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8日，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

    吴佩孚的名字第一次登上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是在1913年11月12日。这天的《申报》“命令栏”中记载，大总统袁世凯在11月9日正式加封吴佩孚、萧耀南、王承斌等人为“陆军少将”。[1]一年多之后，吴佩孚的名字再次出现在1915年2月20的《申报》上，这次的报道是他被袁世凯授予“四等嘉禾章”。[2]毕竟，这都是官职升迁和授勋的公文刊布，无法凸显吴佩孚的个性和政治主张。到了1916年春，云南都督蔡锷发起护国运动，公开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运动。于是，袁世凯调动北洋军出兵西南，与蔡锷的护国军作战。吴佩孚作为北洋军第六旅旅长，率领所部进入四川，在泸州与川军将领刘纯厚所部，酣战数日，大获全胜。泸州一役，吴佩孚立下赫赫战功，旋即被袁世凯加封陆军中将。[3] 1916年6月6日，大总统袁世凯郁郁而终，南北停战言和。总之，在袁世凯统治的时代，吴佩孚呈现出来的“公众形象”，基本上是一位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的北洋悍将。

吴佩孚以军人姿态介入政治，列名发表政治主张，是他追随顶头上司、直系将领曹锟，一起参与镇压1917年的张勋复辟。1917年7月5日，皖系军阀段祺瑞马厂誓师，发表公电，讨伐张勋。[4]次日，直隶督军曹锟带领北洋军第六旅旅长吴佩孚等将官发表通电，反对张勋复辟。这封电报俗称“江电”。其电文写道：“共和缔造，几历艰难，国本既定，岂容摧残。乃逆贼张勋，胆敢逼总统退位，挟清帝复辟，为一身之荣利，陷全国于危亡，闻之发指，思之愤心，……今已出师进讨，誓灭逆贼，以期复我共和，奠我邦基。”[5]在直皖两系军队的围攻下，张勋复辟旋即失败。段祺瑞、曹锟和吴佩孚等人都是再造共和的有功之人。1917年秋，直系军阀领袖冯国璋就任总统，而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是为段氏第二次组阁。段祺瑞上台之后，积极推动武力征南政策。同年11月，直系督军曹锟进京，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商量，决定派驻扎在保定的北洋军第三师进军湖南，并委任第六旅旅长吴佩孚充当司令，开赴湖南前线，与西南军阀决战。[6]随后，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署理北洋军第三师师长，以鼓励其对南军作战。[7]

曹锟

    1918年3月，吴佩孚率领北洋军第三师在攻取湖南岳阳的战斗中，所向披靡，引起媒体的关注。[8]尽管皖系将领张敬尧与直系将领吴佩孚所立战功，不分上下，但是北京政府在3月底正式任命张敬尧担任湖南督军，由此引发吴佩孚的不满。[9]如时论所言，实际上北洋军此次收复长沙和岳阳，吴佩孚的功劳最大，“若褒奖有功，当以吴为湘督”。[10]为此，新任湖南督军张敬尧准备笼络吴佩孚，请吴佩孚“会办湘省军务”，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11]围绕湖南督军人选之争，直皖两派军阀的矛盾因之而起。皖系军阀段祺瑞准备借此机会削弱直系军阀的势力，夺取直系军阀的固有地盘。

当时，长江流域控制在直系军阀手中，如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和江苏都督李纯，号称“长江三督”，他们都属于直系军阀领袖、大总统冯国璋的亲信。据报道，皖系军阀段祺瑞准备将张敬尧调任湖北督军，由吴佩孚担任湖南督军；原湖北督军王占元改任江西督军，原江西督军陈光远内用；同时，将直隶督军曹锟调任“两湖巡阅使”，而其直隶督军空缺由皖系将领徐树铮接任。如此以来，直系军阀将失去湖北和直隶两个重镇。[12]当然，直系军阀自然不会拱手相让，而北洋系内部的直皖内讧，也由此加剧。

直皖两派属于袁世凯开创的北洋派的嫡系部队，而直皖两派的分裂，恰恰为西南军政府总裁岑春煊提供了分化利用的可乘之机。[13]自从段祺瑞武力南征以来，岑春煊一直公开主张南北调和。1918年3月19日，岑春煊从上海致电大总统冯国璋，说：“为现值外患愈逼愈紧之际，苟不速谋和局，深恐日后再欲谋和，亦非易事。春煊每思至此，心绪俱焚”。[14]冯国璋本来就是主和之人，他不赞成段祺瑞的武力征南政策，故而岑春煊的调和主张，正好迎合了他的主和计划。直系军阀领袖冯国璋与西南军阀代表岑春煊的谋和活动，加剧了直系将领与皖系主战派代表段祺瑞、徐树铮、倪嗣冲等人的矛盾。[15]于是，在湘鄂前夕作战的直系将领纷纷称病请假，拒绝作战。1918年6月初，吴佩孚“称病”，请假一周，并力辞第一路总司令；同时，直隶督军曹锟“因病回津”，其他如直军旅长张宗昌“卧病汉口”，直军旅长王承斌也以病，由祁阳撤退。[16]对于直系将领集体“生病”的怪事，媒体评论说：“今中央方拟继续作战，而前敌重要将士乃多病如斯，何其不巧耶。”[17]显然，吴佩孚等直系将领的“生病”乃是对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主战派的变相抵制，从前方响应直系军阀领袖冯国璋的主和战略。

冯国璋

吴佩孚因立场鲜明，主张坚定，而很快成为直系将领中“主和”派的中坚人物。1918年8月初，吴佩孚从湖南前线致电直隶督军曹锟，说：“絶对不能再战，劝住天津，勿动。如再南下，必至大失败”，而曹锟也采纳吴佩孚的意见，“决定不再战”。[18]不久，吴佩孚还致电江苏督军李纯，表示：“前敌将士，均无战意，且双方均望息战，阁下向来以和议为救国唯一手段，审察目下时机，和议必能成立，双方固无再战之余地。而对内对外问题，皆不能不速图转圜云。”[19]李纯是长江三督中著名的“主和派”，是直系军阀领袖冯国璋的心腹干将。稍后，以李纯为首的长江三督致电北京政府，说明大局危险情形，主张从速议和。[20]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的主和立场，恰恰呼应了一战行将结束之际的国际和平潮流趋势，他对江苏督军李纯所说的“对内、对外问题，皆不能不速图转圜”，就是吴氏将外交与内政问题联系一起的思维表现。

如果说借助“外交问题”来推动南北议和，反映了吴佩孚的“挟洋以自重”的策略，而他在湖南衡阳前线与南军将领赵恒惕握手言欢，“互相酬酢，欢聚如兄弟”，则说明了吴佩孚的“挟敌以自重”。[21]正是借助“国际和平潮流”及其与南军将领的“握手言欢”，深处湖南衡阳抗敌前线的直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增加了其政治权重，成为南北议和声中的关键人物。1918年8月底，吴佩孚联合前线各将领，致电国务总理段祺瑞，严厉批评段祺瑞的“主战政策”并涉及到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问题。[22]吴佩孚这封电报矛头直指主战派领袖段祺瑞，因此吴氏此电引起公众舆论的轩然大波，被认为“不啻将段内阁的种种政策根本推翻”。[23]

段祺瑞戎装照

当时的有识之士甚至认为，吴佩孚的这封电报标志着他从狭隘的“北洋军人”向“国家军人”身份的转变。1918年9月初，云南督军唐继尧的代表李宗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赞吴佩孚的反战主和言论，表明了他的“北洋派思想渐变为国家思想”；李宗黄还说：“军人者，以効忠国家为职志，对外而非对内如此者，谓之国军。反乎此者，谓之个人军。国军直隶于国家，不参加任何党派，非一人一系所能左右。”[24]吴佩孚反对打内战，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言论，不仅预示着北洋军阀内部的裂变，也预示着一个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新军人的诞生。简言之，1918年底，吴佩孚从北洋军人到国家军人的身份转型，既有他本人复杂的派系利益考虑，也是新的时代潮流促成的结果。1918年底，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以英美为首的协约国获胜，旋即战胜国要在巴黎召开和平大会。和平潮流弥漫全世界，并影响到中国。

1918年秋，随着北洋文治派的代表人物徐世昌当选大总统，研究系政客梁启超、熊希龄以及西南军阀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倡南北议和，并得到了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代表的驻京外交团的支持。[25]即使原先主战的皖系军阀也表示和谈。由主战到主和，预示着1918年底中国政局的一大转机。像吴佩孚这样敏感的直系将领，更是意识到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应时而动，才能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而他公开的宣布效忠“国家主义”，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确实象征着“国家主义”对吴佩孚这样的北洋派军人产生了感召力。

原文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新史学1902 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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