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刘广安先生专心钻研法史学数十年，他介绍的中法史必读书目，不仅学习法史学值得参考，学习法理学和部门法学也值得参考。

时间：2017年11月7日下午

地点：科研楼A820室

讲授人：刘广安教授

听课人：2017级法史博士生

博士生郑好、申巍根据录音整理，已经讲者审阅。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综论”这个题目，是2010年张先生指定我讲的题目。在2010年之前，没有限制讲什么题目。往年我是把要讲的材料复印出来，发给大家。今天我只是列出要点打印出来。今天我准备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介绍一些参考书目，这是我这两天临时增加的内容，往年没有这个内容。另一个是介绍法律体系的研究思路。

参考书目，我注意到法制史学界的老中青学者都有开过书目的。蒲坚老师开过的参考书目已印在书上了。近期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中年学者、青年学者，也开了一些参考书目，开得比较多。我都要退休了，在这个课上还没有开过参考书目，所以想也开一个。我开的这个书目跟其他的有一点不同，是我把这个书目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是精读书目。我指的精读书目是说这一类书是要反复读的。每一句话都要读得“知其然”，甚至“知其所以然”。这肯定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像这种精读的书目，我虽然列举出一类来，但是在法制史这门学科里，有一本书的每句话都那么精读了，我还没达到。我是把它作为理想目标提出来。有的文章是精读过的，一本书里说的每一句话，就不一定都值得那么读了，但是像《唐律疏议》的名例篇、《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前面的导论，涉及律学部分，这些部分是需要抽出来精读的。精读的书目，我觉得不要太多了，不要超过十种，因为我觉得太多了，就很难读得那么精。只有《老子》那种书，才可以达到每句都需要那么精读，其他的古籍，很难达到每句都需要那么精读，下那样的功夫。当然，那些搞文献注释的学者可能注释哪一本，哪一本就需要达到每一句都需要精读。

第二类是必读书目，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必读书目限定在二十种。这二十种必读数目，不是说每一句话都要弄懂，都要“知其所以然”。必读书目里面要选一些重点部分重点章节来读，实际上带有很大的选读性质。

第三类是泛读书目，我没有限定数量。有博士生到我家串门，问读书的体会，我就说“精读要精，泛读要泛”。意思是说，精读的书要少，但是一定要读得精，泛读的书要读得越多越好。泛读的书目甚至不一定要限制在法史学科，文史哲政经法，甚至其他多种艺术类科技类的书，都可以在泛读的范围内。在我的微信圈里，可能你们会注意到，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淘一本书，我淘的那些书乱七八糟什么都有，都是属于泛读类的。

我把必读书目列了二十种，我现在做一个简介。我本来想把这个书目打印在书稿上面，我这个手最近扭伤了，连写字都非常困难，所以我就没打出来，我发给你们的那个提纲后面有空白，你们就记在空白处吧。

必读书目的第一种，我列的是《尚书》，第二种是《易经》。书经和易经，这两种书不仅仅是法制史的书目，按照现代学科的分类，文史哲法政经里面的内容都有，它是综合性的书，但它里面涉及到法律史、法律思想史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汉语法学的源头性的书。因为甲骨文、金文里面没有太系统的完整的篇章。《尚书》和《易经》里面有一些完整的篇章，尤其是解释的部分。它们作为汉语法学的源头，不一定每一句话都要读到，但是涉及到法学的那一部分，可以抽出来看，比如说《尚书》中的《吕刑》，《吕刑》这一篇可能要抽出来。要是我在本科的时候有人这么提示我的话，我可能觉得《吕刑》这一篇都应该背下来。后来只是大致知道里面的明德慎罚、世轻世重等思想。这两篇综合性的汉语法学源头典籍，我建议大家看的时候，主要是注意它里面涉及到的法律的基本问题，就是涉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法律与习俗的关系，看这两本书里它是怎么论述的、表述的。它表述的是很早的从思想角度认识的这些基本关系，不管你现在研究什么法制史专题，还是其他研究现代的法律问题，这些基本关系都是最基础的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就具有普遍的价值。另外需要注意这种综合典籍，是怎么论述法律与国家的关系，还有法律与家庭的关系、法律与个人的关系。这些也是法学方面的基本问题。不管你研究什么朝代，都应该注意这些基本关系，就是我刚才说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法律与习俗的关系、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法律与家庭的关系、法律与个人的关系。划分的标准不同，但都是基本问题。《尚书》、《易经》不同程度都谈到过。《尚书》、《易经》现在都有人写出单篇的论文出来，在网上一查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抽出一部分法律问题来谈的。但是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是不是都写全面了，新的文章，这几年我没有看到。

第三种是《周礼》。《周礼》这本书，尽管它的内容，大家没有确定统一的意见，它哪些是西周的，哪些是后来加上去的，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本书是何种法典性质，大家也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这样一本记载典章制度，也是属于汉语法学源头的著作，它对后来影响太大了。从政治影响上看，王莽改制、王安石改革受影响很大；从立法方面看，它对后来会典编纂影响太大了，对《唐六典》、《明会典》、《清会典》，影响太大。所以《周礼》是一个必读的书。那么厚也不一定每句都精读，《周礼》的《秋官》篇，跟《尚书》的《吕刑》篇，集中讲法律的，就要单独提出来，比一般的内容要看得认真、仔细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大学时代，我觉得就是要背的，如果是做这个学科研究的，以后你研究什么问题，就想起来它在哪。

我们看到老一辈历史学者超过现在的，就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读过四书五经的，有的内容他是背过的。郭沫若到日本考古，他能想起他小学时读书的内容，在什么地方，他一下就跟甲骨文、金文发生联想。这个联想很重要啊，你有没有很重要，所以那一代学者的这种童子功，是我们新中国以来的历史学者所没有的。我到大学慢慢接触这些书之后，摸爬滚打的都要到退休了，这才发现这些书里哪些要精读，哪些部分应该读到什么程度。对于我来说，到50岁以后，这个重要性我才逐步认识。

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虽然没有现在要发两篇论文这样的压力，但是你总是希望赶快把这个专题研究发表，所以很早就忙着写一个很小的专题，那个专题也发了，但是像这些源头的著作，实际上是没有下功夫细读。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就是影响根底的问题。还有那些现代的著作，我现在回头来看，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是不值的。要花费，是应该花费在原典细读上。除了你研究的问题，你可能研究的是很小的问题，研究清朝的问题、民国的问题，看一手材料，这个肯定是要花很大的功夫。

除了你研究这个问题之外，其他任何的近代以来的著作，真是都值不得你花这个原典的功夫，这个是我现在回头这么看的。因为原典是一个源头指导，是给你一个知道演变根底的问题。

前年有一个法大的硕士生，我上课的时候，看他好像很喜欢古文，他跟我联系想读博士，我就建议他写《周礼》对传统法制的影响，主要就是要他把《周礼》与《唐六典》、明清会典的关系，整个地写清楚。他觉得压力太大了，说他完不成这个任务，干脆连博士也不考了。所以我没有招到这样一个具有耐力、功夫的研究生来攻克这种课题。但是我认为《周礼》对传统法制的影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每一部法制经典对后世法制的影响，都可以写博士论文，在我看就是这样。只不过是书经、易经就更难，《周礼》内容相对还集中，都是一些典章制度。

第四种是《礼记》，《礼记》解释义理的内容多，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包括古代的法律思想的认识水平。你们应该也是了解的，到了唐朝，《礼记》都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了。《礼记》那么多篇，也不是说都精读，所以我说这个“必读”，就是你必须了解这个意思，精读你还得往里选篇章。 

第五是《荀子》。《荀子》的重要性，我是在本科的时候上张国华先生的法律思想史课，听他介绍的。谭嗣同说：“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这个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秦朝以来的政权体制就是秦朝的模式，从秦朝以来的政治法律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孔子、孟子的，是荀子的，荀学也，主要是儒法合流的思想。孔子、孟子、《论语》还是儒家的思想，法家的思想没有包含进去。荀子是儒法合流的奠基人。所以他的礼法结合、儒法合流的思想，就值得我们精读了。

这五种我是觉得不光读博士，就是只要了解中国法制史的，甚至不读法制史的，要了解一般中国传统文化的，都应该是一种必读书目，只是个人选择的重点不同。偏重政治的选政治，偏重道德的选道德，偏重法律的选法律，各有侧重。

第六种是《汉书·刑法志》，大家知道十多种刑法志，《汉书》是第一次有刑法志，《史记》里没有。《汉书·刑法志》已经写了汉朝以前的法律制度的源流、演变、利弊得失。学界有些已经把这个看作是中国法制史的第一篇著作，可以这么说。因为《吕刑》是记西周当代的法律制度为主，源流还没有写那么多。《汉书·刑法志》是明确地从历史角度写的。所以我是把它看成第一部中国法制史的著作。但是这个法制史著作是附在历史书里面，附在《汉书》里面。所以说法制史是史学的分支，我想就是指这个，因为它是附在纪传体史书中的一部分，后来尽管有典制体史书、编年体史书，法制史都还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一直对法制史学科性质说是史学的分支，我想主要是指这个传统，因为它本身就是列在史学系列里。要是按照后面经史子集编排的书目，它也是列在史部里头。所以史学法制史这种认识、观点，是以客观存在的历史著作来看的。《汉书·刑法志》已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书里贯穿儒家的指导思想，一直影响后面的刑法志。大家可能都已经了解这些知识，我只不过是介绍了这本书，新的一点认识和旧的一点认识，我都结合起来说一下，也许你觉得这个我已经早已知道了，那就略为参考。

第七种是《晋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对我们了解中国法制史，从它内容上在我看来是比《汉书·刑法志》更加重要，尤其是对我今天讲这个法律体系综论更重要。因为大家看到《晋书·刑法志》，《法经》的篇章体例，以及《法经》中的具律与各篇的关系，以及一直到后面刑名法例与各篇的关系，《晋书·刑法志》第一次论述了法典内部的法律体系的关系，上升到理论化高度认识，这就是我讲这个传统法律体系，《晋书·刑法志》现在看来就是比较早的系统的法律体系材料，所以我讲这个题目是更重要一些。

还有就是《晋书·刑法志》记载的，张斐解释法律的一些材料，张斐解释了20个名词，这个代表着唐朝以前的法律解释学的水平，理论水平，现在没有更丰富的资料，把唐朝以前的一些解释材料，像集中在《晋书·刑法志》里记载下来。现在可以看得到郑玄的一些解释，《晋书》集中解释的就是律典。所以《晋书·刑法志》，我列在必读书目里，像其中这些部分就是要精读了。那20个名词解释，差不多在本科时候就会考试，我说这就是要背的，你一下看到唐朝的刑法，就想起在《晋书·刑法志》的什么地方已经讲到了那些法律的原则。

第八种是《唐律疏议》。这个不用多言了，因为这是第一部系统流传下来的法典，《唐律疏议》的解释是代表着整个中国古代律学的水平。不光是了解《唐律疏议》，《唐律疏议》相关的著作你都得了解了。要说读古代法典下功夫，这个《唐律疏议》，就值得精读。但是《唐律疏议》12篇500条，不是每一篇每条都精读，第一篇《名例律》你得精读，《名例律》里面的基本原则。还有《唐律疏议》相关的著作，现在比较权威的版本，像刘俊文的《唐律疏议笺解》，钱大群老师的《唐律疏义新注》，即使你不研究这个朝代，研究其他朝代，都需要当作基本功来掌握。

有些好像只介绍刘俊文这个历史学家的《唐律疏议笺解》，考得很细腻，钱大群老师的就没怎么介绍；有些介绍钱老师的，好像这个《唐律疏议笺解》就没怎么介绍。这两种，我们对照地看，那是各有千秋。刘俊文对历史沿革考得很细很权威，钱老师把500条相互关系的横向的法律关系考得很细，从法学角度、法律体系的角度。所以这两部，钱老师的《唐律疏义新注》和刘俊文的《唐律疏议笺解》，是不能互相代替的。

还有华东政法学院王召棠老师编的《唐律疏议译注》，出得更早，在翻译上也有他的特点。《唐律疏议》研究的著作太多，但是我们主要就是看刘俊文和钱大群老师的两部著作。戴炎辉的《唐律通论》，我后面还会提到。

《唐律疏议》这样的法典，不只法典本身，相关最重要的著作都成为我们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功了。你自己研究清朝的问题，你应该回头要研究一下、比较一下，把唐朝的能够联系起来，就是源流的问题。

第九种我列的是《大清律例》。《宋刑统》和《大明律》，我没列。因为它对《唐律疏议》有些继承，还有《大明律》被《大清律例》这个体例已经继承下来了，《大清律例》可以说是传统律典的一个总结性的著作。把《唐律疏议》那些解释减少了之后，它增加了很多条例，用条例起补充和解释作用，就值得专门研究了。

第十种是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我把《汉书·刑法志》说成是中国法制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属于史学的分支。《历代刑法考》，我看就是中国法制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标志性的著作，在我写的《20世纪中国法律史学论纲》那篇论文，就是1997年《中外法学》发表的那篇，我是把它定位为中国法律史学具有独立品格的奠基性的作品。为什么这么定位？就是前面的《刑法志》，是附属在纪传体史书里的。典制体，像《通典》、《文献通考》，属于典制体史书，还有编年体史书，都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历代刑法考》出来已经不是列在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里，当然这是已经到清末，编书的体例也不同了。《历代刑法考》已经主要是讲法律的问题，不光是法律的源流演变问题，还有法律的相互关系问题、作用问题、效率问题，还有少部分与西方法律的比较问题，都涉及到了。我写的《20世纪中国法律史学论纲》，被我收在《中华法系的再认识》书里。有些人看过，当时就有人提出来，怎么光写沈家本，没写梁启超？这个是我到后来，200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让我编本法律思想简史，我写梁启超的法律思想才补救了这个不足，把梁启超关于法律史的认识写在著作里。我后来又特别说明了当时为什么只写沈家本，没写梁启超。因为当时就听到有一些人说，梁启超早期的法史著作里有很多都是抄日本学者的，但是我又没怎么看过日本学者早期的著作，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抄的哪，或是改头换面写的。这样我评价梁启超，就无法说清楚他跟日本学者著作的关系，哪些是转述过来的，哪些是梁启超亲自写的。当时看到梁治平写的文章里说，有的法史学者写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写沈家本，没写梁启超。

后来范忠信整理梁启超的论文，他写了一篇认识法学家梁启超，但是法制史这部分写得不够。在我写的那个教材里，教材有20万字，2万多字写梁启超，显然我对梁启超这一部分是下了功夫了。我写时看到了日本浅井虎夫的著作，还有其他法史著作，已经翻译过来了，介绍过来了。我拿着对照看，这个还不能说梁启超照抄啊。还有到日本的留学生写梁启超受东学的影响，主要是讲政治学、经济学的影响，法律这方面写的少。我自己读了之后，觉得梁启超对《历代刑法志》、《十通》这些著作，是很熟悉的。《十三经》，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了，就知道了，他哪用抄他们的？所以他参考过日本学者引进西方法律的一些思想，如穗积陈重的《法典论》，有些理论性的东西，他参考了。材料这些东西，他自己可以很方便，就把《历代刑法志》，还有《十通》这些书找来，就写成法制史了，他还用照着他们的抄？所以没有认同这种抄袭的观点。后来我做了补救，在书里说明当年我没写梁启超的原因。

所以一个长期搞一个学科的人，对自己过去写的著作论文继续写下去可以补救。你如果不是长期研究，中断了，就是一个认识缺陷。梁启超用西方法学理论、用日本法学的一些成果来解释中国传统法制，他是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历代刑法考》之前，薛允升写了《唐明律合编》。所以我把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视为是中国法律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他这部书出来，中国法制史这个学科，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

我在我的文章里，是不赞成法律史是历史学的分支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它已经是一个法学的基础学科，就是和法理学、法社会学、法哲学并列的，就是一个法学的基础学科，它主要的研究特点，是在法学方面，史学方面我们主要运用了它的材料。史学的法制史，法学的法制史，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概念化的、不同的看法了。现在好像成了两个概念，史学的法制史，法学的法制史。法史学界引进的历史学学者比较多，从历史学界过来的，还是按历史的典章制度传统解释。

历史学根深源长，很早就形成了很多稳定性的、规范性的、原则性的学术著作，都有章法可循。法史学还没有形成历史学界那样的公认的、普遍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研究范式。所以学术评价就会不一样。尤其是搞历史文献学的，读懂一点就是一点，实打实的，但从理论思考，就更难。我个人对考据或综论，没有偏重，说谁高谁低的，但我个人认为综论更难，综论要立得住更难。这个第十种我说了这么多。

第十一种就是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他在40年代就写了、出版了，他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法制史，差不多又是开创性的。这个书现在已经成了经典著作，影响很大了。就是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我也没有达到，就是逐字逐句，都推敲了，我刚才说的每一句都读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一段时间读这一部分，一段时间读那一部分。1998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给瞿同祖先生出法学论著集的时候，我出于对这个著作的崇敬，认真校对了其中的婚姻制度的部分，校对部分当时肯定是读得很细。这个书大家了解已多，不用多说了。它的研究方法的角度，它现在的影响，现在西方介绍翻译成英语的法制史著作，中国学者写的，恐怕他这个应该是放在第一的地位，不说是第二。瞿同祖先生这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被引用的多，西方汉学者研究法制史的时候引用的多。 

第十二种是戴炎辉的《唐律通论》。《唐律通论》又出了新的版本，黄源盛老师送了我一本，我现在看这本多了一些。戴炎辉的《唐律通论》是用现代法学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法典的一个典范。《历代刑法考》还没有完全能够用现代法学解释，它用传统律学的那些观点，或者是传统典章制度的那些观点解释法制史。但是《唐律通论》的解释，我们注意它的解释很有分寸，不是完全套现在的部门法体系。

以前听到有人说《唐律通论》写在仁井田陞的论文《唐律通则性研究》后面，仁井田陞的那篇论文字数将近10万，相当于小型著作。有学者说戴炎辉受仁井田陞影响很大，或者是有一部分甚至有相近的东西。但是我对了一下，仁井田陞的《唐律通则性研究》是一个刑法理论性论述很强的，综论性很强的著作。戴炎辉先生的著作是既有考证又有综论、下了大功夫的，后来又著有《唐律各论》。在台湾，学者认为法制史著作那么多，真正有传世影响的，他们还是首推戴炎辉的《唐律通论》。

第十三种，我选择的，就是张晋藩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差不多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当时的比较优秀的法制史学者的成果都集中到这个通史里。通史十本这个必读书，我没有做到精读，我说的是逐字逐句地读。但是，《中国法制通史》那个导论，就是张先生写的导论，涉及到他对整个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看法，你们要细读一下。他跟其他地方张先生对整个中国法制史的那些论述的联系性，对这个学科总体的认识，对张先生的学术特点的认识很重要。

《中国法制通史》的明朝卷，是我作副主编，清朝的民族法律这部分，我是写了一部分，所以我参加的是两卷。我写的是明朝立法概况这部分，这个概况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就是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这个法律体系的部分内容。我之所以有资格来讲，就是因为那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成果。我当时申请司法部的项目，就是按照立法思想、立法体系、立法解释、立法作用这个体例构建的。那个时候给的钱少，只给了5000块钱。我把那5000块钱买书买完了，后来也没有钱出书了，就把那3万字放进这个书里。这是我做法制史学者唯一的、我自己申请中的一个项目，就叫《中国立法史研究》，这是1997年。到2002年评博导的时候，刚好还在五年之内，还有效，5年之后就作废了。它就三年，满了可再延期两年，我延期了两年，到2002年。如果我这个项目作废了，我就不能做博士生导师了，到今天我也不能跟你们见面了。5000块钱在1997年也算不错了，但是要出书不够。

我后面这两个项目，就是教育部的基地项目，2007年的项目，2016年的项目，都是张先生支持我申请的。

第十四种，是张国华先生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这两部通史都是新中国以来的代表性的、集中很多学者力量来做的。《法律思想通史》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后来也全部出齐了。这书的导论是张国华老师写的，你们看书都注意，导论部分是他差不多积累了半生的主要见解，就是我说的综论性见解，他都写在里了。张国华老师自己写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那个小本的教材，在我们本科时候讲，它的导论部分实际上影响了我们整个法制学界很多的看法。现在看也不新，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皇权至上，德主刑辅，宗法色彩浓厚，他总结四五个特点，后来发现这几大特点，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在他之前有人已经从一些方面，瞿同祖对法律儒家化已经谈到一些认识。所以你们看每一本书都要注意它的序言部分，这个序言，包括对这个书的主要认识。

第十五种，前面是书为主，我觉得还是要选一本论文集。论文集现在太多，我反复掂量了一下，还是选择刘俊文编的《日本学者论中国法制史》那一册。刘俊文编这个书，日本法制史学者老一辈的仁井田陞和滋贺秀三，权威性的学者的论文，选了好几篇。我刚才说的仁井田陞写的《唐律通则性研究》，那个近10万字的论文，全部都翻译选在里面了。我前几年给研究生讲课，讲唐朝的立法，就拿着仁井田陞、戴炎辉、刘俊文的书，对照着说。杨一凡老师又主编了一套四卷本的《日本学者论中国法制史》论文集，这个选的就更多了，那么厚。

在前个星期，我到海淀图书城，看到杨一凡老师主编的四卷本的中华书局出的那套，都打成六折在卖。我把它买来了。我把这四卷本的论文目录看了一下，最后觉得我还是选刘俊文这一本。一个是数量少一点，一个就是仁井田陞和滋贺秀三的长文，都在里边。仁井田陞的那篇论文太重要了，让我说，法制史成为独立学科以来选十篇论文，仁井田陞的就要选择在这十篇之内，其他再有多少，都在这十篇之外。

我这个法制史书目，中国法制史必读书目选了十五种，后面五种是外国法制史的。中国法制史要研究得很有新意、很有特色，得学外国法制史成果。你们应该看到，梁治平和何勤华，是外国法制史学出身的，但是后来重要的著作是从外国法回头研究中国法制史问题。何勤华《中国法学史》三卷本那么厚，还有梁治平的主要代表著作，不是外国法制史，而是中国法制史的。

外国法制史著作那么多，我只是选择最基本的，跟这个学科相关的，不管你读哪科博士，都要读这些书的。所以第十六种选的是《圣经》。第十七种选的是《古兰经》，第十八种选的是《摩奴法典》。无论《书经》、《易经》、《圣经》、《古兰经》，从法学的角度，我觉得你要特别注意书里论述法律与道德、法律与宗教、法律与习俗、法律与国家、法律与家庭、法律与财产等最基本的问题，认识了最基本的问题，再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具体问题，你会突然发现，这个在《书经》、《易经》、《圣经》《古兰经》里，已注意到了相近的问题。

还有《摩奴法典》，季羡林老师有一个学生，名字我想不起来，他在季老师那儿读了5年梵文，真正出自师门，《摩奴法典》他翻译为《摩奴法论》，他还特别说了，以前都是用“法典”，现在看来很容易跟罗马法典混淆起来，所以要用“论”。他说西方有些学者也用“论”。但是我看了之后，我倒觉得，中国传统的“典”也不一定就是法典，典就是重要典籍嘛，所以就是摩奴法的一些重要典籍。用“典”这个名称，不一定非改成“论”，你改成“论”，好像很散的一些论文。所选的都涉及到几大法系的源头。

第十九种是《法学阶梯》。我选的不是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是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因为它是罗马法早期系统化的著作。

第二十种是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英国法释义》是何勤华老师主持的翻译系列里头的一本。我只买到第一本，后面《英国法释义》是不是还出了书，我就不知道了。我们要了解英美法系的代表作，第一步就要推这个《英国法释义》。

我选这个必读书目，大家已经注意到，就是把五大法系的源头性的书、代表性的书都选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中华法系的源头性的书和代表性的书，从这个角度选的这二十种。

这二十种是必读书目，我已经说了，我跟他们的区别，就是做了精读书目、必读书目、泛读书目的区别，另外就是必读书目，我不是选上百种，只选择二十种。

选这二十种还有一种个人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学者，就是当过知青的这一代学者，实际上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上了大学之后还算能够多读书，这些原典很多都是到了大学之后才慢慢接触的。 

说了不少，将近说了一个小时。其他老师中途会休息吗？我们也不休息吧？可以吗。5分钟。我看下面就讲法律体系的研究思路，我对法律必读书目的介绍就到这儿。

刚才有什么没听清楚的，你们问一下我，我能补救就补救一下。我看着时间，现在有四五分钟。郭威提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吗？我介绍这个书目，还有就是你看到网上流行的一些书目，你看了一些，你联系起来说，你看了有什么感觉？

学生郭威：我觉着您介绍的这些书目，确实是经典，因为最近也读了一些。我觉得读书还真得读经典。因为读硕士的时候碰到您，您当时说现在这个书太多了，经典的书还得再多读，要有时间，起码把《唐律疏议》给看一看。然后要把《晋书·刑法志》、《汉书·刑法志》的东西读一下。这些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所以我后来就把《历代刑法志》买过来，看了一下，尤其我在读《晋书·刑法志》的时候，真的是那种澎湃的感觉，它能给你那种感觉。

刘老师：经典难以精读到每句，还要选读得当。《唐律疏议》500条，《名例律》首先要读懂前面的导论。田纯才，《唐律疏议》读得多一点，你能不能背几段，要是能背，你就背一下给我们听听就行了。

田纯才：我在北大接触比较多的是法律思想史，法制史这一块接触比较少。

刘老师：那法律思想史的背几段也可以的。

田纯才：背不了。

刘老师：你现在这个年龄读经典，要背重要内容。传说陈寅恪，《十三经》正文、注释都能背很多，有些人说这是夸大。那一代人从小背正文，他真是能背很多。你们现在注意，张先生在讲课时，有很多他是背出来的，张先生的法律思想史材料都是背出来的，他都近90岁了，他那一代还有这个童子功，他背出来给你听。背出来，和我们知道到哪儿去查，这是很大一个差距。背就是在必读书里还要选精读的片段，精读的片段，你背那一段，像刚才郭威说的，像《晋书·刑法志》二十个名词都要背。趁你这个年龄，我觉得要背的，如果你要吃这碗饭，就会终身受益。像《唐律》“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那一段话，那些话就是你经常都会碰到。

介绍必读书目二十种。这些书，要具体拿这本书来说的时候，我们更能说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有些同学，我指导的学生，到我家聊天的时候，一下才想起这个话题，才会把这个话题谈得更细更深。

第一部分是选必读书目，第二部分就是介绍法律体系的研究思路。我用了“思路”这个词。包括我用“精读”、“必读”、“泛读”这些词，看的是很通俗的词，大家都熟知，但是我在这儿有点分类，显然是有我的一个体会。我用的“思路”，没有用“视角”，也有没有用“方法”。我为什么在“视角”、“方法”之间，选择用研究“思路”这个词？这是我觉得“视角”，可能是对于一个问题，有时候可能是一种直观式的，还没有系统，还没有相对的理论思考，从我选择的这个角度去看了。“思路”，可能是对这个已经不单是从一个视角上，从法学或者是从史学的视角，或者是从法学里面，比如从刑法或者民法，不单单是一个视角，已经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的认识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系统的方法论的高度，所以不敢这么说，我这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者用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研究范式”提供大家，这只是一种研究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我今天列给你们的这五个标题。

（以下记录整理内容因眼花未审阅，不发了）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法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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