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先公时期是我国历史从传说向信史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历史时段与夏代存在的时间大致重叠。虽然并无同期出土文字可资借鉴，但殷墟甲骨文作为商代后期商人自己使用的文字，其中隐藏着他们对远古祖先的历史记忆。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能追溯到的关于商人先公时期历史文化的最早文字记录。

因此，自1899年殷墟甲骨文重现于世以来，先公研究便受到重点关注。但是，由于相关的甲骨文资料多残断不全，加之殷人传说时代特殊的时空背景，其中的不少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值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对这一研究课题作学术史回顾十分必要。整体而言，商代甲骨文中的先公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创与突破（1899—1927）

这一阶段是殷墟甲骨的盗掘期，也是甲骨学研究的草创阶段。除少数篇目外，涉及商人先公的探讨多分散于著录书中对甲骨片的具体考释中，关注重点主要是将传世史籍与甲骨文中的殷先公名号进行比附和对照。研究成果主要以1917年王国维发表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为代表。

在两文中，王国维不但考证出《史记·殷本纪》所载帝喾、相土、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等在甲骨文中的名号，还利用甲骨文订正了其中报丁、报乙、报丙的世次之误。这一考证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甲骨文研究的逐渐深入而不断获得学界的赞誉和认同。事实上，1910年罗振玉于《殷商贞卜文字考》一文中，就已经对证出《史记·殷本纪》所载主壬、主癸两位先公在甲骨文中的名号。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王国维和罗振玉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史记·殷本纪》所载成汤以前的六世先公近祖在甲骨文中的名号问题。这一阶段虽是甲骨学研究的草创阶段，但甲骨文中的先公研究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在这一阶段，国外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例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博士曾撰《王亥》《续王亥》两文。不过，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曾叙及，“甲寅岁末，上虞罗叔言（罗振玉，字叔言——引者注）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氷、《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艺文杂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09页）。若此，则内藤虎次郎所作《王亥》之文，虽先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刊出，其实亦采王说。

扩展与热潮（1928—1948）

1928年，殷墟甲骨文进入科学发掘期，甲骨文材料的著录进一步走向科学化。这一阶段，学者继续进行甲骨文与史籍中殷先公名号的对照和考证工作，但考证的先公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内容也得以拓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除对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的殷先公提出各自意见外，学者也集中关注他未曾考证过的先公昭明、昌若、曹圉等在甲骨文中的名号问题。有关考释见仁见智，新说迭出。二是学者开始关注并讨论甲骨文中河、岳等致祭对象的属性问题，或主张其为商人的先公，认为对河、岳的祭祀实为祖先崇拜；或主张其为大河之河、山岳之岳，认为对它们的祭祀实为对自然存在的山、岳的崇拜。

在这一阶段，研究力量进一步壮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与先公研究相关的专题论文有吴其昌《卜辞所见先公先王三续考》、朱芳圃《曹圉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再续考》等。也有不少论著中旁及商人先公者，如郭沫若《卜辞通纂》、丁山《宗法考源》、金祖同《殷虚卜辞讲话》、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及其《续编》《三编》等。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商人先公研究是当时甲骨学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亦有论及甲骨文中的先公者，如加拿大学者明义士《甲骨研究》、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帝舜考》、池泽优《甲骨文字和殷的祭祀》等。

在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中，有些影响颇深的见解问世，如郭沫若对“河”的文字考释以及于省吾对先公河的研究，均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对商先公名号的探索和求证工作，尤其是《史记·殷本纪》所载上甲微以前昭明、昌若、曹圉等先公与商代甲骨文的对照研究，虽出现不少新说，但尚未形成学界共识。

检讨与深化（1949年至今）

由于学者对上甲以前先公远祖的意见分歧颇大，故20世纪50年代后，学界开始对商代甲骨文中先公的研究进行检讨与反思，出现了两种趋势。

一种趋势是对部分先公提出怀疑与否定。有学者认为《史记·殷本纪》所记上甲以前的先公远祖大多难以考证，甚至无以为徵。例如，1953年，董作宾在《五十年来考订殷代世系的检讨》一文中，除了对王国维考证的诸位先公予以基本肯定外，对上甲之前其他先公远祖的考订则持怀疑态度，认为传说时代的先公远祖要重新考证，似乎并不能存太大希望。1958年，周泓翔在《商殷帝王本纪》中进一步提出上甲以上无徵说，认为甲骨文中没有上甲以上诸先公之名。还有学者对《史记·殷本纪》所记某些先公的存在表示怀疑或否定，认为昭明、相土、昌若、曹圉等先公名可能是误入史籍所致。例如，1985年，郑慧生《从商代的先公和帝王世系说到他的传位制度》认为：“‘昭明相土昌若曹圉’是一句典诰古语，与《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一类的话，古人不慎，将其变做人名羼入《世本》，太史公不察，将其摭入《本纪》。”1998年，蔡哲茂《契生昭明辨》又提出，昭明乃是“被误解采入《殷本纪》”。

另一种趋势是调整研究思路，转变研究方法，使相关探讨持续走向深化。这种调整和转变主要从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开始。在研究方法上，他与之前学者相比有了重要转变，不再拘泥于将传世文献与甲骨文中的商人先公名号相对照，而是更加注重通过对甲骨文辞例的分析来探讨商人先公。在研究内容上，他除了对上甲以前十位先公远祖名号进行分析外，还通过对甲骨文中河、岳等的研究，开始注意传说中人王与神帝的互相转化关系，并指出早期甲骨学者“或执着于自然崇拜，或执着于与典籍先公的对照。这种看法是要纠正的”。这一看法使更多学者意识到甲骨文中河、岳之类致祭对象属性问题的复杂性，除了以往的祖先崇拜说、自然崇拜说外，也出现了二重性质说。

这一阶段，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有涉及商人先公者。如日本学者御手洗胜《上甲微和殷王朝的先公系谱（正）》《上甲微和殷王朝的先公系谱（续）》、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以及美国学者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等。

综上所述，120年来，商代甲骨文中的先公研究获得了重要进展，极大地推动了对我国早期文明的探索。目前，学者对上甲以下先公近祖的认知有着比较高的共识度，但对上甲以前先公远祖的意见却仍然分歧很大，甚至连某些先公的属性、是否存在等基本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可见，上甲以前先公远祖中的很多问题远未解决。一方面，这固然是由于传说时代人神杂糅而令人难以判从，加之古今文字差异，甲骨片多残断，传世文献常多失载等诸多原因而致考证困难。另一方面，对于殷墟甲骨文中上甲以前商人传说时代的先公远祖，究竟能否用今天的逻辑思维标准去评判他们？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