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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邱捷点校《杜凤治日记》
2021-11-19 21:36     (阅读: )

 

 

《杜凤治日记(全10册)》(【清】杜凤治 著,邱捷 点校,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

 

 

关于本书

 

本书为清代宦粤官员、浙江山阴人杜凤治所撰的日记,始于1866年5月,终至1882年lO月,16年未曾间断,是迄今存世最详尽的晚清地方官员日记,连续、详尽、细致、真实地记录了一位州县官各种公务、公私交往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晚清州县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实际运作,对同治、光绪年间的广东社会也有全面深入的揭示,在考察清代司法制度、清代基层政权运作、大城市管理以及广东地方史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项目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关于作者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历史系原主任。研究方向:(1)晚清广东经济与社会。(2)孙中山研究。主要成果:《近代中国民间武器》、《晚清民国初年广东的士绅与商人》等及多篇研究杜凤治日记的论文。

 

前言

 

中山大学收藏有一部晚清州县官日记,作者杜凤治。日记本来共有41本,据杜凤治自己说,第2本早就失去,现共存40本。日记第1本、第41本封面有“张篁溪先生遗存”长方形印章。张篁溪即张伯桢(1877—1946),广东东莞篁村人,近代著名学者、藏书家。这说明杜凤治的日记曾被张伯桢收藏。日记原收藏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何时及如何入藏不详,21世纪初再转藏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200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清代稿钞本》第1辑,杜凤治的日记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的书名全部影印收录。不过,“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只是第1本封面的题署,以后各本封面的题署不尽相同,而日记之37本后半部分到第41本,所记系作者告病回浙江绍兴故里生活的内容,已非“宦粤日记”。

 

日记作者杜凤治,榜名人凤,字平叔,号五楼,后来号后山(或作垕山、垕三),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5月11日),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七日(1883年4月4日)去世。同治五年(1866)杜凤治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此后又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佛冈等地任地方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

 

杜凤治虽然只是乙榜出身,但很好学,从其日记的文笔和他所作的诗词、对联看,他的学问功底不错。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杜凤治一直坚持读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杜凤治对外国新事物显示出了解、学习的兴趣,来粤后买的第一批书就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他经常阅读报纸,辞官归里后仍保持这个习惯。他从买办、英美外交官等人口中知道了不少外国大事。尽管他的思想没有发生重大转变,但对世界的认识要超过同时代一般士大夫。

 

杜凤治壮年后在京城历练,结交不少官员,早就熟谙官场规矩和运作,进入仕途时已是人生成熟时期。他思路清晰、沉着冷静、善于断决、手腕敏活、精明务实、勤奋细心,很快就适应了州县官的角色。

 

杜凤治在日记中披露了很多官场丑恶现象,一再说“官场如戏场”、“官场险恶”。不过,他对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毫无怀疑,忠心耿耿地为清皇朝服务,立志做一个好官。他虽然算不上是清官,但收受银钱时比较审慎,注意底线,尽量不留下把柄;努力完成教化、考试、征输、缉捕、听讼等州县官公务,同时处理好同上司、同僚、下属、地方士绅的关系,对平民百姓软硬兼施,不至于任性暴虐。他后来虽然没有飞黄腾达当上高官,辞职归里时只是正五品的直隶州知州(加从四品衔),但仕途顺利,尤其是两任广东省首县南海县知县共五年多,在任期间得到总督瑞麟等高官的器重。

 

杜凤治是个州县官,没有参与过高层决策和全国性的大事,他宦粤期间又恰好是没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代,因此,日记对研究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参考价值不大,日记直接写到洋务运动的文字也不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关注的都是“重大问题”,日记基本没有涉及农民战争、革命运动的内容,这很可能是它收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多年却少人关注和利用的一个原因。

 

时至今日,史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广泛、更为多元,政治制度史、社会史、法制史、地方史等学科发展迅速,学者对历史的“细节”更加关注。这部分量如此巨大、记载连续详尽、有闻必录、内容丰富的晚清日记自然值得重视。而且,杜凤治作为州县官,既要接触督抚以下各级官员,也要同绅民直接打交道,所以,日记内容广泛。如果研究有关晚清的问题,在日记往往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料。

 

杜凤治下笔很快,十几年间大部分时间天天写日记(有些或一两日后补写,也有几个月、几年一起总记的)。多数日记是写于繁忙的公私事务之余,往往几千字一气呵成,笔误与涂改不多(但后期日记差一些,如第35本日记,缺记、多日汇记、重复凌乱等情况就较多),如发现误记则在两行之间或页面天头以小字更正、补充。从日记补写的情况,以及杜凤治公务繁忙的情况,可以断定,他不可能先写日记草稿,修改后再抄正。杜凤治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的平实记下,还记下了自己思考、判断、决定的过程。在当日,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日记中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甚至自己的一些隐私,也说明杜凤治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似乎只是为自己留下记录,或者通过记日记宣泄一下情绪而已。作为史料,这种“为写而写”、保持了“原始状态”的日记通常更具可信性。

 

分量巨大、记录连贯、记载详细是杜凤治日记的最主要特点。日记记录了他处理考试、催征、缉捕、听讼等公务的详情,还有大量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风俗祭祀、演戏赛会、奇闻逸事等内容。如此详尽的日记不多,如此详尽的清代州县官日记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公务忙闲不同,日记的重点也不一样。在广宁任上的日记,较多记述催征以及与士绅的矛盾、冲突。在南海任上的日记,偏重于记督、抚、藩、臬交办的事项与官场内幕,对催征、审案的记述则相对简略。在四会、罗定任上的日记,因为其他公务较少,所以记述催征和审案就特别详细。很多案件逐日记述,来龙去脉相当清楚,勘查现场、验尸、破案、审讯以及自己思考、判断等经过都写得颇为详尽。如同治七年(1868)九月在四会处置江昆汉被杀案,十几天内就为此案记述了一万多字。

 

有闻必录、毫不隐讳也是日记的重要特点。如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和巡抚蒋益澧同杜凤治关系很好,还支持他度过与广宁士绅冲突的难关。但日记仍记下郭祥瑞、蒋益澧滥支公帑以及蒋益澧被罢免离任时以“赏银”的办法让绅民多送万民伞、高脚牌等事。总督瑞麟对杜凤治有知遇之恩,杜凤治对瑞麟亦颇有佳评,但日记多处记载瑞麟“好货”的事实及他人对瑞麟的议论。通过这部日记,我们可对清代官场“无官不贪”的情况与制度上的原因获得更多认识。

 

杜凤治这部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这部日记是研究清朝法制的独特、难以替代的史料。

 

杜凤治审案的记录,是这部日记特别值得重视的内容。几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对清朝法制史作了相当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关史料可说汗牛充栋,高水平成果举不胜举。然而,只有个别学者在研究清朝法制时利用过这部日记的一两个案例。

 

对于清朝法制史研究,刑部档案以及州县官们编撰的公牍、案例都是本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史料;近些年,四川巴县、南部县以及台湾淡水、新竹等州县的档案也很受重视。不过,多数州县并无档案存世,例如,清朝广东州县的档案就极难寻觅,巴县、南部、淡水、新竹的档案未必能反映广东的情况。而且,众所周知,清朝多数司法文书,是官吏、幕客、书吏按照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惯例、潜规则加工整理出来的文本;编撰成书的公牍以及官箴类著作,隐讳、加工的情况就更多了。档案、公牍、官箴书如何形成今人看到的最后版本?实际情况同档案、公牍所反映的有何差异?州县官们当时是怎么思考、判断、决定的?尤其是,州县官加工修改案情、作出枉法判决或处置时是怎样考虑的?这些,从档案、公牍、官箴书不容易看出。杜凤治日记可补充这方面的不足。他对案件通常会记录审讯过程以及自己的观察、疑问、分析以及作出判决的理由。他所记的案件不少最后没有上详,其中还包括命盗重案。清朝州县一些完全违背法律、典章制度的做法,前人不是没有注意和做过研究,但这部日记还是有很多前人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例如自行决定以“钉人架子”钉死捕获的盗匪而不上详)。当然,档案等史料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不是说杜凤治日记对清代法制史研究具有颠覆的意义;但说这部尚未被研究者广泛注意的日记,是相当独特、非常有用的史料,可对以往史料作重要补充,相信是可以成立的。

 

二、这部日记对研究清朝州县制度有很重要的价值。

 

多年来,中外学者对“清朝州县制度”作了深入研究,成果之多也难以详为列举。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可说是当代学术界研究这个课题的奠基之作。近些年,魏光奇的《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是中国大陆学界研究本课题的高水平成果。这两本书所附的数以百计的参考文献目录,都是研究清朝州县制度必须参考的基本文献,其中有大量州县官写的官箴、牧令书、公案以及辑录的公牍等书,但似乎没有州县官的日记,更没有杜凤治这部日记。其他研究清代州县制度的著作,引用这部日记的也很少(即使引用也只用了很少部分)。这部日记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清朝州县衙门的实际运作、官府对基层社会的管治,以及官员行使权力时与律例、会典、则例的依违和调适。杜凤治的日记记载公务为主,又很详尽,所以就留下大量细节。

 

例如,州县官是如何征收钱粮的,有关资料、论著可说浩如烟海,但总体看,对征收过程细节的记载、叙述却不是很充分。杜凤治在日记十几年连续记载自己征收钱粮的经历;对征收钱粮中官员、官亲、幕客、“家人”(常随)、书吏、差役、士绅、殷丁等人的具体活动有生动详细的描写,这是在其他史料中不容易找到的。又如,有关明清科举考试的资料、论著不少,但主持考试、参与考务官员自己的记述却不多。杜凤治对每次县试的题目、录取情况以及如何出案,都会详细记述。日记的第15本《乡试奉调入闱日记》,用了5万多字记载自己在同治九年(1870)广东庚午科乡试作为外帘官的经历,类似的史料不可多见。我们对清朝乡试在关防严密的情况下竟可出现弊案会难于理解,杜凤治虽然没有具体写到科场弊案,但日记中关于内帘、外帘的细节描述,可使我们想象出各种作弊的可能性。

 

杜凤治两任南海知县共五年多,广东省城(广州)的一半归其管辖(另一半归番禺)。日记里记下很多关于防火防盗、修理城墙、疏浚城内水道、清理街道、赈济盲人、举办义学、办保甲、查门牌、管理工商、平抑粮价等今天我们可理解为“城市管理”的公务,于此可以窥见清朝对大城市管治的一般情况。南海知县还是两广总督办理对外事务的重要助手,日记有关杜凤治与西方国家外交官以及各种人士打交道的记载,反映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广东对外交往的情况。同治十一年(1872),越南派出官员乘坐轮船护送来中国进贡、遇险获救琉球官员来粤,请求广东官员将琉球官员转送福建再觅便回国。这可能是清代越南、琉球官员最后一次以藩属国官员身份来到广东。杜凤治对两广总督等官员接待越南、琉球官员的礼仪、经过有详细的记述,这应该是晚清外交史不可多见的第一手资料。

 

早有学者注意到,尽管清朝对官员的职权、责任、奖惩、行为等,有很多《会典》《则例》等成文法规予以规定,《大清律例》也有不少条文是有关官员的,但“王法”既被官员标榜和遵守,却又随时随地被他们视为具文,大小官员心照不宣地集体做违反“王法”的事。日记大量记录的士绅参与征收钱粮甚至被责成催征,佐杂参与审案,州县官在拘押、用刑方面大量的“法外”行为,以“借盗销案”的办法消弭任内的缉捕责任,实际上已经制度化的士绅基层权力机构公局,等等,都不符合清朝成文的法律和典章制度。杜凤治既按“王法”办事,但更多是遵循官场实际存在的运作规则。作为一个正常的州县官,杜凤治的思想、行为在当日州县官中具有代表性,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清朝官制的运作,以及晚清政治制度改革面临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这部日记是研究晚清社会生活史,特别是官员生活史珍贵的资料。

 

杜凤治从北京到广东赴任,宦粤十几年,然后辞官携眷经水陆路回到浙江绍兴故乡,无论居与行,他都把自己经历和所见所闻详细记录,晚清民生的方方面面都会记入日记,这就为我们研究晚清社会生活提供了大量细节资料。

 

因为杜凤治是官员,这部日记对了解晚清官员的生活更具价值。日记以大量篇幅详细记载日常公务、各级官员之间的公私交往,与官员的衣食住行、家庭家族、阅读娱乐等等事实,包括州县官的收支与日常生活。美国学者曾小萍(Madeleine Zelin)写了一本书《州县官的银两》,这部著作从陋规、养廉等问题切入,对雍正年间的财政改革作了出色的研究,但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清朝州县官具体的收支情况,在曾小萍这本书还是难以找到答案。杜凤治日记为“州县官的银两”提供了一个可以连续考察的案例。杜凤治虽然基本不把灰色收入写入日记,但还是留给我们很多了解真相的线索,甚至若干直接记录。对于支出,杜凤治多数会详细记录。读完这部日记,我们会对州县官如何在微薄的俸禄以及有限的养廉这两种“合法”的收入以外,以各种已成规则、惯例的方法获取更多银两,以保证公务所需的额外支出、对各级上司例行的贡奉、临时性的贿赂以及维持家庭生活、接济亲属,得到很多认识。

 

日记对州县官与书吏、衙役、幕客、官亲、“家人”的关系也提供了很多以往我们难以获得或不甚注意的细节资料。官员、幕客虽有不少著作,但多数是冠冕堂皇的内容,很多真实情况不会写出来。杜凤治日记则如实记下,有些叙述甚至会令我们觉得有点意外。

 

四、为研究很多历史人物提供了补充资料。

 

尽管杜凤治是下级官员,但他接触了各种人物。例如,日记里记载甚多的潘仕成、瑞麟、刘坤一、蒋益澧、郑绍忠、方耀等人,在晚清都相当重要,但迄今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很少,如果有学者要研究上述人物,杜凤治日记是应该参考的文献。

 

五、可为研究广东地方史提供不少资料。

 

日记很多记载是研究地方史踏破铁鞋难觅的资料。如多次记载了广州的观音山(越秀山)、白云山、南海神庙的风景,其他地方的名胜如肇庆七星岩、南海西樵山等,都有颇为生动的记载。日记还记下一些重要地标的变化沿革,如原位于卖麻街旧两广总督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毁于英法联军,原址后来还被法国人用以修建教堂(广州圣心天主堂,又称石室),日记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1866年11月12日)条记下了当日督署迁到司后街(今越华路)新址。同治十年十月和同治十一年十一月的日记,分别写了自己跟随总督瑞麟(本应巡抚往祭,其时瑞麟兼署巡抚)、巡抚张兆栋祭祀南海神庙。迄今学界对广东地方官府定期祭祀南海神庙的情况知之不多,日记的记载就很有参考价值。又如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二年五月,杜凤治两次到藩署办事,顺便游览了藩署的鹿园,藩署原来范围很大,但“洋人进城,东边园地房屋被法国占去为领事府”,杜凤治用了一千多字记录藩署围墙、署内道路、鹿园以及藩署杂乱无章的情况。如果要讨论广州动物园、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沿革,杜凤治日记的有关记载也是值得参考的。

 

杜凤治对每天天气都记载,各个时辰的变化也会记下,有时还会提及当日天气对农业、居民生活等方面的影响,一些异常、特殊、灾变的天气会记录得更详细。鉴于当日广东连续的天气记录几乎无存,方志的记录又较粗疏,因此,这十几年日记不间断地记下的天气变化,对研究近代广东气象、天气的变化也很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杜凤治的日记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遗憾的是,影印出版十几年来,利用这部日记的学者不多,究其原因,大概是手稿影印本阅读不易所致。日记以较草行书写成,又往往写得密密麻麻,仅辨认字迹就需要花费不少力气。杜凤治还经常在两行之间、段末、页面天头用蝇头小字补记,用放大镜也很难辨认清楚。此外,日记提及人物时通常不用本名、全名,而用字号(时人字号又可用同、近音字书写)、小名、简称、绰号、代称、官名、官名别称、官名别称简称、姓氏地望等,他们多数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幕客、吏役、地方绅士等人物,在《古今人物别名索引》等工具书及各种史籍基本查不到。同一个人在日记不同地方称谓往往不同(如日记写及潘祖荫有“伯师”、“潘伯师”、“伯寅师”、“河阳师”、“河阳”等称谓),不同的人同号也有多位(如广宁知县张希京与广粮通判方功惠在日记都称他们的号“柳桥”),同一官名所指往往是不同的人(如日记多称布政使为“方伯”,而这十几年间任广东布政使者超过10人,必须搞清到任、离任、署理时间才知道所指为谁),有时,杜凤治还会因听误或忘记而把名字写错。如果不是从头读起,中间抽一段看,就很难以判断所写的是何人。凡此种种,使日记从字面上读懂就不容易,读不懂,深入理解、研究其中的内容就无从谈起了。

 

近一二十年本人都一直读这部日记,并利用这部日记写了些论文,广东人民出版社了解到这个情况,商请我对日记整理成新式标点简体字横排本,并作简要注释,还编写了《日记中的主要人物》作为附录。此外,把若干谱牒中有关杜凤治的记载也作为附录。《清代稿钞本》第146册收录的《澄泉相国治粤事实》,所记大事不少可与杜凤治的日记互相印证,故亦整理作为附录。经近十年的努力,总算把点注完成。但这件工作大部分是我70多岁以后所做,精力、目力都日渐不济,水平也有限,日记字数达数百万字,差错肯定有不少,期望出版后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文章来源于 历史公众号 新史学1902 202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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