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4日，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的新作《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读书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系商务印书馆“光启文库”之一“光启随笔”系列中的一种。本次会议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共同主办。

上午9时，读书会正式开始。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主持，“光启文库”总策划、上海师大陈恒副校长，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贺圣遂总经理、鲍静静总编辑分别代表校方和出版方致辞。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商务印书馆、澎湃新闻、《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等高校与出版传媒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本书议题以及罗志田教授的写作风格、史学情怀和治学态度等问题展开讨论。

罗志田教授首先发言，他解释了书名的缘起，藉此阐释他对近代中国的理解。总体而言，近代中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奇特的年代，比如婚姻年限问题能进入立法院正式讨论的阶段，这大概是世上罕有的一例。又如，早期国民政府有相当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政府里贯彻无政府主义。曾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是国民党清党的元老之一，而他又认识很多共产党，发电报“通风报信”，让那些共产党人逃难。再如，章士钊曾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却在媒体上以学者章士钊的名义批评政府的教育政策一塌糊涂，可是他并不利用教育总长的身份去回应学者章士钊的批评。这些看上去像是双重人格，却代表着近代中国“光怪陆离”的一个面向。还有，我们普遍认为家庭是温暖的港湾，但近代不少中国人认为家庭是桎梏，“万恶家为首”，让大家痛苦，所以发生了“家庭革命”。巴金的长篇小说《家》被译成英文，在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上很受重视，因为小说里反映的家庭关系让美国人十分吃惊。近代中国许多方面存在特异性，但也有很多地方走在世界前列。比如说女子选举权，中国在北伐前已经有民主选举权，那在全世界是非常少的。与古代中国比，近代中国也是非常特别的。比如，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天下”，近代出现的许多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等现象，以前在“天下”的时代是没有的。

随后，与会嘉宾相继发言。复旦大学姜鸣先生首先发言，他着重谈了中国史学中“守先待后”的传统及当代学人的体会，即前朝保留自己的史料，后朝再来做进一步的修饰和阐述，赋予历史自身的教化和道德的褒贬。正因此，史学人的坚守、操行、见解和学术辨析能力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很不容易地体现。当前，历史学者们对当代发生的事情，比如改革开放40年本身的变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太关注，很少拿这类问题当作学科问题。年轻学人应当在关注晚清民国近代史的同时，也关注当下，多积攒一些这方面的史料，为将来的研究做铺垫。让自己和过去的历史隔得更远一点，然后评价会更客观一点，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但也不能疏于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事件，应该将之很好地收集起来，整理出一些有思辨、有意义的东西。

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介绍了自己的读书感悟。《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以下简称《转身》），若借用罗老师的“体相与个性”之说，则虽已有“文字稍更通畅，让读者看得舒服些”的个性（见“自序”），但仍具备罗氏著作体大精深，言简义丰的“体相”，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转身》学界中人就各自的心得体悟，谈一些读后的感想，实有相当的必要，也可为《转身》的组成部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最大前提为“史料多”，这一方面让我们有了相当多让中国古代史同行羡慕的“便利”，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自己很难对话与沟通，因为任择一个题目，都有足够的史料可供支撑，但题目与题目之间能否呼应和联系上则常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或亦有学者觉得此压根不是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转身》提示的几个关键点就尤为重要，实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共同问题”的深入思考提供了基础。一为“中国的近代”。用“中国的近代”而非“近代的中国”提示了一方面我们已不能囿于单一线性的“古今之变”，但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确实经历了“古今意义”上的变化，但这个变化立足于中国舞台。这种超越现代，又能把“现代”放入历史过程的思考方向既点明了“发现在中国的历史”该如何着手，又在提醒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实无时无刻不在“世界”之内。二为“大国”。研究立足于中国舞台的基础是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失去这一前提，则“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帝国转型”等大词都会失去历史感的支撑。只有意识到中国之“大”，这一切经典命题都将开放为一个个具体但又彼此联系呼应的论题，《转身》之大也就体现其中。三为“历史转身”。近代中国读书人都有强烈的“前瞻意识”，至今无数读书人也都不脱这一个认知的惯性。而历史研究恰如本雅明笔下的“新天使”般，前瞻而又回顾！而《转身》正是一个“前瞻而又回顾”的典型。在罗老师笔下“转身”不是毅然决绝的、义无反顾的，顺昌逆亡的，而是有无数旁逸斜出的枝蔓，层层叠叠的分野与反反复复的来回。当这样的“转身”被揭示出来，则我们的“前瞻”会更“清醒”些，同时也更“隽永”些。

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高度评价了罗志田教授的历史随笔写作。他指出，罗志田教授的文章写得举重若轻。但是读起来又很难，要有耐心、慢慢读，去品他的话中有话，他的随笔有独特的风格。费孝通先生学问做得很好，其最大的成就是擅长发明概念，比如多元一体、差序格局，而罗志田教授也有这个特长，比如权势转移一说，就影响了一代人。此外，他还讨论了大国的历史转身的不同转法：各个地区、各个区域对现代化大潮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既不是同步的，也不是单纯的内部跟着沿海在变，而是应当从文化与文明的角度，考察到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的相互交织和渗透，思考中国历史问题中非常丰富而复杂的传统并关注到这种传统在中国的南与北、东与西之间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各区域对现代化的反响不同，转身的方式差异更大。这和近几年我们越来越注重区域史方面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历史内在的丰富性、层次感、区域多元性理解的深入，是有关系的。

复旦大学章清教授指出，本书所涉及的“大国的历史转身”这一核心问题，确实值得历史学界好好思考。处在当下的氛围下，把中国近代史的问题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重点在于，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思考，今天必须立足于全球的视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叶楚伧曾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且将黄金时代定于三百年前，明显表现出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屑。这也引起胡适等人严厉的批评。胡适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能不予以澄清：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还需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吗？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确实，这样看问题的方式很容易就把近代的这段历史抹掉了。而在今天，多少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似乎近代以来读书人普遍感受到的“三千年来所未有之变局”并非真实的。我们更愿意讲传统好的一面，甚至不承认我们的传统曾经遇到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罗教授基于“大国的历史转身”把近代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来，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是近代史学者可以贡献给大众的一个很好的精神产品。

苏州大学鲁萍讲师认为，这本书看似随笔，其实内含深刻关怀，渗透着罗老师一以贯之的思考，比如中西新旧、地方与国家等。本书文字十分克制，有一种站在外面跳出来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宏阔视野下的冷静观察。引言里说到近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书中也提到学界对近代中国好像不乏想象但又想象得不够，这其实是提示我们应充分关注到近代中国的丰富与多歧，不论人与事都不可执一而论，近代中国的复杂也正在于此，需要具体而微的考察。本书言简意赅地谈到一些大问题，文虽简畅，意仍深远，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进一步阅读学术性的文章，那样体会和认识会更加深入。

复旦大学戴海斌副教授对本书作了细致剖析。这本书关心的“近代”，呈现了“大国转身”的历史过程，也即是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作者主要叩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看重文化（换言之即“历史包袱”很重）的大国，面临不得不转身的时代，如何实现（或始终未彻底实现）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放在篇首的《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一文，涉及大国与小国、近代的记忆与失忆，以及从认知回归泱泱大国风范，此为今人所乐道，然究其内里，实需要反思。文中有很大部分内容都涉及物质与文质的辨析，在作者看来，从过去极为看重非物质面相到后来思想的全面物质化，是近代一个根本性的遽变，在此也正体现中国转身的“艰难”。文中也有不少文章选取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节点，如废科举、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伐、抗战等等，观察其对于长远历史脉络的意义与影响，这些内容好比转身过程中的一个个非连贯动作，也正是它们决定了转身的幅度和效果。在历史事实层面而外，作者也对“历史叙述”有着特别的敏感，书中有多篇文章讨论到“近代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予人启发。因为就“转折时代”的意义而言，历史本身与历史书写实际上是两面一体的关系。中国的转身从历史走来，而今天仍在继续。作者虽然是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又有很强的现实关怀，不少文章其实包含对社会批判或者引导的意识，或想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化民成俗”，但同时保持了对“精英心态”的反思，所以表达很克制，也很节制，有时甚至带点自我怀疑、自我否认。本书最末一篇文章题目《且惭且下笔》，便很能体现此种意识。

复旦大学孙青副教授谈了她的学习体会。从学习者的角度，罗教授的写作，贡献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权势转移”“道出于二”等。对于这些问题，罗教授曾应用不同学术表达形式来进行讨论，这就体现了学者与不同层面人群沟通的责任感与能力。比如在对王汎森先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的书评中，罗志田教授讨论了读书人沟通上下、雅俗之努力的问题。这便使人想到，读书人从“士”而“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亦另有一条“国进民退”的线索——便是不断借助各种社会装置逐渐建立基于专业知识而非单纯道德之“公信力”，并与“国家机器”纠缠互动，形成某种张力与消长的过程。又如《五千年之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一文，他谈到繁复行政导致革命。对于这个问题，他曾用不同形式的学术表达来加以多角度地讨论。通过不同层次的学术表达，他讨论了行政伦理、行政效率以及清季改制的方向问题。这些书评与随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包括其尝试描述一种“时代性的面向”——“共识”，又尝试去揭示另一种“不以常例视之”的“特异性”。

上海师范大学周育民教授表示，虽然这本书是一本随笔，但不能随便读。大国转身是一个大问题，所谓五千年之大变局，核心的问题是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有两个“天”了，一个西方的天、一个中国的天，道理、天理、语言不同，而且讲出来的道理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转身不得不转。而且，转身后的道路，是道出于二还是道出于三，都是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澎湃新闻饶佳荣编辑表示，尽管罗教授“曲里拐弯”的文风让不少读者望而生畏，而自己却感到读进去了，而且甚有味道。对于《中国的近代》一书主要有三点感受，一是作者对重大议题的思考和把握，“不做第二等的题目”；二是该书收录了好几篇讲演稿，很能体现作者治学的特色，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三是该书展现出罗教授专业历史学者之外的另一个形象：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知识人。

上海师范大学蒋杰副教授表示，读罗老师的书很烧脑，因为信息量非常庞大，读完之后又要回到原点再读。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讲中国近代史喜欢讲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怎么来的？大家生怕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出错误，所以更多的是关注史料本身，而对史料背后的意义反而不太注重。我们做历史还是要去思考，要去想。这本书主要就是不断挖掘史料背后的意义，这是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碎片化可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有关系，但碎片化的结果就是问题似乎越做越小。相比罗老师他们这代人，我们已经很少有勇气写这样的书。要避免将问题越做越小，要提倡将小问题往大了做，这也是读此书得到的认识启发。

上海师范大学张洪彬讲师表示了对中西新旧议题的关心，这里既有中学与西学的权势转移，还涉及新旧中西辩证概念的关系、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的错位等等。面对中西新旧的问题，罗著给他以不少启发，比如可以采取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直面当时的生活窘境、思想困境等，跳脱出两极化的心态。本书可以作为初学者阅读罗教授论著的一个入口，相当于一部导论。

《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一书，立足于文化眼光，借助历史想象，观察“中国的近代”，述说一个大国如何从历史转身。全书大体分为五个板块，分别是偏重古代的通论、近代中国的重要转变、以千年为计量单位的历时性大事件评述、一组重要著作的书评以及近代的学术和教育，着重处理“中西新旧”四字的关系，展现了近代中国一些基本层面的特异性及其不得不如是的脉络渊源。正如罗志田教授所言：今日经济发展的现实，或可帮助我们获得重审近代史的新角度，更多关注近代中华民族主动、建设的一面，更加平和、平静地看待大国转身的艰辛。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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