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及著名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在多个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且成就斐然。近日，他的著作《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增订之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新版。前者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间亦利用有待考证的材料，必云“据说”如何如何以区别，共写了六十多个小题，立题多是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制度、风俗，即从具体的史实出发，叙一人，道一事，把经过搞清，而不在于一般的抽象概括，更不作脱离史实的空论。
后者内容涵盖清代各阶层男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即皇家生活、官绅晚年生活、官场风气与官民生活、妇女与家庭、经济活动与移民社会、外国人眼里的清代中国人生活。关注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狭义的衣食住行，家庭家族生活，皇帝接见中下级官员的政务活动，官绅每日反省与著述生涯，旅行活动中的文化考察，民间皇帝崇拜心态的种种表现；官民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的心态，灾民接受救助的苦难人生，女子的自谋生计，移民及发配罪人的生活磨砺，孀妇的不幸人生与持家生活，还有赌徒、吸毒者的颓废人生等等。
冯尔康，1934 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暨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清史、中国社会史、宗族史、徽学、清前期天主教史、史料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雍正传》（1985）、《曹雪芹与〈红楼梦〉》（1986）、《清史史料学》（1992）、《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7）、《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2000）、《顾真斋文丛》（2003）、《中国社会史概论》（2004）、《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2004）、《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2005）、《中国社会史研究》（2010）、《清代人物三十题》（2012）、《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2017）、《冯尔康文集》（10 卷，2019）；散文集有《去古人的庭院散步》（2005）、《生活在清朝的人们》（2005）、《砥节砺行：寻找品格的磨刀石》（2013）；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中国宗族史》（2009）、《清代宗族史料选辑》（2014）等。
从研究范围来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边疆史等领域颇有不同。它侧重于社会生活内容的方方面面。在研究方法上，冯尔康先生两书注重叙事来阐明研究主题，同时也在很多章节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其中颇有对君主专制主义和宗法性家长制的批判。
就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古代社会生活对于当下的启示和借鉴等，《燕京书评》专访了冯尔康。因为访谈内容较长，因此分为多篇发表，此为第一篇。
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种种细节
燕京书评：学界公认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创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当时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冯尔康：我是1985年在南开大学开设面向全校学生的“中国社会史”课程，并写出《开展社会史的研究》，次年刊登在《百科知识》一月号；同年，在历史系系主任刘泽华教授的支持下，联合《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召开“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这是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后来被学者誉为新时期揭开社会史研究序幕。我在研讨会上主题演讲《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一期），我说：“可以预计，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历史学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出现繁荣局面。”后来的社会史研究进程，确实促使了历史学发展，而社会史研究也成为显学，我又不止一次在社会史年会上发出警醒示的呼吁：显学容易失去真理，社会史研究需要“深化与拓宽”，要不断前进，并撰文《深化与拓宽》（1993年）和《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2000年）。
燕京书评：和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分支相比，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性在哪里？
冯尔康：社会史的独特性，这关乎到社会史是怎样的一门学问的根本问题！我能理解史学领域的其他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教育史、民族史，各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方法，那么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社会史在西方学者中，有认为是研治历史的综合学问，是向往实现“整体史”问世的代称，是新文化史，研治范围很难限定，就有人说“社会”是一个“暧昧”的词彙，所以用来表达这门学问恰到好处。我国学者有将社会史视作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种研讨视角，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专门史。我主张社会史是一种专门史，那么它的研究对象何在，有独特之处吗？
我意向中的社会史：“用一句话来表达，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多说几句则是：中国社会史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可以开拓历史研究领域，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口学等学科有交叉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1987年）人们生活在群体之中：“社会史研究的诸客体，在其内部是以社会性联系起来的，因而能够统一在一起。人们因经济利害、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地缘关系、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生活习惯等分成不同的等级、民族、宗族、政治派别、信仰派别，也就出现一个个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又相互联系着，群体成员不是孤立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性把人们分别联系起来。”
社会史关注人们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贯穿在全部社会生活之中。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是由人构成的，因此，在一个组织、结构内部有人与人的关系，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人与另一个组织、结构中的人也有关系。人际关系在社会群体里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由于内容的不同，有许多形式，如古代的氏族关系、等级关系、阶级关系、阶层关系、主仆关系、主佃关系、东伙关系、主从关系、良贱关系、同事关系、同行关系、地域关系、邻里关系、宗族关系、姻亲关系、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师生关系、朋友关系、宗教关系、朋党关系、党派关系、会党关系、民族关系、社交关系等。这还是就大方面说的，若细微地分析，人际关系更复杂。在生活方式中，也处处有人际关系：古代皇帝出行，先清街，老百姓回避，这一规定在交通上处理了君民关系；近现代城市按前进方向分出上下行道，也是处理交通中的人际关系的。”为深入认知社会史的特点，“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物质文化史、文艺史、对外关系史、法律史、部门经济史等，都有着交叉的内容，交叉点是在社会生活上，这正是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点。”要而言之，我特别强调社会史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研究社会生活的”，“叙说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种种细节。”（2009年）
综上所述，社会史研究的社会现象，是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最具民众性的；它又包涵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制度，且同社会其他基本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社会史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在全部历史上侧重于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活及一些基础制度的部分，它又严重影响着社会历史其他部分的发展演变，与其他部分构成历史的有机整体。
《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冯尔康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生活方式影响历史进程：妇女促成分家，
影响社会结构，使之维护君主政体
燕京书评：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它的社会价值在哪里？对历史学本身有何助益？
冯尔康：对这一研讨命题，我先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是明了对历史学建设的意义，从而有利于理解它的社会价值；其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最后是对个人素养、生活的有益之处。
首先，社会史研究以其独特的内容大大丰富历史学的内涵，进而可以运用综合分析方法考察历史整体，完善史学体系。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社会史研究大大地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传统历史学和近代以来的史学研究，重心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几方面，原来不甚注意的下层人群史、家庭史、婚姻史、妇女史、丧祭史、服饰制度及习尚史、地方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环境史、心态史、情感史，由于社会史的涉猎，对历史学这些领域的研究做出弥补。社会史由于同一些学科有交叉内容，而那些学科又较社会史发展为早，社会史可以从那里学习、引进课题、方法等。如社会学研究社区社会，民俗学特别强调地域性，历史学原来有地方史，但不重视（受斯大林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制约），受社会学与民俗学的启示，历史学大力加强地方史，尤其是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民族学开展的民族社会调查，使历史学认识到民族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人口学的发展，特别是人口社会学的出现，促使历史学考虑人口社会史的课题。诸如此类无不说明，社会史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逐渐认识自身的研究对象，扩大其范畴。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加入，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弥补了历史学原来范畴的一些空白点。如果我们再从社会史研究复兴的社会背景来看，就更可以明了拓宽史学研究领域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国策提出和解放思想的形势下，学界摈弃教条式的、僵化的阶级斗争理论，改变只讲农民战争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狭窄的历史内容，才有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社会史的研究不仅把自身引进历史整体中，还把从历史学科分离出去的历史成分部分地收回来。如医学的医疗史，研讨的是医疗技术与治病救人的历史，医疗社会史的着眼点是医患关系（医疗制度、社会地位、金钱与就诊关系、人身保险等）和生命史；又如科技史隶属于自然科学部门，历史学的社会史关注科技与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当今科技高速发展要不要有节制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类伦理的关系，包括历史学者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者都在关注这个事关人类未来的合成生物问题。历史学要通过社会史将历史学散失出去的一部分研究对象通过跨学科研究有所综合，才可能探究历史整体。
燕京书评：社会史对历史学另外两个方面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冯尔康：第二，由于社会史促进历史学研究对象完整性的实现，进而促使历史研究真正采用全面综合分析方法，始有可能对历史作出整体判断。
如若缺少社会史，与它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就难以说明，历史整体就无从清理明白。比如不讲女子的历史，古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说不清楚的，君主政体的经济基础也是说不明白的。我在《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书中的《秦汉已降的家庭结构》（第183-194页）《古人的分家》（第195-203页）两篇文章中探讨家庭结构与分家的关系，获知历史上的家庭类型以“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和“八口之家”的中小型家庭为主，借用社会学家庭类型理论（联合家庭-直系家庭-核心家庭）来说：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是中国古代家庭的主体，小家庭为多，官僚贵族“百口之家”的联合家庭，也多系“号称”，民间更不多见。古人小家庭多，是不断分家的结果，即直系家庭扩展到第二代（儿子）成亲，甚或两个、多个儿子娶妻生子了，往往就会分家，我从阅读的历史文献得知，家庭析居的积极者，“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我的结论是“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妇女是分家的推动力，古人家长是非常清楚的，明太祖朱元璋问浙江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能够同居共爨数百年的原因，回答的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郑濂传》；故事叙述见《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的生活》第454-463页）原因很简单，即坚决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不必赘叙妇女对于历史上家庭结构的形成状况起着重大作用，由此我们再深入一层来看，古代的小家庭与社会结构、与君主专制政府的经济基础的关系。妇女推动分家，所出现的小家庭，在古代农业社会就是不断产生自耕的小农家庭。试想一个富裕、较富裕的家庭，实行诸子平分制的继承法，分家析产、再析产，于是从富有者行列跌入中产之家，甚至贫民之家。这是分家造成的贫富分化，又同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关系密切。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不宜忽视这一点。再说了，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政府的经济来源是自耕小农和庶民地主的赋役。可见妇女的促成分家，影响社会职业结构中小农的稳定，并成为维护君主政体的社会因素。
研讨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些政治史问题才可能分析深透。唐初的武韦政治——女性掌权，人们从士庶斗争、佛教道教之争去剖析，当然有道理，不过不能令人满意，有的研究者从当时女子社会地位与社会风尚去考察，认为武韦上台有社会基础和历史必然性，就把研究引向深入了。
综合考察历史诸现象，自会对历史的整体和分体有新的认识。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就是归纳法，即综合分析法，只有社会史的加盟，才可能做到真正使用这种方法。包括了社会史后的历史归纳法，我们想是否可以做到；社会下层与社会上层社会活动与作用的统一分析，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生活诸方面的全面综合分析；人们正常的日常生活与冲突时期生活的统一观察。这样，历史的面貌才能揭示无误。
第三，社会史的研究，还能给予历史学有血有肉的阐述。
如果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主干的观点能够成立，好似构筑了历史的骨架，所有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的史实是构造骨架的成分。但如果只有这些，历史学就单调、干瘪、不形象、不生动。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如前所述，是最常见、最大量、最生动、最富变化、最具人情的社会现象，把它与其他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联系起来，历史就丰满了，就形象化了，就丰富多彩了看来，历史学有了社会史，才能使历史真正成为立体式的、形象化的，才能恢复其原貌，从而使历史学臻于完善，成为不断发展的真正的科学。
燕京书评：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你的社会史研究不仅有帝王和官僚的生活，还有底层民众的生活风貌。如果从社会史角度观察，社会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主要在哪里？
冯尔康：这要分几个方面来讨论。（1）民众是历史发展合力中的社会成分。社会史研究对象包括各社会阶层的成员，侧重在普通人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是由各种力量造成的，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一民族与那一民族，这个国家与那个国家，各种社会力量都要求历史按照自己的愿望发生变化，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合力，历史就依照合力方向发展变化。在这历史的动力里，不可忽视的是社会下层的意愿和活动，历史的前进体现了它的作用，社会史的研究正是反映社会下层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
（2）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进程的留痕。衣食住行、娱乐的规制与实践，也在影响历史的进程，如果我们不研究社会史，很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或强迫汉人的鲜卑化、满洲化，生活方式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如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令鲜卑人改着汉装，用汉姓，说汉语，与汉人通婚，死后葬洛阳，禁用鲜卑服饰、语言、姓氏，都是生活方式的内容。汉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往往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生活方式的冲突，大到可以影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一个时期内，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其他社会矛盾，而造成民族矛盾尖锐的原因，往往是强制推行统治民族的生活方式。如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年，中止实行剃发易服的命令，不强迫汉人穿满式服装和梳满式发型，统一战争进行很快，一年内消灭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清朝紧接着实行剃发易服令，激起汉人强烈反抗，乃有江阴抗清、嘉定三屠等著名历史事件的发生，清军的推进因而迟滞了，用了十六七年的时间才消灭南明永历政权，统一大陆。清朝同台湾郑氏集团洽谈统一，以剃发、上岸为条件，始终未能谈妥，最后还是以武力统一的，不过已到入关后四十年的时间了。由于剃发易服令的实行，一度使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推迟了清朝统一的过程，可见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历史的巨大影响。在对少数民族关系中，服饰发型的生活方式问题被看得特别重要，所以民族关系中生活方式领域里的斗争始终存在着，有时还很尖锐。生活方式影响历史进程，实在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疫情措施的差强人意，
促使思索人性善与恶及其同社会制度关系
燕京书评：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似乎就运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那么，医疗社会史研究可以为当下的新冠疫情防控有何助益？
冯尔康：医疗社会史专家余新忠，在武汉市新冠肺炎封城令宣布数日后，接受《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的专访，将如何应对疫情的较为全面的思考，以“从明清社会到现代，中国应对瘟疫的举措能让我们思考什么？”为题表达出来，2020年2月2日刊登在《新京报·书评周刊》上。他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标准，说明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阅读余新忠献言，我以为是学人应对新冠肺炎的真知卓识，是“先事之明”，有着高度的实用价值：对防疫过程中处置有益，对事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有参考价值。真希望他的话语多有社会各阶层的知音，倘若被有关人士采纳（或部分采纳），就是社会幸事。去年6月间北京新发地农贸市场引发的疫情，政府采取两种处理办法，严重市区封闭隔离，其他地区照常上班，工厂持续开工，这种依据实际情形的处置措施，改变不惜成本令经济、就业、工作、教学、日常生活都让路的“一刀切”做法。今年2月上旬上海面对疫情，同样只封闭疫情小区，并且迅速控制疫情。均符合防控疫情的科学性。
在新冠肺炎肆虐，我深切感知它是对人类前所未有的挑战，深度影响人类生活方式；人类生命在病毒面前的脆弱性，迫使人类对自然界、对万物的狂妄自大必须猛醒改正，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与万物（包括细菌）共生共存。人类社会在应对疫情中的差强人意的表现，更促使我思索人性善与恶及其同社会制度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亟需牢固树立，多国政府对疫情滞后反应，均表明各种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改良空间；更促使我生出大力开展生命科学、生命史学研究是人类刻不容缓使命的认知，并在余新忠《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启发，令憧憬生命史研究往前走一步，于2020年7月写出《从群体史、生活史到生命史研究论纲》（刊登在《历史教学》2020年第18期），对生命史研究对象和任务、方法、意义的设想：
首先，明了生理意义上的生命，即人类体格（含性别的差异）、智能（含遗传基因与智能关系）、健康（含体质的、精神的）、婚姻、生育、寿命、死亡、种族、民族状况与社会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
其次，探讨医学史中的生命：医疗手段及类型、解剖学、运动、饮食卫生与身体健康关系：医学与疾病治疗及其发展史；社会公共卫生系统进步史；人类体能与生产劳动方式、与运动关系，医疗技术的发展史，医疗与社会资源分配；饮食（卫生食品）与健康状况（如肥胖症），有机、无机、转基因食物对身体影响。
再次，研究方法，以历史学方法为主，采用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充分吸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大力进行田野调查。
复次，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人类生命观：从生命史回眸展望人类未来——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体质、智力如何进一步发展，提供某种有益建议；对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继续科学化的建议。
最后，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新领域（如生态环境史、日常生活史、地域史、乡村史、情感史）配合，为历史学充电，使之获得坚强生命力，实现史学“究天人之际”的使命。
总之，生命科学、生命史研究的不易法则是：作为生物一种的人类，必须友善地与其他生物共生共存；改进、完善人类社会制度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因素，克服人类身体、精神的社会病；期冀明智的政治家，与不同肤色民众共襄盛举——真正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进一步克服国家、民族、政治集团、群体之间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因素，为此克制、克服私利行为对人类前途的危害；期待生命史研究以其学术成果对上述问题的化解有所助益；当然，研究者具有高度敬业精神为题中应有之义。
燕京书评：我在读《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时候，比较喜欢里面一些具体人物的经历和故事。我感觉，透过这些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作为21世纪的一个读者，与几百甚至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距离拉近了，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而你在书中的一些总结和评论，又体现着人本主义关怀。
冯尔康：社会史的研究，本来就关怀生命。医疗社会史专家余新忠、生态环境史专家王利华两位学者都呼吁学术研究“关怀生命”、以生命为中心议题。余新忠在我国大陆率先提出“生命史学”概念和研究方向，他在《生命史学：医疗史研究的趋向》文中论述生命史学研究的主旨与内涵：“‘生命史学’的核心是要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生命意识，让其回到人间，聚焦健康。”他又稍微具体地说出三点见解：其一，“关注生命，引入生命意识”，这是历史由生命书写的本质所决定的；其二，虽然生命史学探究的范畴不局限于医疗史，“但直接关注健康并聚焦于健康的医疗史无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核心内容”；其三，鉴于“生命是丰富多彩的、能动的”，所以需要“更多地关注（生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更多引入新文化史等新兴史学思潮的理念和方法”。（《人民日报》2015年6月3日）
我在《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以及其他著作如《中国社会史概论》《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等书，通过对群体史、生活史研讨，向往生命史的研治。在1988年写出收入《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中的《古人端午节生活》（第427-439页），倡言端午节生活是古人卫生防预认知的体现；1993年撰文《走进科学研究中最落后的人体科学——姚周辉著〈神秘的幻术〉序》，认为人体科学研究滞后，存疑人体有无特异功能；2002年11月在台湾明史学会介绍大陆学界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状况，指出医疗史研究是“关怀生命”。（《近年大陆中国社会史研究趋势》）；2011年4月28日写出《对人的全面关注与史学家的应有作为》，部分内容用于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演讲，认为“二十世纪历史学从记叙社会上层的历史，迈向全面关注所有的人的历史，尤其是人的生活史、生命史”，“生命史的研究，在人口史、家庭史、婚姻史、医疗史多有涉及，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2012年为出席“唐宋以来日常生活史·健康与生命”研讨会作《生命尊严与医疗观念四题》，论述历史上生命尊严观念、尊重生命与医疗制度、死亡尊严的安乐死。（上述各文，均收入十卷本《冯尔康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我是总在关注生命史研究，憧憬生命史研究。
除此以外，社会史研究还能为改善生态环境献言。王利华接受高森访谈，用《以生命为中心展开来的思考——王利华教授漫谈中国环境史研究》为题，在《历史教学》2019年第24期刊出。王利华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价值是：从对生态环境的历史与现实梳理中，提高对生态环境危机严重性的认知，治理对策科学性的寻觅，向人们提供借鉴的经验教训。王利华特意说明“生命关怀”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精神内核，要点有三：
一是生态环境史探究的不是单纯自然史，“而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变化”；二是，环境史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以生命为主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是生命，这也是环境史研究必须聚焦的最本质问题，所以我主张要以生命为中心进行历史思考。只有围绕‘生命’这个核心，把‘生命’作为第一主题词，才能抓住古今人与自然关系主线，合乎逻辑和有序地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解说。人类生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和延续与大自然中的无数事物和因素紧密联系，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的生命线”；三是，生态环境危机现实决定环境史研究根本目标是为人的生命安全。王利华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及其本质和要害，惊呼“人类快要没法活了”，警告人类不能只顾自身享受而贪婪向自然索取。
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更应该被诅咒
燕京书评：很多学者都在强调传统文化在当下要焕发活力，必须进行现代化转换；在这方面，社会史研究似乎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你怎么看？
冯尔康：确实如此，开展社会史研究有利于丰富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设。比如，香港建成娱乐性的“宋城”，内地有的城市在造“唐城”，以增添人们的生活情趣。搞古城，就要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尚，时兴什么样的衣饰，爱看何种文艺表演，茶馆酒楼是怎样的，人们交往的礼仪是什么，民风如何，统治者如何管理市镇，居民结构如何，只有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才可能恢复时代的风貌。而要明晰这些历史情景，就必须进行社会史的研究。文娱社会史的研究，还可能改变我们民族的一些性格，使我们变得活泼起来。宋元以来汉人不善于歌舞，其实古人不是这样，刘邦和沛县父老民众唱“大风歌”，南北朝时王、谢两大士族的很多成员高兴了就弹琴跳舞，都是明证。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社会史的研究，恢复与发扬我们民族的活力，使我们民族以富于文彩、性格开朗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再比如，我国古代留传下来的节日很多，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节日大大丰富了今天的人民生活。社会史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必定会给今人过好这些节日做出贡献。是的，学者评介古人节日生活的文论频繁面世，单就春节而言，李翠华撰文《春节文化研究综述》（《戏剧之家2014年第八期，明清史研究2021年2月上旬），认为过去学术界对春节的关注是将其置于节日民俗背景中考察的；进入21世纪，民俗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才注意将春节作为独立对象来研究。民俗学侧重于收集和记录春节的具体形态，描述和挖掘其文化内涵及原始意义，社会学与人类学则侧重在春节的功能上做文章，文化界与历史学界侧重于对春节节日语言及其历史演变的探究。”80年代以来，有关节日文化著作频频面世，如罗启荣等《中国年节》（1983）、韩养民等《中国古代节日风俗》（1987）、陈久金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1989）、范勇等《中国年节文化》（1990）、宋兆麟等《中国古代节日文化》（1991）、简涛用德文写出的《立春风俗考》（1998）、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2000）和赵东玉《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等。特别需要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于2020年推出的常建华著《中国古代岁时节日》，有新见解，又写得雅俗共赏。
我在《古人端午节的生活》（第427~437页），写80年代香港地铁在中秋节整日运行，为的是方便人们回家过团圆节；韩国人也过中秋节。那时包括八月节在内的清明节、端午节都不放假，我因而说：“大陆的国人对待中秋佳节，可能不及香港同胞和韩国人。本民族的节日真要当个节日来过呀！”在《皇家“买卖街”游戏》（第414-420页），我谴责汉成帝、汉灵帝、南齐东昏侯、明武宗等人的昏庸无道，“还要看到那种君主制的政治体制，也限制了皇帝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情趣，他们也成为被扭曲的人……因此，笔者才认为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是更应该被诅咒的。”这是从多年不讲的人性角度分析历史现象。我正是“以拳拳之心盼望我们民族……以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生活面貌立足于世界各民族之林。”
燕京书评：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真正体现出了“古为今用”。
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社会意义是：社会史能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丰富人们精神生活，也令历史学成为智慧之学。
第一，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在于社会功能。中国史学的传统功能是史鉴，是政治功能的治理借鉴价值；当今，则主要是社会文化功能，而不是政治功能。
第二，社会文化功能是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借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知识，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尤其是家庭、婚姻、娱乐、节日、老年，青少年、社交等课题，与大众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比如有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的故事示人预测市场、捕捉商业信息的重要。有的学者讲述寺僧接待郑板桥的故事：方丈初以他服装平常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敬香茶”的三变。从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的作用，而对出家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启发人们处理好人际关系。
第三，给人观察事物、人物方法论的启示。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赌博，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将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提高到方法论的认知，可以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第四，启发世人讲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我在1991年出版《砥砺篇》，2013年增订成《砥节砺行——寻找品格的磨刀石》，特写《古代做人伦理的现代价值》序言（见《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我在书中讲了几十位古代人物故事，主要是反映他们为自身确定的做什么样的人、如何做人、终于成功的事迹。希图与读者有这样的共识：“做对己对人对社会有责任、有义务的人，有良心讲诚信、谦虚谨慎的人，智慧而又有高雅气质的人，与地球、动植物交友的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总之，是有公德，真正懂得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道理，善于理性思维，坚持真理，懂得并维护自身公民的权利，努力承担应尽的义务，是讲公德的合格人。”
话说回来，讲述史学研究、社会史研究的社会价值，得明确学术研究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不会像贯彻政策那样立竿见影。但是，从现实出发的社会史研究方向的选择，某些“干预生活”的研究成果，或许会对我们上上下下的人对中国传统制度、风俗、习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利于我们今天建设新的社会人际关系、新的社会伦理。
我在80年代写作《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受前时的影响较重，如有人穿牛仔服，穿惯了“苏式军裝”、“列宁服”的人看不顺眼，以至在某地级市有人在街头撕绞人家穿的牛仔裤，我写《女扮男装的风尚》，讲历史上的所谓“服妖”，是不祥征兆，因而评论道：“从审美角度观察，巾帼而着男装颇有须眉之气，有何不好！为何要搞服装的一统天下，清色岂不令人厌烦！再说禁止女子男装，也是徒劳之举，且看历史上舆论反对，朝廷禁止，到头来还是不时出现，禁又何益？何必去办这种蠢事，还是听从民便为好。”（102-105页）建政30年，没有博士教育，1956年学习苏联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相当于硕士），且无学位制，改革开放即健全了研究生教育制度。我写《明中叶四位庶吉士的读书生活》（第253-257页），从丘濬、刘大夏等的为人和行政业绩，发出感慨：“历史事实证明庶吉士这一学历段对高级人才的培养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