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
作者：张昭军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时间：2022年1月
457页
定价：120元
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复兴。而中国文化史，实为改造及发展中华文化最为重要的资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历史与理论，不仅借知今日文化史学之由来和现状，而且可据以瞻望今后文化史研究之途程，测其趋向。
文化史学是什么？文化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中国文化史研究走过了怎样的道路？问题和出路在哪里？本书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学术史的清理和理论的反思，分析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钱穆以来中国的文化史研究成就，寻绎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路、风格和特色，并努力解答当下中国文化史研究面临的困惑和问题，期望能为中国文化史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简介
张昭军，山东省淄博市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点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理事。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聘用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成果曾荣获中国政府出版奖、教育部社会科学成果奖和北京市教学成果奖等。
目录
绪论
一 缘起与思路
二 古史资源
二 西史参照
上编 史学史
第一章 文化史学在中国的历程
一“史界革命”与20世纪初文明史观念在中国的确立
二 科学化与专业化：20年代文化史学的发轫
三 实践与成就：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史研究
四 复兴与转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文明史学的传入与变异
——兼与日本比较
一 西方文明史著的译介
二 中日文明史学的产生及其共有特征
三 文明史学在中日两国的变化及差异
四 一种史学传统的开启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从文明史、普遍史到文化专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演进理路
一 文明史学的旨趣
二 “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
三 文化专史的提出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国故”如何整理成“文化史”
—— 以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中心的讨论
一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建立新范式的宣言
二 “整理国故”与文化史研究间的紧张
三 作为文化专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本章小结
第五章 “经者古史，史即新经”
——章太炎对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思考
一 “依自不依他”
二 “六经皆史”
三 “历史民族之义”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柳诒徵以礼为主脑的文化史研究
一 与梁启超对话
二 “为国以礼”
三 “为史以礼”
四 “礼失而赖史以助其治”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以文化为本位的新通史
——钱穆《国史大纲》之创写
一 “今日所需的新史学”：新通史
二 文化本位
三 观其会通
四 坐标系统的重建
本章小结
第八章 文化史研究“再出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一 文化史的学科化进程
二 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向
三 对文化史学的再定位
本章小结
第九章 文化史学的增长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一 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二 问题与论争
三 困惑与反思
本章小结
下编 史学理论
第十章 文化史学是什么？
——兼论新旧文化史学的内在一致性
一 书写民众的历史
二 表彰人类进步的历程
三 探求历史背后的“理性”、“精神”或“意义”
四 注重启蒙民众和文化认同
本章小结
第十一章 文化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一 “文化的社会史”：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史
二 “社会的文化史”：文化视角下的社会史
三 “文化的文化史”：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史
本章小结
第十二章 中国文化史学的过去与未来
一 新时代、新问题与文化史学的任务
二 新领域、新材料与文化史学的拓展
三 新理论、新方法与文化史学的进步
四 展望未来之路
本章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和征引书目
附录
一 “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文化史研究
二 张星烺先生及其《欧化东渐史》
三 龚书铎先生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索引
后记
专家荐语：
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史学科在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文化史理论方法的建设方面是较为薄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术发展。该书的作者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对此有学术自觉和清醒认识。该书应当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意义，契合了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精神。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中国文化史研究领域，尽管成果很多，但研究者们对于文化史学的理论反思是始终不足的。张昭军教授熟悉这一情况，注重学术史和史学理论积累，近十余年来，发表了系列论文。他在专题论文基础上所形成的这部书稿，很有价值和特色。该书的出版对于推进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化史学科建设能发挥重要作用。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后记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对我来说，这项研究是逆流而上，困难重重，全然没有诗意和惬意。
什么是历史研究？文化史学是什么？文化史研究意义何在，路在何方？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且越是接近它，越是感觉生疏。为解此惑，我决心从学术史切入，梳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史，并尽可能上升到理论层面予以分析，冀望能从中获得些许感悟和启发。
尽管想法萌生已久，2003年一度着手，且于2006年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全力投入则始于2007年（即《清代理学史》交稿的次年）。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这只是“项目”交差而已，离及格还远着呢。我深知课题难度之大与自己的浅薄，故不敢懈怠。一晃儿又是10年。今日交稿，犹感匆忙，诚惶诚恐，如履薄冰。起初并没有想到，本书会消耗15年的时间，其间的压力和孤独，明显超过了当年写作博士论文。
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地摸索、补课和磨炼的过程。从时序看，本书写作立足中国史学，始于研究梁启超，补西方史学的课，终于研究钱穆，回到中国史学的新传统。2008年，写出了第一篇文章《从文明史、普遍史到文化专史——梁启超“新史学”的演进理路》，并将它提交给了中山大学主办的第二届“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2009—2010年，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在东京大学搜集了一批中外文资料，写了《文明史学的传入与变异》一章，提交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19—20世纪初翻译与东亚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21年春，写就钱穆史学思想一章，提交给北京大学所办的学术会议。每一章，如何做到既切近本书主题，又不是炒冷饭，重复前人的劳动，颇费心思。研究进度慢如蜗牛爬行，边学边练，平均下来，每年勉勉强强写出一章。即便如此，仍然是在赶进度，缺乏沉淀。
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师友的指导、帮助和鼓励。在此深表感谢！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龚书铎先生和胡维革先生。从1993年读研究生算起，以中国近代文化史为主攻方向，马上就要30年了。本书算是向老师的汇报吧。
陈其泰先生在课题立项和著作出版方面予以了支持，刘家和先生对本书后面几章给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庞冠群教授和柏悦博士帮助我修改完善了第10章《文化史学是什么》，孙燕京教授通读了全部初稿并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黄兴涛教授给我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曾磊博士、王康博士等对我也多有帮助。2016年在台湾大学访学期间，吴展良教授提供了诸多方便。
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石井刚教授、林少阳教授、中村元哉教授，新澙国际情报大学区建英教授，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教授，爱知大学川尻文彦教授，东北大学朱琳准教授，东京大学小野泰教博士和商兆琦博士，早稻田大学白春岩博士等，在我访问日本期间给予了无私援助。
本书多数章节曾以论文形式提交国内外学术会议讨论，并发表于相关刊物。在书稿修改时，笔者大量吸收了论文评议人、各刊物编辑同仁以及本书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的意见。
张文涛、林翔以及在读的研究生同学，曾协助我查找资料或校对引文。
我与人民出版社有缘，20年前曾是其中的一员，与许多同事结下了友谊。我喜欢学术，也喜欢出版。在建社百年之际，拙著能在此出版，于我而言是也是一种纪念。该书出版，承蒙老领导乔还田先生、陈鹏鸣副总编辑和鲁静主任关照。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先后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外籍聘用研究员项目、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项目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资助，曾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规划重点图书。
人生有涯，学无止境，学术研究永远在路上。路是开放的，可行的道路永远指向未来。社会发展如此，学术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限于学力，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聊作抛砖引玉。诚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期望有更多的同仁参与讨论，共同推进中国的文化史研究。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