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

 

本书简介

明清鄱阳湖地区的水面边界争端和草洲权属纠纷，展现的是沿湖居民围绕自然资源的共享与竞争所形成的复杂历史图景。本书以大量新发现的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献为核心资料，结合历代正史、地方志书、文人文集、官方档案、族谱碑刻、田野访谈等相关史料，围绕鄱阳湖“水面权”的获得、转让与保护，进而对湖区人群的定居历史以及渔课制度的建立与演变，特别是对湖池水面的确权过程、渔业捕捞的准入机制、水面权的分化与转让、捕捞纠纷的调解与审理，捕捞秩序的层累与演进，以及内陆水域社会的治理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翔实讨论与细致分析。

                     

                       

 

作者刘诗古，就职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出版时间 2018年11月

 

序

 

曹树基

最近十几年来，我带领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地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鄱阳湖区文书》（全10册）的出版，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诗古对《鄱阳湖区文书》的研究成果，前后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前三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后两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按照赵思渊等人的分类方法，地方历史文献可以分为契约、账簿、赋役、诉讼、行政、家谱、信函、日用类书与工具书、家礼、宗教、戏剧、教育考试、医药等13大类，各类下面再分若干小类，相应的研究大致分为产权、赋役、家计、社会与文化等5大类。

 

《鄱阳湖区文书》则主要包括契约、赋役、诉讼、信函、行政等5大类，相应的研究包括产权、赋役与社会3大类。这也是或也应该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鉴于鄱阳湖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本书首先讨论了鄱阳湖的历史地理变迁。早在20世纪80年代，先师谭其骧先生与张修桂先生合作，发表过专论。

 

 

清董祐诚撰《皇清地理图》，红框为鄱阳湖位置

 

诗古根据新出宋版《太平寰宇记》及其他资料，对历史上鄱阳南湖的形成过程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虽“鄱阳湖”之名出现于唐末五代的文献中，但今天鄱阳湖的基本范围和形态，最早在北宋末期至南宋初期才得以在文献中最终确证。

 

作者接着利用族谱及渔民文献讨论鄱阳湖区社会的形成与明初制度的关系。作者讨论的对象为鄱阳莲湖朱氏，都昌北山邹氏和西源曹家，余干康山的袁、王两姓。

 

除朱氏外，其余四族均藏有丰富的契约文书，构成《鄱阳湖区文书》之主体。以上各族都强调自己的祖先来得比别人更早，且都有一个重要的祖先在明初“闸办”了湖池，向官府登记纳课。

 

诗古称，这套表述虽然有很强的建构色彩，但其中的“闸办”故事可以与其他的明代文献相匹配。

 

这就涉及我们在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发现。其中《嘉靖七年高安县来苏邹氏渔民文书》保存于原籍高安、后迁居于都昌的邹氏渔民手中。几经辗转，在九江市的某个小区，我拍得了这套文书的部分图片。

 

只是未得允许，不能收录于《鄱阳湖区文书》。另一份《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渔米课册》，则是循着20世纪50年代一份档案的提示，发现于县城西门外邹氏村民的悬梁下。

 

以此为中心，本书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讲述的就是明代鄱阳湖区渔课制度的建立、演变以及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作。

 

湖区的基层社会是由渔民、船夫、商贩、周边的农民，以及其他各色人等组成的。由《嘉靖二十一年都昌县渔米课册》的记载可知，明代鄱阳湖区的渔民，并不类似于东南沿海的“疍民”。

 

这些登记在渔课册中的渔户都有明确的都图信息，并非不在籍的“水上人”。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寻找“上岸”的权利，而是入湖捕鱼的权利。

 

诗古由是推测，明代中叶参与“宸濠之乱”的九姓渔户，并非没有户籍、常年舟居水上的人群，而是聚居于安义县后港的渔户。

 

他们中的部分或被擒斩，或改业隐藏，于是他们的渔课，不得不佥派给其他渔户承纳。作为证明，都昌县的部分渔户也承办了“安义县九姓渔户课米”。

 

 

明代《江西全省图说》

 

接下来，诗古继续讨论清代政府对渔船户的编保与稽查，营汛的设置与水域社会的治理，证明明清时期的鄱阳湖水域是政府通过赋役、保甲与营汛控制的有序社会。

 

利用《鄱阳湖区文书》中的契约文书，诗古进一步讨论清代湖区“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他认为，鄱阳湖拥有两个变动的物理“表面”。一个是“春泛渺水”时的水面，一个是“冬干枯水”时的水底。

 

在产权形态上，“湖权”可以分割成“水面权”与“湖地权”。在“渺水”时主要的产权形态是“水面权”，在“枯水”时则“水面权”与“湖地权”兼而有之。在实际的产权交易和转让过程中，二者又可再次各自分化出“面权”与“底权”。就产权分割的形式而言，水面的分割要较田地的分割复杂得多。

 

明清时期的土地市场，却是一个资本竞逐的场所。以典地、押租、典租为特征的租佃制度，是传统租佃制度的主要形态，也是金融市场与土地市场高度结合的形态。

 

而在鄱阳湖区，虽然产权的划分更为复杂、细腻，却不见其中有金融资本的存在。此一差异，令我们设想，湖区捕捞业的专属性或排他性，可能是阻碍资本进入的原因。

 

或许，由于鄱阳湖区渔产市场之狭小，更无法吸引外来资本的流入。如果将湖区产权与土地产权相比较，前者似乎是封闭的，后者则是开放的。

 

循此思路，诗古讨论了清代水面捕捞纠纷与湖区秩序，渔业纠纷与官府“隔属”审理之困境。复杂环境中形成的复杂产权，使水域社会矛盾趋于复杂，也考验政府的施政能力。

 

其实，作为附录的跨县草洲纠纷案，仍然可以在这一逻辑中进行讨论，而不必令其脱离全文的框架，孤悬于文末。

 

由于《鄱阳湖区文书》中缺乏家计文书，本书本不必在此处纠缠。而在本书中，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诗古不得不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刑科题本中的湖区命案中，挖掘渔民的日常生活史。

 

关于船户与挑夫，作者也征引多种历史文献，力图描绘与勾勒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一努力值得称赞，然而从全书统一的逻辑出发，这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安排。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本来应当写些祝贺的话，结果写成了读后感。如果真是读后感也罢，结果又写了书评。如果循着书评的思路继续往下写，序将不序。就此打住，是为序。

2018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鄱阳湖的地理变迁与圩田开发

一 引言

二 “鄱阳湖”之名的由来

三 鄱阳南湖的形成过程

四 明清湖区的圩田开发

五 小结

第三章 明初的湖池“闸办”与渔户“承课”

一 引言

二 族谱叙事中的祖先定居史

三 渔民文献中的“入湖权”由来

四 湖池“闸办”与渔户“承课”

五 小结

第四章 明代渔课制度的建立及其演变

一 引言

二 渔课册的发现

三 渔课册的形成时间

四 渔课册的攒造与更造

五 渔课册的体例与内容

六 渔课种类与税额的确定

七 “户”的实质及其衍变

八 渔课定额化下的“佥”

九 小结

第五章 嘉靖以降的渔课制度与基层社会

一 引言

二 万历年间长河官港的“弛禁”

三 明清鼎革之际渔课制度的演变

四 渔课征解的基层运作及其代理人

五 清末至民国时期渔课征解的废弛

六 小结

第六章 鄱阳湖水域的生计人群及其治理

一 引言

二 安义县的“九姓渔户”

三 鄱阳湖水域的渔船户及其生计

四 清代对渔船户的编保与稽查

五 营汛的设置与水域社会治理

六 小结

第七章 清代“水面权”之分化与转让

一 引言

二 “湖权”的分化

三 “水面权”的杜卖

四 “水面权”之租佃

五 小结

第八章 清代的水面捕捞纠纷与湖区秩序

一 引言

二 湖区的水面类型与渔业捕捞方式

三 捕捞纠纷、合同议约与水面秩序

四 捆钩捕鱼技术对湖区秩序的冲击

五 小结

第九章 清代渔业“隔属”纠纷的审理困境

一 引言

二 渔业纠纷与告官争讼

三 告理制度与官府角色

四 “隔属”审讯与民间调解

五 小结

第十章 结论

附录一鄱阳湖区文书的发现、收集与整理

一 20世纪50年代的渔政档案

二 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

三 鄱阳湖区文书的整理

四 结语

附录二 草洲使用纠纷中的法律、习惯与业权

一 问题与资料

二 康熙十九年的“折银易草”

三 乾隆年间两县采草纠纷的再起

四 “习惯”的延续与“收归国有”

五 结语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转引自微信公众号：鸣沙，作者：曹树基，2018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