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春夏，王人博教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出版，我与“一页”的出版人范新商量，邀请到目前国内几位有学术代表性的法政学者，组织了一场时间安排松散的在线与谈。与届时一般流行的线上会议不同，这场基于微信群的学术与谈活动实际进行的周期几近整月，在七月底才完成所有实质与谈。

时值北京疫情重新抬头，无法组织线下活动，我们当时还专门出了一个吹风海报，援引作者书中所言：“因为相隔，反而连成了一体。”而此时金风已至，世事稍显和缓，部分与谈稿件终于借“雅理读书”的宝地得以与各位师友相见，包括：

• 《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沉思》（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 《把“中国”作为宪法方法》（李忠夏，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

• 《破解中国近代史的密码》（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 《理解中国的思考实践》（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

• 《近代中国及其命运》（余盛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

• 《“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科学”：解读“中国性”的三个层次》（黄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讲师）

对于阅读和解读王人博先生的著作，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三个脉络：中国、历史与方法。“中国”主题自不待言，这可以说是王人博教授的某种基于生命体验的学术立场和思想母题。各位嘉宾就此也很自然体会并回应了作者这一思想母题。其中，翟志勇的与谈就将作者理解中国的进路和方法称为“在境与超脱”，即对于人物、事件、文本、语词的阐释首先回到历史场景之中，从发生学的角度在具体的场景中进行描绘、复原、解释、阐发，对历史给予“同情的理解”。这一抵达”同情的理解“的过程，也是学人带着自省超脱历史场景束缚和避免理论工具绑架的智识努力。

王旭、泮伟江和余盛峰三位的与谈则更侧重历史，无论是将本书认作“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以超越现代法学研究者的机械化与客体化，还是作为“非目的”论下象征性与普遍性的宪法史，抑或通过历史叙事重新定义中国及其“大一统”，都切入到作者历史思考的实质侧面。

殊值一提的是，本次与谈的内容中，方法层面的探讨非常显著。李忠夏将历史中的中国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代宪法的方法本身，看到了作者在书中所展示的，现代宪法作为制度自近代引进以来所经历的改造，而这些改造是为了因应中国人的近代民族心理、传统习性和独特场域。黄晨则在作者的框架下将如何解读“中国性”的方法进路予以分解，并且提出：传统文化，尤其是法政研究经常诉及的儒家文化，不会决定中国现代法治的实现与否；倘若仅限于历史变迁，法政史研究依然无法真正完成“中国性”的解读；这一理论目的，须经由社会科学基于地方性知识，同时也在扬弃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中，尝试实现“深植于特殊性的普遍性”。

当然，“开卷有益”，无论是王人博教授书中的字字玑珠，还是各位与谈嘉宾的真知灼见，都无法替代读者自身的阅读，读者惟有回到篇章里、在页码上从容过目。历史中的国度和民族以不为人知、也不会为任何人改变的步伐走过近代，除了进入现代，并无他法在时空中流连。这个夏天已经结束，我们当时于字里行间以为可以做到的，也不过是沿着作者的思考，通过阅读和评析，在心里继续体会某种现代意义上的法政时刻。的确，这是我们的职业，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各位读者于此能在阅读中得到自己相应的体验——因为阅读和思考，本来就可以成为每个人的生活。

以上短记，且作编者按。翟晗 （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2020年10月初于珞珈山脚

本文作者余盛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文化纵横》原执行主编。本文由“雅理读书”公众号首发，若您阅读后有所收获，敬请关注“雅理读书”公众号（yalipub）。

近代中国及其命运——《1840年以来的中国》  读后   余盛峰

何炳棣先生说，治学当“选第一流的题目，做第一流的学问”。在八股学术和体制学术甚嚣尘上的当下，王人博先生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为我们树立了学术作为志业的标杆。

1840年以来的国史，是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重新想象和重新发明的历史。中国本身就是现代史和革命史的产物。正如作者所言，1840年之后，中国被强行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且是作为一个不受尊重的国家而存在，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人不得不艰难进行自己的建国思考和建国探索。“挑战—回应”从而构成中国近代史的核心线索。近代中国的变法压力主要不是内生的，而首先源自欧洲的挑战和压力。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被强行嫁接于天下体系，基于完全不同的政治传统与社会民情，中国的再造，始终处在由外生嫁接所带来的强烈的焦虑状态和排异反应。

滥觞于西欧中世纪封建体系的民族国家，主要适合地理边界清晰、种族和文化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地域。而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民族”则是“异质物”。恰如白鲁恂所说，中国乃是“伪装为国家的文明”。近代中国必须以“超民族主义”的方式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从一开始就隐含了深刻的悖论和张力：一方面，必须依照“条约体系”要求，以民族国家形式参与世界竞争；另一方面，这就必须掩盖和遮蔽传统中国超民族主义的事实。名实不相符，削足而适履，这是近代中国宪制之路充满坎坷的一个根本原因，对此，作者在书中做出了深刻阐述。

在我看来，《1840年以来的中国》为我们重新讲述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故事，其核心就在于如何重新理解和定义“中国”，即重述“何谓中国”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即，在超民族主义的文明地域框架下，如何采用现代民族共和话语，完成现代立宪意义的政治共同体重建？如何从满清的内亚—东亚帝国体系转型为具有超大规模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如何从传统朝贡天下体系转变为现代条约国家体系？如何从儒家礼教宪制转型为现代共和宪制？

在一个原先作为帝国统治的地理框架内完成现代民族共和政体的建构，成为近代以来所有中国政治家和革命家无法摆脱的一个难题。一旦无法处理或处理不好，就可能给整个统治带来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大一统的问题，思考应当追求何种范围和何种意义的大一统？中国的大一统（一体多元），涵摄了历史政治、地理政治、边疆政治、阶级政治各个层面，这些问题，在宪法上应当如何重新表述？这是未来中国无法回避的核心宪法命题。《1840年以来的中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启示。

在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忠实记录了1840年以降中国面临的严峻命运。概言之，中华帝国崩塌之后，中国陷入霍布斯意义上的主权者缺位的悲剧境地；遑论宪制，整个中国都面临真空状态。主权者缺位，中国陷入沦为“无主之地”的危险局面。列强入侵与殖民成为题中之义。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的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其首要使命，即是重新发明民族，以此完成现代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再以此为基础，方能形成现代中国的“主权者”，以回应外部挑战，完成所谓“反帝反封建”之任务。这既涉及政治共同体外部边界的重构，又涉及政治共同体内部关系的重组，可谓任重而道远。《1840年以来的中国》给我们的深刻启示是，所谓宪法与立宪，主要不在文本与制度的移植，而首先乃是基于自身文明完成的政治共同体构建（共和）。由于中西历史与文明传统的深刻差异，必然形成政治共同体历史与想象的完全不同，而由此带来的共同体重建的难度，也就根本不同：人类历史并没有为中国提供现成的经验。

毋庸讳言，近代中国的宪制演化从属于世界体系的演变。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宪法，得益于英国需要中国作为帝国框架的统一来稳定整个远东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五四宪法，得益于战后雅尔塔体系、冷战国际格局和苏联的荫庇；八二宪法之后，中国则从国际秩序挑战者转变为利益攸关者，以顺应美国主导的新型国际体系。国际体系演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宪制的发展。在书中，作者同样深刻阐述了中国宪制之路与西方世界体系的复杂纠结关系，比如，宪法中的革命者/建设者的身份辩证法，正是这一内外互动逻辑的反映和呈现。1840年以来，先来者以自己的宪制塑造国际秩序，后来者必须依赖这一先来者秩序塑造自身宪制。历史从无公正可言。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如何避免自身宪制与世界体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宪制如何取得“普遍性”，如何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先来者？

1840年以来，中国从没有过从容应对局势的余裕。亡国亡种面前，维持生存与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则可能引发外部的恐惧和打击。而外部的敌意放大，则又可能成为保守回潮的令箭。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法拥有酝酿的时刻，无法优雅享受缓慢发育带来的好处。在不得不然的历史情境下，尤其考验思想者的政治智慧与政治耐性。

“不要太在意短暂的得失，历史是用千年来做计量单位的”，谨以王人博先生的这句话作为读后感的结尾。

文章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 雅理读书 2020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