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新共和：

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

高波 著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32开 401页 45.00元

ISBN：978710806216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5月

本书侧重于张东荪生命史中更多属于“公共领域”的部分，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这一视角，细致解读张东荪的思想与活动，展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多重含义与演变进程，以及它与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复杂互动关系；尤其对共和新体制下自由与民主之间紧张的探索，具有相当的思考深度。在使“自由主义在中国”这一问题历史化的脉络中，展现出张东荪如何由一个相对传统的士子转变为学贯中西的新人物，并进而转变为参与组党的国家社会主义要角的心路和生命历程。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将张东荪放在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加以理解和定位。书中有相当的篇幅，是描述和研究同时代的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张君劢、李达等思想者共同经历的思想历程，并以此作为背景来与张东荪比较，因而传主的思想是有着生动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烘托的三维世界。而且，作者对19世纪西方思想家有相当的了解和研究，以此来发掘张东荪思想的西学渊源和更广阔的国际背景，这种能够将中西思想打通来做的年青学者是不多的，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显然是佼佼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历史系教授）

 

作者简介

高波，1982年生,陕西省榆林市人。北京大学心理学学士、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士人与知识分子史。除本书外，还有译著《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及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张东荪在20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中国西学的主要输入者之一，并且是活跃的政论家。他对民初政治有多方面的参与，认为该时期共和试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未能形成一个让人信服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势力，只有真正完成“造社会”的事业，才能为中国的共和奠定基础。本书将他放入19世纪以来世界性的民主思潮的大背景下，着力考察他早期的思想与活动，并以此重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共通的问题与心态语境。

 

目 录

导论 “未知”的二十世纪

第1章 早年岁月

第一节 家世与教育

第二节 留学生涯

第2章 “尝试共和”的挫败

第一节 在辛亥革命前后

第二节 对民二国会的批评

第三节 反对二次革命

第四节 余论：中立者的限度

第3章 再造共和的努力

第一节 反思：公德与私德

第二节 反思：政治与社会

第三节 “干政治”

第四节 “理性所不能决者，决之以剑”

第4章 贤人政治

第一节 国体之争

第二节 “人民之秀者”与共和政治

第三节 余论：“平民政治之弊，唯有更广之平民政治以救济之”？

第5章 转向新文化运动

第一节 创办《学灯》副刊

第二节 世界主义与中国问题

第三节 “不骂不破坏”

第四节 对传统的态度

第6章 改造的事业

第一节 遭遇五四运动

第二节 “青年导师”

第三节 社会改造的试验

第四节 中国知识阶级的“解放与改造”

第7章 分裂的开始

第一节 与梁启超等人的关系

第二节 组党与“谈政治”

第三节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

第8章 中国内地与西方新潮

第一节 “大转弯之过门”？

第二节 湖南之行

第三节 对罗素的期望与失望

第9章 社会主义大论战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

第二节 “俄国道路”诸问题

第三节 基尔特社会主义

第四节 儒家传统与知识分子

第10章 走向“政治解决”

第一节 对“赛先生”的重估

第二节 唯物史观与社会改造

第三节 面对国民大革命

第11章 三十年代后的抉择

第一节 《再生》与“再生”

第二节 走向社会主义

结语：在民主的“天命”下

参考文献

后记与致谢

 

后记：写作过程与学术成长

 

文丨高波

 

一

本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今日回味，感觉已有些不同。当时研究写作，自然是全力以赴，难免入戏过深，不能有所反省。离开博士论文阶段，开始新的学术生活，我才逐渐感到，彼时第一次从事长篇书稿写作，许多地方用力过猛，困顿劳苦，殊乏人文学本应有的优游涵容。期间所得的经验，也大都出自不断的试错，今天回顾，颇有几分感慨。我想略微回顾本书的写作过程，以为读者了解它的可能力量与限度提供参考。当然，面对这个文本，作者相对于读者并不具有绝对优先性，这里所提供的，只是与它的形成相关的一些信息。

说到本书的缘起，其实有些偶然。2006年春夏之交，我研究生一年级行将结束，导师罗志田先生和我商量硕士论文选题的事。北大的整体培养体系比较宽松，当时的我，也还在本科后期形成的自由泛览状态中，对进入具体的研究工作有种抗拒。学术是制度更是教养，需要克制与驯服自己，这就是开始吧。

我当时有两个比较模糊的兴趣，前一个较根本，是所谓世界观问题，特别是近代世界观的诞生过程，丛林幽深，令人沉迷；后一个较直接，是“五四青年”的思想与实践，社会主义的兴起之类，直接而切身。前者指向更为结构化与内在化的世界观分析，后者则需要思想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分析。我当时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不想迅速进入纯粹“思想的世界”内，一方面感到自己准备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今日犹存的“业余主义”气息在作祟，不想将兴趣变成工作。所以选择后者，探究五四后社会主义运动的观念与实践。

罗老师似乎了解我对思想史的偏好，建议我改做一个相关题目，研究张东荪早期的思想与活动。这是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高度同情，深度参与社会主义论战，后来则“弃政治而入哲学”，在民国时期颇自成一格。不过，颇具历史提示性的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这说明我当时知识之有限，不过，一个历史系研究生对张东荪的孤陋寡闻，也可算是历史力量与其造成的人物命运的某种表征。比起张东荪在民国时期的声光，他在当代公共记忆中是相对暗淡的。这种对比提示了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复杂关系，在之后几年里，它不断重新显现出来，要求我做出某种回应。

研究的开始意味着自由泛览岁月的结束。不过，事情总是两面，过于散漫的兴趣有时会成为向上的障碍，特别在自己了解不广的时候。张东荪卷入了民国早期关于共和政治的大多数争论，这些争论又直接指向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深刻政治与文化困局。为理解张东荪，我必须离开五四，向前追索，这是研究加于我的规定性，对此，我在抗拒中慢慢接受，阅读方向开始调整，一系列政治性主题开始进入我的视野，宪法、代议制与共和，取代了社会与文化，成了接下来几年我的阅读关键词。

这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持续滋养着我的学术智性。它避免了我过早陷入五四时期，而让我投入对其历史渊源的探寻，自然地形成一种历史主义式的考察方式。罗先生经常引蒙文通一句话，叫做“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重要的历史现象与事件至少提前三十年看，最好要提前六十年甚至一百年看，这样才能看到历史的纵深与层次。因此，博士论文就只是长期学术成长过程的一个环节，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学术延展性，能引出对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以通向更丰富与广大的世界。

 

二

北大历史系有着隐伏而强劲的傅斯年传统（古代史尤其明显），“史学就是史料学”是人人不必提及的学科无意识。傅斯年的口头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大家都念得很熟。系里流传着许多老先生做学问的传说，我当时刚刚入行，也在摸索如何适应这一家法。

我所面临的第一个变化，是网络资源的大规模普及。在我入学时，做卡片仍然是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基本方式，老师们也强调文科的学问都从此开始，我自己也一度剪裁了很多阅读与研究卡片备用，不过很快就发现不如用电脑，存储、分类与检索都更为方便。我想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没有经过做卡片训练的历史系学生。

不过这尚是表面区别，更为迫切的是电子史料的指数式增长。随着出版品的大规模电子化，许多数据库以及像国学数典这样的资料共享论坛的出现，大量分散藏于各处、以前难得一见的史料都在网上唾手可得。历史学者基本上都是史料控，我系学生与老师，多少都沾染了些寻找与存储史料的狂热。我也曾连续几天下载各种大部头网络资料，或去同学朋友处拷贝各种史料。漫无目的，在体会到某种兴奋的同时，更经常感到一种内在的焦虑。史料无穷无尽，而吾生有涯，面对一只只饱满的硬盘，痛切感到自己阅读太有限。

而且中国近现代史与古代史有一个根本不同，便是其史料数量巨大，不仅没有人敢如先秦史般说看遍所有史料（大量出土文献出来似乎也变得不可能），甚至没有人敢说自己能把所研究题目相关的史料穷尽。面对海量的电子化资源，如何不迷失在一种占有性的快感与焦虑中，而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作程序，区分主次轻重，发现某些必须细读的经典与史料，换言之，建立自己的智性秩序，这可能是这个学科对初学者最大的挑战，当然，也是它最令人兴奋的地方。这是一片仍有可能自由奔驰的广阔原野。

北大可能有全国大学图书馆中最全的民国报刊，且一度允许我们自由拍摄。2007年暑假，我整日呆在图书馆四楼的旧报刊阅览室，把张东荪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关键报纸《时事新报》几乎从头拍到尾，然后分别存储编目，又在国图、复旦等处补足了北大所缺的。这个工作当时是作为必须的任务完成的，看不出有多重要，其实这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史料基础，所需大部分史料都可以在电脑中获得，后期写作就不会再被史料搜索而频繁打断。

另外，泛黄且经常覆盖着灰尘的民国时期纸张，尤其是那种特殊的土霉味，也提供了我对民国以及我系的口头禅“历史感”的某种体验，一些研究想法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慢慢形成。旧报刊室有一位很有经验的张姓老师，沉默寡言，从不多说一个字，寻找报纸快且准，想必不少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朋友都有印象，每日和他做伴，颇有一种沉静的感觉。2012年毕业后，我和同门梁心回去找他合了个影，聊以留念。

搜集到了史料，接着是整理。我的体会是必须做史料长编。这个工作慢且枯燥，不过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时间是最基本的秩序，史料内部的各种脉络，经常就是在按时间顺序的排比过程中慢慢显现出来的，这可算史学基本功，绝对不可缺。我自己在研究张东荪时，对民国初年的细部史事不熟，感到很难找到切入点，于是综合既有的几种民国史料编年，花了不少时间，做了一个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编年。除熟悉史事，这还带来另外一种好处，就是对历史的在场感。在做编年的过程中，历史不是由今天回溯而得，而是又像它发生时那样，一天天顺次展开，各种可能性不断呈现，这自然带来对当时语境的某种意识，让我必须将张东荪本人的各种思想活动和他的时代勾连起来。

这无形也影响了我研究的立意：既是人物研究，也是对人物所在时代的研究。历史系经常谈历史感，以此作为历史学入门或未入门的标准，如同哲学系谈哲学性，文学系谈文学性，都颇有些学科暗语的味道，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日常活动建立起来的。

另外，我的体会是，在研究前期，一定要勤做笔记。在看书、读史料过程中，有什么想法要随时记下来，并且尽量电子化。据说民国时期的老先生，比如汤用彤，走到哪大口袋里都装着部《高僧传》，有想法随时记。这真是好的研究习惯。我不习惯带本子，就用手机将散步、等车、洗澡、睡觉等闲暇时间产生的想法记下来。前期这种工作做得越充分，后期写作难度就越小。我自己感觉写得比较充分的几个地方，基本上都是依靠前期笔记中的线索而写出来的。博士论文的笔记跨度有四五年，其中既有前后变化的地方，又有保持连续的地方，经常回看，也有利于对自己的研究保持一种反省。

中国近现代史还有一个特点：学术取向多元。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自然就是缺乏智性秩序。标志是缺乏经典著作与核心史料——没有谁的书是所有人都必须读的，也没有什么史料是大家都必须看的。对比中国古代史即可看出不同：先秦部分有《左传》与《史记》，秦以下有各种正史，通贯则有《资治通鉴》，制度则有《文献通考》。且学术传统遗留较多，动辄追到乾嘉、宋元，如陈寅恪等大家，则是入行者必读的。这用我们的行话说，就是有家法，已是周公制礼作乐后的局面。近现代史则不同，仍在学术的春秋战国时代。有老师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之类，更有老师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题目，根据题目找史料。这种多元化也有好处，不像古代史那样家法森严，自由探索的可能性不免受到抑制；不好处则是令初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这很切身，直接关涉学术阅读方向与数量，也即成体系的阅读量。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该领域有一特殊困难，即其内容古今中西交叉，研究者要能进入中国传统（尤其是经史传统），且要对西方思想传统及流变有亲切了解。以我之见，至少在北大，对前者的训练多见于中文系古典文献方向或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方向，对后者的训练则多见于哲学系西方哲学方向或社会学、法学等现代性学科，历史系的近现代史方向在这两方面均十分不足。

不过，北大的资源还算丰富，且我从本科后期就习惯了旁听与自己阅读，所以便借着研究、凭着兴趣逐步补课。有两个传统对我影响颇大，哲学系李猛老师的政治哲学架构，以及相应的文本解读理念与方法；以及历史系乔秀岩老师那种接近古代经师的解经方式。这些在论文中并没有直接用到，不过有效地平衡了我自身所受训练的某些局限。

历史系的规矩是史料优先，不讲理论。我承认考证确为史学的看家功夫，但个人更关注的是诠释意义。而一旦开始进入全文层面的构思，理论与解释框架的问题就反复出现，要求我给予回应。整个研究在2009年末陷入了某种困境，在张东荪纷繁复杂的思想与活动中，我到底想要建立怎样的整体性？他与时代的有机联系到底是什么？用我当时向罗老师阐述困惑时的话说就是，如何“找到将张东荪的一生与他所处时代打成一片的一个点，让整个论文立起来”。这个问题不是光读史料能回答的，要靠史料与相关理论著作的对读，从中反复揣摩印证。

直接的挑战在于如何理解民国时代。传统政治与文化秩序的次第解体，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革命，使得在承平之世于背后默默运转的巨大历史力量，突然而刺目地涌动于前台；行动中的个人与群体的主体性，也彰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二者间的激烈对抗与多重协作，使得此段历史不断在海登.怀特所谓浪漫剧-喜剧-悲剧-讽刺剧的四连环间变换着面目，令人难以把握。

以某种模糊的直觉，我感到，民国时期的几乎所有主题，只是晚清以来中国卷入的现代世界整体变动以及中国自身漫长历史演变的阶段性表征，不管是张东荪个人还是他所处的时代，都需要更长程的回溯性考察，才能把握其意义。因此，问题一方面在如何理解十九世纪，亦即“维多利亚”时代与托克维尔所论的“民主”世纪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在于如何把握“同光”时代与五四时期的关系。两者构成了理解张东荪式自由主义的内外背景。为此，我一面阅读托克维尔、韦伯、波兰尼、施米特等人对十九世纪的论述，一面重读史华慈、王汎森、杨国强、沟口雄三、佐藤慎一等人对晚清民国转型的理解，渐渐感到论文的要害在于五四人所谈的“德先生”的问题，必须将其放在自十八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运动中予以把握。而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最初回应，则可上溯到同光时代，其巨潮所及，更贯通1949年直到当下。如此则张东荪的个人生命史，特别是他晚年的不幸遭际，就与这一“德先生”的世界历史运动汇合在了一起。

从当时来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诠释框架，奠定了整个论文写作的基础；不过，今天我会觉得它黑格尔主义色彩过强了一点。论文本身对时代精神关注太多，不免淹没了张东荪个人的某些神采。张中行有一句评论张东荪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后者“给人的印象是老牌的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我这一论文框架，似乎未能完全抓住他这一发自灵魂的神采。我一直觉得，好的作品是一幅画，均衡而和谐，如果重新来一次的话，我会把张东荪个人画得更大一些。

 

三

接下来谈谈具体的写作过程。这真是整个研究中最痛苦也最快乐的部分。写作时心理经常起伏不定。有时写得十分顺畅，不免欣喜若狂；更多时困难似乎难以克服，让人无比沮丧。这真是种特殊的脆弱。我的一个办法是在书桌显要位置搁一两本和我的写作方式与目标比较接近的经典著作，写作中一旦遇到困难，就翻它们找灵感。我当时放的是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慈的写作有高度反思性，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智性与表述的支撑。甚至某一段开不了头，我也要翻一翻它，看他怎么办，用哪个转折语，很多时候都会有新的想法出现。这种不断重翻有时变得像种仪式，心理作用大过智性作用。也可见写作确实是个复杂而微妙的事情，需要不断的自我确证与安慰。

还有日程规划。博士论文有明确的字数要求。近现代史史料较多，因此论文也普遍较长，没有二十万字无论如何拿不出手。随着字数的增加，需要投入的精力与难度以指数方式增长。对没有长篇著述经验的人，这是个极大的考验，从身体到心理都是如此。我在写作博士论文前，写过最长的一篇文章，是硕士最后一年提交的转博申请论文，不过三万字，当时写得就颇为困难，此时工作量扩展至少七倍，再加上自己对论文品质的要求，没法不感到畏惧。

畏难归畏难，该前进还是要前进。不断摸索，慢慢地也体会到一些经验性的东西。首先是要关爱自己，人更多时候是非理性的动物，有很多冲动与情感需要安抚。在博士论文写作中，计划经常赶不上变化，有时刚进入主题开始写，突然发现有大量史料需要看，或者发现某一部分的阅读积累不够，没法下笔，整日甚至整周没法有产出。再加上毕业在前，必须在某个时间点前写完，经常会弄得自己阵脚大乱。

我的体会是，写作如同打仗，要隔段时间都有一个小胜利，不一定有决定性影响，否则就不能保持士气。因此要尽量把计划做得有弹性，留足够的冗余，不订立以日为单位的目标，比如每天写1000字之类，以免偶然性太大而做不到；而是以周记，保证每周写出5000字，以避免日课带来的焦虑感。这样有半年时间，论文的大致样子也可以出来。

另外，要尽量保证自己每天都有一点产出，不能写出比较成熟的正文，就写一些探索性的笔记或札记，即抱一种尝试性写作的态度，暗示自己只是在制作半成品。切忌不可要求自己一次就写定，以免压力太大而无法产出。这样的话，写作不是个全或无的问题，而是难度层级的累加，且通过保证字数意义上的产出，维持心理的平衡与工作连续性。

当然，学术活动本质上是理性的，需要在理性内部找到滋养。我的体会是，阅读与写作要两手并进，写作本身是消耗性的，特别是学术性写作，对精力与心智实在是巨大消耗，会让人生出某种异化之感，必须有更一般、更涵容性的阅读活动涵养与中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养气”。

这是我的切身遭遇。2010年末到2011年春，博士论文写作到了最后阶段，那时感觉如同封闭在一个自造的城堡内，焦虑之火日日燃烧，似要将一切日常的东西熔化，从中倒产生出一种痛苦的纯粹感，让人沉迷。这种状态自然不能持久。我个人当时也有模糊的警惕，因此竭力维持着正常的阅读，让自己与更广泛的智性活动保持有机联系。当时和几位不同学术背景的朋友一起读韦伯，并周期性地去听乔秀岩老师的经学课，靠着这两个和当下研究对象有相当距离的思想与学术传统，让自己不至陷入论文写作中不可自拔。

这是智性活动内部的滋养，另有朋友坚持锻炼或旅游，也是一法。总之凡事过犹不及，节制非常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真是修行。史料和理论，阅读与写作，最后，研究与生活，都需要平衡。囚首丧面读诗书是读不好的，但不经过某种痛苦的智性超克过程，要想取得某种切实的进展，也基本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两者间的度。

 

四

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完成于2011年3月，十分冗长，约50万字，当时颇有几分得意，觉得字数如此之多，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今天看来，实在是繁琐得过分，必须精简。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电脑写作者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可以快速码字，多不够“敬惜字纸”，缺乏稿纸写作者所具有的节制意识，再加上近现代史史料丰富，文章不由自主就会越写越长，史料重叠，叙述冗繁，令人不忍卒读，可算是一种面目可憎的电脑体。因此写好后最好能放一段时间，待心情从研究工作中抽离后，再来删削。

论文初步完成，我感到的更多是困惑而非解脱，在写作的后期，二十世纪前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以巨大的身姿，出现在我思考的地平线上。这陌生而切近的巨大存在，如同当代的背面，要求被理解的权利。面对它们，思想单薄如我，无法不感到“软弱和轻”，但也就此明确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正好因为潘振平先生的推荐，论文得以列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因此稍做停顿，就开始进一步的修订工作。我进一步尝试深入十九世纪以及之前的世界，重点重写了导论与结语，以目前有限的力量做了初步的思考。在此过程中，新的问题不断涌现，逐渐溢出了本书的范围。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通常过程吧。

回顾整个研究与写作过程，感受最深的是现代“学术”对人的影响。现代学术是高度分工的，做一篇博士论文，就是体会一遍这种分工的所有利弊。李猛有一次上课时曾感慨专业化对阅读的限制，说大家到一定年龄，不知不觉就只去图书馆的某一区甚至某一架上找书、看书。这是专业分工时代学者的命运，与这种“异化”斗争，则是研究者的“日课”。我个人的体会是，主要研究方向最好定得较为宽泛，能涵容比较大的阅读范围，且一段时间最好有两三个兴趣点，让自己能够在两三批思想学术背景不同的书籍中不断转换，且要有一种比较的心态，至少要关注其他时段与领域中的好作品，与本专业联系越松散，越能扩展眼界。

最近一两年，因为举办一些学术活动的关系，我开始关注到中国古代史各时段新锐的作品，如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虽然时段不同，研究方向也有别，但都对理解晚清民国提供了某种比较意义上的启示。我感觉，与其为所谓专业研究需要读一些本领域内的二三流作品，不如多花精力去读其他领域中的一流作品。吾生有涯，经不起浪费。

另外，一定要留时间完全跳出自己的研究，读一些一般意义上的涵养心性的作品。去年我下定决心把一直想读的《战争与和平》读了一遍，那种十九世纪式的浩瀚精神，以及大师写作者所能达到的境界，有效地消解了专业写作带给我的某种傲慢。而且读到最后竟然有意外发现，该作品与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精神”思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另一个层面关照到了我的研究兴趣。可见只要是精神性活动，终有殊途同归的可能。

最后是一点对本书诞生地——北大的片段回忆。这也是张东荪先生曾长期生活的地方，我写作本书时的宿舍，离他晚年在朗润园与燕东园的两处居所，都不超过两公里。而北大校园的历史，正如中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就是一部微缩近代史，即使到今天，各种历史力量仍或隐或显地斗争着。我曾多次在未名湖畔流连，探寻古典与今典交错的踪迹，眼中可见那些命运多舛的历史风物，不断破缺，又不断重建。这不是层累的历史（没有那么清晰的地层线），而是诸层交错、互相挤压变形的历史。他们都伸向当下，声张着自己的力量与权利。

与我更切身的是历史系。待得久了，也慢慢感觉到它气质上的独特之处。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相邻系所，有着对西方理论的强烈敏感，从福柯到列奥-施特劳斯，皆有热烈讨论。历史系对此则唯有超然的淡漠。系内系外风气有别，外系的朋友提起本系，多用疏远的敬意表示，你们有家法，我们没有。然而这总让我感到一种认同紧张。我本非史学正宗，先学心理学，后又学经济学，对历史系的考证传统总感有些疏离。今天回想，本书接近诠释学的呈现方式，既是对在北大古、今典交错的生活体验的回应，也是对自己所在的两种学术传统——实证主义与理念主义的勉强调和。

我们进系就被告知，历史学不是年轻人的学问，要沉潜多年，才能有所成。这倒不是问题，毕竟从其他系来此的，多是将这当作终身事业，不争一日短长。梁启超说西洋各种学问中国大都没有，唯一有的就是史学。这一学科自有它从漫长历史而来的骄傲。老师们也多有拙朴之风，不像文、哲两系笔走龙蛇，雄辩滔滔。系里的博士培养，导师与学生点对点，如同手工作坊，带着慢慢做，时间仿佛也变得重滞而缓慢。结果博士延期成风，我在校那几年，能按时毕业的每年不到一半，大多是史料看不完，论文做不出。我自己，虽努力奋斗，也仍延期一年才得以毕业。这样的好处是大家都以沉潜为美德，不好处是家法较强，有时会限制自己的眼界，且严重不适应高度数量化竞争的当下学术世界。

大势在变化。大学的高墙不过是道玻璃墙，内外透明，一切时代的因素都能折射进来。与其他地方一样，北大这些年人文学也在持续边缘化。学校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图腾狂奔，在国际化的驱动下，人文学也得随着鼓点起舞。史学是个很笨重的学科，可能是整个人文学中最传统的部分，要承受变革自然更加艰难。我们在校的时候，培养方式仍多少是散漫而宽纵的，我个人在博士毕业前一年从未感到任何发表的压力，但工作后开始教学生，发现他们面对的，是更早、更为沉重的竞争压力，有志于研究者从硕士甚至本科后期开始，就要规划以发表为导向的学术生涯。

不过，像我一位老师所说的，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三十年前，做学问的难处是看不到书，即使有书看，可能也要你从北大骑车到国图去；现在是书多得看不完，却有各种文法管束着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也各有修行的途径，古人所言“各正性命”，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