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樓
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出版資助項目
書名：《吐魯番出土官府帳簿文書研究》
作者：黄樓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3月
字數：262千字
定價：98.00元
ISBN：978-7-5201-6280-7
內容簡介：
本書以新疆吐魯番地區所出中古官府雜帳簿文書爲研究對象，探討上迄十六國高昌郡，經闞氏、麴氏高昌王國，下至唐代西州時期，中國地方政權及統一王朝治理吐魯番地區的經濟、政治制度。北涼計貲出獻絲帳、闞氏高昌某郡綵毯帳、唐某年西州高昌縣更簿、開元時期北庭客使領料錢抄等吐魯番出土官府帳簿文書，進一步證明2000多年前新疆吐魯番地區設置高昌郡，推行郡縣制，其政治、經濟文化進程與內地已融爲一體，密不可分。不僅如此，在某些領域往往還能開啟變革之先河，對後世影響深遠的藩鎮制度、宦官監軍制等唐代重大制度變革都濫觴於此。
作者簡介：
黄樓，安徽蒙城人。1998—2009年就讀於武漢大學，獲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2009年留校任教，現爲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唐代政治史、中古碑刻墓誌、敦煌吐魯番文書。出版專著《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碑誌與唐代政治史論稿》（科學出版社，2017）、《神策軍與中晚唐宦官政治》（中華書局，2019）。在《史林》《史學月刊》《西域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近50篇。參與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訂工程”之《北史》修訂等課題的研究工作。
目 錄
導 論…1
第一章 北涼《計貲出獻絲帳》《計口出絲帳》研究…24
第一節 吐魯番新出北涼《計貲出獻絲帳》《計口出絲帳》…25
第二節 北涼文書中的“貲”與貲簿…30
第三節 《計貲出獻絲帳》研究…36
第四節 《計口出絲帳》研究…43
小 結…49
第二章 闞氏高昌雜差科帳研究…51
第一節 吐魯番洋海一號墓所出《闞氏高昌永康年間供物、差役帳》…52
第二節 文書所屬地及性質判斷…70
第三節 闞氏高昌《供物、差役帳》中的供物帳…80
第四節 闞氏高昌《供物、差役帳》中的雜役…89
小 結…94
第三章 闞氏高昌某郡綵毯帳研究…95
第一節 吐魯番洋海一號墓所出《闞氏高昌某郡綵毯等帳》…95
第二節 《闞氏高昌某郡綵毯等帳》性質研究…99
第三節 高昌國時期的官府織造戶…106
小 結…113
第四章 唐代西州高昌縣更簿、直簿研究…114
第一節 吐魯番所出《唐某年二月西州高昌縣更簿》相關文書的重新拼合…115
第二節 唐代更簿的基本格式及錄文復原…118
第三節 更簿製作年代及相關問題研究…126
小 結…144
第五章 唐代西州鸜鵒鎮烽鋪文書研究…146
第一節 阿拉溝所出鸜鵒鎮烽鋪名籍殘紙及其綴合…147
第二節 鸜鵒鎮地理位置及其兵員構成…160
第三節 阿拉溝文書所見鸜鵒鎮組織結構… 165
小 結…175
第六章 唐代北庭月料、程料、客使停料錢抄文書研究…177
第一節 吐魯番阿斯塔那506號墓錢抄文書考釋…177
第二節 月料…183
第三節 程料…190
第四節 客使停料…197
小 結…201
第七章 唐代西州驛館文書所見宦官諸使…203
第一節 宦官出使西域的時代背景…203
第二節 開元十九年至開元二十一年奉使西州的市馬使…207
第三節 天寶十載交河郡客使文書所見押兵器甲仗等使…213
第四節 天寶十四載交河郡長行坊帳所見宣慰、送旌節使…217
小 結…225
總論 吐魯番帳簿文書與中古中國政治的演進…227
附錄一 吐魯番文書所見北涼解文的復原及相關問題研究…234
附錄二 吐魯番文書所見“麴郎某某”試釋…252
參考文獻…268
後 記…286
王素先生序
本書是黄樓君關於吐魯番學研究成果的第一本結集，主要由“導論”、正文七章、“總論”“附錄”四部分構成，正文七章是全書核心，第一章屬沮渠氏北涼，第二、三章屬闞氏王國，第四至七章屬唐西州，貫穿高昌郡、高昌國、唐西州三個時期，由於研究的是吐魯番地區出土古代官府治理邊疆和日常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帳簿文書，“導論”“總論”從內容看也分別是正文七章的前言與結論，故名《吐魯番出土官府帳簿文書研究》。
我很少研究帳簿文書[1]。因爲我一直認爲研究帳簿文書有三難：
第一難是文字釋讀困難。這種困難實際自古而然。我們知道“帳”常與“籍”組詞，稱爲“籍帳”。該詞現在雖因池田溫先生的名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而爲人所熟知[2]，但在古代卻並非常用，正史最早見於《隋書·高祖紀下》開皇十年（590）五月乙未詔，原文爲：“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唐人顏元孫撰、顏真卿書《干祿字書》專收俗字，其《敘》將唐朝的字分爲俗、通、正三體，曰：“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3]意思說，俗字是民間記帳簿、寫案卷、立契約、開藥方用的字，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還是可以使用。可見中古帳簿多用俗字。俗字釋讀困難，所以要編寫《干祿字書》這樣專收俗字的字書，幫助人們釋讀。中古的人已難釋讀中古的俗字，一千多年後的我們當然更難釋讀中古的俗字了。
第二難是斷爛綴合困難。這種困難不限於紙質文書，甲骨、簡牘等其他載體的出土文獻也是如此。但比較而言，吐魯番帳簿文書斷爛更甚，綴合更困難。因爲我們知道，吐魯番帳簿文書大都具有官方色彩，都原有一套書寫格式。如本書所說，吐魯番帳簿文書包括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四個層面，分爲官府運作產生的行政性帳簿、官府運作產生的經濟性帳簿、官府運作產生的軍事性帳簿、記錄往來客使信息的驛館客使帳簿四個類型，而官府運作的帳簿文書，都是原有一套書寫格式的。斷爛更甚，是因爲這些帳簿文書多爲墓葬出土，多被剪裁製成死者的服飾，如冠帶、靴鞋、枕衾等，鮮見完整；綴合更困難，是因爲這些帳簿文書的原有書寫格式多因斷爛被破壞，分析尋找原有次序常感漫無頭緒。
第三難是後躡超前困難。這種困難在歷史文獻研究領域應該具有普遍性。這就是我常說的歷史文獻研究領域没有尚未開墾的處女地，站在前人肩上攀登十分不易。吐魯番帳簿文書研究領域促狹，情況更加嚴重。本書正文七章的前四章，研究的主要是《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所收帳簿[4]。我們知道，《新獲》所收文獻，在正式公佈前後，大致都經過了整理者十分精心的先行研究。在整理者如此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再研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第五章研究的主要是王炳華先生在阿拉溝古堡發現的唐西州鸜鵒鎮烽鋪帳簿[5]。第六、七章研究的主要是《吐魯番出土文書》所收帳簿[6]。顯然，這後三章研究的也都不是新材料，舊有的成果十分豐碩，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也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黄樓君不僅並不在意這三難，反而是知難而行、迎難而上。我以爲，他的底氣，來源於武大唐門。因爲如所周知，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原本就是武大唐門的“青箱”舊學，耕耘之勤，浸潤之深，國內外無可匹敵。而黄樓君是武大唐門的再傳弟子，在武大和唐門問學多年，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即使不自覺也會有一定根基。一旦有志於學，必然事半功倍。本書作爲他關於吐魯番學研究成果的第一本結集，也確實有不少可觀之處。譬如：
第一章關於《計貲出獻絲帳》的研究：首先指出其中“獻絲”之“獻”，原皆寫作“
”，據黄征先生《敦煌俗字典》，“”爲“獻”的俗字，認爲“這種寫法主要流行在河西一帶”。這是值得肯定的見解。我曾指出河西保存有自己獨特的文化，並舉例云：“陳寅恪先生談隋唐制度三源，認爲北魏、北齊一源含有‘河西之一支派’。宿白先生研究早期石窟，認爲存在一種‘涼州模式’。施安昌先生研究十六國書法，指出有一種‘北涼體’值得關注。張銘心先生研究圓首碑形墓表起源，提出‘河西圓首碑形墓表’新概念。”[7]黄樓君的前揭見解，爲河西保存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再增一例。其次，該《計貲出獻絲帳》原有十殘片，《新獲》將其中六殘片綴合爲一件37行的文書，黄樓君根據帳簿文書格式將該六殘片復原爲一件42行的文書，展現了唐門“文書學”的實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黄樓君根據每一戶組內部戶數有多寡，戶貲有高下，但總額卻完全相等，指出：“這些特徵同唐長孺先生《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描述的九品混通的情況完全吻合。”[8]唐長孺師五十多年前根據傳世文獻的推論，五十多年後獲得出土文獻的證實，既是奇跡，也是佳話，值得大書特書！
第四章關於《更簿》的研究：首先，該《更簿》原有十殘片，《新獲》將其中八殘片綴合爲一件文書，另二殘片認爲“無法相連”單獨列出，黄樓君先根據原剪接痕跡析爲十一殘片，後根據更簿文書格式及相關內容，重新排列組合，將其中十殘片綴合爲一件文書，另一殘片單獨列出，展現了唐門“文書學”的魅力。其次，該《更簿》原無具體時間，《新獲》定名系於“唐某年二月”，題解指出應在“太宗、高宗時期”，黄樓君經過對該《更簿》所見人名與《文書》所見相同人名進行比較研究，認爲製作年代實際應在高宗永徽、顯慶年間，將該《更簿》的時間向精確化又推進了一步。最後，黄樓君經過對唐代宿直制度和造籍時間等進行考證，認爲唐代官吏宿直皆有直簿，該《更簿》的本質是高昌縣在造籍期間分派里正宿直更次時產生的直簿，這是值得肯定的定性。
其餘各章也有一些可觀之處，這裏無須一一列舉。當然，也存在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地方。譬如第二章關於闞氏高昌雜差科帳的研究，無論是原整理者，還是黄樓君，都認爲這些雜差科帳主要是爲接待並護送焉耆王過境去柔然的帳簿，這應該沒有太大問題，成爲問題的是，高昌何以如此不惜勞民傷財接待並護送焉耆王過境去柔然？可惜的是，關於這個問題，由於原整理者認爲“焉耆與高昌一樣，當時都是柔然的屬國”，黄樓君對該觀點没有表示異議，都没有繼續深入探討。而實際上，當時高昌是柔然的屬國，焉耆不是柔然的屬國，二者身份完全不同！《北史·蠕蠕傳》記柔然邊界云：“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很明顯，柔然認爲自己西部邊界是與焉耆接壤，焉耆東部的闞氏高昌屬於自己的藩屬，故可以一字不提。在此情況下，高昌作爲柔然的附庸，爲宗主國接待並護送作爲外國國王的焉耆王，自然成爲應盡的義務。明白這一點，對闞氏高昌雜差科帳的理解，無疑會更加深化。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史學研究，基本都是政治史研究。1949年後，社會經濟研究才開始受到重視，特別是歷史分期的討論，主要依託社會經濟研究進行。唐長孺師晚年總結性名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三論爲三篇，每一篇第一章都是社會經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9]。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社會經濟研究一段時間走入低谷。原因很多，缺乏新材料恐爲其中之一。直至近年，地不愛寶，不同載體的新材料競相出土，社會經濟研究才又開始受到關注。儘管如此，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黄樓君的研究重點原本在唐代政治史，這是武大唐門的傳統項目，固然值得繼續深耕細作，但轉向進行社會經濟研究，特別是進行古代吐魯番社會經濟研究，我以爲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爲此，希望黄樓君再接再厲，爲古代吐魯番社會經濟研究，貢獻更多有價值的成果。
是爲序。
王 素
2019年10月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城隍廟
注 釋
[1] 印象中，關於吐魯番帳簿文書，我僅寫過一篇專門論文，即：《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補說》，《文物》1996年第7期，第75-77頁。此外，僅在評論《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的兩篇文章中，涉及帳簿文書（不具錄）。關於長沙吳簡帳簿文書，我倒寫過兩篇專門論文：（1）《長沙吳簡中的“月旦簿”與“四時簿”》，《文物》2010年第2期，第63-68、95頁；（2）《長沙吳簡中的“要簿”》，《吳簡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176-183頁。這是因爲，紙質帳簿文書與木質帳簿文書，整理存在難易之別。
[2]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 概觀·錄文》，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龔澤銑譯：《中國古代籍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3] 顏元孫撰：《干祿字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245頁。
[4]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下文引用，略稱《新獲》，不再注明。
[5] 王炳華：《阿拉溝古堡及其出土唐文書殘紙》，《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323-345頁。
[6] 唐長孺師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至[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下文引用，略稱《文書》，不再注明。
[7] 王素：《張永強〈從長安到敦煌：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圖典〉序言》，《從長安到敦煌：古代絲綢之路書法圖典》，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
[8] 唐長孺師：《魏晉戶調制及其演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此據《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62-64頁。
[9] 唐長孺師：《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中國封建社會的形成和前期的變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
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吐鲁番文书研究》2020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