述。 仲老师认为这场生态灾难在引起欧洲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全方位危机的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甚至可以说直接催生了近代西方文明的诞生。具体而言,一是这次鼠疫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很多神父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使教会对大众的精神控制严重削弱;二是孕育了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思想盛行,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面对死亡,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三是因劳动力匮乏而刺激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和发明出现;四是促进了医学及卫生观念和法律的进步。人们开始放弃信仰疗法,试用世俗的方法解决威胁人类生命的问题,政府颁布卫生法令和法规,严格规定城市生活的卫生准则,有效遏止疾病的传播。


16世纪的美洲瘟疫不仅改变了美洲历史,也改变的世界历史。16世纪,几百万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初到美洲的几十年间死去,历史学家称为“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屠杀”。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并非被西班牙直接用枪炮杀害,而是因感染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而死。美洲长期与欧亚非旧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也与旧大陆各种疾病完全隔绝,对许多疾病几乎完全没有免疫力,即使连普通感冒病毒都能杀死他们。疾病的传播也是双向的,从美洲传入欧洲和亚洲的梅毒同样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那么这次瘟疫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仲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美洲新大陆的开辟,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条件,解除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土地制约和劳动力制约:幅员广阔肥沃的美洲土地迅速成为了欧洲工业品的原料基地,棉花为欧洲纺织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甘蔗为制糖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非洲黑奴既为殖民者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补充了美洲人口的不足。


梅毒刚刚传到德国时,丢勒描绘的患者症状,浑身脓包坏死

仲老师利用曹树基、李玉尚的研究指出,最后鼠疫流行及战争是造成这一时期重大历史变动的重要原因,其中鼠疫是造成人口巨大死亡的主要原因。金元之际,中国南北方人口损失合计达3670万,其中约有70%左右的人死于鼠疫,超过当时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此间连年战争,战争和饥荒将鼠疫带到全国,造成人口的巨大死亡。《金史》和李杲的《内外伤辩惑论》均有记载。 从军队流行病学角度指出,历史上重大传染病几乎都与战争相连,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与军队人群生活高度集中、流动性大、任务特殊等特点有关,同时,战争时期医疗卫生条件差和将士疲倦都会加传染病爆发的风险。赤壁大战中曹军失败或与当时发生的大瘟疫有关,“建安七子”中就有四位死于这次瘟疫。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就曾提醒大家,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被低估了,疾病不仅不是配角,而是历史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

03

历史上的瘟疫对今天的启发

古人往往将不可抗拒的传染病视为神的意志。比如印第安人大批染病死亡,而西班牙人几乎毫发无损,这使印第安人无法理解,他们他们将其归因于超自然力量,神或上帝站在了西班牙人那边,所以印第安人一夜之间皈依了基督教。 仲老师认为,我们虽然今天不会再把瘟疫暴发归结为天意,但应该认真从历史和科学两个层面进行总结和反思。 有学者指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性开发,打破了自然循环,是导致环境破坏、病毒肆虐的重要原因之一。仲老师告诫道,人类同样是自然界的生物种之一,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因此,人类征服自然应该有一个度和界限,应该适可而止。在此前过度改造和破坏的地方,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去关心它,爱护它。
面对瘟疫,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共同参与。以古代中国为例,一旦发生疫情,两股力量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一是地方官府组织开展救疗活动,比如延医设局、施医送药、刊刻医书等。但是,这些并非地方官府必须履行的职责,原则上他们只要完成“刑名钱粮”任务即可,是否救助民众及救助程度主要看地方官员个人的素养、能力以及地方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二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救灾活动,特别是各地乡贤往往扮演积极角色。清中期以降,乡贤们借助地方医疗资源和慈善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疫病救疗活动。中医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是有感于瘟疫肆虐而作,清朝的同仁堂、同善堂等都积极参与对瘟疫的医疗救治。

奉天同善堂

仲老师呼吁加强科学预防和现代卫生观念。中国传统社会对传染病的应对,重点是“避”和“治”,而非“防”,更缺乏积极主动的、由公权力介入的制度和行为,古人对瘟疫几乎无能为力。只有到了晚清,随着西方医疗知识的传入,清朝的防疫工作才逐渐开启近代化进程,其中伍连德在防疫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必须指出,就全国而论,直到现在,卫生现代化除了在极少数大城市有明显进步外,相比于军事、经济的发展,落后很多。尤其是广大农村,直到现在仍然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和常识。中国人在卫生现代化道路上任重道远。 在演讲的最后,仲老师提醒大家,从历史上瘟疫发展趋势看,传染病并未随技术进步而减少,最近一两百年不仅是瘟疫的高发期,而且仍处于上升势头。他借用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的话来结束本次演讲:“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人文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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