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至25日，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主办的 “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顺利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台湾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二十三位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北京大学历史系李伯重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孙来臣教授先后致辞。

本次研讨会分七场进行讨论，分别为“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明清鼎革与边疆”、“明清鼎革与周边”、“明清鼎革与关内”、“明清鼎革与欧洲”、“明清鼎革与信息交流”、“明清鼎革的历史记忆”。

第一场

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

会议第一场主题为“全球视野下的明清鼎革”。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主持。这一议题以全球为主线来思考“明清鼎革”。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伯重教授作了题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全球视野中的明朝灭亡》的报告，将明朝的灭亡放在全球视野的宏观背景中进行分析。他认为明朝灭亡是全球性的“十七世纪危机”的一部分，它的灭亡并非偶然现象，因为同时期的欧洲以及东亚也是战火频仍，以致王朝崩溃、社会解体。而造成“十七世纪全球总危机”的原因在于气候变异、早期经济全球化、“火药革命”全球化以及疾病传播全球化，这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美国加州大学富尔顿分校孙来臣教授作了题为《亚欧大陆东部的“战争世纪”（1550-1683）》的报告，从全球史、比较史学、区域史以及新军事史的角度考察1550年至1683年期间长达100多年间的“亚欧大陆东部”（主要包括今天的东亚、东南亚以及部分内亚地区）的战争问题。他首先根据军队数量、战争规模、持续时间、伤亡人数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来界定欧亚大陆东部的“战争世纪”，即1550年至1683年。另外，孙来臣教授认为“战争世纪”结束后，亚洲军事技术明显落后于欧洲，因为在亚洲，后“战争世纪”时代，战争大幅度减少，很大程度上和平取代了战争，而同时期的欧洲却依然战火连天，为欧洲军事革命注入活力，而亚洲的军事技术却趋于停滞与衰退；其次，孙来臣教授还提出要用新军事史的观点，考察“战争世纪”对亚洲社会的深刻影响，比如对社会环境、经济、战俘、宗教、文化等的重要影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轶峰教授作了题为《文明与历史——关于明清鼎革的再思考》的报告。赵轶峰教授首先从中国本身历史着眼，以文明史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明清鼎革”，他认为中华文明演进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核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原农业文明核心区与其以北一线游牧、半游牧区的互动。而长城则是象征两者差异与对抗的象征性建筑，但自入清后，它便失去了作用。明清鼎革是促使中华文明的地理区域与中国统一行政管辖范围趋于重合的一次关键性转变；其次，赵轶峰教授又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审视明清鼎革，他认为明清鼎革与全球史最大的关联在于，在当时欧洲殖民势力和全球贸易快速发展并瓦解或渗透到全球各地原有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组织背景下，中国却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王朝，这也预示着欧洲的全球扩展在亚洲大陆会遭遇强大国家的反应；另外，赵轶峰教授还对“明清两代的断裂与继承”问题给予新的认知，他认为明清两个王朝的更迭带来的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构和文化精神的重新定向，但此期间既有断裂也有继承。最大的继承性体现于中华文明传统和中华文明核心区地位的延续。而在断裂方面，赵轶峰教授认为清相对于明的断裂并没有超出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范围，其实现的恰是中华文明核心区与边缘区的整合，因此，这种断裂并不体现清朝的非中国性质。最后，赵轶峰教授对明清鼎革后，清朝建立的现代属性的政治体制进行剖析，这套集权的政治体系是把双刃剑，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的命运，从全球史的角度看，这也注定了中国与欧洲之间将要以冲突的方式进入下一个全面融合的节点。

第二场 
 

明清鼎革与边疆

会议的第二场议题为“明清鼎革与边疆”，由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主持。这一议题探讨明清鼎革与边疆地区的互动。本场三位发言人分别就明清鼎革中的蒙古、西藏动向以及长城在明清鼎革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教授作了题为《明清易代中的蒙古动向及其影响》的报告。张永江教授首先分析了16至17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时期蒙古、明朝势力逐步退出辽东，其位置由满洲所取代，且满蒙建立了稳固的联盟关系；另外，张永江教授指出蒙古在女真-满洲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其次清军入关的过程中，满蒙联盟功不可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赵现海研究员作了题为《明清鼎革的长城视角》的报告。赵现海研究员主要通过地理环境视角来研究明清鼎革。他在报告中首先对“核心边疆”进行了地域界定，他将北中国的山系分为“外山系”和“内山系”，而“核心边疆”就位于二者中间，在报告中，他强调了“核心边疆”对于王朝更迭的重要性。而长城作为“核心边疆”的重要设施，一方面长期保护了汉人政权的基本地盘，另一方面却造成汉人政权的北疆危机与财政困难。明代统治者并未开展积极的边疆开拓，反而在北部边疆大修长城，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最后灭亡于长城内外的军事叛乱。

西藏大学历史系周燕教授作了题为《论明清鼎革对西藏的影响》的报告。周燕教授认为明清鼎革深刻影响了西藏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政教方面，明清鼎革后，因为清王朝推行独尊格鲁派的政策，使得格鲁派的优势地位逐步固化，对西藏政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蒙藏关系上，明清鼎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统治，明末以来蒙古部族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迁徙，主导西藏政局的态势被根本改变；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明清鼎革使清王朝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清王朝不断突破传统治藏方式，对西藏地方进行全面、深入的直接统治，达到了历史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场

明清鼎革与周边

会议的第三场议题是“明清鼎革与周边”，由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孙来臣教授主持。这一议题探讨明清鼎革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本场四位发言人分别就日本知识分子的认知、日本所搜录的情报、朝鲜人所撰的《南明书》以及中越关系展开论述。

吉林师范大学满学研究院楠木贤道教授作了题为《江户时代日本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明清两朝差异》的报告。以荻生北溪为代表的江户时代儒臣，通过对照明清两朝制度来研究清朝统治的特征，然后写成《明朝清朝异同》，但《明朝清朝异同》罗列项目琐碎，内容散漫，对清朝特有的制度说明不够，于是荻生北溪又补写了《关于明清异同的料简书》，他虽然是研究儒家思想的专家，但他并没有拘泥于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使其描绘的历史事实更接近清朝的真实形象。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波副教授作了题为《风说书的世界——异域风闻所见之明清鼎革》的报告。“风说书”是唐通事或荷兰通辞对赴日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乃至欧陆各国的动态报告，它是日本江户幕府儒官林恕及其子林凤冈所撰《华夷变态》一书所收的主要内容。《华夷变态》除了主要收录记录中国情报的“唐船风说书”，还收录少量的朝鲜、琉球、荷兰风说书，以及少量汉文文书。陈波副教授认为以往的对风说书的研究往往只利用其中信而有征的部分，而对于夸诞失实之记录则弃若敝履，造成对《华夷变态》所收史料利用极不均衡的现象。如果能探询这种异域风闻视野中的“华夷变态”，与中国史料所呈现的“明清鼎革”进行历史叙事的对比，并探讨导致这种差异的思想历程，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鑫磊副研究员作了题为《朝鲜人黄景源与<南明书>》的报告。黄景源平生以文学与尊周大义见称，在士林中地位尊崇、影响广泛。王鑫磊副研究员认为黄景源通过编著《南明书》，为朝鲜士人树立了一个尊奉南明正统的标杆。另外，王鑫磊副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南明史对朝鲜士人来说就是一个工具，用来强化自身所谓的尊周思明的态度和立场，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守护中华精神，本质上就是守卫民族精神。

中山大学历史系牛军凯教授作了题为《“安南副国王”与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的报告。自明朝开始，对安南册封之封号逐渐成为调整中越关系的工具。而随着明朝式微，尤其到了南明，它与安南的关系体现了两方的需求：安南很有可能成为南明恢复统治秩序的潜在力量，而南明也可能成为提升中国与安南关系的推动者。为了获得安南切实性援助，1647年南明册封黎真宗为安南国王，但又鉴于安南国内政治局面，又册封安南权臣郑主为安南副国王，以示拉拢。

第四场

明清鼎革与关内

第四场的会议议题为“明清鼎革与关内”，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段志强副研究员主持。这一议题从关内（这里的关内指长城以南，山海关以西，嘉峪关以东的区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清入主中原后的相关建制来看明清鼎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姚胜副教授作了题为《最是仓皇辞庙日：永历入缅与明季滇中道路》的报告。姚胜副教授结合明清两代《云南西行记》、《滇程记》、《一统路程图记》、《徐霞客游记》、《明季南略》等私人著述以及《大明一统志》、《滇志》、《安宁州志》等地理志书的相关内容，还原了永历入缅道路滇中段较为详细的内容。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关笑晶助理研究员作了题为《清代北京城隍庙系统的建立与特点》的报告。她认为清代北京的城隍庙体系直到清末才逐渐完成，因为受到了明清易代和主体民族替换的影响，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城隍祭祀制度既沿用了明朝旧制，又设置了新的祭祀制度和空间，体现了清廷和旗民对城市空间认知和认同的加深；其次，城隍庙的设置和供养方式，体现了皇家与民间的界限，然并未体现出内、外城的界限；最后，京师旗人与民人通过对城隍神及城隍庙的建立和供奉，对城市保护神的共同认同，在信仰层面突破了“城墙”和“护城河”的限制，成为清代京师民族关系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馆员仇泰格作了题为《本命纳音与明清皇家陵墓的立向》的报告。本命是墓主生年的干支，纳音是将干支与五音对应，又将五音转化为数字，最终赋予五行属性。本命纳音是影响墓地立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仇泰格馆员对明孝陵、明十三陵、清关外三陵等陵地建筑的修造方向进行检测，从中发现墓主本命纳音所得五行与陵墓朝向之间的选择禁忌在明清两代皇家之间进行传承，清代沿用了明代皇家所用的堪舆术，而这种沿用是通过任用原明代皇家堪舆人员得以实现的。

第五场

明清鼎革与欧洲

第五场的会议议题为“明清鼎革与欧洲”，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这一议题从欧洲人的立场来看待明清这段历史。

纽约州立大学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孙冬子作了《明代潮寇、海军与早期中国、西班牙的关系》的报告。16世纪林风潮寇先是侵扰中国东南沿海，遭到明朝官兵的攻击，随后又南下袭击吕宋，当时西班牙已在菲律宾建立据点，西班牙兵在对付林凤潮寇集团的同时，明朝也派遣了把总王望高前来追剿潮寇，王望高在吕宋当地招募番兵，联合西班牙军队共同打击林凤集团。孙冬子认为如果从全球视野来看，明朝、西班牙以及吕宋对潮寇的围攻可以看做是全球性的反海盗行动，因为这里的士兵来源复杂，他们来自欧洲、美洲、东亚和东南亚。另外，据经济历史学家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尔德斯（Arturo Giráldez）的观点，马尼拉在1571年成为西菲首府，它成为了跨太平洋贸易中心，这标志着世界经济联系互动的开端。孙冬子认为潮寇在1574年袭击马尼拉，而明朝、西班牙以及吕宋三方对他们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世界经济的安全；在国际关系方面，他认为中国与西班牙的交往源于对潮寇的围剿，因此，二者国际关系的确立是经由一条由下而上的途径。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李毓中副教授作了题为《西班牙传教士观点下的明清鼎革：以帕莱福、闵明我及利胜报告为讨论中心》的报告。17世纪明清鼎革期间，在中国或周边区域目睹了这场世纪大变的西欧人，将其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寄回欧洲，甚至被出版成书，进一步流传。李毓中副教授通过对帕莱福、闵明我以及利胜为代表的三位西班牙传教士所撰写作品的研究，来探讨其中著述内容的差异，从而从更多层面来了解明清鼎革这一事件。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陈妤姝代读了普林斯顿大学古柏副教授的《运河帝国：17世纪荷兰游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和16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作为帝国权力象征的大运河》。古柏副教授从视觉美学以及文学的角度来解读大运河，以及大运河在西方人的眼中如何成为帝国的象征。17世纪荷兰人纽霍夫的游记以及图画作品在视觉意义建构了中华帝国的形象，他笔下的帝国是通过水路和大运河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作品和理念影响了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奎奈的思想认知，他的经济学观念来源于纽霍夫对大运河水运贸易的描绘与想象。这种建立在大运河联结上的帝国理念起源于古代中国的地理、政治和经济联系，而后表现在现代早期荷兰画家和18世纪经济学家的笔下。而16世纪中文小说《金瓶梅》中所描绘的商人以及运河则是一种反面教材，商人声色犬马、道德沦丧；运河淤积，航道堵塞则意味着帝国运行体制的失灵，预示着明朝的衰败。古柏副教授将运河与帝国意象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第六场

明清鼎革与信息交流

第六场的会议议题为“明清鼎革与信息交流”，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朱莉丽副研究员主持。这一议题以文书为载体，围绕文书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多方位了解明清鼎革。本场三位发言人分别就《保民四事书》、塘报以及地理书与明清变革关系展开讨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诚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保民四事书与明末火炮>》的报告。《钦定保民四事书》是崇祯十二年十月，明朝内忧外患之际，由崇祯皇帝颁布的。郑诚副研究员通过考察《保民四事书》的编纂过程，内容特色，以及颁布后的影响，探讨明清鼎革之际，明朝地方火炮生产的实态与防御效果。

延世大学史学科博士候选人丁晨楠作了题为《明清鼎革期朝鲜的明朝塘报搜集与应对》的报告。壬辰战争期间，朝鲜通过进入本国境内的明军得知塘报在传递军情上的价值。这一期间形成的塘报认知促使朝鲜使臣在明清鼎革期更努力地开展塘报搜集活动。明清鼎革时期，朝鲜使臣在面临明廷严格情报管控的情况下，仍然通过玉河馆的胥吏与驻扎在山海关的明朝官员获取了大量明朝塘报。这些涵盖大量军事情报的塘报成为朝鲜使臣递交呈文辩诬、朝鲜派往特定使节团前往明朝的依据。丁晨楠同学通过追踪朝鲜使臣的塘报搜集活动，分析朝鲜如何利用塘报来采取对明交涉措施，她认为明清鼎革期间，朝鲜可以利用情报关系上的不对等（朝鲜的优势）来消解权力关系上的不对等（明朝的优势）。

横滨国立大学辻大和教授作了题为《朝鲜与清朝间地理书的交流》的报告。辻大和教授首先梳理了明清燕行使贸易的变化，接着又介绍了朝鲜与清朝间两国地理书的交流状况。辻大和教授认为，清朝与明朝相比，前者更为注重与朝鲜的关系，如严格限制向朝鲜出口史书、地理书，测量两国边境，树立界碑，制定《皇舆全览图》等。

第七场

明清鼎革的历史记忆

第七场的会议议题为“明清鼎革的历史记忆”，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张佳副研究员主持。这一议题意在探讨明清鼎革对文人认知理念产生的影响。本场共有四位学者发言，其中三位分别就明清鼎革中的江南士大夫的日本认知变化、生死抉择以及文人阅读史等内容展开讨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作了题为《现实厉害与华夷观：明清鼎革前后江南士大夫的日本认知变化》的报告。陈尚胜教授认为明清鼎革前后，江南士大夫对日本的认知发生了由仇敌转向友邦的变化。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清兵在南下过程中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民族征服政策，激发了士人们“亡天下”的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寻求外部力量保卫华夏文明，日本便是他们所选中的潜在力量；另一方面，明朝中期以来，江南以及福建地区与日本开始有着密切的联系，民间通商关系紧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江南士人对日本的认知变化。另外，陈尚胜教授还提及到了“华夷观”对认知转向的影响。日本属于汉字文化圈，符合士人的儒家文化心理，使他们自觉疏远以前不使用汉字的满清，在心理上，更亲近日本。

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副教授作了题为《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人生死与出处的抉择》的报告。“甲申之际”的士人，或殉节，或反抗，也有人自此隐居山野，那他们如何自处，如何治生，如何兼顾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张天杰副教授以祝渊、张履祥、陈确、吕留良、陆陇其等明末清际几个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考察对象，向我们展现明清鼎革之际文人士大夫的生死与出处抉择，而他们在抉择中的再三思量、紧张冲突，以及独特的出处观与生死观都是耐人寻味的。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段志强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纪事与存人：晚清阅读史中的明清易代》的报告。本来事以人立，人以事存，“存人”与“纪事”皆是历史编纂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清代官方史学对于明清易代的编纂原则却是将明亡史与清兴史分立，又将明亡史转化为忠臣烈士的简单传记，略“事”而存“人”。段志强副研究员从晚清一位普通的读书人管庭芬入手，对他的个人阅读史进行研究，认为他的政治立场虽然与官方保持一致，但他对易代文献的阅读、整理与传播，却无形中参与到了复活易代史“事”的大潮中。“存人”之史纪录精英阶层的光荣牺牲，“纪事”之史却承载着普通民众的集体受害，到了清末，这些“事”最终成为催生革命的思想资源。段志强副研究员还认为阅读在史籍的出世、收藏、流传中起了先导作用。书籍改变着阅读者的思想，阅读者也通过编辑、传抄、评论改变着书籍的面貌。明清易代史籍与阅读者的互动，是晚清阅读史和思想史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是本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他的报告内容呼应了本次会议的主题——以全球史的视野看待明清鼎革，他的报告题目为《北美全球通史书写中的中国：以明清鼎革为例》。他指出由于多种原因，全球史的写作近些年来成为学术热点，尤其北美最为兴盛，但全球史的书写也存在一些问题。董少新研究员以明清鼎革为例，展现了几部北美通史著作中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状况，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董少新研究员希望全球史的书写能不断地完善，同时他还希望中国学者能够写出有影响力的全球通史。最后，董少新研究员认为全球史根本无法取代国别史。

二十三位学者发言结束后，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李伯重教授主持了圆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全球视野中的明清鼎革”国际会议的召开为我们研究明清史提供了新视野、新方法，尤其是以全球视野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同时此次会议也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张宝宝 整理）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复旦文史研究院，文史研究院讲座推送，2019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