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文摘 |《整合与重构：近代西南的边政与边疆学术》前言后记

前言

“中国边疆”数千年变动不居，广狭程度各代不一。如何处理边疆问题，关系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由于民族区域与边疆区域的大体类同，形成了以中原汉地为中心，周边民族地区为边疆的“内夏外夷”的环状格局，由此历代边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即“四夷”或“四裔”的关系。所以“边疆”兼具地理和文化意义，古已有之。古代中国自认处天下之中，对“远人”充满了“傲慢与偏见”；对自己则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认识转变。近代以来西力东渐，中国才知还有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夷狄”，世界并非惟我独尊，中国仅是世界一个弱国。不过这次“夷狄”来自“泰西”。“夷务”顺理成章成了“洋务”，向西方学习，便成了那时的“时务”。要向西方学习，就必须“走向世界”。梁启超在19世纪末承认：“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使清朝政府深陷统治危机，在边疆地区统治也日益松弛，中央权威在边地大为削弱，边疆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俄、日、英等东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蚕食鲸吞，东北、新疆、西藏、蒙古等地险象环生。朝野均有变革社会的愿望，并积极开展各个层面的改革。但甲午一役，清廷完败；戊戌维新,百日而辍，不少国人对朝廷丧失信心，“国家”概念开始逐渐被知识分子所接受，故列文森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晚清时期，中央政权及其统治者无力整合地方政治，清末异军突起并不断发展的地方政治力量逐步壮大，这种“中央势力虚弱，地方势力崛起”的趋势一直延续到民国。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国内政局动荡，中央很少顾及边疆；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境内民族内部矛盾，鼓吹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导致边疆社会内部原有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各国势力在中国边疆争雄竞长，日本逐步获取有利地位。英法日俄“都想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上，获得宰割中国的上峰地位”，中国边疆叛乱背后大多有列强利害冲突因素，“如年来的新疆的叛变和康藏纠纷等事实，都无非是由于帝国主义者间在边疆争雄角逐所激起的明证”。但是列强在中国边疆传统的势力范围，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发生了政治的急烈转变”，“各列强宰割中国边疆的活动范围和实力，多受了日本势力的牵制，而日帝国主义者已无形中占了最上峰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边疆问题上的一种大转变。”有人指出：“我国边疆之多事，可谓为我国近百年来政治一种必然之演变”，“不过至‘九一八’而愈显著耳”。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经过十年的黄金时期后，就陷入了八年抗战中。七七事变使中国的边疆危机达于顶点，“边疆藩属尽遭割据，并有危及本土之趋势”。时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国难的境地，“正是帝国主义者达到侵略中国的初步目的”；帝国主义者“有意扩大中国今日的国难”，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赶上二十世纪的现代国家之不可避免的过程，中国社会进步愈迅速，愈容易招来列强的侵略之加大，他们最怕中国赶上了二十世纪的现代国家的正常地位，所以他们……在某种利害的共同意识之下，来加紧对中国边疆的准备工作，是没有二样的”。这是中国边疆问题严重化的“主要因子”。边疆危机内在的一面则是地方主义在边疆的蔓延和民族离心趋势的严重。过去由于语言文化及历史传统的差异，国人大多在家族、地域或宗教层次上建立各自民族的忠诚理念，这是历史上民族矛盾和冲突绵延不绝的重要根源。时至晚清，内忧外患加剧，如若各族不能超越狭隘的族群观念，实现多民族社会文化及政治的交融和整合，则中华民族的命运堪忧。在钱穆看来，由于过去“对于边疆过分的漠视，同时，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达不到边疆，帝国主义看清了这一个弱点”，所以中国边疆被人侵蚀，“本是我们的国防线，现在变成了别人的生存线，以及国防线了。”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成为抗战建国奠基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苏俄已支配外蒙，还在“一步一步向中国侵略，西北新疆、宁夏、甘肃一带尤其首当其冲”。戴季陶认为，中国“已在日俄包围之下”，应将边疆建设重心放在西北，只有“将西北各省充实起来，才能够和他们抵抗”。东北和华北相继沦陷以后，西北地区安危更被视为关系国家存亡，西北开发被国人寄予厚望，“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宋子文说西北建设 “是整个国家问题”，“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赶快注重建设。”1932年12月19日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开发西北案》，也提出建设西北边疆就是保卫“国家生命线”。这一观念在当时比较普遍。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大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可见至少在193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要员在西部建设方面是偏向倚重西北地区的。当然，在关注西北建设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优势。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对于政治报告之决议案》，指出:“吾国幅员广大，西南西北各省产业、文化亟须致力建设，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故开发建设西部各省者，以巩固抗战之后方，实与普通奖掖国民经济之发展，同其重要也。”国民政府从倡言“西北建设”，而至“西部建设”，明确提出坚持抗战“有赖西南西北之迅速开发”，可见其边政重心从偏重西北向统筹西部转移，西南边疆地位明显上升。蒋介石1935年在四川考察时就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之根据地”，“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的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还是大有可为”。时人认识到，抗战军兴后，“中国已经到了空前的最严重的时期，除了加紧抗战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外，应该继之以最实际最必要的工作，然后方有复兴的希望”，边区开发就是其所言“最实际而最必要的工作。惟有这样然后可以说到长期抗战”，不过目前迫切着手的边区开发“是在西南的一方面。”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地区更是成为抗战大后方与民族复兴基地，其经济开发与社会建设受到各方关注。“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边疆地位如此重要，但其经济文化发展却处于极端落后之状况，如何能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这是当时不少国人之焦虑所在。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言，对边疆问题和边疆建设的观点，体现在其边疆政策中；就民间或学界而言，则体现在边疆舆论和边疆研究中。

近代中国有两次 “边疆学运动”，一次是晚清西北史地学，二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相较而言，民国时期的边疆学术趋于群体性和多元化，研究主体和载体均有前所未有之变化，如职业化的学者群体，以报纸和期刊为主体的成果发布途径。研究者除了独立开展实地调查和学术研究之外，往往依托一些以边疆研究为主要使命的社团、学会及各类官方和民间机构，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发表学术成果，促进了边疆研究成果的产出和传播。其参与群体及个体之众，学科专业介入之多，对理论方法之借重，显然均非此前所不能及。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运动，改变了那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地图，同样也改变了中国边疆研究的格局。很多原本既不研究边疆史地及其文化，亦不从事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学科角度投入边疆研究。“抗战时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逊清末叶，名公巨卿，好谈西北问题，一时风起云会，莫不以谈西北为识时务之俊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从“谈西北”到“谈边疆”，可见边疆研究领域已得到很大拓展。由于内迁西南高校远多于西北，当时边疆研究的主体力量集中在成渝昆等城市，尤其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华西坝教会五大学（时有“华西联合大学”之说）形成了成果产出丰硕、学科建构成效显著的边疆学术共同体。他们对中国边疆与边政的深切观察与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认真梳理与品鉴。

整体而言，近代中国的边疆与边政及边疆学术，其内涵与格局较之既往都有极大变化。其要义无非可以用整合和重构来概括，一是要整合国土、整合人心，要让中华民族整体性观念成为国人共识，要让国家领土完整成为努力的目标；二是重构边政、重构边疆学术，基于当时中国实际确立新的边疆和民族政策，在中西新旧间促进边疆研究的转型。这是那个时代边疆与边政与边疆学术的使命与特征。

本书所呈现的，就是近代中国所经历的边疆巨变，政学两界关于发展边疆和改良边政的各种努力，也是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团队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一次汇聚。四川师范大学的边疆研究，可以用我在邢广程研究员2019年12月17日的学术讲座上所讲的“三有”来概括。一是有传统。民国时期在边疆研究和民族学界负有盛名的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晚年都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他们的藏学研究及对边疆社会工作的系统论述，已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经典之作。他们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深刻见解及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科学论断，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些也成为了四川师范大学边疆学术的源头和“基因”。关于二人的人生与学术，近年笔者撰写了十余篇论文，计划出版研究专著，并编写二人文集。二是有力量。四川师范大学已形成一支以近代西南边政、康藏研究和边疆学术史为主要领域的边疆研究队伍，以王川、孙勇、彭文斌、田利军、凌兴珍、黄天华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在近代中国涉藏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边疆学人与学术、边疆教育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等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另外还有邹敏、马磊、何文华、朱晓舟、王丽娜、苏杰等青年学人，也在边疆学领域逐步成长起来，显现出蓬勃的学术前景。三是有抱负。这支研究团队，不仅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做了大量以史料文献为主的基础研究工作，也在中国边疆开发与建设领域做了大量以实地调研为主的应用研究工作，还积极参与了方兴未艾的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学科建设工作。我们有志于与国内外边疆学人一道携手，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尽更大努力，做出更多贡献。

汪洪亮 2020年8月20日

后记

这些年来，边疆研究受到学界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比如边疆研究的跨学科参与和中国边疆学的“三大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在中国边疆研究学术领域，四川师范大学是积极的参与者，逐步形成了一支以历史学者为主干，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队伍。中国史学科是四川师范大学重点发展的一级学科，其中专门史被学校认定为紧缺学科和急需发展学科。边疆史、民族史在中国史的专门史学科建设中已形成鲜明特色。为此，学校先后引进孙勇教授和彭文斌教授，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所，出版《华西边疆评论》学术辑刊，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影响。

编辑一本四川师范大学的边疆研究文集，是我潜藏多年的想法。两年多前，我即初步编好，并提供给2018年底在成都举行的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发展与学术期刊使命论坛作为会议材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近期再次增删和修订的边疆研究文集，展示了四川师范大学边疆研究的部分成果。按照目录排序，作者情况如下：

第一章《锡良督川时期川边康区的改土归流》作者为邓绍辉教授；第二章《清末排满论者对满汉同属黄种的学理回应》作者为张晓川副教授；第三章《从使臣到史家：洪钧使欧事迹述论》作者为李峻杰博士；第四章第1节《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作者为田利军教授，第2节《困中求生：长征时期红军在四川藏区的“扩红”宣传》作者为朱晓舟博士；第五章《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作者为黄天华教授；第六章第1节《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市场体系》作者为马磊副教授，第2节《民国时期内地蔬菜传入西藏略考》作者为王川教授；第3节《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传昭布施》作者为邹敏副教授；第4节《20世纪前期西方建构“神秘”西藏形象的背景和经过》作者为何文华副教授；第5节《民国时期川西北政治生态及边官政绩》作者为张金玲副教授、何广平博士；第七章第1节《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筹办边疆教育》作者为凌兴珍教授，第2节《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及第八章第1-2节作者为汪洪亮教授；第八章第3节《金陵大学的边疆研究述论》作者为钟荣帆博士；第九章《边疆研究与政治选择的纠结与调适》作者为苏杰博士；附录一《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作者为孙勇教授；附录二《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作者为彭文斌教授。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高中伟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副校长王川教授及学校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汪必琴教授、研究生院何诣然教授、人文社科处陈佑松教授的关心和支持，并被纳入中华书局“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书系”中。在此也要感谢各位作者对编者工作的配合和支持，感谢中华书局吴冰清编辑的审校和修订。

汪洪亮

2020年10月18日

目前当当、京东、淘宝等网站可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