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奇，男，1965年10月生，江苏东海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5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出版《区域历史地理：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纯粹的学者——王国维》《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汉中三堰：明清时期汉中地区的堰渠水利与社会变迁》《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等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十年来历史学研究中的代表性文章，分为 “思考”“评论”“讲谈”三组，围绕历史进程与历史学研究的关键词——人、空间与时间，展开不同层面的探讨。文章涉猎广泛的主题，总体上是以历史上的“人”为中心，将历史看作生命的体现，叙述并分析了历史过程的六个方面：生存—生计—经济、交往—关系—社会、控制—权力—政治、求知—学术—思想、死亡—仪式—宗教、不从（抗拒）—革命或改良—进步等，既有理性的分析，也有感性的个体关怀。

本书也是一位历史学者治学道路的反思：何为历史？谁的历史？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可信吗？那已湮没在时间中的“史实”与我们今天的人生有什么关系？三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逐步破除历史学中的迷障。

卷 一  思考

人的历史与人的历史学

变幻的空间与空间结构的“解构”

历史中的“时间”与“人”

区域、地方与地域：空间维度下的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

中古时代的滨海地域

中国古代乡村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路与方法

卷 二  评论

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

“画圈圈”与“走出圈圈”——关于“地域共同体”研究理路的评论与思考

石泉先生的学术创获和治学方法——《石泉文集》编后感言

《椿庐史地论稿》读后

“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官僚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评介

化外之区如何步入王朝体系——读《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评介

“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读后

卷 三  讲谈

学问须于不疑处有疑

权力的产生、形式及其集中

秦汉帝国的形成及其他

后记

生存、交往、控制与求知，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四种欲求，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因生存欲求而产生了生计方式，进而形成了经济形态；因交往愿望而产生了关系网络与组织，进而发展为“社会”；因控制而产生权力，由权力的分配与争夺而形成政治、产生国家；因求知欲望而产生了学问，并进而形成系统的知识、技术与思想。这些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生存需要交往与合作，交往当然以生存为前提；同样，对他人的控制是在交往过程中实现的，交往本身又必然包含着控制与被控制；而求知正是在生存、交往与控制的过程中孕育成形并付诸实现的。正是因为此，立基于生存欲求的生计方式与经济形态，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与社会结构，为了控制他人以及在控制过程中形成的权力结构和制度体系，以及在探索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的知识、技术与思想体系，这四个人类社会的基本方面是交织在一起、互为前提与结果的。

显然，并非所有的欲望都有可能实现。首先，死亡必然终结生存状态。死生事大，无常迅速。社会不会死，制度、国家与思想也不会死，会死的是个人，所以死亡具有独特性；而每个人都会死，这是死亡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死亡了结个人的生命，意味着人生的尽头，围绕它的恐惧和忧虑，便是个人意识形成的关键；它把人从社会与历史中抽离出来，使之强烈关注自己的命运。这是信仰与宗教之个人性的根源或根源之一。死亡的必然性与普遍性则推动了不同文化中诸种正式与非正式仪式的形成，并催生了关于死后或来生世界的集体性想象，这些仪式和想象被用以缓减度过这个人生最大和最后分水岭的焦虑，并最终用于延续因死亡而被打断了的生命及其蕴涵的文化使命。如所周知，信仰、仪式是宗教最基本的构成要素（组织却并非宗教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因为必须面对死亡、处理死亡，从而形成的关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构想）以及处理死亡的仪式，很可能是宗教产生的根源之一。

其次，控制的对立面是抗拒。有控制，就会有抗拒、反抗或者至少是“不从”（不服从）。“据希伯来和希腊神话所载，人类历史的开创源于一种不从的行为。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曾与自然和谐地相融一处，他们并未超越自然。在本性上，他们如同母亲子宫中的胎儿，既是人同时又不是人。只是由于他们不顺从某种命令，才使这一状况发生了改观。他们挣脱了与大地和母亲的维系，剪断了脐带，使人从一种前人类的和谐中突现出来，并得以向独立和自由迈出了第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说：“人类历史肇始于一种不从的行为”，“全部人类文明都建立在一种不从行为的基础之上”，“人类因不从的行为得以不断地进化，不仅精神得到了尽可能的发展，而且智力也得到了发展。”而当人的“不从”超越了精神与智力的层面，将“不从”付诸社会实践与行动，就形成了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变革：激烈的“不从”导致革命或暴乱，温和的“不从”则催生改良，也可能孕育革命，两者都以不同形式推动历史前进。因此，对控制的抗拒，亦即“不从”，是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能动性要素之一。

死亡与不从，作为生存与控制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生存与控制的衍生物：生死相倚，控制与抗拒共存。因此，死亡与不从，也是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面对死亡的恐惧而形成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意识，处理死亡的仪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信仰和宗教，乃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而不同形式的不从或抗拒，则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推动历史前进，也是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

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出发，以历史上的“人”为中心，将历史看作生命的体现，叙述并分析历史过程，那么，生存—生计—经济、交往—关系—社会、控制—权力—政治、求知—学术—思想、死亡—仪式—宗教、不从（抗拒） —革命或改良—进步等六个方面及其过程，就应当是历史叙述与分析的主要内容。这就是“人为本位的历史学”最基本的内涵。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历史地理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