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20级博士生丁国宗，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史，博论题目为“英国对太平天国政策研究”。临近最终交稿之际，我缓缓地合上最后修订稿的尾页，看着桌上的预答辩版、外审版、答辩版等不同版本的博论，回想起北大十年的点点滴滴，也许这份仍显稚嫩的论文就是我对北大历史系十年栽培的一份答卷。“若有诗书藏在心，撷来芳华成至真”，青春的时光理应演奏出人生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流逝的岁月也需赋予其知识的崇高洗礼。以下就是我在创作博论期间的一点小小心得，以供同学老师批评指正。
2014年9月，我考入北大历史学系，在前两年的通史学习中，逐步确定了中国史研究方向。自2017年9月起，我便在尚老师的指导下研究晚清史。尚老师治学严谨、长于考订，尤难能可贵的是，愿与各位同学交流，不断汲取新的知识。数年以来，我遵师命安心阅读史料，定期汇报学习进展，在本硕期间精读了数以万页的《清史录》《筹办夷务始末》等基本资料。2020年，我在家学习近一年，得以系统性地阅读并复习咸丰朝与太平天国的基本史料，并对这段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并围绕咸丰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后决策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史札记。此外，为了拓宽史料与视野，我每日至少阅读四个小时的英文材料，逐步确定了19世纪中期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方向。这一尝试与选题方向得到了尚老师以及系里各位老师的鼓励与肯定。
好的选题是博论成功的关键。2021年初，尚老师开始与我商讨博论选题，初定19世纪60年代中英、中法混合军队的研究课题。这方面的研究虽多，但多聚集于19世纪中后期，少有的系统性的梳理研究。自此，我便广泛搜集英国政府资料、华尔、白齐文等人公开或非公开的档案史料，并大量阅读外文专著，还专门通读了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吴煦档案选编》，其中不少书被翻阅了近十遍，写下了十几万字的读书思考。
尚老师每周都有一到两天在校授课，每次我都会在上午8-9点找到老师讲述研究心得，老师也会及时提供各种意见与教导，并询问几个问题，让我几天后再次回答。随着各方资料的搜集与研读，越来越多新的问题与新的解读都浮出水面，老师提议道：“能否将一些重要的大问题再研究一番？论文的创新不全是需要新的题目，许多旧的、重要的题目往往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重新研究。”我回答道：“自是如此，然若由此入手，必要大幅推进方可，否则必陷入创新不足、因袭陈说的窠臼之中。”到2021年底，导师与我基本定下了“英国对太平天国政策”的研究方向，原本的研究课题变成了新课题的一部分。此题早为前辈先贤所探究，且规模庞大、内容芜杂，研究起来颇有难度。然而，过往先贤能力卓绝、研究精深，但终究受制于时代条件，无从阅读原始的英文档案，对于外文报刊的应用，也只能借助《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德臣西报》（China Mail）等寥寥数种，殊不足以全面观察英国政策的演进与内外因应，对此罗尔纲、简又文等前辈反复提及，希望后人在此方面更有建树。我虽天资驽钝，幸在肯于吃苦，加以新条件下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以及英国国家档案局的开放，得以全面网络史料，对这一问题实现全方位的创新。
在后续的几年里，我对既有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引起了不少老师同学的重视。诸如，鸦片战争后，英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多次变动，其背后始终与世界范围内的列强争霸、本国政府高层权力斗争、对外殖民扩张过程、殖民官员权限变动以及清政府对外政策等诸多因素相互因应。为此，我专门写了5万字的论文，题为“19世纪40年代英国对华政策变动及内外成因”。再如，1860年为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以及各自对外关系的重大转折年份，一度出现了英法联军在上海助清出击太平军，又在北京攻占大沽炮台、迫使咸丰帝出逃，三者在同时陷入了对彼此的混战之中。对于这一问题，过往研究解释甚少，我则从《英国议会文件》、FO228/FO17档案、英国议会内部讨论(汉萨议事录)、各方报刊报道、清政府地方官员的通信日记等等资料，理顺了极为复杂的政策逻辑与演变过程，又写成了5万字的《1860年三方混战与中外局势演变》与2万字的《英国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报道与政策导向》。此外，在中俄关系与庚申之变两大问题上，我又专门写了2篇2万字左右的专题论文。这些文章在许多重要的学术会议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增加了我研究的动力。
太平天国史料庞杂，外文史料亦数不胜数，基础性的自然是《英国议会文书》，从1850年前后到1864年，相关文书至少十余册。单是精读一遍，就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随着对外国学者论著论文的研究，更多的史料需要探究。以英文报刊为例，北大数据库有“大英图书馆报刊”以及《北华捷报》数据库，然而《德臣西报》《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等一系列重要刊物均未收罗。多方打探下，我又自行订购“英国报纸数据库”（BNA），并从外国同学中寻找史料，得以管窥上百种报刊的相关原始记载。随着研究深入，必须要有原始的手稿史料方能真正管窥政策确定的来龙去脉，便决定与妻子前往英国查找史料。
其中，英国在华官员向上级提供的情报主要分为FO17和228两个卷宗，前者为较为工整的正式文件，后者则多有圈画、涂抹，是更为原始的史料。我们两人晨曦快步前往，在档案馆的小房间内，埋头拍摄整理，每天要到闭馆时方才离开。夜深人静之时，我也只能强忍疲惫，迅速浏览一遍拍摄资料，从中拾取关键信息。英国对华外交重心本为清政府，然而随着太平军在1860年军事复振、席卷苏常，相关报告当中越来越多有关太平天国的论述。英国官员往往还将重要的中方文件夹于通信之中，并用英文在另页简单概述内容。一日，我打开一卷档案，一件清政府与英国谈判的长江通商章程映入眼帘，翻阅之后，收获颇丰，接着突然发现一页黑笔红底的档案，上面赫然写道“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开朝勋臣符天福钟良相”，随后便是其写给英国人的信件内容，与《吴煦档案选编》中的抄件有所不同。激动之余，我再次反复审阅这一卷宗，又在后面发现了题名“天朝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的档案，捧阅之下，身心颤抖，当即反复阅读，几近全文背诵。翻阅数卷之后，再一次发现了李秀成给英国人的信件，两相呼应，对于理解太平天国二次西征及对外政策、英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史料搜集本已不易，能否充分利用更是对我提出了挑战。2022年，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几乎中止了所有中文阅读，全力攻读英文史料、论著，强迫自己提高英文阅读的效率与精准度，并不断向的王骞禹、许坤、陈皓等留学在外的同学请教各种问题，阅读速度有了成倍提高，并能对手稿进行初步辨识解读，勉强胜任课题研究。英文本为我最不擅长的科目，然而只要有一分希望，必当百倍努力，方为不辱使命。
史学研究根基于史料与考订功夫，但优秀的史学作品往往需要广阔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动笔之前，历史系的各位老师如王老师、臧老师、金老师、郭老师就反复叮嘱我：“不可只写成英国与太平天国两方，要考虑清政府乃至其他列强的因素。”研究太平天国的刘老师与晚清史的韩老师更是提供了许多宝贵思路。因此，我虽题目定为“英国对太平天国政策”，始终关注清政府在此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从而努力还原出三方博弈的历史场景。此外，19世纪50年代，俄国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注意力自西向东，日有扩张之心；美国则随着国力增进，汲汲于扩展自身在远东的势力，率先打开日本国门，并在对华事务上呈现出日益强势的态度；法国则一方面追随英国政策，企图在远东维持英法同盟，另一方面又因宗教、政治等因素，极力抢夺对华事务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课题的研究又必要有全球史的视野，并始终关注列强内部斗争与联合的因素，这对于我写作论文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重要的创新。
论文的谋篇布局相当于古代战争的排兵布阵。同样的内容，不同的编排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英国、太平天国、清政府始终是论文的三个主角，期间各自的内外政策、军事力量以及对彼此的分析推测，始终要在论文中得到充分论述。俄、法、美三国的战略与思考，又必须穿插其中，从而还原历史的复杂面貌。此外，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性与必然性，论文一方面必须要从宏大的视角与内在的规律性入手，从中分析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这并非是后见之明与“倒放电影”，而是经过长年分析与思考后，能够清晰可见的历史逻辑；另一方面则注重历史的偶然性，注意关键人物的决策与各种突发事件，进而分析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从而全面得出更贴近历史真相的认识。许多看法与观点萌生于硕士期间，经过这些年沉淀与思考，逐步产生了系统性、框架性的认识。
四、坚持：史志不渝与学徒之心
随着博论的开展与专题论文的创作，可以说无日不在煎熬劳苦之中。遭受挫折（比如退稿、重写以及判断失误等）时，常思“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能加倍努力，提升学术能力。在博士生涯的最后一年多中，几至“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偶一做梦，亦在梦境中撰写修订论文，其艰辛劳累倍于高中本科之时。每天睡前，我都将论文思路、史事考订讲与妻子，妻子则耐心听取，并提出一些意见与疑问。十几年来，我每日五六点起床读书，随着毕业将近，殚精竭虑，寝食俱废，几乎每天都在凌晨一点左右睡觉，凌晨两三点起床写作，只有写完四五千字论文并读完上百页英文后，方敢闭上眼睛，稍事休息。
焦虑、紧张、彷徨、恐惧……然而，在前所未有的压力当中，我的心底涌现出了一种熟悉又陌生的兴奋感与充足感。随着学力逐步提升，我自感在不少重要问题上的确实现了新的突破，既然能推动相关史学的发展，又岂能顾惜一时之劳苦？我常常想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与个人享受，能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能否推动自身研究领域的发展。
身边的老师同学见我劳苦至极，纷纷劝说延毕一年或缩小写作范围，但我不愿拖延时日，常常念及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垂文以自见”。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前想好思路，然后动笔写作初稿，随即加以删定，尽量达到逻辑清晰明快、语言凝练流畅。2024年3月10日，我终于完成三十六万字初稿，弃用的文稿也有十五万字。
做学问要有学徒心态，始终要在充分把握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尊重并听取身边老师同学们的意见。预答辩期间，北大各位老师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有的老师甚至用红笔写满了整本博论，我随后一一吸纳，删除冗余内容三万字，并增补两万多字，修订一系列错讹之处。随后五份外审意见相继到来，各位专家在高度肯定之余，同样给予了详细的修订意见。我利用一月左右的时间，增补三个小节与大事年表，总共四十万字，并重新审阅全文史料，至此文章规模粗具，得以顺利通过答辩。答辩会上，校内校外的老师们在一致肯定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因此拙作至今仍在修订补充当中。
回首十年，我始终是在北大历史系的悉心栽培下得以成长，是在各位老师同学的鼓励下得以进步，是在妻子家人的扶持下得以完成学业。在未来新的研究岗位上，我只愿砥砺自我，不畏艰辛，不断创作出优秀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