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江西南昌知县江召棠应法国教士王安之之邀，到天主堂赴宴，其间咽喉为利刃所伤，从而引发了二月初三日民众焚教堂杀教士之事。此即1906年南昌教案，亦称第二次南昌教案。该案是晚清最后一个重大教案，亦是清末受人瞩目的涉外公共事件之一。案件涉嫌“教士戗官”，真相扑朔迷离，在排外思潮与媚外论说两种力量的历史交会点，激发了中外舆论的轩然大波。本书考察和分析了各种相关叙述文本，从事实、认知与言说三个层面完成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度和立体的诠释。

作者：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目录

导言

一 《章江送别图》

二 作为神话的南昌教案

三 剧场之外

第一章 “排外之城”：南昌教案的历史脉络

一 南昌和南昌的基督教

二 南昌的官教交往

第二章 “独其一死可塞责”：江召棠之死

一 晚清吏治与江召棠的仕途

二 江召棠的困境

三 夺命饭局

第三章 “为父母官报仇”：南昌教案的爆发

一 暴力、死亡与教难

二 二月初三

第四章 “觉不可无此一争”：中法交涉与清末政治

一 南昌教案的交涉过程

二 南昌教案与清末权力地图

三 余肇康的角色

第五章 “疑案凭谁垂定论”：作为公众事件的南昌教案

一 双重舆论形象

二 报馆与民族主义

三 两起案件的比较

第六章 “二百年养士之报”：南昌教案与清末身份政治

一 晚清的“教祸”

二 从民教畛域到民教调和

三 南昌教案中的国民性神话

四 身份抗争的两种话语

第七章 “杯酒之间”：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

一 形象与事实

二 排外与媚外

三 交际与交涉

四 政府与民间

结 语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 记

 

后 记

 

2006年夏在河北师大顺利拿到硕士学位，然而考博失利，工作亦无着落，一时间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幸好在沪上读博的同窗好友徐进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获悉上海大学历史系开招第一届博士生，便建议我报考。实际上我对“上海大学”四字素无耳闻，对这个系更是一无所知。但其冬季考试和春季入学的另类体制，对于置身困境中的我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以上便是我投身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门下的机缘。陶先生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而我的硕导董丛林教授则是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我的博士论文以1906年南昌教案为研究对象便与此学术背景极有关系。这一从2007年秋开始的研究在2010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直到十年后的今天，终于作为专著面世。

用博士论文的一般标准衡量，南昌教案绝对是个小题目。我选择它，固然是学力所限，也未尝非禀性使然。我就是民谚中那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人，越是低价值目标越是执着。虽说“执着”一词在20世纪后发生了明显的褒义转向，但为了几粒芝麻而无视一颗西瓜，终归与这个事事讲求效率的时代格格不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纵使十年坚持也远非尽善尽美。仅就史料搜集而言，南昌教案发生于法国在华天主教与中国官员之间，随后的交涉又发生在中法政府之间。但我所看到的法国政教两方的史料，主要集中在外交照会和新闻报道两方面，至于其幕后可能存在的种种行动和考量，都无法进入研究视野。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理由是，美国学者厄内斯特·杨（Ernest Young）研究南昌教案时曾在法国多个档案部门搜求该国政教两方的资料，但其文章涉及中法交涉的部分并未展现出中文史料之外的新视野。另外，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名为“南昌惨案”（Nanchang Massacre）的档案一卷，我也以中英交涉不是本案焦点为由放弃求索。从这个角度看，这本专著迄今仍只是1906年南昌教案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即使这样一件不尽如人意的小作品，也远非我一人之功。此书从最初选题到作为学位论文定稿，是同博导陶师多次沟通的结果。陶师作文条分理析，做事也雷厉风行，我心向往之，每每自恨力不能至。硕导董师宅心仁厚，文章也向来婉转柔美，可惜我根柢浅薄，所学远未能尽其所授。犹记得课堂上听他讲左宗棠夜斥群贼的典故，一时若有所悟，归而思之，又恍然若失。

受家父的熏陶，我自幼便对历史产生浓厚兴趣。然而大学时代心浮气躁，以“没有真相”为口头禅，于一切史事绕行不顾，唯独钟爱那些看似简洁优美的语录型论断。读研一时，徐进“怂恿”我关注抗战期间的国共摩擦。我在翻阅相关史料时被一起名为“深县惨案”的事件吸引，很快便沉浸在各方纷繁复杂的言说之中。初稿完成之后蒙党史学家杨奎松先生逐字逐句逐段亲笔修改，深受启发和鼓舞。后来徐进考入奎松先生门下，成长为中共党史学者。这师生二人对我的职业和志业选择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在此有必要补上一笔，过去20多年来有一批学者对中国史研究做了革命性的推动，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了当今的中青年学者，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笔者有幸在上海图书馆、南昌市档案馆和湖南省博物馆获得史料上的突破。在湖南省博物馆查阅余肇康日记手稿时，闫四秋馆长对我这个学生身份的查阅者给予了特别关照。在南昌市档案馆，我因未携带单位介绍信而一度受阻。来到馆长办公室，馆长先生看了看我，又端详了一会儿我的学生证，对工作人员说：“这是上海来的博士，让他去查吧。”在这个海归博士如过江之鲫的时代，我竟然还可以为“上海博士（生）”的身份而自豪。

从2009年春到2016年冬，笔者先后有七篇与本书相关的论文分别刊发在七家不同的刊物。特别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朋友，若非他们的肯定和支持，本书的问世尚不知要等到何时。

本书是教育部青年项目“清末公众事件研究”（12YJC770064）的成果。幼年经常从评书中听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说，在拙著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多个机构的资助，它们包括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的马爱德基金、宝钢奖学金、上海大学奖学金和上海大学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五期项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项目为拙著提供了出版经费。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这个阵容庞大的家庭后援团给予了我巨大的情感支持。特别要提及今年春天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她给我带来的幸福感简直无与伦比。

杨雄威写于2017年7月29日，南庄

（摘自微信公众号：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