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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方秋梅教授《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出版(附导师陈锋教授序、作者后记)
2018-05-22 15:32     (阅读: )

新书推介:方秋梅教授《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出版(附导师陈锋教授序、作者后记)

《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版。本书着眼于近代汉口城市社会的转型和城市文明的进步,采取官方与民间双线并进的论述方式,借助大量报刊、档案等史料,对1861-1949年间汉口市政发展演变进行了长时程的纵向动态考察,着重探讨了晚清民初汉口市政的发展变化,评估近代汉口市政发展进程中各阶段官办市政与民办市政的特点,以及官治、商人自治与城市自治可能性之间的关系,系统梳理了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的发展演进,实证地揭示了近代汉口市政发展进程中官治与商人自治之间既相互依存又难免争锋的复杂互动关系及其演进历程,从而以个案的形式展现了近代中国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既存有一定边界又互渗黏着的复杂状态,对国外学者有关汉口城市社会发展的论说进行了积极回应。

作者简介:方秋梅,笔名方芃,女,1970年7月生,湖北武汉新洲人。199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分校,获历史教育学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获专门史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5年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后出站。现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兼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中国城市史学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城市史、武汉社会风俗与城市文化研究,在《史学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民俗研究》、《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获湖北省博士后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及省市级项目多项,两次获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目录

第一章 引论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二 “市政”概念辨析

    三 近代汉口市政史研究回顾

    四 研究思路

第二章 湖北新政前的汉口市政

    一 湖北新政前汉口的商业化与城市化

    二 罗威廉的“19世纪汉口城市自治说”

    三 湖北新政前的官办市政

    四 湖北新政前的民办市政

    五 虚像:19世纪汉口城市自治

第三章 湖北新政时期汉口官办市政体制的革新与市政发展

    一张之洞督鄂与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格局的形成

    二张公堤与后城马路的兴筑及其对汉口市政发展的导向作用

    三 后张之洞时代汉口市政的革新

    四湖北新政时期汉口官办市政的特点

第四章 湖北新政时期汉口的民办市政

    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商人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

    二商人社团组织的丕变与商人自治型市政的初步展开

    三 商营型市政的发展

第五章 民初汉口官办市政体制及其对城市自治进程的阻遏

    一 官办市政展开的政治、经济背景

    二 多头管理的官办市政体制

    三 从警政看民初汉口官办市政体制的发展状况

    四官办市政体制对汉口城市自治进程的阻遏

    五过渡形态:民初汉口官办市政体制的历史定位

第六章 民初汉口官办路政与城市重建问题

    一 城市重建良机的错失(1912—1915)

    二 缓慢推进的路政(1916一l926)

    三 从日本东京灾后重建看民初汉口灾后重建良机错失的症结

第七章民初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的发展及商界变革市政体制的努力

    一城市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商人主体意识的空前强化

    二 商人社团组织的长足发展

    三 商人自治型市政的主要作为

    四 商人自治型市政经费的筹措和承担者

    五 商界变革市政体制的努力

    六民初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的特点

    七阻碍民初汉口商人自治迈向城市自治的内在因素

第八章 民初汉口商营型市政的积极展开与城市现代化进程

    一 既济水电事业的恢复、发展与汉口城市社会的进步

    二 兴建街道街区与汉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三 商营水陆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汉口城市公共交通的现代化进程

    四 兴建大型综合性公共游艺场与大众娱乐休闲生活的现代化

第九章民国中后期市政府市政主导权的确立与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的蜕变

    一 市政府市政主导权的确立

    二 汉口商人社团组织的重组与商人自治型市政的蜕变

第十章 结语

    一 近代汉口市政并未超越中外城市发展常轨而实现城市自治

    二 商人有限市政主导和市政府主导市政均不表明近代汉口实现了城市自治

    三 市政是影响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市政发展是近代汉口城市社会转型的必要环节

参考文献

    一 基本史料和文献

    二 著作

    三 论文

后记

《序》

陈锋

城市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化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与历史的发展相一致,学界对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早,对近代城市的研究相对滞后。在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的今天,学界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越来越关注,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特别是对近代以来城市的研究日趋深入,城市史研究因之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大热门。相对于历史上的市镇研究,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大为扩展,有关近代市政的研究无疑是城市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从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市政建设的发展、演变,在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中,市政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外史学界比国内史学界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兴起之前,国外学者就已关注近代中国的市政,并有成果刊布,如伊懋可的博士学位论文《1905-1914年上海的士绅民主》(剑桥大学,1967年),玛丽露丝·科尔曼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政府时期中国的市政纲领:1927~1937年的南京》(哈佛大学,1984年),罗威廉的专著《汉口: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等。这些论著,或多或少的都会对后续研究提供启迪和借鉴。其中,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市政管理达到了自治程度的论述,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魏斐德、杨念群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质疑。从学理上讲,相关论述和质疑,都会加深问题的认识。但我们注意到,前此学者的论述和质疑,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深入系统的实证分析,大多流于表象。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方秋梅的这部由博士论文改定的专著——《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正是以实证的方法,积极回应了这一具有争议性的论题,并进而将研究对象扩展为整个近代汉口市政。因此,这是一部有着明确问题意识的史学论著,也是一部着力于实证研究,非常有特色的市政研究专著。

在博士论文的评阅和答辩时,赫治清先生、吴剑杰教授、严昌洪教授、朱英教授、张建民教授、王日根教授、谢贵安教授等已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有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历经数年,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笔者在阅读修改后的文稿后有一些体会,认为该著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史料运用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除了大量利用历史档案、方志、文集、笔记外,报刊资料的运用非常全面。近代报刊产生于城市社会,报刊资料很自然地成为反映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广角镜。近代汉口市政史乃至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深入展开,自然少不得报刊资料的滋养。初略统计,该著所网罗的近代报刊资料,总计在50余种。其存在形态有的是纸档,有的是电子档,有的是缩微胶卷。其中,对《汉口中西报》、《国民新报》等具有全国影响或重要地方影响的报刊资料的空前深入的发掘,大大地丰富了清末民初汉口城市史乃至近代武汉城市史研究的史料。

也正是基于大量报刊资料的发掘与运用,该著得以编制出富有参考价值的图表。例如,《民国中后期汉口建制变动一览表》,就是在大量梳理近代报刊等资料的基础上编制出来的。其中,涉及的报纸有:《汉口民国日报》、《武汉中山日报》、《湖北中山日报》、《武汉日报》、《汉口中西报》、《大楚报》、《武汉报》,涉及的期刊有:《市政周刊》、《汉口市政府建设概况》(1929.4~1930.4)、《汉口市政府概况》(1932.10~1933.12)、《汉市市政公报》、《武汉特别市市政月刊》、《湖北省政府公报》、《武汉特别市政府周年纪念特刊》、《汉口市政府公报》。同时又参阅了相关研究成果,如《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沦陷时期武汉的社会与文化》、《湖北通史·民国卷》、《武汉市志·总类志》、《武汉通史·中华民国卷》、《湖北文献》。检阅该表,对1926年10月至1949年5月间汉口市政建制的变化,一目了然。针对该表的分析说明性文字达2000余字,展现出著者的史料功底和研究功力。再如,《清末民初汉口商会领袖人物表》,是通过爬梳近代报刊、地方志及相关档案等资料编制出来的,它在时间上接续民国《夏口县志》,在内容上亦补充了地方志。《民初主要汉口重建机构和马路修筑机构变迁图》,也是在大量梳理报刊资料的基础上编制出来的,其反映出来的信息简要而明确。这些图表的编制,不但为我们了解近代汉口市政与城市社会提供了便利,也是实证研究和统计计量分析的有机结合。

第二,对近代汉口不同时段的市政研究多有创新。

前此学者对近代汉口市政的研究成果最集中的时段是晚清和民国中期,尤其是晚清时段的研究较为深入。即便如此,该著还是在清末汉口市政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通过梳理清末新政以前汉口官办市政与民办市政的基本情况,反驳了罗威廉有关19世纪汉口实质性自治的观点,认为那只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而描绘的历史虚像。二是认为在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对于汉口市政不是没有规划,而是制定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只不过它还是框架性的。这显然有别于前辈学者的观点。三是认为在清末新政时期汉口市政革新的过程中,张之洞个人对湖北省府主导汉口市政的格局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湖北新政对近代汉口市政发展具有导向性作用。而对清末市政建设给汉口城市环境带来的影响的探讨,则是目前有关该问题的最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学界有关民初汉口城市重建等市政问题的论述,多表现为政治史(主要指辛亥革命史、辛亥首义史)论述之后的简单点缀,缺少深入的专门性研究成果。相关研究的寥落,与汉口城市重建问题在民初的喧嚣一时,两种镜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显示出史学研究的缺失和加强对民初汉口城市重建研究的必要性。该著对民初汉口官办市政机构,城市重建的经过与结果以及城市重建良机错失的原因,均进行了细致梳理与考察。对民初警政的发展,商人自治型市政的进步,商界变革市政体制的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亦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商营型市政各主要方面的发展及其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强调了商人主体意识觉醒对民初汉口民办市政的影响。这些不乏新见的探讨,很好地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民初汉口市政研究的内容。

有关民国中期的汉口市政,已经有专著予以论述。在研究时要想创新,就有必要转换视角,开掘新史料。该著在发掘档案、报刊资料的基础上,用图、文、表相结合的方式,论述了汉口市制创建、演变及其大背景——市制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探讨了法制保障在汉口市制建立及市政府主导市政格局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如何在政府(或国家)的社会治理的强势下,逐渐发生蜕变,沦为官治的附庸,从而再次回应了罗威廉有关汉口自治的论述,理清了民国中后期汉口市政发展的基本格局与总体走势。

第三,对近代汉口市政体制发展演进的系统梳理,展现出较好的理论与方法。

该著对近代汉口市政进行了长时段的纵向动态考察,认为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经历了这样的演变:由湖北新政前夕的传统官绅商协作共治,到湖北新政时期的湖北省府主导市政,再到民初的官治与商人自治并存,最终演变为市政府主导市政。在这一演变进程中,民间力量尤其是商界,曾经在某个或某几个市政领域取得过主导权,但始终未能取得对整个汉口市政的绝对主导权。这样的论述大体符合近代汉口城市发展的历史实际。朱英教授曾经这样评阅其博士学位论文《近代汉口市政研究(1861~1949)》:“本文是迄今为止从长时段系统梳理汉口市政体制演进,全面研究近代汉口市政发展演变最为翔实的成果。”现在,该博士论文变成了专著,我认为这种评价依然非常恰当。而透过该著对近代汉口市政体制的梳理,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窥见近代中国市政体制演进之大概。

该著对近代汉口市政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合理的处理,相关论述深化了我们的认识。首先,在对近代汉口市政展开论述时,该著没有将市政等同于官办市政,而是将市政大体分为官办市政和民办市政两个方面。其中,民办市政又包括商人自治型市政和商营型市政——前者具有自治性和公益性,后者侧重于营利性而兼具公益性。其次,作者没有把官府与民间、国家与社会置于对立或对等的地位,而是在爬梳民初市政史实的基础上,探求在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进程中官府与民间(或国家与社会)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认为民初汉口商人自治型市政与官办市政之间、官治与民治之间,既互补共存、协作共生,又低度争锋。这种有关近代汉口官办市政与民办市政之间、官府与商界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既吸收了“国家-社会”研究范式中的国家(或官府)与社会(或民间)两分法中的合理方面,又避免了陷入国家(或官府)与社会(或民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从而使我们对近代中国国家(或官府)与城市社会(或民间)之间的关系有更切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该著还对市政在城市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提升,认为“市政自始至终是影响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市政的现代化既是近代汉口城市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城市社会转型的结果,又是进一步促进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因素。因此,市政发展是近代汉口城市社会转型的必要环节”。

相信该著的出版,会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并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

后记

“该写一个后记了!”这是我改完文稿后的心声——它并不全然是一种脱稿后的成就感。

想想博士毕业至今,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的导师几次有意无意地提醒我尽快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2012年,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短期访问的时候,张朋园先生也提醒我早点将博士论文出版,以免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被后来人覆盖。在每年科研文著海量呈现、新的研究领域很快就会遭到“围剿”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所幸的是,他们忧心的“覆盖”并未发生。

其实,我也很想尽快将博士论文出版,但却又不得不推迟出版。究其原因,除了我当初有“沉淀沉淀”一下自己,再回头来可能更易着手修改的想法之外,还因为我那时也难免世故,思想着尽快上职称,就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倒是申报成功了,但接下来的研究出乎我的意料:我发现,博士论文尚不足支撑起这个项目,我还必须补充查阅大量的报刊资料才行!不,岂止是补充而已,我必须另起炉灶——再撰写一部专著才行!项目做到实在很累的时候,我疲沓了好一阵子,甚至有过放弃的念头。最终,项目是延期结题的,而博士论文修改也只好随着这结题延期再“沉淀沉淀”了。只是经由这几年的沉淀,博士论文修改出版之事,仿佛已经变成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头。因为国家项目结题要有前期成果做支撑,所以,我只好暂时“牺牲”一下博士论文——先期发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是我必须说明的。对于博士论文中涉及的有的问题,我在后来的研究中有了进一步的思考或者不太一致的认识。不过,我并未就此进行大幅修改。我想,一个阶段的学术研究有一个阶段的轨迹,博士论文并不代表我学术思考的终结,它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与交代,大致保留这样的轨迹,也算是学术忠实的一种表现吧。

“该写一个后记了!”还因为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指教和帮助,这是我始终不能忘怀的。

我的导师陈锋教授在讲授《明清经济史料学》课程时,曾经这样说:“做学问有两点很重要:一是要有眼光,譬如陈寅恪先生就很有眼光,他的研究不仅能够做到常中见异,还能很好地以诗歌、小说、笔记证史;一是要善于发现新材料,通过田野调查和查阅档案就是两种很好的发现新材料的途径。”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博士论文写作的事,他提醒我,理论是应当关注的,但不能落于空谈,一定要注重实证,扎扎实实地做。末了,他温而有点厉地对我说:“不管怎样,你的学位论文让别人看了之后,人家要觉得你到底还是陈锋指导的学生。”这两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

秉遵导师的教诲,我在准备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努力发掘新资料,查阅了大量报刊——包括纸媒的、电子档的和缩微胶卷(当时,查阅数据库的条件还十分有限)。其间,我还断断续续地查阅了2年多的档案。不过,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报刊杂志——它们有的只在档案馆存有但被引用的时候并不必标注档号,档案只占到查阅档案总量的一小部分。回头再想想,其实那些没有被采用的档案资料,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也是很有好处的——它们同样帮助我了解了近代武汉,并且随着我对它们的熟悉而融入到我的写作和学术生命之中了。同时,我也觉得,报刊资料很生动,它们是研究近代城市社会史必不可少的东西。在理论方面,限于学力,我只能勉力在实证的基础上给予关照,说理尽量做到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我的研究是否入了“陈氏法门”纵然不好说,但这些收获受益于陈老师的指导,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陈老师的指教,我是始终铭感于心的。

冯天瑜先生是一位博学而谦和的史学大家,他研究的领域不仅包括思想文化史、历史文化语义学,还包括武汉史和辛亥革命史。1994年9月,我进入湖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读研。没多久,冯先生就转而就职于武汉大学了。不过,我对于他的景仰依旧,我们之间的联系并未就此而止。正是他对于武汉史研究的关注及对本土学人的期望,坚定了我做近代汉口城市史的选择。记得那是在武汉市政协主办的纪念武汉建市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冯先生发言谈到武汉城市史研究的现状时,不无遗憾地指出,有关汉口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竟然出自国外学者而不是我们武汉人自己之手;罗威廉有关汉口在19世纪就实现了自治的论说,好像与中国城市社会的实际不符。他不无期待地说:“我们能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如果说我的论述中有那么一点问题意识的话,那么,这是受了冯先生的启示与激发的结果。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曾请益于冯先生。对于冯先生,我感到谢不足以致诚,惟愿仁者寿!

田子渝教授是中共党史研究和武汉地方史研究方面的著名专家,他并没有教过我,但我倚着外子邹爱华的关系——田教授以外子为得意门生,与他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当他发现我对于自己的研究有些着迷时,就高兴地为我的“迷劲”叫好——他用武汉话曰“媚劲”。他认为,搞研究有了“迷劲”,学问才可能做出来、做得好。他不仅慷慨地给我提供了手头有关近代汉口市政的宝贵资料,还介绍我去武汉市方志馆查阅资料。因了他的相助和鼓励,我收集资料的进程大为加速,范围也扩大了不少。每念及此,唯有感激。田教授还是一位幽默而富有激情的学者,与他交流,你会感到生命充满活力,生活充满乐趣。

涂文学教授是研究近代城市史的知名专家,我初次拜见他时,对武汉城市史尚无兴趣。后来,他就职于江汉大学并建立了城市研究所。在读博期间,我曾多次请教他,受益颇多。记得他建议我注意研究武汉警政,提醒我做城市史不要局限于地方史的做法。他的赐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写作,特此致谢。

在论文评阅和答辩的过程中,严昌洪教授及赫治清、朱英、王日根、吴剑杰、张建民、谢贵安诸位教授,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我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武汉市档案馆的陈芳、邢文华、付宝琴、尹建芳、李萍女士和宋晓丹先生等,武汉市图书馆的徐老明庭先生及杜宏英、王钢、梁芳、谢玉、于世海诸位职员,武汉市方志馆的吴明堂先生和黄红萍女士,湖北大学图书馆的丁美华、张蓉、陈杰、方敏诸位老师,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及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的诸位老师,他们在我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热情服务,敬业尽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杜宏英女士特地费心帮我校订文稿中的错别字,特再致以谢诚!

感谢任放、杨国安、周荣、杜志章、廖艳彬、徐斌、陈新立、王美英、王红、柳素萍等师兄弟和学姐妹们,他们都曾在我研读的过程中,给予过积极的鼓励或热心的帮助,我的研读生活因之多了几分乐趣,少了几分孤独。我还要感谢那些帮助我关爱我的同事们!

最后,感谢外子和婆婆对我的支持与帮助!

                                                   2017年4月27日于一统阁

                                                  摘引自公众号:史海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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