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渭滨

当前的史学研究,成绩不斐,但可议、可改之处不少,兹举三端,与同行共商。

一、通识、通才之难见

1949年后为什么没有培养出大学者?这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思考的问题。史学界自然也不能例外,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大师辈出,这确实值得学界深思。

为什么?舍弃众所周知的原因,窃以为与史学教育失误,史学研究课题过于细碎不无关系。教育失误之一为分科过窄。学者往往只知中国,少知世界;只知古代近代,不知现代当代。反之亦然。失误之二,文史哲绝然隔离。治史者缺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难以触类旁通,学问自不能相互奥援。更有甚者,学生只读教科书,很少阅读史学原典。学古代史者很少通览二十四史,习近代史者不曾看过《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这类最平常的史料,甚至连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都没有认真读过,更遑论各种文集、日记、奏稿、笔记了。阅读面过窄,基础不扎实,造就大家自然困难。

研究课题过于细化碎化,学术期刊少有震动史坛、引起讨论之作,大多就事论事,少见促人思考文章,是当前史学研究最为突出的现象。不少同仁闲谈私议,均有同感。窃以为当前史学研究可谓死水一潭,波澜不兴。忧心所至,直如龚自珍《己亥杂诗》所咏:“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学术研究已与现实社会需求断裂,希望通识、通才尽早出现,改变史学研究呆滞局面。

我国史学,向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传统。马史班书、《资治通鉴》即为古例。近代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章太炎《訄书》,今人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周予同《群经概论》等,都是融汇古今、推陈出新、启迪心智、成一家之言者。或曰:彼大师也,后学焉能望其项背?诚然,当今学者自难与大师比拟,但大师治史之道不可不学,研究门径尤不可望而却步。刘知几《史通》对史家之养成,有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之说。窃以为此四者即系养成通识通才之要。“德”指人品,“才”指能力,“学”谓读书,“识”即通达。四者中,德、才属人之本性本能,乃先天所自有;学、识为后天所养成,学者自可陶铸。学无止境,书不可不精读博览,积学可得深厚功底;识见得之学养、悟性,学贯古今,则胸有全局;悟人事之上下、前后、左右关联,论著必有识见之出。以此自律,成家可望,以此指导学生,栋梁之才可期。

当然,随着历史研究日趋深入,课题细化、专题性探究,诚不可避免。但若为细而细,为专而专,不能小中见大、举一反三,甚至乐此不疲,则既不利于自身思辨能力提高,又难以实现研究课题更大之社会效应。史学研究不能适应现实社会需要,大有钻入象牙塔危险。当前中国和平崛起、经济腾飞,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同时,猜忌、疑虑亦随之日现。地区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问题日渐增加,需要史学家加强地区国别史、区域史研究,对相关问题提出历史解释。即使国内许多重大问题如中华文化的近代转型,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之经验总结,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研究等,也需要深入讨论。

历史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大而无当的宏观论述,像改革开放以前,以观念对观念,缺乏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自然会走进死胡同;新时代以来,专题研究日益增多,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前进方向。目前已经到了在专题研究基础上总结、升华的阶段,对一些重大问题、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中观、甚至宏观思考的时机已经来临。惜乎近年来课题过细、过碎之风不衰,融汇古今中外,提出新见、启人心智,引起讨论之作难见。专家当然可爱,通识、通才尤不可缺。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社会需要,无关国计民生,钻进象牙塔中,无怪社会不重视历史,史学刊物乏人问津。切望导师指导硕博时,严格把守“开题报告”关;刊物编辑编发论文时,多注意通识之作,提倡讨论切磋问题;中国史学会在关注专才同时,应不拘一格,扶植通才。上下其手,必可有慰于钱学森逝世前的“不解之问”。

二、“纪念史学”之误导

此处所指“纪念史学”,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中,专门研究纪念活动之“纪念史学”名称截然相异。顾名思义,是指专为纪念历史名人、名事,或撰文以资启示,或聚集学者共同讨论、汇文成编,以弘扬先贤,汲取戒鉴。

这种以纪念为名的史学讨论与研究,原本好事,不失为推动史学研究深入之一法。20世纪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国史学会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及以后主办的历届学术讨论、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都树立了“纪念史学”推动历史研究的范例。但时下却泛滥成灾,主事者或以当地经济开发、旅游兴旺需要,行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实;或以好大喜功、张扬政绩为目的,不惜耗费财政支出,邀约名流,借讨论集议为名,行“参观访问”之实。会后往往汇编成册,以形成舆论。故此类会议,功利性远胜于学术性,既制造不少学术垃圾,又误导史学研究主体性,是一种利少弊多的伪学术行为。“纪念史学”因之走向反面,成了讥诮不齿的贬义词。

其一,“纪念史学”之弊,主要是误导史学研究的主体本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误导史学工作者偏离自己的研究方向;二是诱使史家失去说真话的“良知”。史学研究本是史学家个人对历史事实进行研究分析,形成理性判断的一项艰苦劳动。史学家是历史研究的主体。他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向,在长年累月的深入研究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始能有所创获,并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个性。可是,目前的“纪念史学”使史学工作者为追求虚名小利,往往追随主办者设定的意向和主题,不顾自己的研究所长,湮灭自己的学术个性,尽量向被纪念的人、事靠拢;同时又为了不抹主办者的面子,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从自己的研究心得出发,而是尽说一些歌功颂德的话,发表一些非自己研究专长的文章,甚至不惜违背或曲解历史事实,危言耸听,误导舆论,失去了史家的良知和史学本性,实在有辱斯文。这样,不仅不利于被纪念人、事研究的深入,而且也不利于史学工作者自身研究的提高。在此影响下,某些中青年学人,不甘坐冷板凳研究学问,削尖脑袋,到处钻营,以参加此类会议为成名捷径,堪称误人子弟。

其二,“纪念史学”之弊,造成学术虚假繁荣,恶化了学术空气。目前,“纪念史学”的讨论会一个接一个,会议文集一本接一本,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满坑满谷,仿佛中国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不世”局面。其实,这种“应景”的学术论文、“帮闲”的研究报告、“遵命”的作文,不少是学术垃圾,难以称得上真正的学术研究。长此以往,不仅不能带来史学研究的真正繁荣,反而对史学发展造成伤害。

窃以为“纪念史学”本有促进史学发展的功能,惜乎目前之现状完全背离了其应有的作用。故呼吁史学界及有关部门,应认真规范“纪念史学”,少一些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纪念史学”会议,多一些真正有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纪念史学”研讨。

三、史学研究辅助学科之缺失

传统史学研究,向有一系列辅助学科作为探讨历史内在联系的辅助手段,即为过去大学史学系所设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考据学四大辅助学科。

目录学起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中秘校书,成《别录》《七略》两著,有所谓“条其目录,撮其要旨”之说,中经宋代而有所发展,演变为章学诚“考镜源流,辨章学术”,使学者得到学术渊源之流变。版本学研究图书形态特征及流传中的递变演化,鉴别珍本、善本之可贵,校辑通行本之错讹衍脱,可使学者知版本源流及版本之真实可靠。训诂学重音韵,承乾嘉学者注经之余绪,可使学者知古代诗词之优劣。考据学以内证、外证考订史料之真伪,可使学者明辨史事之错讹。

此四者,均为治史者所必备,也是养成史家深厚功底之基础。往者史学大家,无一不是在此基础上显见其史学功底。近现代学者如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文书版本之校勘辑佚,顾廷龙对于古籍目录之整理、研究,陈寅恪之有关柳如是身世、交往之考订,复旦大学已故老教授张世禄先生在音韵训诂方面的专长,都使学界叹为观止。新中国建立后,史学界倡学习苏联史学教学之风,此四大学科渐趋弱化,及至目前,大学史学系大多不开设这四大辅助学科课程,不仅丢掉了中国史学传统,而且造成目前大多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缺陷。这样,在目前的所谓史学研究成果中,自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因为缺乏版本学的基本知识,行文引用版本不以善本、祖本为据,难免会出现一些基本史实的偏差;因为缺乏目录学训练,以为目录学仅止书名篇名,难知学术源流变迁,得出结论以为独创,实则早已有之;因训诂学知识缺失,读不懂古典诗词,不了解诗词所反映的历史事实,造成对史事的曲解甚至误解;因不具备基本的考据学能力,使用史料随手转引,结果人讹己随,出现史料应用上的错讹,也就在所难免。

因缺乏传统史学研究四大辅助学科的训练,上述问题不仅在一般的史学著作与论文中出现,甚至在一些已成家成名者的著述也一再显现。至于某些所谓文化名人,谈及历史,自以为旁征博引,实际错误百出,被他人“咬文嚼字”,指出所据错讹,缺乏功底,贻笑方家者比比皆是。笔者谬任复旦大学史学教席时,有感于自身知识结构之缺陷,在某次学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曾痛陈恢复四大辅助学科之必要,参与答辩会之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及朱维铮教授,亦多同感。可惜,系里无法改变学科设置现状,终未能更张。现在,借此机会再次建议,大学史学系应该恢复四门辅助学科,以提高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素养,这也是养成通识、通才,培养大家的基本条件。

目前史学研究可议之处,自不止上述三端,诸如抄袭剽窃成风、弄虚作假不断,甚至以权侵占他人成果等,时人早有论说,恕不饶舌。以上三端,亦仅止浅说,不便铺张,只是提出问题,引起学界注意而已。

本文选自《士与大变动时代》（沈渭滨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原题为《史学研究三议》，原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1期。