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古籍项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一个时期的文化标志，汉代的《熹平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都是文化史上的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属于时代的文化标志，规模宏大，结构谨严，质量优异，代表当代学术的最高水平，可以传之久远，用之久远。我们必须积极从事大型项目的规划和实施，从中摸索经验，培养优秀的主持者。大型古籍项目的优秀主持者缺乏，是我国目前不能有效地组织实施大型古籍项目的关键。当然，有关制度的制定也是当务之急。积极争取项目的多，拿出优秀成果的少，这是我国大型古籍项目的现状。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出科学的规划，并有效地组织实施，拿出高水平的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探索的课题。

（一）大型古籍项目的类型

  1.古籍影印。如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新中国成立后的《古本戏曲丛刊》，“文化大革命”后的《古逸丛书三编》（中华书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巴蜀书社、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丛书》（上海书店），台湾的《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清代硃卷集成》（成文出版社）、《百部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敦煌宝藏》（新文丰出版公司）、《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等。

 2.古籍编纂。如《二十五史补编》（排印无断句，开明书店）、《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全宋词》（中华书局）、《全元文》（凤凰出版社）、《全元戏曲》（人民文学出版社）、《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华大典》（多家出版社）等。

 3.点校及注释丛书。《十三经清人注疏》（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等。新中国成立前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是断句本，有小部分影印。

（二）大型古籍项目规划的类型

 1.国家政府直接规划。历代官府校书、抄书、刻书，是大型古籍项目的主体。东汉蔡邕主持刊刻《熹平石经》，唐开成年间刻《开成十二经》，北宋初在成都刻《开宝藏》，北宋初官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明永乐修《永乐大典》，明代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明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正统《道藏》，清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扬州诗局刻《全唐诗》《全唐文》，内府刻《佩文韵府》、内府铜活字《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内府刻乾隆版《大藏经》，乾隆敕修《四库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十四史》《清史稿》《资治通鉴》点校，就是国家规划实施的大型丛书的典范。国家政府规划并且承担全部经费，是这类大型项目的基本特点。

2.地方官府或官方部门规划。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陆续刻八行本诸经注疏（《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绍兴府刻《左传》），清代南昌府学刻《十三经注疏》，广东学海堂刻《皇清经解》，五局合刻《二十四史》（金陵、江苏、浙江、淮南、崇文），浙江书局刻《九通》《二十二子》，山东书局刻《十三经读本》，广雅书局刻《广雅书局丛书》。近年来，山东省政府特别立项出资编印《山东文献集成》也属于这类项目。这类项目的特点是地方政府规划或地方政府立项，并资助完成出版。

3.私人规划。明嘉靖间江以达、李元阳在福建刊刻《十三经注疏》，明毛晋刻《十三经注疏》《十七史》《六十种曲》《津逮秘书》，清伍崇曜刻《粤雅堂丛书》、钱熙祚刻《指海》《守山阁丛书》、鲍廷博刻《知不足斋丛书》、丁丙刻《武林往哲遗著》《武林掌故丛编》、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张寿镛刻《四明丛书》等。

4.出版社（或公司）规划。这是近代以来的现象，商务印书馆为代表，上面说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自己规划、自己出资、自己整理并完成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社改为国营，不再是私有企业，就和清代地方书局相似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就类似宋明时期的国子监、清代的武英殿了，与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有很大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社又由事业单位改制成为国有企业，自负盈亏。国有企业就目前而言，出版社要独立规划并完成大型古籍项目，有一定困难。为什么当初商务印书馆可以办到的，今天反而办不到了？是资金缺乏？还是人才缺乏？还是决策机制有问题？还是兼而有之？我想出版社应能找到答案。

目前现状是，出版社规划大项目，须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国家出版基金或各省财政申请资助，成为出版社与政府合作项目。

学者规划大型古籍项目，其实只是表面，实质上必须与出版社及政府部门三方合作，方可取得资金，付诸实施。高校教师规划项目，可以从学校获得部分资金，大都不能满足全部资金要求，因为学校能力有限，最终需要谋求各级政府立项资助，而本质上学校和政府资助，均是官方经费。其模式是个人、单位、政府部门、出版社之合作。

大型古籍项目，与个人独立专著有很大区别。个人专著可以在各种条件下从事，哪怕战火纷飞、饥饿、疾病，都可以克服。这种例子非常之多。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都是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而日本人山井鼎的《七经孟子考文》，是在重病和呻吟中完成的。可是，大型古籍项目对客观条件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都应考虑在内。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因“一·二八”事变而中辍。顾颉刚在20世纪40年代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规划的“二十四史”点校，虽然有计划，却无法实施。在战争年代，在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岁月，大型古籍项目难以规划；而在经济困难的新中国最初阶段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阶段，同样不是大型古籍项目规划的适宜时机。历史上有“盛世修史”的说法，其实就是大型古籍项目规划的时机问题，只有在和平发展阶段，才适宜规划大型古籍项目。“文化大革命”后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的《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两汉全书》次第完成问世，古籍小组规划的《中华大藏经》《中国古籍总目》也先后完成出版，这就是盛世修书的最好例子。

有了条件和时机，还要学会规划的方法。如何才能提出好的规划？这必须了解古籍，认识古籍，掌握古籍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籍有系统性、连续性特征。孔子整理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成为中国古籍的主要源头。后来的古籍往往是对六经的续作、仿作、注释、评论。《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又有杜预注《左传》、何休注《公羊传》、范宁注《穀梁传》，三注又有孔颖达疏、杨士勋疏、徐彦疏，清人又有刘文淇《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及《公羊》《穀梁》的新疏。《诗经》有毛传、郑笺、孔疏，又有清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刘台拱《毛诗后案》。六经的《乐》失传了，还有“五经”，而《春秋》有“三传”，《仪礼》之外有了《周礼》《礼记》，加上《尔雅》《孝经》《论语》，宋代加上《孟子》，成了《十三经》。《十三经》有白文（《开成石经》为白文十二经，清代补刻了《孟子》，成了白文十三经），有《十三经注疏》。

司马迁作《史记》，说是上继《春秋》，班固作《汉书》以继《史记》，再后来有了《后汉书》《三国志》，至《明史》，成了“二十四史”。北洋政府时期加上柯劭忞《新元史》，开明书店出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还缺少一些志、表，例如《后汉书》《三国志》都没有《艺文志》，就有人补作，开明书店把这些补作编成了《二十五史补编》。其他的接续行为也非常多。司马光有《资治通鉴》，徐乾学、毕沅就先后修了《续资治通鉴》，后来又有了《明通鉴》。袁枢有《通鉴纪事本末》，就有人作《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有《大元一统志》，就有《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又有康熙《一统志》、乾隆《一统志》、嘉庆《一统志》、道光《一统志》。至于地方志，更是六十年一修，家谱的续修也连绵不绝。典制方面，杜佑有《通典》，郑樵有《通志》，马端临有《文献通考》，称“三通”，乾隆间有“续三通”“清三通”，形成了“九通”，加上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成为“十通”。其实还缺《清续通典》《清续通志》，应有“十二通”，这有待于规划完成。

我们规划大型古籍丛书，就要抓住古籍的系统性、连续性特征。宋人有《十七史》，明人有《二十一史》，乾隆间武英殿刻《二十四史》，就是从连续性上考虑的。康熙修《全唐诗》、嘉庆修《全唐文》，引发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来的《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元文》等，都是接续《全唐诗》的。“全”字头就是一个系统。乾隆修《四库全书》，才有了民国间《续修四库全书》的规划，却无法实施，到“文化大革命”后才由古籍小组立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在此之前，古籍小组规划、北大季羡林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也是《四库全书》的续补之巨制。还有《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性质相似。笔者认为应当规划《四库全书三编》，接续《续修四库全书》，这个任务亟待规划上马。

古人喜欢编丛书，从“六经”开始就有“丛书”的性质。东汉刻《熹平石经》其实是丛书的实物，以后唐《开成十二经》，也是石头上的丛书。五代时国子监刻《九经》，北宋初年在成都刻《开宝藏》，也是丛书的早期产品。明清时期丛书出版风起云涌，至今不衰。大型古籍项目的重要形式其实是丛书，而影印技术为大型丛书带来了新的便利。《四库全书》是丛书，全部誊抄七部。至于明清大型丛书，都是雕版印刷，仍然十分不易。

古籍编纂，是大型项目的又一种途径。曹丕敕编《皇览》就是大型项目，后来武则天时许敬宗主修的《文馆词林》一千卷，北宋的《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也是一千卷，清初《古今图书集成》达一万卷，都是编纂而成的类书式总集。

明清时期档案、实录的编纂也形成系列，民国以来的档案整理成就尤大；民间文书的整理，近年取得很大成就，都具有系统性、连续性、互补性，是进行规划的重要角度。

地方文献的编纂，也是重要的角度。各种地方丛书，如《盐邑志林》《金华丛书》《云南丛书》《豫章丛书》《台州丛书》，直到《山东文献集成》，可以从不同省、地、县着手，天下配套，前景广阔。

地方诗文集汇编也具有系统性、配套性。《山左明诗抄》《国朝山左诗抄》《国朝山左诗续抄》《补抄》《国朝山左诗汇抄后集》，前后相连，收山东明清诗人五百年间2187家的诗作，人系小传。当然，道光以后的山左诗人诗作还需要有一部续编。其他省市县也有不少地方诗文总集。

中国的科举文献，例如历朝登科录、同年齿录、历朝进士名录、历朝硃卷，也是配套成龙的。

哈佛燕京学社有《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也是配套的。

古籍规划要合乎传统体制，要讲究于古有征。自创体例也可以，但要慎重，不能非牛非马，贻笑大方。

大型古籍项目组织和实施有巨大的困难。

（一）资金问题。大型古籍项目的资金消耗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一般说来有政府资助（《山东文献集成》由山东省政府资助），有关部门立项，如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这些资助多用于出版。研究过程中的开支，则需要由科研部门立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各省社科项目等立项资助。也有私人投资或公司投资情况，也有出版社投资或民间募集资金情况。而这类投资与政府资助有很大区别，那就是政府资助并不需要还本付息，而私人或公司或民间集资或出版社投资，大都需要还本付利。借资则要还款及利息，都有巨大风险，一般不提倡。如果无法解决资金问题，则根本无法组织实施大型项目。当然，资金可以先筹一部分即可上马，边干边筹集，其中的关键是要拿出精品来，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后续资金。

（二）专业团队。有了资金，就可以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古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了。

专业团队的组织又是一大难题。一般有这样四种模式：

 1.主持人邀请专家组成队伍。

封建社会有游幕制度，有实力的官员可以聘请专家从事大型古籍项目。清代阮元纂辑《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都是自己邀请学者合作完成的。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也是邀请专家成立“晚晴簃选诗社”完成的。这需要有学识，有财力，有人脉，有组织能力。张元济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撰写《校勘记》一百数十册，当时成立“校史处”，汪诒年、蒋仲茀、赵荣长、王绍曾、胡文楷等参加工作，这是由公司聘请专业人员完成大型古籍项目的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类私人出资邀请专业人员完成大型古籍项目的情况不是太多，而私人筹集资金邀请专业人员完成大型项目的倒也有很成功的例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是刘俊文教授个人筹集资金，邀请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该项目是1992年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议上由周绍良先生提出的，经刘俊文先生等以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名义上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立项，请季羡林先生任总编纂，刘俊文教授任工作委员会主任实际负责。项目名义上是国家项目，实际上是以个人之力组织专业队伍、筹集资金完成编纂并出版的。如果不是政府立项，则专家队伍请不到，图书馆不一定提供底本，缺乏号召力，而且参加人员需要单位同意，发给工资，不算离岗，这其中北京大学提供了几十间房子，还有其他支持，因此仍应认为是政府与学者合作。

2.主持人邀请，同事自由结合。

一般为一个单位的或几个单位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杜甫全集校注》都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也有单位支持和民间结合之别。单位支持，以上几部大书都是如此，那么参加者可以把大项目作为工作岗位的任务，单位发工资，这种情况有一定保障。这种方式的问题是旷日持久，主持人之外的成员没有时间从事个人研究及论著写作，没有成果，评职称晋级有困难。几大项目都有这个问题。至于民间自由合作，就更困难，除了上面的评职晋级问题外，还有单位不发工资的问题，势必要在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业余参加。这类情况也较常见。

同事的合作，进行过程中的困难已如上述。成功之后的困难依然存在，例如评价体系，重视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笔者参加的几个大项目，几乎都不挣分。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虽获教育部一等奖，但因为只奖励第一作者，作为参与者的笔者只得0分。所以同事的合作，许多中途解体，抑或是成功之后“一把辛酸泪”。

3.单位行政命令，集体完成。

古代官方项目大都如此，《四库全书》《全唐诗》《全唐文》都是靠行政命令调集专家开局修纂的。今天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就是行政命令调集专家完成的。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要求成员必须参加集体项目，这一模式颇为有效，比同事自由结合为好，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见，需要妥善处理。不过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4.师生合作。

这种模式本来理工科较多见，文科少见。笔者个人从国家清史项目到《山东文献集成》《十三经注疏汇校》，都是师生合作，谢绝同事参加，即使门生，变成同事后也就不再要求参加了。原因很简单，上面的同事合作困难显而易见。师生合作，关系易处，而困难在于学生水平相对不高、不齐，流动性大，无可奈何。因此，师生合作不是什么项目都合适的，要根据队伍水平合理规划难易适中的项目。一般古籍影印、编纂、校勘，大都可以适应。

组织专业队伍，带头人是关键，带头人是项目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主持人理应考虑这些因素，对合作的学生有感激之心，尽量把经费用在学生身上，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和人格，对学生要爱护，帮助学生谋划出路、提升业务水平。只要以诚待学生，学生会拥护主持人作为成果的第一署名人，而不会因此离心离德，更不会因此偷工减料、不负责任。师生友谊和互敬互爱，尤其是带头人为学生谋利益，是合作成功的重要条件。主持人自私、小气，那根本不能也不适合组织大项目，这是必须弄明白的。

主持人必须承认团队成员之间的差别，责任心有差别，水平有差别，性格粗细有差别。承认差别，才可以合作，因为承认差别，才可容忍成果存在内部水平差别，才能容忍成果存在某些缺点，才能设法弥补这些缺点，才能真正让水平稍欠缺者也能愉快地参加项目。如果有一点失误就当面批评，大会小会不指名地批评，都会伤害自尊，导致队伍解体，项目无法成功。

（三）目标设定要难易适中。项目设定的目标要根据主持人以及学术队伍的学术水平、客观条件来确定，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只能失败。黄宗羲曾打算汇集古经解，《尚书》“曰若稽古”已汇为五大册，不切实际，只能放弃。笔者规划《十三经注疏汇校》，在版本上只选骨干版本，每经校本十八九种，这需要经验和专业知识，否则应校的没校、不应校的校了，达不到学术目的。同时我决定“死校”，即只校版本，不校引文（他校法），不做考证（理校法），就是只校异同，不论是非。有的先生当面告诉我“这样做没有意义”，他说：“只校异同，谁不可以做？不足以显示水平。”这当然很有道理。校勘学推崇王念孙、钱大昕、段玉裁，但是那种理校法，现在看来，精彩处令人钦佩不已，而武断者也往往而有。如果水平不够，还是以对校为基本方法。如果对校之后再加上是非案断，那是比较理想的办法，专家队伍具备这个水平，完全可以这样做。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就是既校异同，也加判断。但笔者本人经学水平不高，学生水平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设定目标为校异同，不论是非，不加按语。事实证明，这种死校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意义重大，解决了很多学术问题，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学术现象。当然不加按语并非没有看法，这些看法可写成札记，另行发表。这种灵活的方案，是实事求是的，是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我国有关部门规划的大项目，有的启动不久即告停工，不是人事问题，而是工程浩大，看不到头，“望洋兴叹”，只能停工。

（四）程序设计要科学。项目的进展程序的设计，也是成功的关键。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曾说过用程序约束质量，笔者非常赞成，并且也一直这样努力。《十三经注疏汇校》，先分校，即一个版本对另一个版本，形成分校记，而每一个版本都换人校三遍，签名。形成了互相复审、互为监督的机制，而复审复校发现的问题，有选择地交流，不公开，不展览，以免伤人自尊，破坏团结。

（五）组织管理要有章法。要有一定的组织约束，不能太严，也不能放任自流。要有分组，承担不同任务，委任组长。要定期开会，交流意见，总结经验，克服弊端。任务分下去，长期交不上来，就要另想办法，再请他人。

（六）主持人必须参加实际工作。主持人不能挂名不干事，否则，不了解项目存在的问题，也无法让同人服气。最终定稿必须主持人亲自完成，或主持人亲自参加，组织骨干成员共同完成。主持人不干事，或者年老了不能干事，又没有得力的人协助主持，是项目中辍的原因之一。

（七）以项目出人才。项目出人才，历史上例子很多。顾祖禹、胡渭参加徐乾学《大清一统志》，完成《读史方舆纪要》《禹贡锥指》，成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参加项目，可以说是学徒。笔者参加王绍曾先生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学会了目录学，有了主持《清人著述总目》《清史艺文志》的经验；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整理，学会了校勘学，有了主持《十三经注疏汇校》的经验；参加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提高了版本学水平，也借机完成了《四库存目标注》，并学会了参与主持《山东文献集成》这样的重大影印项目。可以说，参加大项目，就如参加大战役，是学会领兵打仗的唯一办法。未来的大型项目主持人，就是今天参加大项目的年轻人当中的优秀分子。青年人参加集体项目，尤其是跟随老一代知名学者从事项目，是一种学习的良机。不要眼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认为自己得不到科研成果分，得不到奖励分，也得不到经济收入，就认为是吃亏。如果这样认为，那就不能真心实意地参加，不能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承担的部分，无论质量还是进度，都难以达到主持人的要求，与主持人之间难以培养友谊，也就不可能从主持人那里得到学术传承，可以说进退失据，一无所获。这是应当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的。“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这对主持人和参加者都是很好的告诫。笔者常说，如果你跟随巴顿将军横扫过欧洲战场，那么作为一个士兵你可以到别的部队当指挥员了，参加项目必须有这样的心态。参加集体项目对个人的进步来说，不但是主持人的引导，还有同事的启发、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主持人来说，鼓励成员研究，有助于提高项目水平，不能把成员研究看成“干私活”，这是狭隘的观念。

（八）分享成果。在成果问世时，要对有贡献的成员给以署名上的最大尊重，可以并列主编，可以署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不可害怕别人冲淡主持人的成果。其实金字塔是一层层堆起来的，底座大了对金字塔尖（主持人）不但无损，反而有益。共同享受成果，既尊重了合作者，又有益于个人受到尊重，还有利于团结与友谊，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对合作成果，主要成员在其后因该成果产生的收益的分配方面，应及早达成分配比例方案，请当事人签字，各存一份，甚至传给子孙，作为凭据，以免纠纷。师生合作，一般以补贴的形式发给酬金，这相当于预付稿费，一般就不再另付稿费了。大型项目一般是赔钱，经济收益微乎其微，稿费问题有的不太复杂，但要依法办事，不可忽视。

出版社应尊重作者利益。出版社组织的大型项目，要与作者签订合同，尊重作者的权益和学术贡献。对作者不懂有关出版法律法规的，要予以解释，做到公开公平，不利用作者有求于出版社或作者不懂得经营而损害作者权益，否则作者一旦明白，就不会再提供书稿，甚至做负面宣传，出版社也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如何构建作者、出版者、发行者、读者的良好关系链，做到利益公平分配，是做好出版工作，尤其是大型古籍项目出版工作的极为重要的课题。

选自 |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