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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培俊:回望来时路
2021-07-01 17:07     (阅读: )

 

回望来时路 · 代跋

2015年6月4日,这天上午,外面的天空阴沉沉的,时不时,有细雨飘落,稍大的雨点打在窗外围栏上,砰砰作响。如同以往,我在沉寂中静享着阅读的愉悦。俯仰之际,忽而意识到马齿徒增,人过中年,即将步入老年,或许也应该出版一本小书,勉强算是人生一个阶段教研活动的总结,亦寄望而后开启新的征程;再者,也正是在过去的三五年中,慢慢思讨、省悟于史学研究之求真与求美的区隔和汇融,曾经自命不凡的我也该在渐渐远离自设偏执之后,克服自己的学术惰性,追求更远大的学术目标。随后,商之于知己,在获得肯定后,遂放开手边正在阅读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端坐于电脑前,编好了大致目录,一气呵成,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权以为跋。

我出生于冀东南的一个农家,祖父母、双亲和家人都是农民。籍贯所在,旧属临清,紧邻中古历史上著名的几大县邑——大名府、东平府、临清、清河。在历史上,家乡曾长期隶属于今天的山东省,自己勉强也算齐鲁旧民。沾溉于孔孟之乡,桑梓文风兴盛。此生有幸,中学阶段得遇良师,促发我迷恋文学,自己也尝试着写了一些随笔散文。考入河北大学历史学系,最初一年多的百般不愿,千般挣扎,焦虑苦闷,难破羁绊,其间情状,难以言述:一则出于对文学的痴爱,一则出于对“高四”般陈旧教学的腹诽。于是乎,逃离课堂,我成了一个整日沉浸于图书馆的学子——入学后一年多里,我几乎全然按照自己的喜好,阅读了河北大学图书馆中自己喜爱的书籍,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还抄写了厚厚的二三十本笔记。自此,泡图书馆成为我痴迷的生活方式,一至于今。

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旁听了魏光奇老师的一堂课,激活了我朦胧的史学细胞。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和同学薄会鹏、曹志敏,几乎每个星期都去老师府上讨教,直至老师调往首都师范大学任教。在魏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一些史学理论、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比较领域的书,并积极旁听了哲学系、中文系的一些课程(其实,大学伊始即多有之)。也正是在魏老师的引导下,我对文学的热爱逐渐转移到自己的本专业,兴趣从中国近代史、汉唐史转移到宋史,二十余年来,竟痴迷于斯,酷爱难舍。

1994年10月14日,那个秋日的夜晚,终生难忘。那晚,我逃了必修课出来,有幸聆听了漆侠先生的一场学术报告,顿时为先生渊博的学识、高昂的学术气场、宏大的学术器局所折服。自此之后,我开始斗胆慢慢接触这位在河北大学神一般的著名学者。从最初“偶遇”中的简短问答,到《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的阅读,再到就诸多典籍、论文和治史方法的不时请教,由此我开始跟随漆侠先生学习中国史、宋史。大学最后的两年多时间内,我坚持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囫囵吞枣的读完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基本文献,翻阅了《宋会要辑稿》和部分宋人文集。这里不得不感谢高聪明先生开启前路,感谢他“投师如投胎”的教诲,让我此后有勇气报考漆侠先生的研究生,并在1999年如愿以偿。其实,早在1997年岁杪,我已经“放弃”了工作,追随在漆侠先生身边。此后近四年内,一个年轻学子,怀着对学术的敬畏与痴迷,以及对先生的无限景慕,在一代名师的引领下,逐渐开始了他的学史生涯。先生的一言一行,浸入年轻人每一丝意识的空间,无一不形塑、影响着他前行的步履,以至于今。

2003年,我考入南开大学,跟随李治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继续奔跑在学史的路上,并挂名在邓小南老师名下,坚持旁听了四年多的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治安师乃一敦厚长者,教导学业之余,亦多关爱学生的生活,更多举荐门生,营建团队,开创新局。师恩如海,情如再造,念想者再,感铭无似。

王曾瑜先生对我的学术影响,往往是在我拜读其博学卓识的论著过程中获取的。学问、家、国、天下,二十几年来,先生对我的教导,一如自己的导师,信件往返,谆谆情深,令我敬仰、感铭。

邓小南老师启发、激励、示范以高远的治学路径,李华瑞老师的不时督促与提携,陈明光老师和陈支平老师的赐以寄食之所及其风神俊朗的言与行,均令我铭感五内。

从华北大平原卫运河畔的刁庄小学,到中学、大学等求学阶段,诸多师长前辈的关爱、教导,我都铭记在心,永怀感恩。这里,之所以不一一列出名讳,非乏感恩之心,其实无他——浅陋文字的结集,聊供孤芳自赏:“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更唯恐辱没师长前辈的清名;凡列出名讳者,除了俗世或谓拉大旗作虎皮心态之外,更多的是,于我而言,这些师长“无处遁逃”:于师长而言,我并非他们的好学生;于我而言,我之浅薄学识,却端赖于他们所赐。至于吾兄王春杰之厚赐,淡然与恬然之间,点点滴滴都时时记在心头。诸多求学阶段的好友、朋辈先进,或切实批评商讨,相互砥砺,或切磋琢磨,商讨争论,或惠赠大著,同题探求,不时往还,我受益多矣。师友之中,大多是如两司马、陈寅恪般大师级的人物,或是未来可期的学术大师,甚恐这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更怕挂一漏万,事后不得心安;也为了免却“我的老师陈寅恪”“我的朋友胡适之”之讥,在此不一一列出者,同理存焉。教益友情,戚戚我心,不敢稍忘,向往之至,不敢攀附。

收入这部书的文字,包括我已发表过的一些专题论文、阅读著作的读后感,以及教学中的些许痕迹。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不曾收入本书,譬如有关两宋乡村职役者,自然是书稿《官民交接:两宋乡村职役研究》所当承接者;其他有关宋元区域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习作及未定稿,则留待日后,再行付梓;1999年以来,由于王斯德、蔡世华、李振宏、田卫平诸先生的关爱,我或隐或显地参加了几家期刊的学者访谈和组稿活动。我亲自参与、或参与较多的这些著名学者学术访谈录,在何兄玉红教授等学界师友的提醒和一再敦促下,由宋燕鹏编审大力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切思:中国历史名师访谈录》。

此前,对于出书,我曾一度走入极端,认为不臻至完美,是不能随意出书的,颇有古人敬惜字纸之意。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因了陈明光老师的推荐、陈支平老师的惠助,签了出版合同多年,修改订正,反复斟酌,战战兢兢至今,依然不曾付梓。这样的念头,伴随我走过漫长的求学治学之路。

年青时代,在认真阅读每一部我喜爱的著作时,首先充分汲取其中的知识养分,随后也往往萌生吹毛求疵的丑恶心态——这一史料解读的细节,为什么会处理得如此疏略?如此解读,会不会有恰恰相反的意蕴?所引述者究竟是原始资料还是转手文献、其间是否存有差异?是否已穷尽了所有资料(传统时代,多以竭泽而渔作为史学论文判定的一大标准;而今身处文献检索时代,数字人文的呐喊声一波又一波,学者或不再刻意追求论证的穷举和邃密,史学论著更倾向于“问题意识”“史识”的涵泳与发扬),抑或另有更具代表性的文献?这一个版本,是不是用错了?原始与二手文献前后错乱,是否应该对勘另外的版本?[1]这一个问题点,是否明显出于现实的目的,抑或其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已有讨论,而未曾商讨出注?彼处文字的前后逻辑层进关系,为何如此松弛?倘若这一论题由自己书写,究竟又会怎样?又应该避免哪些可能出现的纰漏?诗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句子,在我则往往化为“致君(作者)两司马(经典名著之作者)”。在这样如饮甘饴的勤奋阅读过程中,我慢慢获得了一点点积累和学术上的寸进。但是,受教于孟子“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更不敢轻言著述,灾及枣梨。

当然,这里的文字表述,无疑都是自我懈怠和懒惰的藉口。

被誉为实学楷模的严耕望先生曾说:

一般而言,写作只为发表,有了学问要向外发表,让他人认识,就必须写作,所以写作似乎只为对外而言。然则假若有人非常恬静,有学问并不想发表为人知,那么他就可以只研究问题不必写作了!……不写作为文,根本就未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未成熟。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2]

学者或谓:

治学是与古往今来有大智慧的人神交,绝不可能如此轻松,敢于出手,不过是无知者无畏罢了。要使他人对学术心生敬重,学人自己必须对学术保持敬畏。……年少气盛,又见闻不广,学养不富,未经更上层楼便匆匆出道,又被迫发表太多,将来学术进步,难免悔其少作,否则勇往直前,只能重复制砖,终身码字,始终不能领悟治学的奥妙。[3]

治史一途,后天的努力固然极其重要,有些异禀天赋却难以超越。……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的史学领域……而个人能否有所成,天赋、勤奋、机缘,三者缺一不可。

胡适说,治史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出手太早,难免悔其少作;迁延过久,则会时不我待。在合适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就是最佳选择。[4]

我仅中人偏下资质,多年间总觉缺乏颖悟和灵性——曾经颇倾慕某位前辈的颖悟灵气——或谓天赋异禀——而拟师侍左右,沾溉一二,但却未能如愿。最近五六年来,随着自己那本小书三番五次修改的难惬己意,渐次醒悟,几乎所有的著作,都很难做到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即便笨功夫下到了自以为是的极致。当然,学者的学养、视角、史识的差异,随时空变化而存在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各种变动,以及“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5]等等相关,与高明的阅读者相比,总难免尺短寸长。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使我有了醍醐灌顶般的警悟。于是,对于此后所有著作的阅读,更多倾向学其长,补己短。

著名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这段话,无疑是一大鼓励或曰怂恿,让学术无根的我顿时生发了几多信心:

有时和朋友谈起,觉得大家应该多讨论,不必等到研究完成才发表……许多人不肯“中途而发表”,是谨慎。不过声明是试论,也没有大害处。其实呢,十年寒窗的结果,也未必能写成一字不易的定论……[6]

数年前,曾读宋集,寓目者有南宋周紫芝(1082-1155)所云其做诗之癖:

自是好之不衰,如人饮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时所作而诵之,悉皆弃去,可呕也。老来取中年所作而诵之,则又皆弃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加,安知他人诵之不呕且笑耶?[7]

当然也曾读至:

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才至于道乎?天禀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于当时,则绰绰矣。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8]

取旧稿读之,大有愧焉,将畀烈炬,有类鸡肋者,因为一编,以识予愧。他日苟能勉进于道,斯亦不足观也已。[9]

而今,中年近老的我,在敝帚自珍心态下将旧作汇集成册,无论是“呕且笑”,抑或“有类鸡肋”,皆自知之。之所以未能步尘于前辈而焚且弃者,无他,一则聊供自娱;二则或可藉此检点自我,供学人集中批评;三则亦颇有作别“读书只为稻粱谋”、为“五斗米”而苦恼的昨天,努力开启为学术而学术的心境和追求,企望新的明天,不断臻于“写一篇是一篇”[10]的境界。有了这样的思考,随后,焦虑成为不速之客,日常最显亲密。多少次午夜梦回,尝于默默中追索:人生苦短,斗转星移之间,能够存世三五篇拙文近乎“经典”,今生无憾矣。在这个信息爆炸、历史文献数据化日新月异、浮躁而逐利的时代,传统时代“士”所秉承的“修齐治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已经被大大压缩到现有职业的边界,我们又该如何秉持学术的精神,自立而立人?既有广和博的视野,又做专而精的学问,两者有机结合,既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又不会意象森林不见枝叶,那该多好?但是,最为可悲的是识见寡陋和蒙昧无知,主观上自以为是的学术精品与创新性研究,客观上却是学术垃圾而不自知……

当然,我也曾多次做过梦呓般的“假设”:倘若缩小阵地,专注于一二专题,精耕细作,笨人慢工,能否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优异成果?倘若仅自我耕耘,置学生培养于“工作量”之内,能否使自己的学问臻于一流、甚而顶尖之域?[11]一个中等资质的学人,虽深知勤能补拙之训,天资所限,我似乎真的没有那么自信。

为了出版这册小书,我也曾跑去图书馆,查找在我而言如雷贯耳般著名前辈学者的论著——葛兆光、王子今两位先生的一部部著作,无论如何,我是做不来的;李伯重、辛德勇两位前辈的论著,我基本都一一有收藏。将其所有的书排在一起的时候,多有眼晕之感。至于如陈寅恪先生等大师辈学者,更不敢望其项背。低首回思,不免慨叹:我不是陈寅恪,也不可能是葛兆光、王子今,也根本不会成为李伯重、辛德勇。魏晋隋唐史和辽金史领域英才辈出,青年才俊鸿篇巨作频频见诸顶刊,其饱含艺术性和文学诗性的文笔,想象力之惊骇天地鬼神,其精湛致密,流光溢彩,胜义纷呈,也令人艳羡不已。我不能他视,只能自视。在这样的琢磨中,时间悄悄地溜走了。进而思之,当很多人将一己认知中的“知识”变为“常识”的时候,将“常识”写成“知识”的时候,厚污前人以彰显自我,那确是难得的学问吗?多少次在沉静的午夜,反复阅读唐长孺先生、田余庆先生,尤其是梁庚尧先生的论著及其散见的多篇论文,时时琢磨,慢慢找到了自己。思来想去,说来不雅,似又确属实情:偌大的这个学界,或如俄国作家契诃夫所云:大狗叫,也容许小狗叫几声吧。

笃学有日,闻见愈多。当下之社会,受制于高校评价机制,读书得间,或有妙思颖悟,睿智洞见,偶有撰述,已容不得学者持藏之名山之念,恰恰相反,挖空心思售文求显者比比皆是,此乃主流。并且,学者之中,“小夫下士”辈低层次成果寡且自傲而不自知一己浅陋者有之,学术根本未入门却著述等身傲视学术精英一如群氓者有之,学富五车睿智洞见迭出、勤勉为学著述等身且俯仰谦逊者有之,能够做到不自必不自高不自小者(著名学者李埏先生名其自选集云《不自小斋文存》)盖寡矣。职是之故,曾几何时,我给责编宋燕鹏先生说,这部书只印500本足矣:我自购300册入藏并送发师友,200册或供某些图书馆幸而收藏。私心以为,浅陋文字,厚重与深邃均不足称道,更缺乏妙悟洞见,脉脉灵犀,不求人知,不邀人赏,心安理得,自知自赏,自得其乐足矣。

从初入史学领域蹒跚学步,到如今稍稍体悟为学之深味,时光倥偬,岁月不居,我已迈过人生不惑之槛。在这段生命旅程中,我一直是以学步的心态不断前进,似乎远方目不暇接的书籍一如汪洋——中国史学,自两司马创制启智,历经乾嘉史学,再到本世纪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等前辈各领风骚;域外史学,自兰克实证主义,历经新史学、年鉴史学,而至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建构,琳琅满目和美不胜收的典范论著,或启人深思,或奠基牵引,不胜枚举。前辈尚以“半粟”“锱铢”“涓埃”“丝毫”“点滴”“纤微”“琐屑”名其集,[12]自己所知和欲知者,如一毫水沫儿,微渺至极。收入这部书中的所谓论作,一如广袤森林之中的一小片树叶。犹记得,前几日再次精读《朱子语类》第一册的时候,释卷,抬头,看天,低首,将若干句子抄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再以电脑输入。回忆朱子的读书法,一时间,竟至于无语。当然,倘若再次自我追问:滴水片羽,独出机杼者何?几?我无言也无颜面对。

在我步入学界以来,中国学术界异常繁盛,期刊论文的发表,也多有大环境下的各自侧重。最初阶段,或因文章青涩或限于期刊之篇幅,我的不少论文经过了编辑老师的好意提醒或删改。这次收入此书,我仿效刘浦江先生所示,[13]或多或少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修改。在敝帚自珍的心态下,我依然颇多自知之明:学步阶段的浅陋文字,不能以“悔其少作”这样的托辞,作为自己学识浅陋的借口。

一位前辈在其著作中反复申明:

本书各文倘侥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同时,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在向既存研究的作者致谢之同时,我愿意申明: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14]

著名学者如此申明,不愿厚污古人前人,自属谦逊。于我而言,一言以蔽之:此乃我的学步之作,当今各类纸质媒体或网络媒体信息繁盛,可谓海量,参考未备,文字浅陋,自是情理之中,敬请博雅君子,勿以参考不周而见责。

过去二十几年来,走在学术的征程中,我似乎只做了这样六件事:(1)宋史和其他领域的基本文献和今人论著,阅读的数量自问堪称繁富;精读且整理了一部宋人文集(黄榦的《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2)针对宋朝乡村职役及其他领域做了一些专题研究,较多关注了宋元时期福建地方史的建构,和东南历史中国的部分儒士作品;(3)对学界名家做了一些学术访问;(4)撰写了一些自视为优秀著作的读后感;(5)由范仲淹神道碑文引发了针对欧阳脩的诸多反思,结合宋仁宗时代的整体政局,近年来竟酝酿为一代文豪欧阳脩撰写一部传记;(6)尽心培养了一些学生。

我的读书,宋史领域为主,实则无拘古今,偶涉域外,论题所及,泛滥无际,常常沉迷其中,乐而忘返——对于新知的猎奇心态,使我的阅读永远走在趋新的路上,亦往往陷于思而不学、学而不思之际。读书得间,蕴涵凝练,偶有所得,常常却如小猴子掰玉米,失多存少。即便如此,也常常自娱,不以为苦,反以为乐。——阅读,是我今生的最爱,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勤奋、贪恋阅读愉悦的人,几乎无日不读书:连续两三日不读,即身体倦怠,目眯口呆,恍如患病;举凡一手文献和今人著作,一卷在手,则兴致盎然。近期读书,又涉佛教某些理念,颇多思讨儒家经典与佛经的悖离,儒佛的合流,何以达致?落入这样或那样的阅读迷途和自设的陷阱之中,尚难预知未来的路。如此泛滥无归地阅读,不能画疆自守,专注于一,是我求学至今最大的缺点。[15]我尊敬的一位学界前辈,在其一部自选集的自序中说:

我们厦门人有一句嘲笑人的粗俗话,叫做“狗na屎”(意思是这泡屎尚未吃完,又去添另外一泡,na近添,但又不一样,难以言传),讽刺的是那些浅尝辄止的人。我就颇有此疾,常常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不肯在一个已经完成的课题上做重复研究,写一些没有新见解新认识的论文或著作,而宁愿在新的研究方向上着力,尽管这样做有时要花很大力气去熟悉新的领域,学习新的知识,远不如就旧题目做旧文章成果多且容易。因此而常嘲笑自己是旁门左道,不能从一而终。

坐冷板凳的精神应该提倡,……但皓首穷经不值得效法,因为那样是连所穷的那一经的真谛也得不到的。[16]

我求食于厦门,自不敢僭称为厦门人。但是,对于我敬仰的这位前辈的夫子自道,却心有戚戚,多有暗合者。或许,在这一方面,许多前辈名家所担心者在于“博学无所成名”,而沉溺于“八面受敌”。我则不然,年过四十,我是拿来作为自己无所建树的藉口的。

贪恋于阅读,一如饮水和呼吸。对于写作,我却是一个相当疏懒、闲散之辈:读书有得,随手圈划标识札记,三五日内,勤于搜寻各类文献信息,建构起一个疏散的框架。之后,往往放松开来,直至有朝一日,再次遇到了相关资料,抑或某一会议须提交论文而别无所备,才匆忙间再度拾起,增删润饰,铺陈史料,尽力编织绵密,调整逻辑架构,改进论述。除了有关宋朝乡村职役问题之外,近八九年来,脑海边常常萦绕二十余个题目,大多已完稿七八成,但拉拉杂杂,修修补补,至今依然躺卧在电脑的“待修改定稿”文件夹中。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写书评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经常翻阅英文期刊,最初颇惊异其书评篇幅之繁之巨。虽然,欧美学者以此作为评断学者的重要标杆,许多著名学者一生文字,书评大大多于正式论文。[17]曾经在“往复”论坛上关注大陆学者和一位台湾唐史研究者(域外名校留学返台者)关于是否写书评文章的讨论。台湾那位学者所言,确实有其道理在,我也认同。自我迈入学术之路,不少前辈善意谆谆告诫,要我放弃这一领域的写作。学术著作,得失在于一己。他人给作者提意见,就难免留下自负、孤傲、找茬、不友好、不我知的印象。在我看来,实则无他:我之所以还在撰写书评类文字,不过是为了表示——对于许多前辈或同辈先进的“独门功夫”,我都难免有一点粗浅的了解,不至于懵懂一无所知而已。王曾瑜先生当面教导我说:史学是浩淼无际涯的,任何一个深入做专题研究的学者,将其领域的专有名词、时间和空间的转变等等,问询于另外一个专题的研究者,后者多半是无知,抑或是知之甚少的。这是常有的事(但我还是遇到了一位渊博学者,在一次谈话中,他声称对我有关乡役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遇到的、极度生僻的专有名词他也“知道”,颇令我惶惑不安,一度萌生断然不再修改旧著付诸枣梨之意)。我很感念几位前辈师长的善意提醒,时至今日,依然乐此不疲,似已无可救药,虽然我最初并无意成为伯希和、杨联陞所谓之“看门狗”或“警犬”。

我自己的想法之中,还有下面的内容:第一,当今出版的繁荣,令人目不暇接。常常收到师长友朋的赠书,我以为只有认真拜读,才是对作者的尊重。在如今博士不博、研究问题专一化碎片化的科研模式下,增益、扩充自己学术视野,丰富自己知识结构,需要了解更多专题研究的领域,使自己窄狭的知识面日益宽阔。精读一部部的专著,日积月累,无疑是一最佳途径。第二,中国学术刊物与欧美迥异,发表学术书评者极少,切当、颇具启迪性的书评在学界更为鲜见。中国学界的大多书评文字,或是评奖者的自我炮制或是作者委托友朋所为,褒扬之语累累,缺乏批评和商讨,更缺乏整体性提升的洞见和卓识。即便在一篇看似很正规的书评中,也会出现过誉之词;即便是批评,也只能运用文字技巧,委婉表达商讨。还有一类书评,则是抛开学术讨论层面的一味批评,字字句句,杀气腾腾,充满敌意——学术垃圾是不值得堪称学者的人评骘的。切当而公允地撰写纯粹的书评,砥砺学术,提升学术品质,引领学术风向,这样的学者,在目前的中国,是极其少见的。刘浦江先生《<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包伟民先生《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这两篇大作,标举了良好的典范。[18]我希望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更好的、健康的、良性的学术批评的空气,自己愿意为此而稍作努力。第三,训练学生进入学术领域,似乎也可由此展开。让他们在我的指导下,认真地精读了一部书,又练习了文笔。多年来,我和学生们一起反反复复地讨论、阅读原著,斟酌文字,往往一篇书评前后讨论、修改若干次——最多的一篇,我先后修改了17次(这是研究生的统计,据我的记忆,应该有23次);邓小南老师《祖宗之法》一书的读后感,是拖延时间最长的一篇,前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方才定稿,至今竟尚未正式发表;其间参与阅读讨论原著和书评稿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多达三十几人。低丘远望高山,纤草遥瞻寰宇,似乎可以说,我们是以虔敬的学术之心,每一篇,都是认真对待的。当然,水平所限,文字表述或有浅陋偏颇,但,这一切都出自真诚。第四,我尊敬的前辈冯尔康先生,给我数次提及郑天挺老“精读一本书”的教学方法,对于培养学生的益处。取法于前贤,我不但要求研究生至少精读一本(部)基础文献类的书,更要求他们精读至少一本学术经典著作——要关注其问题意识、论题建构和论证过程、逻辑安排、词句表述等。[19]受益于邓小南老师的教诲,在我看来,所谓精读,应该是字斟句酌、一个字一个字地深钻细研。当然,在文献易于获取的检索时代,如此逆势而行,颇多不易。名家的专著,关注者和写书评的人多。青年才俊们的著作,多半鲜有关注。我就要求学生们特别注意:青年学者的著作,哪一部分写的好,一定要认真汲取学养;看到的不足,也好好体悟,免得自己今后犯类似错误。当然,身在中国,我是一个小人物,不敢得罪权威,不敢太多地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随俗”之笔,自是难免。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越来越多痴迷和敬畏学术,而忘我商讨、大气磅礴、胸襟开阔的真学者,他们并未因我不妥当的批评商讨文字而嗔怪恼怒。这些,大致是我坚持写书评的原委。对于我的愚拙,我希望师长们、同辈先进们能够付之一笑。我性本痴呆,常常呈显任性愤青偏执之愚,但是,我希望我的呆傻,能够促进学术的发展,哪怕仅仅是一小步。

信息资料易于获取、独生子女居多、忘情于电脑游戏或浏览手机、佛系青年日益增多的当今中国,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须有相应的教学指导模式,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须切实有效地在德智体、出处言行等各个领域顺势引导,方可培养出21世纪的新一代优秀学者。传统教学模式不革新,将难以适应这一新时代的要求。教师教导模式的更新,将会延续到下一代,乃至影响到更下一代的教育成效。“放养(羊)式”教导模式即将走入历史,“逼迫”着使学生更优秀,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教师们必须面对的事情。2007年后,我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无论是海边花园美景如画的厦门大学,抑或稳敦厚重沉潜求实的南开大学,与青年学子的真诚商讨,我颇得教学相长之乐。除王志双之外,刘佳佳、贾铁成、杨辉建、仝相卿、王菲菲、刘璐璐、刘栋、林明华、高云玲、王艺洁、岳远博、张文燕、苏显华等学友,他们大多是在我督促“精读一本书”的计划下,撰写了某些文字,和我联合署名在期刊上发表;毫无疑问,收入这部书中这些文章融入了他们的智慧和劳动,并非我单独辛劳所得。收入本书之前,能够得到他们的允可,我自应感激。黄成斌、华颖锐、宋春晓、张明菲、张海颖、任燕等几位研究生在此次结集过程中,曾前后协助校对文字,编辑目录,谨此致谢。

前辈张其凡教授曾说:“暨南大学对研究生发文的近乎严苛的规定,使我大量的精力陷入修改研究生习作,修订研究生的论文上。有鉴于两位先师的榜样,一丝也不敢懈怠,水平高低不敢论,尽力尽心则敢说。这样,自己独立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少了,然而心里却无怨悔。……但不管如何,我是尽了全力,争取做到最好的。”[20]前辈如此,我踵随其后而已。唯我学养有限,识见浅陋,无论是问题意识的酝酿、抉发、提升,抑或文章写作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关照,都未必追及前辈,但我也可以说:我尽力了。早就听说,在1930年代,胡适就曾说了一句让太老师邓广铭先生记了一辈子的话:“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21]我如此偃苗助长般的教学模式,似乎也蕴涵有这样的意味。在我认为,这是一位大学教师职责所在——虽然及门者并非人人皆为高才睿智且有志于学,但,作为学者的大学教师,杏坛耕耘数载,未能栽培出三、五学术门生,总觉憾憾然,庶几难谓之完美的教学生涯。但是,刘浦江教授以及邓小南老师、李华瑞老师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屡屡褒扬我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的高远追求和尽心尽力。在未来的教学生涯中,我想我会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应该更加尽心尽力,以不辜负前辈们的赞誉,更不愿辜负青年才俊们的期待——我曾多次给学生们笑言:家父母赐名于我“培俊”,本来就是让我“培”养才“俊”的;于我而言,遇到基础扎实、颖悟能力强,且酷爱历史学(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宋史)的学生,就如同吝啬鬼葛朗台看到了珠宝黄金。可以说,在汲取漆侠先生、邓小南老师、李治安老师等等诸多前辈的教学经验,结合自己了解的域外诸多名家的教学精髓,自以为如今已洞悉如何真正地作育人材,尤其是在21世纪的中国历史领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乐也。或云:大学的终极目标乃在于促增智慧、创造知识、发现真理。行行复重重,前程更新景,我愿以此自励。

对于论文发表时的署名,求学阶段,我一度曾反感导师“侵夺”学生的创新和劳动,但及至自己身为人师,不料竟也踵随其后。出现这一境况的原因之一,即自己的有些学术议题,交给学生做之后,最终的结果往往却难惬人意,而弃之太过可惜,故而自己再次操刀。我的设想是:倘这篇文章由我立意,且我个人感觉自己的贡献超过百分之五十,我将作为第一署名人。一个年轻学者,自己还没有长成,却又要带着比自己还年幼的学子学海泛舟。我曾反复精读《夷坚志》,记得支戊卷二《胡仲徽两荐》有“所谓自照一身犹未光者,何暇推馀波及他人乎?”结合前述,此则史料,深契吾心。独自沉潜于一,且独自研究与署名发表文章,是否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呈显更多更好的成果?我也常常反思:为什么自己那点滴才思和识见,还没有达到无私送给学生而毫不顾惜的地步?也许,无论如何,都要等自己长大、长成之后,满腹经纶,才能具备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豪爽和大气吧。当然,由于各种难以言说的因素,也有例外:譬如收取版面费、易于发表,还有某些期刊规定不发表研究生的文章,等等。曾有数次,我将研究生名字置于第一署名或独自署名,投稿出去,至今都未见刊发的文章,又何其少也?与此相比,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学术路途中,因而更加感铭所有发表拙作的刊物、青眼相加、法眼如炬的辛勤的编辑老师们。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曾经先后供职过的两所大学。虽然历史学科持续萎缩,但其晋职要求,格调高远,近年来更规定只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最优期刊发表论文,且达到一定数量,方有晋职资格,且都未将出版专著(我深知此乃欧美等域外著名高校教师晋职之必备,“不出版即灭亡”[22])和发表所谓“二类期刊”论文,定为晋职必备条件,或可谓之重“质”而非“量”,我才能在自感从容优雅和颇具尊严的心态之下,与青年才俊们一起,一面享山水之乐,一面读书切磋,相互激励,而不必为了“量”一味追求科研第一,放弃教学相长之乐。[23]当然,之所以能够在这两所大学安身立命,深深铭感陈支平、陈明光两位老师和李治安师的关爱之恩。

近年来,中国经济腾飞,世所瞩目。就学术领域而言,这是一个各类信息排山倒海无限扩充迅速传递的时代,一个古籍文献数据化检索手段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科际整合致使“历史学”无限社会科学化的时代,平实或媚俗的“历史”故事讲说充斥了各类媒体的时代。“低头族”“检索党”和“鼠标手”等,都已成为社会公议的话题。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排除“异域意象”,追求“揽镜自鉴”而“在中国发现历史”,在“唱盛中国”鼓舞“中国模式”,回归传统的步履下,开启了“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时代。我时不时地回望中国既已走过的路:近二百年来,中国学者究竟是怎样一路走来,在异域学术理路下观察“历史中国”的。盲目自大,揽镜自鉴,自说自话,自感良好的三家村井底蛙,已被公认其陋;而自鸦片战争至“五四”以还,国人观察到自己不敌于欧美之坚船利炮,德先生、赛先生一时间几乎充斥所有认知空间,欧美更以“冲击—反应”的“中心论”进而导引,遂致国人形成一切唯欧美是观的心态,影响深远。长期一来,国人惯于以“他者”的“镜子”观察、建构自我,凿空逞臆,标新立异,自以为得,甚者往往抛却“我者”的“镜子”而揽镜自鉴。妄自尊大闭目塞听,自是不可,而妄自菲薄失却自我,更显悲凉。传统帝制中国,面对周边王国或少数民族政权,多沿“以夏变夷”的理路,一路走来,自美其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的大多时段,“西方压倒东风”,更多显现出“以夷变夏”的路径。且存有徘徊于中西之间,不中不西,无所适从,丧失自我诸面相。中国学人走过了“妖魔化”欧美、自我“妖魔化”的历程,而今又开始了“去中国化”之后“去欧美化”的漫漫征程。桑兵教授曾引述陈寅恪“他以朱熹为楷模,对待域外文化,尽量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24](或曰“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25])。或许,首先是整理国故,揽镜自鉴,然后视扫寰宇,意象异域,两相比照,“理性”探求,找寻自我,岂不更多自信?“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自不可取。倘能如此,又何需家有金山而沿门托钵。[26]

19世纪以降的欧美学界,以求新求变求异为主流,无论是兰克学派之前的实证性研究取径,抑或是此后法国之“年鉴学派”、美国肇造之“新史学”,1970年代后之“后现代主义理论”更是以颠覆性的观念改变了既有诸多思维。[27]究其实,我颇多以为,历史学之所为“历史学”,其根本就在于求真,只有在以求真之为最终追求的阐释“求美”才有其学科意义,否则,打破学科边界、科际整合趋向之下的历史学,已雷同于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辨,失却了它自身的存在意义。我们在反思史学观的时候,也就面临着这样的学术导向:呈现出“本土建构”“中国道路”的人文自觉,而取代历史学“科学化”“社会科学化”的研究理路,使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全然回归人文性的“中国模式”?[28]刚刚过去才半个世纪的教训,今人已多半遗忘殆尽。在经历了过去近200年的欧风美雨之洗礼,传统中国的礼俗法和儒家的纲常观念(或大致等同于陈寅恪所谓“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29])等等,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儒学的诸多精髓,也经过了欧美学术的冲击而发生了改变,我们今天还能找回当初的“自我”吗?,进而言之,什么才是“自我”“本土经验”?什么时候的“自我”和“本土经验”?这一所谓的“自我”“本土经验”不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吗?[30]

近几年来,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默默追问:历史学研究是否有其“学科边界”?中国古人文史不分家,五经六艺之学,经史子集之学,自是难辨其学科边界。20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和西方学术中心论之下的历史中国研究,多有借助欧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者,且以此为能炫耀于世。史学很多情况下变成了类如文学的文本,求美是人类智慧边界无限扩展的必须,确属人类智慧和学术之最上乘。但是,史学的学科边界无疑是“求真”的,能够最大程度立足于“求真”为学术旨归,这样的学术论著才是最好的历史学。学术求美,史学作为人文类学术之一,无真不美!

或谓一切学问,最巅峰、最高层次的学问乃是世界秩序的建构,和人类普世价值的追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否具有世界性光谱和全球性视野,是否具有这所谓的普世价值,能否由此而改变整个世界,达致全球“中国化”境域?郢书燕说,邯郸学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忘己言它,适得其反。漫长中国历史,走过了多少孟浪偏执的不归路,我们依然缺少“理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今,旧时堂前,房廊依旧,王谢成堆,燕子焉在耶?

在娱乐无极限,空心化佛系理念甚炽,一味追求各种视听味觉享乐和各种诱惑无限扩张的当下,前辈曾发疑问:“三五好友,闲酌逸谈,品评学问,激励思想,时风之下,其可得乎?”[31]我的求学和教研生涯,恰遇到这样的一个时代:一方面出版物的“前仆后继”,纷至沓来,前者尚不暇细读,后来者如钱塘江潮,再度波涛汹涌而至。同辈先进余欣教授在其主编之“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的“书系缘起”中的话,亦于我心有戚戚焉,谨撮抄于后。这是一个“学术出版过度繁荣”的时代,而在高校考核日趋量化的大环境下,今之学者沦为计件民工,每日为炮制“速朽之作”,完成指标而苦斗。当然,教学亦是计件作业模式,为更多青年教师所苦,因此多有颠倒主次忘我投入科研而“忽略”教学者,忘却教学乃其根本,无“教”又何以称“师”?生活在这一时代,我辈何以追求“终日甘居于寂寞之滨,孜孜矻矻地乐此不疲”,“以‘水滴石穿’的功力”[32]“殚精竭虑,巧构精思,冀藏之名山,垂为后世之轨则”的经典著作?[33]比之前辈唐长孺、田余庆、王曾瑜、梁庚尧诸先生自是不及,其学术典范,我们又何尝不敬慕而向往之?在这个自我个性张扬,利欲恶性膨胀的环境下,这又一次让我记起魏光奇老师发表的一篇短文:读书只为稻粱谋,谋得了稻粱,也该“为学术而学术”奋发有为了吧。[34]

资质平平浅陋不学如我,自不敢与一代文宗相比,但是,因为探赜欧阳脩撰写范仲淹神道碑这一历史迷案,当读到《居士集》卷四七《与荆南乐秀才书》这段话时,瞬间有了心有戚戚的共鸣。景祐四年(1037),时年31岁尚未名为一代宗师的欧阳脩曾云:

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採,屡以先多士。及得第已来,自以前所为不足以称有司之举而当长者之知,始大改其为,庶几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学成而身辱。为彼则获誉,为此则受祸,此明效也。……先辈少年志盛,方欲取荣誉于世,则莫若顺时……先辈往学之,非徒足以顺时取誉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齐肩于两汉之士也。

我先后师从诸多学界名师求学,又有学术访谈过程中诚心求教于诸位名家的经历,似可谓“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但我没有“顺时取誉”的资格,自忖更缺乏“卓然自立之言”。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刚刚走出贫寒农家的我不得不找寻自己的出处进退之道。前辈颇有觉今是而昨非,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者,譬如我尊敬的傅衣凌先生之晚年。具体到自己,今后能否如欧阳脩“大改其为”(或可视之为几位前辈批评教导之不写书评之类文字、不再与研究生联名发表文章、不再泛滥无归地贪恋阅读、不曾专心于一而深入研讨、因贫困卑微寂寞与被歧视的急功急利哗众取宠的行事,此前所发表的文字多侧重社会经济史领域,未来是否更多侧重政治文化史等其他方向,等等),尚待实况心境和实践检验。

从业多年以来,一度困顿、游走于沉静与显扬(迎合世俗风尚抑或独守寂寞)之两端,亦往返于标新立异的创新、返璞归真的求实之两端。两端均未有颇大创获的今天,更增添了惴惴然之不自安。清朝桐城派大家姚鼐所说“专力则精,杂学则粗”,即便平庸弱智,又孰能不知?自忖倘能不拘泥“墨守”的“固守”,填充补白,诚属难事,何敢奢谈创新?此前,李华瑞、李治安等师长曾善意点化愚顽,而今尤其感念李华瑞老师醍醐灌顶般的“棒喝”。他批评我太拘泥固守已有,过于遵从前贤而缺乏勇气打破既有,更多反思和挑战,走出自己,开拓新局。[35]我也因而反思。这是因为,曾几何时,我是那样醉心于成为一名精致主义的“泥瓦匠”。而今,马齿徒增,岁逾不惑,读书日多,却也开始梦想加入“建筑师”之伍。其实,学者孰不想“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36]细细思忖,似更愿意坚守传统的那些凝重与沉积,乾嘉古典,离我颇远;学界誉为乾嘉殿军之陈垣先生之垂范,尤其是邓广铭先生之“四把钥匙”及其相关说法与做法,自先师漆侠先生之教导,王曾瑜先生、裴汝诚先生[37]之垂教,而今更感深契于心。发扬光大,自不敢言,而赓续传承,则颇多自我的追逐之梦,更多薪火再传之志。韩愈言:“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答李翊书》)传道、授业、解惑,乃韩愈夫子《师说》之明训。“为往圣传绝学”,随着马齿陡增的步伐,我渐次有着自己的理解。

邓广铭先生曾引述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名句“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从而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且以其著名的“四把钥匙”——版本目录、历史地理、职官、年代学,[38]垂范于后学。先师漆侠先生关注理论的重要性和学术“器局”的重要性,且反复叮嘱:“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一定要选关键性的大问题,做出自己的研究。”[39]刘浦江教授则说:

对于研究课题的选择,我向来有两个原则:一是追求重大题材,即关注重要的、关键的、核心的问题;二是追求难度系数,偏好难度较大的、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未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可以具有更为恒久的学术价值。[40]

当然,海外著名汉学家何炳棣在其《读史阅世六十年》这部书中,也昭示了“从不做‘第二等’的题目”的宏大气概。这些均会更多导引我未来的学术路途。当然,勉强充学人之数,自然也有顶尖学者的梦想:我也多少次在梦中追慕如同何炳棣先生那样“扎硬寨,打死仗”,数十年坚忍不拔,孜孜不倦,接连出版严谨精致启人尤多的经典论著。

展现上述语句的过程中,自忖若干文字的建构与编织,不觉汗颜,颇有迟悟晚知的悔恨。在读书都为稻粱谋的功利化社会评鉴体制之下,以读书为乐的晚学者,只能是在景慕中慢慢醒悟,追随效法。

最近学界颇多关注“宏大叙事”“整体史学”以及“碎片化”的讨论。毫无疑问,只有无限的、极度精致的“碎片化”,才能建构“宏大叙事”,提升“整体史观”。偏颇任何一方,都可能令人走入泥沼。“建筑师”“泥瓦匠”一身两兼,该有多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曾在课间听邓小南老师说起“文革”时的一句话“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我暗中自忖:前揭此二者是否也可作如是观?

2011年11月后的三载有余,受累于国策巨变前的焦虑无措,家事多艰,困窘不堪,如冰如火,冷热之间,我心自知,诚不足于言于外者。艰难与困苦,促我成长、长成。所以,感谢苦难。

带着对这一学科的痴迷,还有那颗对学术不泯的敬畏之心,前路漫漫,时不我待,我依然,在路上。

2015年6月4日,厦门岛沙坡尾寓所

8月7日台风“苏迪罗”前夕再改

2017年5月1日再改

2020年11月7日再改

附记:

个人读书,喜欢第一时间看前言、序言、目录和后记。而今,这篇冗长的所谓“后记”,一如王母娘娘的裹脚布,或许令人读到发吐。“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或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但愿洞达俊朗的前贤君子持“相看两不厌”之心,嗤之以鼻,避其远之。

[1] 罗志田夫子自道:“我比较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就像我对史料不太区分什么第一手、第二手一样(通常的区分都是基于史料的产生和存留,我以为最适合研究题目的史料,就是第一手史料,而不必考虑其出身。”参阅张洪彬:《学术史、思想史和人物研究——罗志田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6年第12期,第175页。这似乎造成了一种印象:有别于兰克学派、乾嘉学派所倡导一手文献之重要性,晚近中国史别有治学之取径,抑或这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一种表现。当下宋史研究的学人,多不重视一手文献,年轻学人“以不知为不有”者在在而有,博学卓识的著名学者率性地使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良莠不齐的整理本,除了懒惰、不想去图书馆找纸质书籍核对校勘之外,他们提倡而不践行带来一些负面示范,大概都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盛行相关。但结合阅读王尔敏:《史学方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的体验,及我既有的理念,颇怀疑罗志田先生此话的准确性正义性,乃至产生历史学文学化的幻象。而史学亦文学之观念的兴发,亦并非近二百年来才有的事情,早在写就于西汉的司马迁之《史记》即已实现了文史的完美结合,“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即此之谓。这似乎说明:文史结合之中蕴含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早已有之。事实真的如此吗?似乎恒久难以摆脱的“史学若政治”和“历史若文学”,学术和学科独立,何其难哉?庶乎确实是学科无边界无畛域吗?另请参阅黄进兴:《“历史若文学”的再思考:海登•怀特与历史语艺论》,《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93页。中国学者的大胆反思,抑或其中暗含有超越“科学的历史学”之旨趣,请参阅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胡成:《我们的中国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以台湾地区及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镜鉴的思考》及其《科学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专业精神的形塑》,分别载于上海《史林》2011年第5期和2014年第3期。

[2] 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3] 桑兵:《桑兵自选集·学术自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4] 桑兵:《桑兵自选集·学术自传》,第16页。私以为然。当然,学术圣地所谓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大抵是天赋异禀者的妙思偶悟,远非缺乏天资者所能为。平庸者只能在既有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做平实而细致的工作——异于能工巧匠的重复性劳动,追求学术研究理论和方法“巨变和创新”之前的“量变”,以求为“质变”做前期之铺垫。

[5] 《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前言》,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6]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之《试论宋代行政难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93页

[7] [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1册第4页。

[8] [宋]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能改斋漫录》卷一○。《册府元龟》卷一五七也有类似说法。

[9] [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五一南宋姚镛《雪蓬稿》之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古人所忧虑的“芝焚蕙残,终填沟壑”,声尘寂寞,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刘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07页);“牢落何由共一樽,相望空復叹芝焚”(王安石:《次韵陆定远以谪往来求诗》,《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等等,概亦类此。

[10] 此语来自于邓小南先生《走向再造:试谈十世纪前中期的文臣群体》之文末,原文是:“先生勉励我写文章不必求多,要继续实实在在地做,争取‘写一篇是一篇’。当时我即自心底感受到理解的温暖。”收入《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此后,邓小南先生在对田余庆先生论著的评论中曾说:“若有上好的茶叶,宁可沏出一杯浓茶,而不要冲淡为一壶茶水。”从而认为田先生的论著部部篇篇,都是学术精品,都渗透着浓郁醇厚的韵味,酣畅周密又温润含蓄,只有沉潜细读,才能体味其中的深意。邓小南:《先生的尊严:悼田余庆先生》,收入《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8页。

[11] 求学阶段曾反复听到邓小南教授所说“一个人走,可能走得更快;一群人一起走,却可以走得更远”,参阅邓小南主编:《宋史研究诸层面·一个教师的感动(代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学生时代,体悟不深,执教十余年来,笔者常常带领着一些学生精读某著之后撰写纯学术书评,而今却别有一悟或一解:就本人而言,既然我做不成陈寅恪、田余庆、阎步克,那么,我就努力把大家凑在一起,合起来看能不能成为一个陈寅恪、田余庆、阎步克。实际上,不同历史朝代研究的要求同中有异,自己焉能与诸前辈比,厦大焉能与北大比,此亦自不量力尔。

[12] 裴汝诚:《半粟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曾瑜:《锱铢编》《涓埃编》《丝毫编》《点滴编》《纤微编》《琐屑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08年版,2009年版,2010年版,2011年版,2020年版。

[13] 刘浦江:《松漠之间·自序》:“有的学者在将论文结集出版时,声称为保持原貌而不对文章加以改动,那样一来,岂不只是旧文的汇集重刊而已?我颇疑心这是懒惰的一个借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我个人以为:古人著述,惜墨如金;以当今文献检索之便利,同一论题之下的诸多相关文献,几乎是唾手可得,故而若非关键性文献,一般都不再增补。就宋史研究而言,某些论题需要尽力呈显不同时空、官私等不同来源和阶层“史料制造者”的历史记忆,但是,同质性资料的取舍,则更显示治学者的学术功力。

[14]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6页。

[15] 我的阅读兴趣是信马由缰般的扩散,了无际涯;学术的追逐之路,也几近之。这仿佛走入森林,摆在面前若干条路,而我则每一条路都猛跑数程,在越跑越觉得前路无穷尽的时候,就不免浩叹而放缓脚步;此前此后,森林中另外的道路再次吸引了我,于是,再次忘情兼忘我狂奔……如此的周而复始,我已马齿徒长,而仍没有任何一条路穷尽至无垠的尽头。看似追求“涵泳广大气象”,但又偏执于“严密理会,铢分毫析”“愈细密愈广大,愈谨确愈高明”,颇有“贪看水中月,失却掌中珠”之痴与嗔。许多著名学者在告诫青年学人的时候,往往会说“聪明人要下笨功夫”(胡小石先生告诫王季思先生的警句,参阅张伯伟:《读古典文学的人: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讲演》,《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今据张伯伟:《读南大中文系的人》增订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6页。此亦取径于朱熹“凡人便是生知之资,也须下困学、勉行底工夫,方得”,“大抵为学,虽有聪明之资,必须做迟钝工夫,始得。既是迟钝之资,却做聪明底样工夫,如何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学问不曾做一件事看,遇事则且随意恁地打过了”。《朱子语类》卷八《总论为学之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4-136页)。窃思之,聪明人尚需下硬功夫笨功夫大功夫,方可成就其学术事业。更遑论不得门径而入的笨人呢?近日得以再读王磐《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其中有云:“古今载籍之文,存于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决择而欲遍观之,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是犹入海算沙,成功何年!”颇多感喟。参阅《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二版,第29页。

[16] 周振鹤:《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17] 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收入《哈佛遗墨》,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和《汉学书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我无限倾慕其学术渊博如海,也由此更多了解到汉学名家伯希和的书评撰写及其学术境界。学术评论“苟且”取向下,其学术研究的品质,或亦值得推敲。另外,近来也了解到,美国学者费正清平生出版了至少44部专著(少量是合著)、主编或合编了至少18部论著,发表了187篇论文,与他人合作撰写论文18篇,为别人撰写专著序言52篇,发表书评160篇。其书评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参阅徐国琦:《边缘人偶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法]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8] 分别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  桑兵:《桑兵自选集·学术自传》其中有“如姜伯勤老师讲座时示以读历代典籍应精读原典,其余可以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而过,确是通读旧籍的不二法门”。窃以为与此类同。另外,史学论著用语的凝练,我在2003年前后,即曾有所悟,此后则更多来自于陈明光老师的教诲与引导。

[20]  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跋》,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

[21] 参阅刘浦江:《不仅是为了纪念》,《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

[22] 李小兵:《出版的学问与学术的出版》,收入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科大卫教授呼吁,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成果形式还是写书,而不是写论文!或概括为“人文学科之学术成果以著作为最上”,我也认同。就出书呈现论文结集这一形式和传统,但中国学者受影响于日本学人者盖多。《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科大卫(David Faure)、张士闪:《“大一统”与差异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社会研究——科大卫教授访谈录》,《民俗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页。科大卫教授的原文是:“理工科面临的是迅速变化的学术环境,大部分理工科的研究,如果在几年之内没有人读,以后也不会有人去读。人文学科是不一样的,变化比较慢,一本好书在出版后几十年还可能有人去读。因为现在国内出版商要靠收费出版生存,已经把学术市场弄坏了。学校已不大相信出版商会对出版物的学术水平负责任,所以就给学者施加压力,必须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论文。但是,人文学科最重要的成果形式还是写书,而不是写论文的传统。我补充一句,文集不能算是书,我们很多人现在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了!所以,在目前的学术环境下,我们的年轻学者想下功夫做好的研究是很困难的。”

[23] 近日得读桑兵先生之自传文字中有“严格来讲,大学并不是为一般读过书得到学位的人提供职位饭碗,而是为那些以学问为事业,为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不做学问就了无生趣的人准备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使之能够得其所哉。这些人的全身心投入,并不一定体现于夜以继日地熬在图书馆、实验室,而是整个生活和人生目的,都是围绕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学人如果对于学术缺乏真感情和敬畏心,所做学问必然以假乱真。”笔者多有隔空悬的之叹。世事如此,不容不一叹再叹。参阅其《桑兵自选集·学术自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24] 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绪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并请参阅桑兵:《学术江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6-277页。

[26] 此乃阅读前贤论著后的牙慧之余,非妙心自悟者。

[27] 李剑鸣先生指出:美国史学史的特点是“趋新求变”,在这种学术传统中,一本书和一位史家的生命力,不在于提供某种“不刊之论”,而取决于能否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议,能否在较长的时段成为同行讨论和批判的对象。李剑鸣:《戈登·伍德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第5-29页。

[28] 参阅包伟民等:《认识论、史学功能与本土经验——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包伟民:《中国史研究:“国际化”还是“中国化”》,《历史研究》2008第2期;包伟民:《中国史学患“理论饥渴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6日;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第3期。学者们一方面探求“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林毅夫文,《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一方面也追问《建构纯粹的“中国范式”是否可能》(刘擎撰,《文汇报》2009年8月9日)。

[29] 陈美延编:《陈寅恪诗集》之《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13页。

[30] 这一如国人所习称之“西学”,参阅桑兵:《陈寅恪的西学》,收入《学术江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45-247页。

[31]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再版后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2] 邓广铭:《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序言》,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33] 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体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34] 魏光奇:《三个层面:也谈“为学术而学术”》,原载《读书之旅》1997年11月27日,收入魏光奇:《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273页。愚拙如我,对于京派不“京”(精)、“海派”不海(借用于章培恒先生之《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状况,难免有一些小小的想法。于我辈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级,便构成为基础。”就此而言,世间人谁能不沾染于名利呢?汲汲以求者,无可厚非。当前学人自我介绍的文字多排列出一长串的头衔,譬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级“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成果获得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国务院颁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某某史研究会会长、受邀在海外名校讲学或访问教授客座教授、国内外某某名刊的审稿人、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主持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和首席专家……以平常心秉持学问之道,我在某些时候颇倾慕阎步克教授的做派,虽然他也并未做重大古籍文献的点校整理等学术公益之事,虽然也有人对其制度史观和“将社会科学化历史学进行到底”心存疑虑,但阎先生不参加什么学术性会议,不游走于学术江湖,兼而讲出“高调即将唱完”,恬淡读书问学,与世无争,也是一种让人尊敬的人生境界。

[35] 我年逾不惑,方在师长反复“棒喝”之下而有顿悟,颇有悟道恨晚之念。自忖此前乃求学之心甚盛且神圣,信奉所有前辈著述,以之为“知识”而如偃鼠饮河,非满腹不止。醍醐灌顶之后未必紧接着就是茅塞顿开,久悟方有所识。我认为:两宋史的研究,恰恰由于历史文献的相对丰富,遮蔽了不少学人的眼光,譬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无意识地被丰富的历史文献所牵引,或受惑于宋人的言论而被宋人牵着鼻子走,未能跳出宋人的视野而研究宋史;或受蔽于元朝人、明清时人的“宋史观”,理所当然地认定元明清时代的“历史资料”及其既定结论,就是“宋朝”的历史,而毫无怀疑。更因20世纪以还欧风美雨的洗礼,汉语词汇无中生有,取译于外,受其引导,音随心动,渐混他为我,有些学人一方面不曾摆脱“西方中心观”而盲目跟随“汉学”的理路,邯郸学步,以“他镜窥我”,迷途而自不知返。一方面又难以剥离和扬弃元明清时人既定的认知而真正做到“揽镜自鉴”。此处文字多有拾智者牙慧词汇,明眼人当自分辨之。

[36] 我也曾拜读杨志玖先生的如下文字:“我治学的另一个特点——好与人辩。‘君子无所争,必也治学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争也君子。’这算我学着孔夫子腔调自我解嘲吧!”(赵文坦、王晓欣:《杨志玖先生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最近几年中,与杨际平先生求教机会增多,也颇多窥测其研究理念。可参阅我参与较多的学术访谈,全文收入《杨际平中国社会经济史论集》第三卷《出土文书研究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56-777页,尤其是第775-776页)。印象中,邓广铭先生也颇善学术争论,宋朝庄园制之有无、宋江是否投降、四库存目丛书应否印行等之外,与章培恒、王水照诸先生有关《辨奸论》的商讨,对照商讨双方,深入文献,反复阅读,更深契我心。窃以为多掌握“知识”之后才能逐渐滋生“才识”,于是乎常常忘我阅读,忘我辩论。

[37] 1999-2001年间,裴汝诚先生曾受漆侠先生邀约,驾抵保定,给我们研究生授课。我有幸两次受教。兼而受当时一位小师兄的影响,我对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古籍校勘也情有独钟,一度痴情“狂奔”,此后也曾非正式地参加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两次古籍修复培训班,近年来更醉心其中。

[38] 按:邓广铭先生《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序言》作“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王曾瑜先生在《缅怀邓广铭师》和《我和辽宋金史研究》等文中均作“年代、地理、职官和版本目录”。参阅王曾瑜:《丝毫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页,第637页。依我对邓广铭先生论著精读的印象,前辈多以“目录学”涵盖版本学(参阅辛德勇:《<学人书影初集>自序》,收入辛德勇:《版本与目录》,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60-61页)。窃以为王曾瑜先生增“版本”合“版本目录”为一,更近乎邓广铭先生之本意。结合漆侠先生倡导的“光学历史,学不好历史;光学宋史,学不好宋史”,综括王曾瑜、刘浦江等先生诸前述,倘若自许为邓门家法的承继者与守护人,区区不遑多让。

[39] 漆侠:《历史研究法》,今据《漆侠全集》第十卷,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8页。

[40] 刘浦江:《松漠之间·自序》。

原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明清史研究  2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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